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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孟子“爱有差等”观念的独特之处在于明确指出了“爱有差等”表现为“亲亲——仁民——爱物”的实践过程。而这一思想体系的构建，则是一种基于当时社会现实状况的考察，主要表现为：战国社会传统社会准则的影响与松动下所强调的“血亲至上”“孝悌”观念，促使“亲亲”作为“爱有差等”观念的第一步而存在；其后“人”自我意识的增强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社会属性之思考使得性善论、君子式的道德关怀成为“仁民——爱物”两步实现的推动力，从而构成一个完善的、推己及人的“爱有差等”的情感布施过程。
关键词：孟子；爱有差等；社会现实；历史考察
中图分类号：B2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59-02
在先秦诸多学派之中，儒家主张“仁爱”。至孟子时，形成了一个更加明确的爱人观——“爱有差等”，具体表现为“亲亲——仁民——爱物”的实践过程。对此，前人早有研究。笔者结合前人在讨论中所涉及的“爱有差等”形成基础的看法，将着眼点放在战国时期的具体社会状况之上进行了再次的思考。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谈一些粗疏看法。
一、战国时期的社会现实
孟子生活的战国时期属于历史大时代交替变换、社会各方面剧烈变革的过渡时期，它具有夏商周传统社会下的存留影响，同时也包涵有下一时代诸多因素的萌芽与初步发展。
在现实社会中，国野上下交相争利、求富的局面以及社会中卿大夫阶层、士阶层逐渐向社会上层阶级游动的趋向使得社会受控于血缘、宗法的传统受到了冲击，这迫使以维护先王之政为立足点的儒家人士意识到重申对血缘与宗法传统之重视的必要性。同时，传统的观念与社会生产关系也仍对社会及人的观念存在一定影响，具体来讲，就是“血亲至上”与“孝悌”观念仍对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思想的变革中，如侯外庐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1]中所言，春秋时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土地占有形式的逐渐变化（井田制的瓦解）使得“国野分离”，“以氏族别贵贱”的传统社会分层标准松动，人的自我意识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加强。孟子时期，社会变革愈加剧烈，国人的自我意识则愈加增强。这也迫使关心社会现实的孟子有了对于人社会属性的思考。
在此种社会现实的影响下，孟子“爱有差等”观念得以构建。
二、“血亲至上”与“孝悌”传统的影响——“亲亲”选择的伦理支持
依照上文，至战国，孟子一方面受到传统社会规则的影响，另一方面，现实中血缘因素在政治及社会生活中的松动也使得孟子更加强烈地呼吁一种对血缘和亲情的重视。宗法制影响下“血亲至上”及“孝悌”的传统儒家思想观念的影响与重申，使得“爱有差等”观念第一层次的“亲亲”思维体系得以构建。
在此点上，笔者基本上赞同石超先生在《孟子辟杨墨新论》一文中所提到及的宗法制对于“爱有差等”观念的形成有影响[2]。宗法制下“血亲至上”观念为“爱有差等”的首要层次的“亲亲”提供了坚实的伦理支持。而血缘关系在伦理上的要求，就是儒家传统的“孝悌”观。关于此点，在孟子“爱与差等”议题下已有诸多前辈讨论，几乎达成共识，因此本文不再赘述。
宗法制下的“血亲至上”以及“孝悌”伦理逻辑是孟子提出“爱有差等”观首先构建“亲亲”这一层次的伦理支持。“亲亲”为先，是一个顺应自然的伦理逻辑在“爱人观”上的反映，同时，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孟子对当时社会“血亲之上”、“孝悌”等传统社会准则出现危机的一个应对措施。
三、君子式的道德关怀与性善论——“仁民”、“爱物”推行的因素
结合上文，战国时期，个人自我意识的逐渐增强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我们有理由推测，为了适应社会现实的需求，孟子在构建自身学说体系的过程中，更多地将“个人如何处理与社会中不同人、物的关系”这一命题加入思考。这就不免考虑到人的社会属性，其中包含着对于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认识，在孟子爱人观中，体现为“仁民”、“爱物”两个递推环节。
首先，就“人”的普遍性而言，孟子提出了“性善论”。目前，已有学者将孟子“爱有差等”的形成过程与性善论及其所涵盖下的“四端”联系起来。[3]孟子认为“性善”是普遍存在于人之间的，这为人在社会中处理自己与他人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孟子认为人人都会救将掉入井里的孩子，是人们恻隐之心使然。那么，我们可以说，“仁民”、“爱物”两层是由人人皆有的“四端”等具体性善因素而引起的友爱的情感关怀。
其次，就社会中“人”的特殊性而言，孟子虽然在论述中对于“民”有着深切的同情，但仍然跳不出其所处阶层和社会的限制。此即孟子作为一个社会角色的思考，在此角度，孟子看到了自身以及所支持社会阶层的特殊性。
在此，笔者借用了冯友兰先生分析墨家“兼爱”思想产生原因时对墨子本人的探讨方式（即墨子出身于游侠，且墨子思想的着眼点在于“利”）[4]，对孟子进行参照分析。孟子对“君子”的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思考。孟子本身在战国时代已然是士阶层的代表，而其“爱人观”是作为君子处世、君王为政的方法论而存在的，他站在一个比墨子更高的“台阶”上，在一种高于平行线的水平上看待爱亲人、爱他人、爱物，自然会有差等，具体就表现在一种依照“血亲之上”而产生的“亲亲”，依照君子式的道德关怀而产生的“仁民”、“爱物”。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君子关怀”层面上的情感付出，使得孟子“爱有差等”体系得以运行下去。
可以说，基于历史而考虑到人普遍与特殊的社会属性，推动了“仁民”、“爱物”两层观念的形成。
四、总结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孟子的爱人观“爱有差等”强调一种有差等的感情分配，表现为一种“亲亲——仁民——爱物”的实行过程：
当时社会条件下，生产方式的发展以及地域性要素向血缘要素主导地位的挑战促使宗法制影响下“血亲至上”“孝悌”观念作为一种自然伦理上的支持，要求人们在分配情感上以亲人为先，由此“亲亲”成立；由于人自我意识的增强从而产生的对于人社会属性的关注，使得普遍的“性善论”与特殊地位之下君子式道德关怀的视角成为了“仁民——爱物”体系运行的保障。
由此，“爱有差等”思维体系“亲亲——仁民——爱物”道德运行模式构建完成，这是基于其所处时代特殊的历史条件而产生的，同时，此种思想对于后世人传统伦理观念、道德品行的培养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 第113页.
[2]石超：《孟子辟杨墨新探》，《中北大学学报》2014年 第30卷 第5期.
[3]李景林：《孟子的“辟杨墨”与儒家仁爱观的理论内涵》（《哲学研究》2009年第2期）一文中，系统分析了与“爱人”有关的儒家的情与人，将四端、七情与“爱的普遍性与等差性问题凸显”等问题联系了起来.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第54页.
关键词：孟子；爱有差等；社会现实；历史考察
中图分类号：B2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59-02
在先秦诸多学派之中，儒家主张“仁爱”。至孟子时，形成了一个更加明确的爱人观——“爱有差等”，具体表现为“亲亲——仁民——爱物”的实践过程。对此，前人早有研究。笔者结合前人在讨论中所涉及的“爱有差等”形成基础的看法，将着眼点放在战国时期的具体社会状况之上进行了再次的思考。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谈一些粗疏看法。
一、战国时期的社会现实
孟子生活的战国时期属于历史大时代交替变换、社会各方面剧烈变革的过渡时期，它具有夏商周传统社会下的存留影响，同时也包涵有下一时代诸多因素的萌芽与初步发展。
在现实社会中，国野上下交相争利、求富的局面以及社会中卿大夫阶层、士阶层逐渐向社会上层阶级游动的趋向使得社会受控于血缘、宗法的传统受到了冲击，这迫使以维护先王之政为立足点的儒家人士意识到重申对血缘与宗法传统之重视的必要性。同时，传统的观念与社会生产关系也仍对社会及人的观念存在一定影响，具体来讲，就是“血亲至上”与“孝悌”观念仍对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思想的变革中，如侯外庐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1]中所言，春秋时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土地占有形式的逐渐变化（井田制的瓦解）使得“国野分离”，“以氏族别贵贱”的传统社会分层标准松动，人的自我意识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加强。孟子时期，社会变革愈加剧烈，国人的自我意识则愈加增强。这也迫使关心社会现实的孟子有了对于人社会属性的思考。
在此种社会现实的影响下，孟子“爱有差等”观念得以构建。
二、“血亲至上”与“孝悌”传统的影响——“亲亲”选择的伦理支持
依照上文，至战国，孟子一方面受到传统社会规则的影响，另一方面，现实中血缘因素在政治及社会生活中的松动也使得孟子更加强烈地呼吁一种对血缘和亲情的重视。宗法制影响下“血亲至上”及“孝悌”的传统儒家思想观念的影响与重申，使得“爱有差等”观念第一层次的“亲亲”思维体系得以构建。
在此点上，笔者基本上赞同石超先生在《孟子辟杨墨新论》一文中所提到及的宗法制对于“爱有差等”观念的形成有影响[2]。宗法制下“血亲至上”观念为“爱有差等”的首要层次的“亲亲”提供了坚实的伦理支持。而血缘关系在伦理上的要求，就是儒家传统的“孝悌”观。关于此点，在孟子“爱与差等”议题下已有诸多前辈讨论，几乎达成共识，因此本文不再赘述。
宗法制下的“血亲至上”以及“孝悌”伦理逻辑是孟子提出“爱有差等”观首先构建“亲亲”这一层次的伦理支持。“亲亲”为先，是一个顺应自然的伦理逻辑在“爱人观”上的反映，同时，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孟子对当时社会“血亲之上”、“孝悌”等传统社会准则出现危机的一个应对措施。
三、君子式的道德关怀与性善论——“仁民”、“爱物”推行的因素
结合上文，战国时期，个人自我意识的逐渐增强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我们有理由推测，为了适应社会现实的需求，孟子在构建自身学说体系的过程中，更多地将“个人如何处理与社会中不同人、物的关系”这一命题加入思考。这就不免考虑到人的社会属性，其中包含着对于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认识，在孟子爱人观中，体现为“仁民”、“爱物”两个递推环节。
首先，就“人”的普遍性而言，孟子提出了“性善论”。目前，已有学者将孟子“爱有差等”的形成过程与性善论及其所涵盖下的“四端”联系起来。[3]孟子认为“性善”是普遍存在于人之间的，这为人在社会中处理自己与他人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孟子认为人人都会救将掉入井里的孩子，是人们恻隐之心使然。那么，我们可以说，“仁民”、“爱物”两层是由人人皆有的“四端”等具体性善因素而引起的友爱的情感关怀。
其次，就社会中“人”的特殊性而言，孟子虽然在论述中对于“民”有着深切的同情，但仍然跳不出其所处阶层和社会的限制。此即孟子作为一个社会角色的思考，在此角度，孟子看到了自身以及所支持社会阶层的特殊性。
在此，笔者借用了冯友兰先生分析墨家“兼爱”思想产生原因时对墨子本人的探讨方式（即墨子出身于游侠，且墨子思想的着眼点在于“利”）[4]，对孟子进行参照分析。孟子对“君子”的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思考。孟子本身在战国时代已然是士阶层的代表，而其“爱人观”是作为君子处世、君王为政的方法论而存在的，他站在一个比墨子更高的“台阶”上，在一种高于平行线的水平上看待爱亲人、爱他人、爱物，自然会有差等，具体就表现在一种依照“血亲之上”而产生的“亲亲”，依照君子式的道德关怀而产生的“仁民”、“爱物”。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君子关怀”层面上的情感付出，使得孟子“爱有差等”体系得以运行下去。
可以说，基于历史而考虑到人普遍与特殊的社会属性，推动了“仁民”、“爱物”两层观念的形成。
四、总结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孟子的爱人观“爱有差等”强调一种有差等的感情分配，表现为一种“亲亲——仁民——爱物”的实行过程：
当时社会条件下，生产方式的发展以及地域性要素向血缘要素主导地位的挑战促使宗法制影响下“血亲至上”“孝悌”观念作为一种自然伦理上的支持，要求人们在分配情感上以亲人为先，由此“亲亲”成立；由于人自我意识的增强从而产生的对于人社会属性的关注，使得普遍的“性善论”与特殊地位之下君子式道德关怀的视角成为了“仁民——爱物”体系运行的保障。
由此，“爱有差等”思维体系“亲亲——仁民——爱物”道德运行模式构建完成，这是基于其所处时代特殊的历史条件而产生的，同时，此种思想对于后世人传统伦理观念、道德品行的培养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 第113页.
[2]石超：《孟子辟杨墨新探》，《中北大学学报》2014年 第30卷 第5期.
[3]李景林：《孟子的“辟杨墨”与儒家仁爱观的理论内涵》（《哲学研究》2009年第2期）一文中，系统分析了与“爱人”有关的儒家的情与人，将四端、七情与“爱的普遍性与等差性问题凸显”等问题联系了起来.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