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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与袁世凯抗衡多年的清廷能吏，最终未败给袁世凯，而败给了他所效忠的大清，败给了时代。
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退位诏书，长达267年的统治告一段落。
然而，从帝制到共和的转身，并非一纸诏书那么简单。自清帝逊位那天起，一批满族旧臣就暗中致力于恢复前朝旧制。其中，一位名叫铁良的前清大员屡屡现身，张勋复辟时，他是溥仪的弼德院顾问，筹划“伪满洲国”，他亦参与了活动。不过昔日的荣光已不可寻，正如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报纸上介绍前清遗老们复辟活动时的标题，“满梦匪势猖獗”——不管谁登基，人们已经不需要皇帝了。
目睹人人喊打的情形，不知铁良会不会忆起当年他代表朝廷南巡的一段往事。那时的铁良，风光无限。
铁良南下
1903年12月，清廷应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建议，设立了全国新军编练领导机关“练兵处”，令庆亲王奕劻为总理，袁世凯会办，铁良以户部侍郎的身份“襄办”。显然，清廷此举除了强军，更有收缴地方督抚兵权的深意。
练兵就需要大笔经费，袁世凯的直隶拿不出来。于是，清廷决定向各省摊派，号召“各督抚务须不分畛域，共济艰难。”
但是，地方势力经营多年，财务多已自成一体。指望地方主动“割肉”毫无可能，朝廷必须有人亲自出马推动此事。
铁良就是执行这项急务的上好人选。
从履历上看，铁良并没有多少引以为傲的家史可以炫耀。但没有显赫背景而能步步高升，自然是因为其能力确有过人之处。更可用的是，他一向是“满人中深于种族之见者”，坚定维护朝廷旧制。
1904年7月17日，朝廷颁布谕旨，令铁良南下考察江南制造局移厂一事，“顺道将各该省进出款项，及各司库局所利弊，逐一查明，并行具奏。”显然，后一句话才是重点。
地方对其用意也心知肚明。在铁良的第一站上海，当地的《警钟日报》便以《民穷财尽何以堪此》为题，指责铁良此行是为了“收括东南之财富以供北京政府之挥霍”。两江总督魏光焘还指示手下迅速造假清册，弥补亏空。看上去，铁良此行难度不小。
事实证明，担心是多余的。
8月20日，铁良离京，先后前往上海、苏州等地，至次年年初返京时，八个省份最重要的财政来源“土膏捐税”已被铁良收归中央；张之洞、魏光焘等督抚的勇营武装，或被改编或被解散；江南制造局的大笔经费及用人权亦被铁良夺走。至此，地方势力大为削弱，中央实力一时猛增。回京后，铁良复奏折文长达万言，详明切实，慈禧太后大为赞赏。
不过，更多的人对这个清廷能吏切齿痛恨。其实，革命党并不是铁良最大的威胁，劲敌才刚刚浮出水面。
铁良的劲敌
1895年的袁世凯，心情想必不错。
早年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驻朝鲜时，袁世凯几乎以一人之力多次抵制住了日本势力的渗透。对于日暮西山的大清来说，思想新派、智略过人的袁世凯无疑是最迫切需要的人才，对此，吃了不少苦头的日本人显然看得清楚。
同样清楚的还有荣禄。
1895年9月，袁世凯在京见到了荣禄，当时荣禄正在物色编练新军的人物，便详细咨询他有关最新的外国兵制，袁世凯即以德国陆军制度详细答之。荣禄听了非常高兴，立即把他推荐给李鸿章，两人遂合奏于光绪。光绪随即亲自召见了袁世凯，并下令由他督练新建陆军。
新建陆军原本是李鸿章的幕僚胡燏棻督办的，位于天津小站。袁世凯接替胡燏棻到任后，将其打造得有声有色。同时，袁世凯制定了严格的军纪。一番举措下来，新建陆军成了帝国最具战斗力的部队。
袁世凯尤为注重在军中培植个人势力。但袁氏势力扩张，满族亲贵当然有所警觉。1896年5月，御史胡景桂就在指使下弹劾袁世凯“徒尚虚文，营私蚀饷，性情妄谬，为害一方”。清廷遂派荣禄去小站调查。但是，深知袁世凯可用的荣禄不但给袁世凯洗刷了罪名，还称赞袁世凯是“不可多得之员”。不过，南下归来的铁良，显然不这样想。
袁铁之争
袁世凯并非不懂得避嫌，相反，为打消满人的疑心，他绞尽了脑汁。
北洋军建立后，袁世凯特意保奏铁良为京旗常备军翼长，参与训练新军，以示讨好满人之意。就连练兵处“襄办”，也是袁世凯保奏铁良当上的。时人一度视铁良为“袁之爪牙”。
但是，袁世凯不知道，铁良心中另有一套想法。尤其当铁良南下归来，发现筹来的军饷，多被练兵处会办袁世凯用来充实北洋军后，遏制其进一步扩张，便成了铁良的要务。
还是从粮饷发放开始。
1905年，铁良就任户部尚书，随即着手从财务上对北洋军“钩稽精核”，使得北洋粮饷捉襟见肘。同时，铁良开始在军中培养自己的势力。对此，袁世凯大为不满。
1906年8月26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讨论立宪事项，在这次会上，关于立宪缓急，铁良和袁世凯又发生了一场争论。铁良无法反对已成共识的立宪潮流，但坚决反对袁世凯期待的“急进”，在他看来，主张设立大权独揽的“责任内阁”，还想担任副总理大臣的袁世凯，野心已昭然若揭。
最重要的还是维护满人政权，这是铁良贯彻终身的信条，而这显然也最对朝廷的胃口。
袁世凯此时简直恨透了铁良。随后觐见慈禧，袁世凯联合奕劻参了铁良一本：“若不去铁，新政必有阻挠。”结果弄巧成拙，西太后本来已经拟旨，不让铁良等“反对派”再参加御前会议，但袁世凯的表现让她马上改变了主意，将此旨留中不发。铁良转危为安，贴上“野心家”标签的袁世凯却成了众臣攻击的对象。
1906年11月，清廷颁布上谕，设陆军部，一切军务均归其管辖，任命铁良为该部尚书。袁世凯大势已去，只得主动交归北洋六镇中的四镇。次年，袁世凯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明升暗降，失去了最后的军权。
袁铁之争，铁良已占了上风。但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清廷。曾担任铁良幕僚的恽宝惠曾一语道破天机，“铁良敢于这样做，仍由于宫廷之主持”。 其实，无论是袁世凯还是铁良，都是慈禧的棋子。铁良愈为朝廷集权，愈没有翻身的余地。
前朝梦忆
1909年1月，载沣以“足疾”为由，令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开缺回籍。原本载沣是想杀掉袁世凯了事，奈何奕劻、张之洞等重臣以北洋军可能起事为由，竭力求情，载沣才打消了决定。对袁世凯去职，铁良自然欢喜。但铁良不会想到，这个消息同样意味着，他也走到了尽头。
根红苗正的良弼此时也不满屈居铁良之下，每每离间皇叔载涛与铁良的关系。袁世凯走了，铁良成了皇室宗亲们下一个瞄准的目标。
而对于末世大清的一套潜规则，素来“不阿权要”的铁良又显然没有袁世凯在行。由此，相对于罢免“祸患”袁世凯时遇到的阻力，朝廷除掉忠臣铁良反倒顺畅得多。至于铁良的继任者，新任陆军部尚书荫昌，之前竟然从未带过军队。但正是这样，皇室对其十分放心，认为“遇事不致掣肘”。
铁良，这位清廷能吏，终究被一个积重难返的专制政权，不分远近亲疏一并吞噬，其心迹如何，已不可知，耐人寻味的是他墓志铭对此事的记载——“噎娼者以公门墙严峻，妨害其营私；憎恶者以公体性忠纯，不与之朋比。于是机牙四出，钓谤飞谋，足使机隍不安，退出枢府。”将被免原因归于犯了小人。小人何来？终其一生，铁良浑然不知。他从未怀疑过的两个字，便是“君臣”。
1911年10月10日，武昌一声枪响，革命终成洪流。不到两个月，全国十余个省份宣布独立。铁良闻讯“惊骇跳号，泪尽血出”，悲叹“夫何济哉！夫何济哉！”随即指挥清军镇守南京，后被革命军击败溃逃。此前，朝廷命荫昌率北洋军开赴湖北，然而与袁世凯藕断丝连的北洋军却不听号令，荫昌束手无策。无奈之下，载沣只得重新起用袁世凯。但帝国已然进入了倒计时。
1912年1月，铁良加入了旨在反对南北议和、反对清帝退位、反对起用袁世凯的满族亲贵组织“宗社党”。他们一方面致信袁世凯，声称要与他“同归于尽”，一方面准备由铁良带军南下与革命党决一死战。然而，随着1月26日“宗社党”领袖良弼遇刺，时局已不可逆转。
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退位诏书，宗社党党徒纷纷出京。铁良寓居天津租界内，开始了漫长的复辟活动，只是一切惟有徒劳。1938年，76岁的铁良病逝于天津，他的墓碑上刻着“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前江宁将军予谥庄靖满洲穆尔察公墓志铭”，依旧是昔日的头衔。此时，大清已经终结了26年，他的老对手袁世凯也已经死了22年，时局的热点，早已换成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
——最终，铁良留给民国世界的，不过是前朝梦忆。（摘自《中国周刊》）
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退位诏书，长达267年的统治告一段落。
然而，从帝制到共和的转身，并非一纸诏书那么简单。自清帝逊位那天起，一批满族旧臣就暗中致力于恢复前朝旧制。其中，一位名叫铁良的前清大员屡屡现身，张勋复辟时，他是溥仪的弼德院顾问，筹划“伪满洲国”，他亦参与了活动。不过昔日的荣光已不可寻，正如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报纸上介绍前清遗老们复辟活动时的标题，“满梦匪势猖獗”——不管谁登基，人们已经不需要皇帝了。
目睹人人喊打的情形，不知铁良会不会忆起当年他代表朝廷南巡的一段往事。那时的铁良，风光无限。
铁良南下
1903年12月，清廷应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建议，设立了全国新军编练领导机关“练兵处”，令庆亲王奕劻为总理，袁世凯会办，铁良以户部侍郎的身份“襄办”。显然，清廷此举除了强军，更有收缴地方督抚兵权的深意。
练兵就需要大笔经费，袁世凯的直隶拿不出来。于是，清廷决定向各省摊派，号召“各督抚务须不分畛域，共济艰难。”
但是，地方势力经营多年，财务多已自成一体。指望地方主动“割肉”毫无可能，朝廷必须有人亲自出马推动此事。
铁良就是执行这项急务的上好人选。
从履历上看，铁良并没有多少引以为傲的家史可以炫耀。但没有显赫背景而能步步高升，自然是因为其能力确有过人之处。更可用的是，他一向是“满人中深于种族之见者”，坚定维护朝廷旧制。
1904年7月17日，朝廷颁布谕旨，令铁良南下考察江南制造局移厂一事，“顺道将各该省进出款项，及各司库局所利弊，逐一查明，并行具奏。”显然，后一句话才是重点。
地方对其用意也心知肚明。在铁良的第一站上海，当地的《警钟日报》便以《民穷财尽何以堪此》为题，指责铁良此行是为了“收括东南之财富以供北京政府之挥霍”。两江总督魏光焘还指示手下迅速造假清册，弥补亏空。看上去，铁良此行难度不小。
事实证明，担心是多余的。
8月20日，铁良离京，先后前往上海、苏州等地，至次年年初返京时，八个省份最重要的财政来源“土膏捐税”已被铁良收归中央；张之洞、魏光焘等督抚的勇营武装，或被改编或被解散；江南制造局的大笔经费及用人权亦被铁良夺走。至此，地方势力大为削弱，中央实力一时猛增。回京后，铁良复奏折文长达万言，详明切实，慈禧太后大为赞赏。
不过，更多的人对这个清廷能吏切齿痛恨。其实，革命党并不是铁良最大的威胁，劲敌才刚刚浮出水面。
铁良的劲敌
1895年的袁世凯，心情想必不错。
早年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驻朝鲜时，袁世凯几乎以一人之力多次抵制住了日本势力的渗透。对于日暮西山的大清来说，思想新派、智略过人的袁世凯无疑是最迫切需要的人才，对此，吃了不少苦头的日本人显然看得清楚。
同样清楚的还有荣禄。
1895年9月，袁世凯在京见到了荣禄，当时荣禄正在物色编练新军的人物，便详细咨询他有关最新的外国兵制，袁世凯即以德国陆军制度详细答之。荣禄听了非常高兴，立即把他推荐给李鸿章，两人遂合奏于光绪。光绪随即亲自召见了袁世凯，并下令由他督练新建陆军。
新建陆军原本是李鸿章的幕僚胡燏棻督办的，位于天津小站。袁世凯接替胡燏棻到任后，将其打造得有声有色。同时，袁世凯制定了严格的军纪。一番举措下来，新建陆军成了帝国最具战斗力的部队。
袁世凯尤为注重在军中培植个人势力。但袁氏势力扩张，满族亲贵当然有所警觉。1896年5月，御史胡景桂就在指使下弹劾袁世凯“徒尚虚文，营私蚀饷，性情妄谬，为害一方”。清廷遂派荣禄去小站调查。但是，深知袁世凯可用的荣禄不但给袁世凯洗刷了罪名，还称赞袁世凯是“不可多得之员”。不过，南下归来的铁良，显然不这样想。
袁铁之争
袁世凯并非不懂得避嫌，相反，为打消满人的疑心，他绞尽了脑汁。
北洋军建立后，袁世凯特意保奏铁良为京旗常备军翼长，参与训练新军，以示讨好满人之意。就连练兵处“襄办”，也是袁世凯保奏铁良当上的。时人一度视铁良为“袁之爪牙”。
但是，袁世凯不知道，铁良心中另有一套想法。尤其当铁良南下归来，发现筹来的军饷，多被练兵处会办袁世凯用来充实北洋军后，遏制其进一步扩张，便成了铁良的要务。
还是从粮饷发放开始。
1905年，铁良就任户部尚书，随即着手从财务上对北洋军“钩稽精核”，使得北洋粮饷捉襟见肘。同时，铁良开始在军中培养自己的势力。对此，袁世凯大为不满。
1906年8月26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讨论立宪事项，在这次会上，关于立宪缓急，铁良和袁世凯又发生了一场争论。铁良无法反对已成共识的立宪潮流，但坚决反对袁世凯期待的“急进”，在他看来，主张设立大权独揽的“责任内阁”，还想担任副总理大臣的袁世凯，野心已昭然若揭。
最重要的还是维护满人政权，这是铁良贯彻终身的信条，而这显然也最对朝廷的胃口。
袁世凯此时简直恨透了铁良。随后觐见慈禧，袁世凯联合奕劻参了铁良一本：“若不去铁，新政必有阻挠。”结果弄巧成拙，西太后本来已经拟旨，不让铁良等“反对派”再参加御前会议，但袁世凯的表现让她马上改变了主意，将此旨留中不发。铁良转危为安，贴上“野心家”标签的袁世凯却成了众臣攻击的对象。
1906年11月，清廷颁布上谕，设陆军部，一切军务均归其管辖，任命铁良为该部尚书。袁世凯大势已去，只得主动交归北洋六镇中的四镇。次年，袁世凯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明升暗降，失去了最后的军权。
袁铁之争，铁良已占了上风。但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清廷。曾担任铁良幕僚的恽宝惠曾一语道破天机，“铁良敢于这样做，仍由于宫廷之主持”。 其实，无论是袁世凯还是铁良，都是慈禧的棋子。铁良愈为朝廷集权，愈没有翻身的余地。
前朝梦忆
1909年1月，载沣以“足疾”为由，令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开缺回籍。原本载沣是想杀掉袁世凯了事，奈何奕劻、张之洞等重臣以北洋军可能起事为由，竭力求情，载沣才打消了决定。对袁世凯去职，铁良自然欢喜。但铁良不会想到，这个消息同样意味着，他也走到了尽头。
根红苗正的良弼此时也不满屈居铁良之下，每每离间皇叔载涛与铁良的关系。袁世凯走了，铁良成了皇室宗亲们下一个瞄准的目标。
而对于末世大清的一套潜规则，素来“不阿权要”的铁良又显然没有袁世凯在行。由此，相对于罢免“祸患”袁世凯时遇到的阻力，朝廷除掉忠臣铁良反倒顺畅得多。至于铁良的继任者，新任陆军部尚书荫昌，之前竟然从未带过军队。但正是这样，皇室对其十分放心，认为“遇事不致掣肘”。
铁良，这位清廷能吏，终究被一个积重难返的专制政权，不分远近亲疏一并吞噬，其心迹如何，已不可知，耐人寻味的是他墓志铭对此事的记载——“噎娼者以公门墙严峻，妨害其营私；憎恶者以公体性忠纯，不与之朋比。于是机牙四出，钓谤飞谋，足使机隍不安，退出枢府。”将被免原因归于犯了小人。小人何来？终其一生，铁良浑然不知。他从未怀疑过的两个字，便是“君臣”。
1911年10月10日，武昌一声枪响，革命终成洪流。不到两个月，全国十余个省份宣布独立。铁良闻讯“惊骇跳号，泪尽血出”，悲叹“夫何济哉！夫何济哉！”随即指挥清军镇守南京，后被革命军击败溃逃。此前，朝廷命荫昌率北洋军开赴湖北，然而与袁世凯藕断丝连的北洋军却不听号令，荫昌束手无策。无奈之下，载沣只得重新起用袁世凯。但帝国已然进入了倒计时。
1912年1月，铁良加入了旨在反对南北议和、反对清帝退位、反对起用袁世凯的满族亲贵组织“宗社党”。他们一方面致信袁世凯，声称要与他“同归于尽”，一方面准备由铁良带军南下与革命党决一死战。然而，随着1月26日“宗社党”领袖良弼遇刺，时局已不可逆转。
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退位诏书，宗社党党徒纷纷出京。铁良寓居天津租界内，开始了漫长的复辟活动，只是一切惟有徒劳。1938年，76岁的铁良病逝于天津，他的墓碑上刻着“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前江宁将军予谥庄靖满洲穆尔察公墓志铭”，依旧是昔日的头衔。此时，大清已经终结了26年，他的老对手袁世凯也已经死了22年，时局的热点，早已换成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
——最终，铁良留给民国世界的，不过是前朝梦忆。（摘自《中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