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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正处于痛苦的结构调整期，一方面，过去30多年里一直由外需和投资两驾马车强劲拉动的高速成长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另一方面，尽管中央不断强调压缩过剩产能我们却仍然生活在雾霾之中，在雾霾中忍受着由于国内消费需求提振乏力带来的老牛拉破车式的发展折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对外需在经济成长中贡献率的看法基本上已达成共识，即它不可能再成为主力。而中国在危机中出台的4万元刺激计划到2010年开始对平台公司项目进行清点调查时，中国的决策层似乎已经觉察到了对投资的经济拉动作用过度依赖可能产生的种种弊端，从这个大背景也许可以看出去年6月巴克莱银行内部刊物《全球资本客户》中由北京大学教授黄益平首次提出风靡全球的新词“克强经济学”及所谓“克强经济学三大支柱”（不刺激、去杠杆、搞改革）的历史源头。对于“克强经济学”的说法，克强总理没有公开表态，但从去年3月两会克强总理走马上任到今年3月两会新一届政府施政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们能看出，所谓“克强经济学”的“三大支柱说”虽不中亦不远矣。容忍经济以相对较低的速度增长（7.5%左右），大力压缩过剩产能，不出台货币刺激计划，着力关注影子银行和地方债务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以及試图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获取经济内生动力等等，总之这种种对策性措施似乎都同传说中的所谓“三大支柱”有各种内在联系。
当对外需的经济增长主要拉动作用已不能再多作指望时，当投资只可被当成非到紧急情况时不得随意出手的有效内需刺激工具时，中国启动经济引擎的全部希望似乎都落在提振消费需求方面了。
那么，怎样才能有效提振消费需求呢？
从逻辑上说，提振消费需求至少要做到以下四点：
（1）提升消费实力。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要想方设法增加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仅要增加他们的工资性收入，而且要增加他们的财产性收入，可支配收入切实增长了，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才能切实提高。
（2）挖掘消费潜力。从中国情况说，挖掘城乡居民消费潜力就是让他们尽可能地降低谨慎动机对家庭储蓄行为消费行为的影响，少攒钱多消费。但设身处地地为老百姓考虑，想让他们少攒钱多花钱你就得解决人家的后顾之忧，例如住房、看病、子女教育等一系列与人们谨慎动机形成密切相关的问题。
（3）改善消费环境。即使人们的消费实力已大幅提升，即使城乡居民的后顾之忧已经被政府解决得很好了，有了钱想花钱的中国城乡居民也还会面临一种窘境：即中国假冒伪劣的东西太多，钱花起来不那么让人放心！以食物为例，在美国、日本或欧洲一些国家，有机食品就是有机食品，但在中国，从食品食物的角度看，几乎成了一个“相互投毒”的社会。城里人与农村人都在忙着往自己生产的食品里添加毒药，如此一来使得许多人会在正常消费时踌躇不前。因此，中国目前面临的最紧迫议题是如何在改善消费环境方面“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4）创造消费热点。萨伊说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我们过去常常批判他是庸俗经济学家，但从最近几十年全球经济发展经验看，萨伊的观点也不是没有一点儿道理。举两个例子，近年来，苹果公司以自己的产品创造出了巨大的IPHONE和IPAD消费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微服私访式地到民间的一个小饭馆吃饭也引发了人们对庆丰包子和炒肝的消费热情。这说明，普通人在消费倾向上都有从众的特性，因此政府完全可以针对这一特点通过消费热点的制造来提振老百姓的消费需求，让老百姓舍得花钱，不要过多攒钱。
以上四点是从逻辑上分析如何提振消费需求，我们下面再回到历史和现实。
中国的老百姓在1978年以前，由于低工资制度和普遍贫穷，农民吃不饱肚子的不在少数，而城里拿工资的人又会把大部分家庭收入用于食物购买支出，用经济学术语说就是“高恩格尔系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中国人的恩格尔系数才降了下来（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9.3%，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6.2%；英国《经济学人》数据：中国的恩格尔系数21%），到了2013年，中国人均收入已达6700美元，在这个发展阶段，城乡家庭消费中食物消费占比肯定是逐渐降低趋势，这也告诉我们，在中国提振消费需求的主要着眼点不在食品领域——虽然中国盛产吃货，而应该从其他方向做策略考量。
从发达国家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构成看，最大宗支出一般都是住房支出，无论买房还是租房住，住房支出总会成为家庭消费支出的大头，中国也在发生类似的趋势性变化。但与发达国家情况不同之处在于，中国老百姓攒钱买房用几代人攒下的钱给儿孙买房的现象比较普遍，而发达国家居民购房很少有一次付款的情况，大多都靠银行贷款来买房。中国的年轻一代近年来也想在房价不断上涨的背景下用银行房贷来圆自己的购房梦，但从上一届政府开始的房地产打压和不断收紧的房贷政策使得许多人难以获得房屋贷款。在发达国家，个人住房贷款占商业银行贷款总额比例一般高达20%～40%， 在我国这一比例还只是个位数。这启发我们，从提振消费需求角度说，我们还得从提高房贷在商业银行贷款总额中的比重入手，让老百姓更方便地利用房贷圆自己的住房梦，这应该成为中国梦的一个具体内容。
说到这里，有人会问：为了提振消费需求就主张放松房贷政策会不会和上届政府直至现在一直执行的房地产打压政策相矛盾？这是个好问题。首先，上一届政府推行的抑制房地产泡沫的政策从方向上说无可指责，其效果亦有目共睹；其次，房地产打压并不是一项可无限期持续的永久性政策（像我们那个著名的“稳健货币政策”一样），它应当因时而变。如果经济遇冷，如果我们确信中国已出现通货紧缩威胁了，那么，各项政策都应当随之调整——当然就包括我们一直以来坚定不移执行的房地产打压政策。
从各国经验看，消费需求的提振同消费者信心增强有显著关系，而消费者信心的升降又与股市的牛熊状态息息相关。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对决策层来说是在经济趋冷期提振消费需求的最惠而不费的手段。政府无需动用太多的资源，只要引导性政策、管理措施、口号对头（如郭树清任证监会主席时所做到那样），投资者信心就会增强，交易自然活跃，股市行情好了，国家税收增加了，老百姓也乐于消费了，而创造这种局面的办法几乎不耗费任何资源。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对外需在经济成长中贡献率的看法基本上已达成共识，即它不可能再成为主力。而中国在危机中出台的4万元刺激计划到2010年开始对平台公司项目进行清点调查时，中国的决策层似乎已经觉察到了对投资的经济拉动作用过度依赖可能产生的种种弊端，从这个大背景也许可以看出去年6月巴克莱银行内部刊物《全球资本客户》中由北京大学教授黄益平首次提出风靡全球的新词“克强经济学”及所谓“克强经济学三大支柱”（不刺激、去杠杆、搞改革）的历史源头。对于“克强经济学”的说法，克强总理没有公开表态，但从去年3月两会克强总理走马上任到今年3月两会新一届政府施政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们能看出，所谓“克强经济学”的“三大支柱说”虽不中亦不远矣。容忍经济以相对较低的速度增长（7.5%左右），大力压缩过剩产能，不出台货币刺激计划，着力关注影子银行和地方债务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以及試图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获取经济内生动力等等，总之这种种对策性措施似乎都同传说中的所谓“三大支柱”有各种内在联系。
当对外需的经济增长主要拉动作用已不能再多作指望时，当投资只可被当成非到紧急情况时不得随意出手的有效内需刺激工具时，中国启动经济引擎的全部希望似乎都落在提振消费需求方面了。
那么，怎样才能有效提振消费需求呢？
从逻辑上说，提振消费需求至少要做到以下四点：
（1）提升消费实力。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要想方设法增加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仅要增加他们的工资性收入，而且要增加他们的财产性收入，可支配收入切实增长了，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才能切实提高。
（2）挖掘消费潜力。从中国情况说，挖掘城乡居民消费潜力就是让他们尽可能地降低谨慎动机对家庭储蓄行为消费行为的影响，少攒钱多消费。但设身处地地为老百姓考虑，想让他们少攒钱多花钱你就得解决人家的后顾之忧，例如住房、看病、子女教育等一系列与人们谨慎动机形成密切相关的问题。
（3）改善消费环境。即使人们的消费实力已大幅提升，即使城乡居民的后顾之忧已经被政府解决得很好了，有了钱想花钱的中国城乡居民也还会面临一种窘境：即中国假冒伪劣的东西太多，钱花起来不那么让人放心！以食物为例，在美国、日本或欧洲一些国家，有机食品就是有机食品，但在中国，从食品食物的角度看，几乎成了一个“相互投毒”的社会。城里人与农村人都在忙着往自己生产的食品里添加毒药，如此一来使得许多人会在正常消费时踌躇不前。因此，中国目前面临的最紧迫议题是如何在改善消费环境方面“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4）创造消费热点。萨伊说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我们过去常常批判他是庸俗经济学家，但从最近几十年全球经济发展经验看，萨伊的观点也不是没有一点儿道理。举两个例子，近年来，苹果公司以自己的产品创造出了巨大的IPHONE和IPAD消费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微服私访式地到民间的一个小饭馆吃饭也引发了人们对庆丰包子和炒肝的消费热情。这说明，普通人在消费倾向上都有从众的特性，因此政府完全可以针对这一特点通过消费热点的制造来提振老百姓的消费需求，让老百姓舍得花钱，不要过多攒钱。
以上四点是从逻辑上分析如何提振消费需求，我们下面再回到历史和现实。
中国的老百姓在1978年以前，由于低工资制度和普遍贫穷，农民吃不饱肚子的不在少数，而城里拿工资的人又会把大部分家庭收入用于食物购买支出，用经济学术语说就是“高恩格尔系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中国人的恩格尔系数才降了下来（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9.3%，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6.2%；英国《经济学人》数据：中国的恩格尔系数21%），到了2013年，中国人均收入已达6700美元，在这个发展阶段，城乡家庭消费中食物消费占比肯定是逐渐降低趋势，这也告诉我们，在中国提振消费需求的主要着眼点不在食品领域——虽然中国盛产吃货，而应该从其他方向做策略考量。
从发达国家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构成看，最大宗支出一般都是住房支出，无论买房还是租房住，住房支出总会成为家庭消费支出的大头，中国也在发生类似的趋势性变化。但与发达国家情况不同之处在于，中国老百姓攒钱买房用几代人攒下的钱给儿孙买房的现象比较普遍，而发达国家居民购房很少有一次付款的情况，大多都靠银行贷款来买房。中国的年轻一代近年来也想在房价不断上涨的背景下用银行房贷来圆自己的购房梦，但从上一届政府开始的房地产打压和不断收紧的房贷政策使得许多人难以获得房屋贷款。在发达国家，个人住房贷款占商业银行贷款总额比例一般高达20%～40%， 在我国这一比例还只是个位数。这启发我们，从提振消费需求角度说，我们还得从提高房贷在商业银行贷款总额中的比重入手，让老百姓更方便地利用房贷圆自己的住房梦，这应该成为中国梦的一个具体内容。
说到这里，有人会问：为了提振消费需求就主张放松房贷政策会不会和上届政府直至现在一直执行的房地产打压政策相矛盾？这是个好问题。首先，上一届政府推行的抑制房地产泡沫的政策从方向上说无可指责，其效果亦有目共睹；其次，房地产打压并不是一项可无限期持续的永久性政策（像我们那个著名的“稳健货币政策”一样），它应当因时而变。如果经济遇冷，如果我们确信中国已出现通货紧缩威胁了，那么，各项政策都应当随之调整——当然就包括我们一直以来坚定不移执行的房地产打压政策。
从各国经验看，消费需求的提振同消费者信心增强有显著关系，而消费者信心的升降又与股市的牛熊状态息息相关。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对决策层来说是在经济趋冷期提振消费需求的最惠而不费的手段。政府无需动用太多的资源，只要引导性政策、管理措施、口号对头（如郭树清任证监会主席时所做到那样），投资者信心就会增强，交易自然活跃，股市行情好了，国家税收增加了，老百姓也乐于消费了，而创造这种局面的办法几乎不耗费任何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