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哈佛大学医学院找来270位患有慢性上臂痛的病人进行实验。这些病人被分成两组，其中一组口服一种新的药物，并被告知此药有很好的疗效，不過会产生嗜睡、口干、失眠、头晕等副作用；另一组进行针灸治疗，并被告知针灸会引起疼痛，甚至拔针后还可能会持续疼痛，同时局部可能出现红肿。
　　实验开始两周后，几乎所有病人都报告称上臂痛的症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缓解。但这些病人不知道的是，他们所吃的“药物”其实只是裹着糖衣的玉米粉，并没有任何药物成分；而“针灸”用的也是一种特殊的针，这种针一旦接触到皮肤，针尖就会自动缩回去，根本不会扎进皮肤。显然，病人报告的疼痛缓解应该来自安慰剂效应。
　　安慰剂产生了显著的治疗效果，这并不令人奇怪。真正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竟然有1/3左右的病人向医生报告了不同程度的副作用。在服药组，有病人报告失眠；在针灸组，有病人报告局部皮肤红肿、持续疼痛。这些副作用与医生事前的告知相吻合。
　　上述实验不仅揭示了众所周知的安慰剂效应，还揭示了相对来说人们还不甚熟悉的反安慰剂效应。顾名思义，反安慰剂效应与安慰剂效应相反—相信药物会产生有害的副作用，有害的副作用便会产生；相信自己生病了，自己便真的会生病。
　　反安慰剂效应既可能来自他人及自我暗示的影响，也可能源于条件反射。例如，对于那些先前接受化疗并出现过严重呕吐反应的病人，当他们接受安慰剂治疗时，竟有高达三成的病人仍会出现严重的呕吐反应，这说明服用药物诱发呕吐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在生理层面，密歇根大学教授苏维塔的研究表明，安慰剂效应通过增加多巴胺和类鸦片活性肽的活跃度缓解了疼痛感；与之相反，反安慰剂效应通过降低多巴胺和类鸦片活性肽的活跃度增加了疼痛感。
　　令人不安的是，反安慰剂效应还有可能“传染”，酿成“群体性癔症”。一个典型案例是，1998年11月，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位高中教师闻到一股“汽油味”后，产生了头疼等一系列症状。紧接着类似症状在她班级里的几名学生身上出现，最后迅速蔓延到整个学校，病人甚至包括一名前来接孩子回家的家长。一年之后，调查此事的科学家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对这次事件进行了总结，认为“病人并没有接触到任何有毒物质，而是因受到某种强烈的暗示产生了一系列类似中毒的症状”。
　　反安慰剂效应对医生提出了挑战，因为这往往让他们陷入两难境地—为了满足病人的知情权，医生必须事先告诉病人某种药的副作用。但若直言相告，又会增加副作用的发生概率和强度。心脏病学专家伯纳德·朗博士曾说：“语言是一个医生最为强大的工具，但是，语言也是双刃剑，既能缓解病情，也能带来伤害。”因此，对医生来说，除了提高医术水平，掌握医患沟通技巧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