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丁帆先生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以启蒙的文学史叙述方式，彰显了著作者的治学个性和研究趣味，处处流露着文学对“人”的价值呈现，全书在文学史划分范围、文学史叙述观念以及个性治史等方面值得我们关注。本文试图从对《中国新文学史》的解读入手，由“人”的叙述基点展开，来探讨此著作在上述几方面的新颖之处，为我们了解文学史叙述范式和研究方向提供借鉴和思考。
　　关键词：丁帆；人；新文学史；个性；文学史叙述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019-02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逐渐成为学者热议的话题。作为了解文学发展进程和规律、悉数文学相关现象的一种学术类别，文学史在学界的研究之中，始终处于叙述路径多样性与写作价值理念斑驳性的位置上。80年代“重写文学史”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讨论，使学界开始重新审视以往文学史的写作，逃脱政治立场的把控，在启蒙视角的不断补充与滋养下形成新的文学史叙述思路，由此诞生了许多文学史写作的经典文本，如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以及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
　　2013年，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出版，该书选择“1912年的民国元年作为中国新文学的起点”。这样的对于文学史开端的划定尚属新鲜。著者之所以将民国元年作为现代文学的开端，他也有过这样的解释：“因为中华民国的创立，为一切包括文化和文学在内的意识形态设定了一个可以依据的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惟此，才有可能萌发、孕育和产生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有可能胎生出辉煌的‘人的文学’。”可见，著者是相当重视政体变更环境下的文学发展状况的。民国建立后，从西方引入了“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现代启蒙观念，文学能够拥有广泛驰骋的天地，并在新政体影响下的文化语境中催促自我的发生与发展。
　　于是，这就涉及到本书书名中“新文学”的界定问题上，在本书的《绪论》中，著者有三种界定。第一，“新文学”是指“民国以来以白话为主干但绝不完全排斥其他语言形式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汉语文学创作”，这样的界定扩大了对现代文学的涵盖面，旨在扩充到整个“汉文写作”，而不仅仅局限于大陆以及港澳台的写作，值得推崇；第二，“新文学”还指的就是“以中华民国成立为外在标志，以现代民主观念为价值基准、以人的解放和自由为内涵且以新的审美形式为表现方法的文学”；第三，对“新文学”的准确表述应该为：第一阶段是1912-1949年的文学，包括“大陆文学”、“台港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第二阶段是1949年以后，形成了三个不同的表述，分别是“民国文学”在大陆变异后形成的“共和国文学”、台湾仍旧存有的“民国文学”以及“港澳文学暨海外华文文学”。在这样的界定中，虽然还有许多亟待学界探讨的问题，比如“民国文学”的论述等，但并未影响著者对新文学史时间性“边界”的划分。
　　由此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思索的一个问题是，对于将“1912年”作为“新文学”的开端未免有些尴尬之处。纵使著者强调这样的选择合乎现代性的写史思路，但本书第一章《新文学三十年的晚清因素》和第二章《新文学潮》的中，很少涉及到1912年前后大约十年的文学状况，这样的尴尬处境使著者以“1912年”作为新文学的开端尚显心有余而“例”不足，致使文学史的劃分依据处于一种中空环境下，当然，著者也做出了解释，“绝不主张从这一时段（1912年至1919年）中用放大镜寻找出一些所谓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以及文学社团、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来支撑这一时段的文学”，这样的解释稍显困乏，但其文学史写作观念的合理性却是不可否认的。
　　二
　　著者丁帆对文学史的叙述有过这样的表述：“中国现代文学的治史观念和原则更应遵循这个被实践证明了的普遍真理——人、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历史内涵是其评价体系的核心；审美的和表现的工具层面是其评价体系的第二原则。”
　　本书高度评价“五四”时期文学对“人”的发现与肯定，我们尚可这样理解著者在文学史写作上对人的关注的想法：一方面，在对具体作品的解读上，发现作品中的“人”，从此彰显这一价值核心之所在。另外一方面，在对作家的分析中，力图把作家所处的现实环境与作家创作结合，确保论述的人性化与客观化。这样的文学史叙述观念是具有丁帆个性的，在这本文学史中，我们除了能够看到著者的精彩评点，还能发现彼时作家个人的论述以及他人对相关作家作品的批评，可谓是容纳了百家言论，不再拘泥于自我的书斋。在论述到“新感觉派”代表作家施蛰存时，评价他的作品“化合了古典文学的温柔敦厚气质的‘人的文学’”。在对抗战后国统区左翼文学的分析之中，著者认为当时的启蒙文学“以人的醒悟与自为为目的，所以启蒙文学的一种形式，是对‘五四文学’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此外，书中对“人”的关注也没能忘记几千年来备受误解的儿童这一群体，“儿童文学”的创作充分显示“儿童本位”的观点，书中列出三个小节对儿童文学做了专门论述，叶圣陶、冰心、张天翼、曹文轩、秦文君等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成为该文学史探讨的内容，大大突破了以往的文学史写作。
　　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本书中对“人”的关注并没有完全落入对“人”的盲目赞扬与推崇中。其中最明显的案例就是对沈从文和老舍的论述。本书对沈从文和老舍的评价有所保留。比如本书认为老舍对祥子逐渐走向堕落的评价“主要出自一种自幼习得的单纯的道德律令，而不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自觉的文化审视”。著者观念中的“个人”，是具有现代意识的个人，在社会急剧变化的环境下能够不脱离历史语境的转移，达到对个人精神的有效调整从而有针对性的加以审视与反省。因此，著者会说，“现代作家有没有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独立人格与自主精神是非常关键的”。这种基于历史的和美学的文学史治史方法值得我们深思。
　　三
　　以往的文学史写作大多采用集体战术，很难在写作中达到个性的统一，也就“很难在以史代论中彰显治史者的个性”，文学史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有着一种“官方/集体语调”。在这样的背景下，丁帆就“采取三四个价值观念一致、风格相对统一的同人”的方式，撰写了这部文学史。从而使这部文学史的表述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前后语言表达差异大的问题，凸显了文学史写作的个人化风格。 　　本书最大的创新之处就是有意淡化专章叙述“鲁郭茅巴老曹”以及集合性叙述流派团体的套路，旨在回归文学的审美意图。可见，文学史并非简单的专章作家与流派社团串联史。丁帆曾说，“在一部文学史的确立过程中，绝不可只站在一个狭隘的时间和空间中遴选手中的史料，而是要看其在文学史的长河里所应该占有的位置”。该书以某位作家影响下或某些创作旨趣相近的作家作品列为一章，探讨它们之间内在的关联性，以此勾勒文学的历史发展状况。全书将作家姓名置于章名之中的只有鲁迅，况且在这一章中并不是专门讲鲁迅，除了谈到的鲁迅创作之外，还谈到了在鲁迅影响下的乡土小说、“鲁迅风”杂文创作以及二三十年代的散文创作（美文为主）等等。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书中列举的新的篇章，比如上册第六章《智识阶层形象谱系》，总结了从“五四”文学到40年代谈及智识分子的几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问题。此外，将茅盾、巴金和延安文学置于“左翼文学”的章节中加以论述，也体现了著者的审美内涵。
　　类似于上面的大胆而有个性特色的叙述方式还在于对几位作家的新的评价上，比如本书认为路遥的作品“民间情感有余而历史省察不足”，由此談到王蒙、张贤亮、路遥、余华等人游走于城乡之间的苦难叙事，他们其中的乡间苦难，只是“对未来理想社会图景虚妄期许的写作潮流中得到了肤浅的诗化”，并且基本上“处于被修改和被遮蔽的状态”，由此在21世纪有关农民工的叙述成为关注焦点时，才发现早已深藏于水下并且逐渐浮出的“触目惊心的冰山一角”。
　　本书还有一个彰显个性的地方在于，它并未采取“一刀切”的说教模式，而是在展开撰写人的文学史叙述之余，还留给读者颇多的思考空间。比如在对郁达夫的文体创作特色解读之后，他又说到“但是否有缺点，一要分具体作品，而在于见仁见智”。在谈到“文革”期间的手抄本小说时，著者说到这些作品在思想和艺术性上具有相当的新质，而且这种新质“不仅超越‘十七年文学’，甚至超越了‘文革’后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所谓‘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诸如此类的写法为读者留下了思考的余地，再进一步展示写史的包容性，力图站在人性化的角度，为文学史写作留下一抹可供后人涂抹的光晕。
　　著名学者陈平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成功的文学史研究，必须兼及技术含量、劳动强度、个人趣味、精神境界。这四者，在我看来，缺一不可”。丁帆等人编著的这本《中国新文学》可谓是做到了这一点，本书突破历史的某些既定性规律，将学术研究与教育教学相结合，更是表达了学人专注于当下，并且不忘与治学精神相结合。
　　参考文献：
　　[1]丁帆：《中国新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4月第1版
　　[2]温儒敏：《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及“价值尺度”问题——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状的梳理》[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1月第50卷第1期
　　[3]丁帆：《关于百年文学史入史标准的思考》[J]，《文艺研究》，2011年第8 期
　　[4]陈平原：《假如没有“文学史”》[J]，《读书》，2009年第2期
　　作者简介：房玉刚（1992.11-），男，汉族，山东淄博人，硕士学历，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化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