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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批评：“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糊涂。倘若永远用着糊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糊涂的影子。”
而汉语之所以不精密，据说，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语法的贫乏。裴毅然写道：英语由于自身语法系统的完备(包括词性的确切，数、性、格的要求、语态时态的区别、语法细则的严谨等)，得以从客观上保证其表达的精确性，从而避免汉语中许多难以避免的模糊、歧义和语法纠纷。(《汉语·英语与思维定式——回应孔宪中教授引起的讨论》，《语文建设通讯》1993年6月)
然而，完备的语法系统真的就能避免歧义，确保精确吗？尤其是，严谨的细则真的就有助于流畅顺利的语言表达吗？何南林先生《横行的英文》一书，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反证。本文拟结合Grice所提出的会话合作原则从汉、英、德三种语言对比的角度，做一番粗浅的探讨，为的就是证明：首先，即使是最为繁复的形态变化也完全不能阻止歧义的产生；其次，越是繁复的形态变化反而越是不利于信息的有效交流。
我们先来看一句汉语：
1.他的工资比我高。
若是套用严格的西洋语法，这显然是个“病句”——“他的工资”岂能与“我”相比。不过，正是因为听者不会产生误解，因此容许这种不合逻辑的省略句，此外还有“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北京的温度比昆明低”等。
2.他的儿子比我大。
这显然就有歧义了，即：
2a 他的儿子比我的儿子大。
2b 他儿子比我本人大。
相形之下，句2若译成英语，则泾渭分明，歧义消解：
2c His son is older than mine.
2d His son is older than me.
也就是说，英语的格在这里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即I可以变化出主格“mine”与宾格“me”，而汉语的“我”只有一种形式，因此英语自然更加精密，足以防止歧义。然而，英语果然就占了上风吗？真能凭借丰富的形式变化避免歧义吗？再看：
3.He loves his dog than his wife.
显然就有两个意思：
3a He loves his dog than he loves his wife.（他喜欢其狗甚于其妻。）
3b He loves his dog than his wife loves his dog.（他比妻子更喜欢狗。）
众所周知，与其他西方语言一样，英语的名词最初也有格变化，因此，上句如果用古英语表达的话，“wife”与“I”一样，必须作“主格”与“宾格”的相应变化，自然也就不会产生歧义。然而“遗憾”的是，现代英语却将这一“精确”的表达方式废除了，“格”变化仅仅残留于人称代词。但如果把3译成德语的话，这种歧义就可以避免了，因为德语的名词既有“数”又有“格”。
照此而论，德语岂不是比英语精确？既然明明知道除去“格”概念，难免导致歧义，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尤其是，偏偏是废除了“性”、“格”等范畴的英语成为了世界第一通用语，除了英美先后两大强权之外，一个最主要的理由不就是英语的语法简单吗？
我们再举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听到敲门声，妻子去开门，然后对丈夫喊道：来客人啦！
那么，如此简单明了的一句话，英语该如何表达呢？众所周知，“客人”一词，英语里必须指明单复数，也就是说，针对汉语的“来客人了”，英语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分别说明究竟“一位客人”还是“多位客人”。德语更麻烦，甚至还要指明男女，因此，针对汉语的“来客人了”，德语一共有七种选择：1.来了一位男客；2.来了一位女客；3.来了几位男客；4.来了几位女客；5.来了一位男客与几位女客；6.来了一位女客与几位男
客；7.来了几位男客与女客。（考虑到读者一般不懂德语，我们也就不提供译文了）
也就是说，“来客人了”，英语要考虑“数”，相对于汉语有两种歧义理解，而德语则还要兼顾“性”，相对于汉语竟然有七种歧义理解，后者显然更麻烦。因而完备的语法系统真的就能避免歧义，确保精确了吗？显然不是，反而制造出更多的歧义。
信息交流，当然应该精确，但显然也有一个限度问题，绝不是越精确越好，而是能够模糊的地方，不妨模糊。那么，我们能否找到一种尺度，制定一种标准，什么样的精确超出必要，什么样的模糊可以容忍。
笔者认为，“合作原则”能够承担此任。
美国哲学家Grice认为，在所有的语言交际活动中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存在着一种默契，一种双方都应该遵守的原则，他称这种原则为会话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简称CP）。具体说，“合作原则”便是要求每一个交谈参与者在整个交谈过程中所说的话符合这一次交谈的目标或方向。正是交谈着的这种合作使得他们能够持续地进行有意义的语言交际。“合作原则”这条根本原则可以具体体现为四条准则。
1.数量准则（Quantity maxim）：
（1）使自己所说的话达到（交谈的现时目的）所要求的详尽程度；
（2）不能使自己所说的话比所要求的更详尽。
2.质量准则（Quality maxim）：
（1）不要说自己认为是不真实的话；
（2）不要说自己缺乏足够证据的话。
3.关联准则（Relation maxim）：说话要贴切。
4.方式准则（Manner maxim）:
（1）避免晦涩的词语；
（2）避免歧义；
（3）说话要简要（避免赘述）；
（4）说话要有条理。
遵守这些准则，人们就能以最直接的方式、最高的效率进行交际。（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1999）
“数量准则”规定了我们说话时所提供的信息量不应少说也不要多说，凡是交谈的对方要求或期待你说的，你知道多少就该说多少，但不能把对方不要求或不期待你说的也都说出来。
然而，西方民族在实际交往中，是否严格遵循着这样的原则，暂且不论，我们要指出的是，至少西方语言本身就并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
以“来客人了”为例。听到敲门声，妻子去开门，很显然，这时丈夫只想知道来者究竟是什么人，比如学生老师，同事朋友，甚至查电表的，卖鸡蛋的，而并不需要知道数量，更不用说性别。
遗憾的是，英语偏偏要告之人数，德语更是要告之男女。这就意味着，凡是具有屈折变化的语言，都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违反“合作原则”。我们甚至不妨说，一种语言，屈折程度越高，也即所谓表达越精确，其违背“合作原则”也就越严重，提供的无效信息也就越多。
而简单的一句“来客人了”英语表达显然违反了这一准则。在不知道客人数量的情况下，英语表达不管是（1）“来了一位客人”还是（2）“来了多位客人”的详尽程度都超过了所要求的程度。反过来，如果只用（1）或只用（2）表达，又达不到话语所要求的详尽程度。德语的语法细则更为严谨，形态变化更为繁复，其七种表达就更是违反了“数量准则”。“质量准则”规定了说话的真实性，也就是要求说话人说真话，不说假话，不说没有根据的话。显然，“来客人了”英语表达无论用单数还是复数，都过于肯定，有违事实，违反了这一准则。“方式准则”在表达方式上提出了要求，要求说话人简明扼要，不要用语义含糊的词语，避免冗词赘句。“来客人了”的英语表达就有两种歧义，毫无疑问，违反了“方式准则”，更遑论有七种歧义表达的德语了。究其根底，造成这些歧义和违反“合作原则”的元凶显然是英语的“数”，德语的“数”和“性”。
其实英语最初和德语一样也是有性属概念的，古英语的名词与德语一样，分为阳性、阴性和中性。现代英语虽摆脱了“性”的纠缠，但遗憾的是，“英语的这一进化并不彻底，还留着一根依稀可辨的尾巴；与德语相比，其实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何南林《横行的英文》，2006）。英语中绝大多数名词属于“通性”，男女皆可，但不少名词却仍有阴阳之分。这种毫无必要的男女之分，给语言表达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例如，“她是一位主持人”，用“She is a host”妥吗？当然不妥，按字面意思是：“她是一位男主持人”；但真要说成“She is a hostess”（她是一位女主持人），难道“她”会是“男”的吗？显然，这种“描述过头”的精确表达给我们提供了过多的信息，超过了所要求的详尽程度，违反了“合作原则”的“数量准则”。
再如，汉语“台上有四个主持人”，这“主持人”可能是男性、女性或者是两种性别都有。而英语“There are four hosts on the stage”表达的意思是“台上有四个男主持人”，但万一台上有女主持人呢，一个？两个？三个？不是重蹈德语中“来客人了”的覆辙吗？显然，不可避免地违反了“合作原则”中的四条准则。但真要说成“There are four hosts and hostesses on the stage”，听者搞糊涂了，不禁要问：总共四位呢，还是男女各四位呀？不是又违反了“合作原则”的四条准则了吗？这种过于“精确”的语言能让交际者进行高效率的交际吗？
在“精确与模糊”的问题上，至今仍有许多人甚至包括不少国人对汉语耿耿于怀。繁复的形态变化能作为衡量语言“精确”的标准吗？显然不是。“匈牙利语有二十几个格，在方位的描述上，堪称精确之最，岂不是英德又不如其精确了吗？形态越丰富，限定越严格，表达自然也就越精确。但‘遗憾的是’，形态最丰富的语言却并不是印欧语。美洲印第安语族中某些语言，形态之丰富，几乎可以包括所有可能的屈折词缀。而众所周知，这些语言恰恰被贬为‘未开化’。”（何南林《汉语“模糊”之巧》，《汉字文化》2004年第1期）
“合作原则”是衡量是否进行有效、高效交际的一条准则，语言的精确与否直接关系到能否进行有效交际。如果仅从语言表达“精确”与否的角度而言，我们的确只能承认德语优于英语，英语优于汉语；然而，若是换个角度，以交际效果之高低作为衡量标准的话，难道不是恰恰相反，汉语优于英语，英语优于德语吗？
（通讯地址：212013 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
而汉语之所以不精密，据说，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语法的贫乏。裴毅然写道：英语由于自身语法系统的完备(包括词性的确切，数、性、格的要求、语态时态的区别、语法细则的严谨等)，得以从客观上保证其表达的精确性，从而避免汉语中许多难以避免的模糊、歧义和语法纠纷。(《汉语·英语与思维定式——回应孔宪中教授引起的讨论》，《语文建设通讯》1993年6月)
然而，完备的语法系统真的就能避免歧义，确保精确吗？尤其是，严谨的细则真的就有助于流畅顺利的语言表达吗？何南林先生《横行的英文》一书，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反证。本文拟结合Grice所提出的会话合作原则从汉、英、德三种语言对比的角度，做一番粗浅的探讨，为的就是证明：首先，即使是最为繁复的形态变化也完全不能阻止歧义的产生；其次，越是繁复的形态变化反而越是不利于信息的有效交流。
我们先来看一句汉语：
1.他的工资比我高。
若是套用严格的西洋语法，这显然是个“病句”——“他的工资”岂能与“我”相比。不过，正是因为听者不会产生误解，因此容许这种不合逻辑的省略句，此外还有“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北京的温度比昆明低”等。
2.他的儿子比我大。
这显然就有歧义了，即：
2a 他的儿子比我的儿子大。
2b 他儿子比我本人大。
相形之下，句2若译成英语，则泾渭分明，歧义消解：
2c His son is older than mine.
2d His son is older than me.
也就是说，英语的格在这里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即I可以变化出主格“mine”与宾格“me”，而汉语的“我”只有一种形式，因此英语自然更加精密，足以防止歧义。然而，英语果然就占了上风吗？真能凭借丰富的形式变化避免歧义吗？再看：
3.He loves his dog than his wife.
显然就有两个意思：
3a He loves his dog than he loves his wife.（他喜欢其狗甚于其妻。）
3b He loves his dog than his wife loves his dog.（他比妻子更喜欢狗。）
众所周知，与其他西方语言一样，英语的名词最初也有格变化，因此，上句如果用古英语表达的话，“wife”与“I”一样，必须作“主格”与“宾格”的相应变化，自然也就不会产生歧义。然而“遗憾”的是，现代英语却将这一“精确”的表达方式废除了，“格”变化仅仅残留于人称代词。但如果把3译成德语的话，这种歧义就可以避免了，因为德语的名词既有“数”又有“格”。
照此而论，德语岂不是比英语精确？既然明明知道除去“格”概念，难免导致歧义，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尤其是，偏偏是废除了“性”、“格”等范畴的英语成为了世界第一通用语，除了英美先后两大强权之外，一个最主要的理由不就是英语的语法简单吗？
我们再举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听到敲门声，妻子去开门，然后对丈夫喊道：来客人啦！
那么，如此简单明了的一句话，英语该如何表达呢？众所周知，“客人”一词，英语里必须指明单复数，也就是说，针对汉语的“来客人了”，英语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分别说明究竟“一位客人”还是“多位客人”。德语更麻烦，甚至还要指明男女，因此，针对汉语的“来客人了”，德语一共有七种选择：1.来了一位男客；2.来了一位女客；3.来了几位男客；4.来了几位女客；5.来了一位男客与几位女客；6.来了一位女客与几位男
客；7.来了几位男客与女客。（考虑到读者一般不懂德语，我们也就不提供译文了）
也就是说，“来客人了”，英语要考虑“数”，相对于汉语有两种歧义理解，而德语则还要兼顾“性”，相对于汉语竟然有七种歧义理解，后者显然更麻烦。因而完备的语法系统真的就能避免歧义，确保精确了吗？显然不是，反而制造出更多的歧义。
信息交流，当然应该精确，但显然也有一个限度问题，绝不是越精确越好，而是能够模糊的地方，不妨模糊。那么，我们能否找到一种尺度，制定一种标准，什么样的精确超出必要，什么样的模糊可以容忍。
笔者认为，“合作原则”能够承担此任。
美国哲学家Grice认为，在所有的语言交际活动中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存在着一种默契，一种双方都应该遵守的原则，他称这种原则为会话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简称CP）。具体说，“合作原则”便是要求每一个交谈参与者在整个交谈过程中所说的话符合这一次交谈的目标或方向。正是交谈着的这种合作使得他们能够持续地进行有意义的语言交际。“合作原则”这条根本原则可以具体体现为四条准则。
1.数量准则（Quantity maxim）：
（1）使自己所说的话达到（交谈的现时目的）所要求的详尽程度；
（2）不能使自己所说的话比所要求的更详尽。
2.质量准则（Quality maxim）：
（1）不要说自己认为是不真实的话；
（2）不要说自己缺乏足够证据的话。
3.关联准则（Relation maxim）：说话要贴切。
4.方式准则（Manner maxim）:
（1）避免晦涩的词语；
（2）避免歧义；
（3）说话要简要（避免赘述）；
（4）说话要有条理。
遵守这些准则，人们就能以最直接的方式、最高的效率进行交际。（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1999）
“数量准则”规定了我们说话时所提供的信息量不应少说也不要多说，凡是交谈的对方要求或期待你说的，你知道多少就该说多少，但不能把对方不要求或不期待你说的也都说出来。
然而，西方民族在实际交往中，是否严格遵循着这样的原则，暂且不论，我们要指出的是，至少西方语言本身就并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
以“来客人了”为例。听到敲门声，妻子去开门，很显然，这时丈夫只想知道来者究竟是什么人，比如学生老师，同事朋友，甚至查电表的，卖鸡蛋的，而并不需要知道数量，更不用说性别。
遗憾的是，英语偏偏要告之人数，德语更是要告之男女。这就意味着，凡是具有屈折变化的语言，都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违反“合作原则”。我们甚至不妨说，一种语言，屈折程度越高，也即所谓表达越精确，其违背“合作原则”也就越严重，提供的无效信息也就越多。
而简单的一句“来客人了”英语表达显然违反了这一准则。在不知道客人数量的情况下，英语表达不管是（1）“来了一位客人”还是（2）“来了多位客人”的详尽程度都超过了所要求的程度。反过来，如果只用（1）或只用（2）表达，又达不到话语所要求的详尽程度。德语的语法细则更为严谨，形态变化更为繁复，其七种表达就更是违反了“数量准则”。“质量准则”规定了说话的真实性，也就是要求说话人说真话，不说假话，不说没有根据的话。显然，“来客人了”英语表达无论用单数还是复数，都过于肯定，有违事实，违反了这一准则。“方式准则”在表达方式上提出了要求，要求说话人简明扼要，不要用语义含糊的词语，避免冗词赘句。“来客人了”的英语表达就有两种歧义，毫无疑问，违反了“方式准则”，更遑论有七种歧义表达的德语了。究其根底，造成这些歧义和违反“合作原则”的元凶显然是英语的“数”，德语的“数”和“性”。
其实英语最初和德语一样也是有性属概念的，古英语的名词与德语一样，分为阳性、阴性和中性。现代英语虽摆脱了“性”的纠缠，但遗憾的是，“英语的这一进化并不彻底，还留着一根依稀可辨的尾巴；与德语相比，其实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何南林《横行的英文》，2006）。英语中绝大多数名词属于“通性”，男女皆可，但不少名词却仍有阴阳之分。这种毫无必要的男女之分，给语言表达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例如，“她是一位主持人”，用“She is a host”妥吗？当然不妥，按字面意思是：“她是一位男主持人”；但真要说成“She is a hostess”（她是一位女主持人），难道“她”会是“男”的吗？显然，这种“描述过头”的精确表达给我们提供了过多的信息，超过了所要求的详尽程度，违反了“合作原则”的“数量准则”。
再如，汉语“台上有四个主持人”，这“主持人”可能是男性、女性或者是两种性别都有。而英语“There are four hosts on the stage”表达的意思是“台上有四个男主持人”，但万一台上有女主持人呢，一个？两个？三个？不是重蹈德语中“来客人了”的覆辙吗？显然，不可避免地违反了“合作原则”中的四条准则。但真要说成“There are four hosts and hostesses on the stage”，听者搞糊涂了，不禁要问：总共四位呢，还是男女各四位呀？不是又违反了“合作原则”的四条准则了吗？这种过于“精确”的语言能让交际者进行高效率的交际吗？
在“精确与模糊”的问题上，至今仍有许多人甚至包括不少国人对汉语耿耿于怀。繁复的形态变化能作为衡量语言“精确”的标准吗？显然不是。“匈牙利语有二十几个格，在方位的描述上，堪称精确之最，岂不是英德又不如其精确了吗？形态越丰富，限定越严格，表达自然也就越精确。但‘遗憾的是’，形态最丰富的语言却并不是印欧语。美洲印第安语族中某些语言，形态之丰富，几乎可以包括所有可能的屈折词缀。而众所周知，这些语言恰恰被贬为‘未开化’。”（何南林《汉语“模糊”之巧》，《汉字文化》2004年第1期）
“合作原则”是衡量是否进行有效、高效交际的一条准则，语言的精确与否直接关系到能否进行有效交际。如果仅从语言表达“精确”与否的角度而言，我们的确只能承认德语优于英语，英语优于汉语；然而，若是换个角度，以交际效果之高低作为衡量标准的话，难道不是恰恰相反，汉语优于英语，英语优于德语吗？
（通讯地址：212013 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