母亲在电话里说，天岫被人打死了。
　　天岫是我们家邻居，三十年来一直住我家前面。他在北京一个建筑队里做工。死的那晚是中秋夜，月亮很圆，他没往天上看，和一群贵州人打起来，躺下来的时候才看见，月亮血淋淋的红。我听到消息是在八月十六，这个晚上月亮更圆，我从窗户往外看，月亮大而凉，我的心情一下子坏起来。一个人说没就没了，还是以这样酷烈的方式。什么事情能如此重要，非得把命搭上去？
　　他有一個女儿一个儿子，儿子十八九岁，和他一起做建筑工。天岫和我小姑同学，当年理科极好，志向远大，决意要考大学。那时候整个村都没几个人在县中念书，他让他爸赶马车把他送到四十里外的县城复读。一年考不上大学可以两年，两年不行就三年。他复读了四年，不知道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最后，他戴着眼镜回到家。
　　我敬畏他的那副眼镜。我想街坊邻居也一样，尽管他重新成了一个农民，依然是父母激励我们念书的典范。他理科之优秀，复读之坚决，成了一个神话。我们念书的最高标准似乎就是天岫。功课一有疑问，父母就说，找天岫去。
　　我拿书本到他家请教，讲数学他有一手，比老师要利落得多。没事我也爱去玩，他结婚时，新房里装备了唱片机和电视机，这些我家那时候都没有，我去他家听流行歌曲，看黑白电视。阳光从敞开的门里进来，满屋里都是透明喜庆的大红。人坐在阳光里暖洋洋的，唱针在醇厚的红色唱片上一圈圈绕，歌声和音乐无处不在，有种过年般的平和世俗的快乐和美。由此，我偏执地认为，结婚要在冬天，最好阳光满山遍野。
　　回忆集中在远处。最近这些年差不多是空白，只偶尔听到他的传闻。作为家长里短的一部分，都漫不经心地从我耳边和记忆里滑了过去。年既长，需要上心的事越来越多，故乡的事往往成了最遥远的消息，仿佛从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地方传过来的，几无时间性可言。一个个故人的生活都变成了一个个点，几个点串成他们各自的一生。我所知道的，最后也就是这道听途说里的几个点，像他们一辈子的段落大意。
　　最后一次见天岫，是去年春节，我回老家过年。又是一个冬天的太阳地，我坐在门口看书，他戴着一顶老头帽，拎着小木方凳子去看他家房后的电线。听说他当了生产队队长。但在现在的农村，大官小官好当又难当，当了几年听说不干了。后来听说，逢年过节偶尔也会赌钱，可能那会儿他已经出门打工了，出门挣了钱的才会在春节时放肆地赌。他不会放肆，不脏赌，老婆和街坊还能接受。昏天黑地、歇斯底里的那种赌才是脏赌。
　　这十几年里他每次出现，总以最简单的方式穿最简单的衣服。在我看来，他依然是一个文化人，他的脸上有种抑郁不得志的书生的绝望的悲凉。再后来，母亲说，他做建筑工，混得很不错，活儿不重，有点权力，挣得也多。很快家里建起大平房，光地基就高出我们家许多。他的眼镜早已经摘下，邻居们说，都是盖楼的，他就是挣得比别人多，到底有学问。我不知道他走在脚手架下时，他在想什么，是否还会想起那些复杂的数学算式。夜深人静的时候，假如他能够睡不着，他会对自己如何走到今天悚然一惊吗？现在，他参与一场群殴，死了。
　　母亲说到他死了时，我眼前出现的天岫的形象是：头发蓬乱，穿着蓝灰色的旧大衣，皱巴巴的深色裤子，旧的，趿拉着手工做成的黑条绒面的棉鞋，双手插在袖笼里，不经意地扭头往回看，他的眉毛不是很浓，但刚劲有力，四十多岁依然眉目清秀，眼神里有铲除不掉的脆弱和恐惧转瞬即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