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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犹豫了好一会儿。起先想喝拿铁，又担心晚上睡不着；想喝星冰乐，我告诉他里面也有咖啡。他站在柜台前，认真地研究起写着饮料列表的黑板。又一趟车到站了，进来买咖啡的人越来越多。你怎么这么麻烦。我说。我用胳膊肘捅了捅他，他像被一阵轻微的电流击中，迅速地往后缩了缩。
“要不你喝抹茶拿铁吧？那里面没咖啡。”我说。
“所以就是用抹茶粉兑的？”他问。
“是抹茶粉和牛奶，先生。”店员说。
“为什么叫拿铁？”他嘟囔了一句。
“拿铁就是牛奶的意思，先生。”店员回答他的时候，瞥了我一眼。
“好吧，就这个。”
我们都对这个不熟。我是安徽六安人，那个小城至今没有星巴克，要喝咖啡，只能去上岛咖啡，或者去联华超市买咖啡粉，自己回家泡。我喝了不少年雀巢，后来改成麦斯威尔。他在巢湖，更没有这个。我去过一次。他带我在市中心某家酒楼吃饭。从窗户望出去，能看到水泥厂的烟囱，正冒着滚滚浓烟。吃完饭，我们下楼，看到一个农夫牵着一头驴子。但他告诉我，那是骡子，驴子和马杂交的后代。
每次来上海，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喝一杯星巴克。要是火车到站的时间有先后，先到的人就买好自己那份，在这家星巴克等着。它在到达层的正中间，也就是说，无论我们从哪个到达口下车，到这儿的距离都是最合适的。今天我们是差不多时间到的。我们打算坐上一会儿，等喝完了再走。现在，狭小的店里挤满了人，等一对母女离开，我们坐了下来。
我坐在靠过道的位置，空间大些，我让他把箱子放在我这边。他经过我往里走的时候，我闻到了他衬衫上洗衣粉的味道。我以前问过那是什么牌子。我说很好闻，有一股淡淡的茉莉花香。他说他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洗衣粉的牌子。他坐到我对面去，那味道消失了。接着，他对杯子上的那圈杯套起了兴趣，像个顽固的小男孩，用指甲抠了好一会儿，碎屑掉在桌子上。
“饿吗？”我问他。
“还好。”他说，“你呢。”
“我在火车上吃了。”我说。
他点点头，继续对付着他的杯套。
“还好吧？没事吧？”我问。
“没事，没事。”他迅速地抬头看了我一眼。“我上个月就卖出去十部手机。”
“六安也是。谁还用这牌子。”我说，“想想你自己用的是什么手机。都是苹果。”
“是啊，是啊。”他点点头。
“不像以前了。”我说。
我们都是某家电子品牌的三级经销商，刚代理这品牌时，他们推出了市面上第一款MP4，能听歌，还能看视频和电子书，这让我们发了两三年的财。当然我们也挨了不少学生家长的骂，他的店甚至被砸过一次。后来我们继续代理这家公司的手机，但自从iPhone4发布之后，生意就不太好做了。那是2010年。他的孩子考上大学，我离了婚。我问他要不要一块儿去合肥，做点别的生意。
“不知道这回又要说什么。”我说。
“吹牛呗，像素，电池，CPU，屏幕。还能有什么。”他说。
“他们搞研发的人不行。”我说。
“他们说是我们不行。”他说。
一群高中生涌了进来，一直排到门外。一个穿着吊带衫的金发女人拿着本子，正说着什么。那女人大概五十出头，脸上有不少雀斑，脖子上的皮肤都皱在一起。没有人听。飞快的、叽叽喳喳的英文塞满了整个星巴克。他们不是中国人，尽管都长着一张中国脸。
“外国女人老得快。”我说。
他看了一眼，没有说话。
我们又来上海了。是这个女人的出现让我突然想到这个。
我们时不时就来一趟上海。宣讲会、订货会、经销商文化建设大会……总有很多名目。我们就是在一次新品发布会上认识的，那次发布的新品，是品牌的第一款安卓手机。“重新定义”。品牌方用了这个标题。但整个发布会复杂、冗长，产品价格昂贵。经销商都不怎么感兴趣。午饭时，他坐我旁边，除了我们，其他人彼此认识。于是我们两个搭上话，提到了手机、品牌、各自城市的销路。后来，又说起各自的私人情况。他儿子十三岁，正在跨入青春期，有了些变化。我女儿刚刚出生。我不知道在前方等着我的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但这个话题不能往深了聊，否则同样无聊。
“唉。”我们同时叹了一口气。
沉默了一会儿，我说，“你还好吧。”仿佛被他传染了，我也抠起了杯套。
“憋了一下午没抽烟了。”他轻轻地说，好像害怕被人听见。
“一会儿下地铁……”
“也没吸烟室。”
我想到他的生活，他站在店门口抽烟的样子——眯着眼睛，用拇指和食指夹着香烟，像是在走神。我见过一次，那是临时起意的巢湖之旅，见到我的时候，他紧张极了。他的店在巢湖步行街，门外吵吵闹闹，污水遍地，夹杂着烤串摊的香气，门店却被收拾得异常干净。这是他老婆的功劳。真是个热情周到的女人，張罗他带我去最好的那家酒楼吃饭。临走时，硬塞了一袋儿她母亲灌的香肠给我。对他也不错——必须把那碗炖了三个小时的土鸡松茸汤喝完了再走，不许剩，一口都不行。她用一种抱怨的口气跟我说，他这两年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她一看就是那种很有办法对付男人的女人。
“她怎么样？”我问。
“就那样。能怎么样？”
“没吵架？”
“她回娘家了。”
“没跟别人说吧？”
“不知道。”
他不想聊这个。一个月以来，每次我开始这个话题，他都能找到理由搪塞过去。要吃饭了。有客人来。他一次也没说过事情的进展和他心里的想法。我们喝着剩下的咖啡，他被呛了一口，几滴绿色的液体溅到白衬衫上。我去取来几张纸巾，递给了他。他看上去有些烦躁。离开时，我掂量了一下两个箱子，他的那个比较重。于是，我把我的箱子推给了他。他从四年前开始腰椎间盘突出。 我们要去虹桥路站附近的一个商务宾馆。这几年每次来上海，我们都住那，后来渐渐有了一个固定的房间。315。窗子对着一片绿地。
我们最初的活动范围在虹桥路与凯旋路，最北到过中山公园。我们去过一家小小的画廊。他说，电影里面约会都在这种地方。我们晃了一圈，一台老式电视机里放着一个女人的录像，她握着一柄木勺，大口大口地吃着从胸前挖出来的木瓜。我说我也想吃。那晚的夜宵，是他从水果摊上买回来的哈密瓜。他说，买不到木瓜了，哈密瓜也一样。说得理直气壮。
一年后，我们走到新华路上去。遮天蔽日的梧桐树，让整条马路看上去像个地下通道。那是深夜十二点的散步，我睡不着。也是那个晚上，我们循着三五成群打扮时髦的小男孩，把边界扩展到了番禺路上。他们从一家酒吧出来。我能看出来他想进去，要不然他不会刚走到了另外一家酒吧的门口，就说自己渴死了。他点了一杯酒，坐下，时不时朝对面瞥上一眼。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犹犹豫豫，从不逾矩。他说，他做过的最坚决的一件事情，就是主动跟我说话。我问他，那你答应来我房间呢？他说，那是喝醉了，不算。那几年他发福了（我也有一点），他的发际线还有后移的倾向（我没有），这让他突然倔强起来的样子十分可笑，像只巨大的甲壳虫，硬要拱起一块石头。好吧。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知道，他远比他看上去的那副好脾气的样子要来得坚硬。
站在站台等车时，这一点更为明确。他靠在一根粗大的柱子上，对着某个角度发呆。一辆车刚走，要等十分钟才有第二辆。排队的人越来越多，他丝毫没有上前的意思。他的意思是：干嘛要去抢那个座位。我在他身边站着，也没有上前。防护玻璃上映着我们模模糊糊的影子。接着，我们头顶原先暗着的射灯突然被打开，把玻璃上的倒影映亮。我注意到了，他没有。他的衣服都有些大，松垮垮地挂在身上。我曾经用一个词嘲笑他，“儒雅中年”。但我知道，这个词范围很广，说不定在某些人眼里，我也是其中之一——短袖衬衫扎进西裤里，皮带拎到过高的位置，用白色运动袜配旧皮鞋……我猜他对这些一无所知。
车进站了，没有位置。我们挤在门口，用力收住身体，才没让缓缓关闭的门夹着我们。我让他往玻璃门的侧边靠靠，座位扶手和门形成了一小块稍微舒服些的区域。他偏着头，看着黑黢黢的窗外，几张明亮的广告牌一闪而过。我这边，人群挤在一起，热气在我背后升腾起来，头顶上方的空调又非常强劲，喷着嘶嘶的冷气，让我陷入一种又冷又热的奇怪感受之中。
我们只需要再忍受二十分钟。
列车刚走一站，他的电话响了。他接起电话的瞬间，脸上那种恹恹的表情一扫而空，看上去相当精神。这就像他必须在经销商大会上发言一般，他总说他肯定不行，成夜不睡，翻来覆去地背发言稿，但一到上台的时候，他自信、清晰、抑扬顿挫。那状态能维持到发言结束之后的半天。那半天里的他因陌生而分外有趣。
“在地铁上，有点吵。”
“对，来上海开会。”
“挺好，都挺好的。”他笑了笑。
“两千是吧？上个月不是……行，我知道了。”
“晚点行吗？等我到酒店。”
“你最近怎么样？”说完他“喂”了几声。那头已经把电话挂了。
是他儿子，一个优秀的男孩，但有些刚愎自用，不爱写繁复的数学证明过程，三两步就写出题目的答案。这让他的初中成绩不太理想。我们第一次聊天的时候，他就提过这个。他说，怎么说都没用。打过一次。后来的某次考试，干脆只写上答案，近乎交了白卷。那时我说：过几年就好了。
我第一次见那男孩，他已经在念高二，高瘦，长过眉头的头发，脸上有一些青春痘，长得更像他的母亲。我问他：现在写不写证明步骤了。男孩瞥瞥我，没有回答，眼神中透着警惕，某种麻木的漠然。这点又像他的父亲。后来，他告诉我，儿子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我说，至少他高考试卷上没有留下任何空白。
“没跟他说吧？”我问。
“什么？”
“你老婆没跟他说吧？”
“没有。”他顿了一下，又补充，“怎么可能跟他说。”
这时，有人下车。我让他坐过去，我挪动着箱子，站在他对面。他没看我，低着头，像在研究我的裤子。我用膝盖戳戳他，他抬起头，看着我。我们没说话。
这样过了两站，他突然说：“但我总觉得，他知道了。”
“怎么会呢。不可能的。”我宽慰他。
“他不太和我说话了。”
“不是刚跟你打电话吗？”我说。
“那是要钱。”
“孩子就是这样。”我说。
他点点头，没说话。
他比我幸运。我说过一次。是上一次来上海的时候，他反复地说起儿子过年不回家的事情——去北京实习，过年也要值班——这理由简直没经过脑子。翻来覆去，说了三天。最后，我没忍住，说，你比我幸运。我说的是我女儿。自从离婚后，只见过三次，其中有一次，是我在商场遇见她。她有了新的家庭，一個终于快乐起来的母亲，一个看上去比我宽厚的父亲。他们站在一家礼品店门口，她指着一个遥控汽车，想要。那时，我才知道，我的女儿喜欢遥控汽车，胜过芭比娃娃。我是这样知道的。
我们到站了，车厢里的人都等着在这一站换乘。他拎起箱子，准备跨出去。我一把抓住了他。别下。我说。他疑惑地看了看我，以为是自己搞错了。等车门关上，车子再次行驶起来时，他还没发现，其实那就是虹桥路站。
“还有几站？”他问我。
他盯着车门上方的站台表，被那些红红绿绿的小圆圈弄得一脸困惑。
“刚才那就是。”
“那怎么不下？”
“换个地方吧。”
大概直到看到他一只脚跨出去时，我才突然想到了这个。为什么不呢？我想。没有任何人规定，我们一定要住去那个日渐破败的商务宾馆——我们第一次住时，房间散发着崭新的木头和棉花的味道，现在，卫生间的玻璃缝中挤满了污垢。 我们在南京东路下车，从七号口出，沿着南京东路往外滩走了几百米。陆家嘴的高楼就在不远处，闪烁着红蓝渐变的光芒。我们说过很多次要去。要去东方明珠，要去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要去金茂大厦。但我们从来没去过。再次看到那些高楼时，我想起他曾给我发了一篇文章，网友说陆家嘴的几栋高楼就是厨房三件套，还配了相应的图片。那会儿我们说：要去，要去。这回，我们的目的地依然不是那儿。
他惊讶的表情让我意识到，这根本不是个即兴的决定。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遍遍在百度中输入那个名字，查看它的历史、它的位置、它的价格。我知道他喜欢这儿。他曾说过，真想住一住和平饭店啊。那是我们第一次对虹桥路的商务宾馆315房间感到不满时的话。卫生间里的喷头突然掉下来，砸中了他的脚；被子潮湿得像是能拧出水……他九几年就知道和平饭店了，他告诉我。周润发主演的《和平饭店》，是他印象最深的电影之一。战争年代的避难所，安全的象征。其实我看过那电影，是另一座和平饭店，和上海这个没有关系。但我没有告诉过他。
那个穿制服的年轻男人接过他的箱子时，他紧张得一哆嗦。我戳戳他，低声骂道，你个土老帽。前台的服务员比星巴克的专业多了，眼睛不乱瞟，谁说话就直视谁。倒是他，恨不得站到离我两米远的地方，装作不认识我。我开完房，顺着服务生的指引往电梯走时，他还是跟我保持着一定距离。服务生似乎难以决定到底是跟在我后面，还是跟在他后面，最终走在了最后。我们看上去像是一支纪律涣散的队伍。
725。七楼。我在电梯里默念着。其实没必要，服务生帮我们按好了楼层，又伸出手，挡住电梯门，让我们出去。把我们送进房间后，我掏出了一张二十的纸币，准备给他作小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合适的数字。他摆摆手，微笑着退了出去。等我回过头，他已经躺在了那张两米宽的大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
“怎么样？”我问。我故意这么问。
“不错。”他说，声音平静。接着又补充：“感觉像在做梦。”
“你的梦好，还是这里好？”我问。
“说不清。”他说。
我走过去，坐到床边。房间很大，实木家具，印花地毯，我们的箱子还放在进门的地方。那两个牛津布的黑色旧箱子。我没想好要干点什么。要是在那个商务宾馆的房间，这会儿我们应该打开箱子，把东西拿出来放好。通常我们会被分到一个有两张床的标准间，有一个好处，床是可以移动的。夜里我们把床拼在一起，白天起床了再复原位置。
“腰有点疼。”他说。
“翻过去。”我拍拍他。
医生警告过他，腰的问题，不要随便按摩。我给他按过几次，其实只是在腰部轻轻地揉搓，能暂时性减轻他的疼痛。我把他的衬衫从皮带中扯出来，翻上去。他的腰侧有几道生长纹。那是当年急速发胖时留下的。我说，这就像你生过一个孩子似的。
“怎么样？”我把食指勾起来，刮过他的皮肤。
“嗯。”他闷哼了一声。
“我不想做这牌子了。”我说。
“嗯。”
“没意思。”
“是没意思。”
我停住了手上的动作，躺下去，用手箍住他的肩膀。这个月以来，我每天都在想这个。但碰在一起，那种触感又被一些不太高兴的想法替换掉了。比如，我们在这里的睡眠和虹桥路商务宾馆315房间的睡眠没有区别。我还想到明天我们拎着箱子离开这里，坐地铁去那个延安西路上的公司总部。封闭的会议室，日光灯。
“去合肥吧。”我说。
“去干嘛？”他问我。
我们以前商量过——也不是商量，只是随口说说，去开饭店，去开按摩店，开宾馆或者做二房东。但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只能背出那些愚蠢的手机参数，按照培训师教的那样，找到几个合适的点，把自己的手机吹得天花乱坠，把别人的手机说得一无是处。
我们把空调开到最低，冻得瑟瑟发抖后，钻进浴室。大浴缸里已经放满了热水。我们一人一头，坐进浴缸，水汽上升，很快浴室里就一团迷雾。我怀疑水汽能阻隔声音的传播——我隐约记得以前学过这个，或者在哪兒看过这个。
“要是能一直住这儿就好了。”他重重地喘出一口气。他的声音听上去闷闷的，模糊的尾音在浴室中回响。
“想得倒美。”我说。
我们各占一边，昂着头靠在两边墙上，四条腿交织着，把脚放在对方的肚子上。我们胖过，这几年瘦了不少，但肚子还是松垮垮的。我们尝试过一些办法，跑步，做仰卧起坐，效果都一般。他说，就这样吧，能瘦下来已经不容易了。他比我要更艰难一些，因为有个对厨艺非常自豪的老婆。少吃几口，简直令人伤心。有时候她会发火——这是他告诉我的，他说别人很难想象她发火的样子，劈头盖脸，数落小孩一般，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我说，没办法，就是这么回事儿。他说他知道。但肥还是要减的，最真实的原因是，我们都不喜欢胖子。那两年，就是他的游击战。端着碗到外面去吃，偷偷倒掉一半；假借医生之名说自己三高，要少油少糖多吃素食；每天往健身房里钻，和那些游手好闲的小男孩抢跑步机。
我的情况要好一些，离了婚，没人管我。起先，有几个亲戚劝我，孩子还小，别折腾。后来他们看不惯我对孩子的态度。冷漠，他们这么说。再后来，那种劝说变成了威胁——你知不知道某孤寡老头的尸体烂在乡下？很好。我想。他们解脱了我。他曾有过一个比喻，小城市，就像一个猪笼。但搬到那套位于城郊的小房子时，我觉得我的猪笼终于破了。我过了一段日夜颠倒的日子，睡到午后，光着身子在厨房里炒饭吃。他说，你这样不行。我问怎么不行？他说，这样太自私了。我问，那怎样才算不自私？我的意思是，我知道我自私，但这全是因为他。
在和平饭店的房间里，我又想起了这个。
几年来我反复回忆起离婚后，我们见的第一面。那个下午，我在火车上不停地吃东西、上厕所；在星巴克，喝完一杯又买了一杯；到了宾馆之后，长久地缠着他搂着他，以至于都没发现他开始变得不耐烦。他说，你别幼稚了。不是生气的语气，只是几个简洁的、微弱的音符。但足够让我冷静下来。那种踩着云彩的轻飘飘的状态消失了。 “真没意思。”我说。
他过来哄我，看上去笨拙极了。他甚至发出那种“哦哦哦”逗婴儿的声音。他试图跟我讲道理，让我理解他的难处。我说，我把自己的难处解决了。他轻轻拍着我的背，但那个姿势——我坐在床头，他坐在床侧，我们别着身子，像是两只攀在树枝上的树袋熊，真是难受极了。一阵敲门声响起，他噌一下弹开。是服务员送来了我要的吹风机。
是个老服务员。她说，先生你们又来住了。老顾客咯。
我们同时说，是的，是的。
在这里，在和平饭店，不会有服务员突然敲门，一切都是准备好的。弥漫的水汽中，我们帮对方搓背。我把脸靠在他的背上，起泡的沐浴露沾到脸上。我没见过那牌子，香味闻起来舒服极了。我使劲地嗅着，仿佛那味道是从他的皮肤散发出来的。冲掉之后，那种光滑的视觉与好闻的味道都消失了。他变了回去，起伏不平的背部皮肤——他年轻时的痤疮在背上留下的痘坑与色素沉淀；腰两侧软塌塌的顽固脂肪在肋骨的阴影中显得格外扎眼。我从没这样清晰地看到过这些。我突然想到，我看上去肯定也是一样的。
我们下楼的时候，已经有些晚了。餐厅里零零散散地坐着几桌人。唯一的一桌中国人朝我们瞥了瞥。我们选了一个离他们最远的位置坐下。对于来这里吃饭，他有些犹豫。我说来都来了，不在乎这点。但是点餐时，我发现确实挺麻烦。我们根本看不懂那菜单，只好在一堆由各种食材组成的名字里，挑了我们都认识的牛排。
“先生，前菜甜点和饮料要什么？”服务生微微弯着腰，一只手搭在我面前的菜单上。
“就这个吧。”他说。接着我就看到了套餐。这个我熟。
菜上得很慢，前前后后几乎花了整整一个小时，事实上在吃完免费面包和那盆分量挺足的蔬菜乱炖（其实它叫罗宋汤）之后，我就有些饱了。我们聊到滁州市的经销商，那男人个子挺矮，看着热情洋溢，喜欢用某某兄称呼别人。他是做生意的一把好手，每年都是安徽省的销量冠军。
“有可能滁州人民更爱换手机。”我说。
“他找大学生卖给身边人，给他们提成。”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你怎么知道？”
“他喝醉了说的。”
“你没跟我说过。”
“这有什么好说的。”他满不在乎地说。
我们都不太习惯刀叉，对付牛排简直比杀一头牛还要困难。吃掉一半时，我们才掌握了正确的使用方法——叉子按着肉，用刀去切，切完再用叉子送进嘴里。他的动作始终要比我笨拙一些，于是我把切成小块的肉放到他盘子里，再把他没切的肉拿过来。有人在看我们。不仅是那桌中国人，老外也朝我们瞟了几眼。我告诉自己，这儿没人认识我们。认识了也不能怎么样。
“你有没有过那种感觉，每个人都在看你。”他突然说。
“什么意思？”
“就是好像他们都知道了。”
“哦。”
他说巢湖太小了。一个小圆圈，他这么说，比六安还小。我觉得他夸张了，他根本不知道六安有多小。他从没来过六安。他说，每天都要笑，这是最受不了的事情。这个月他笑得更加用力，但凡店里来人，他都强迫自己热情一点。他想象那个滁州男人卖手机的样子，让顾客在第一分钟之内产生信赖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那种笑容要真实，不能太客套，也不能过分。
他一点也没提他老婆看到我们聊天记录的事情。我也没有追问。
我这个月带店里的员工吃了几次饭，唱了几次歌。那个扎双马尾的小姑娘说，老板突然变大方了。我说，到月底算账，谁卖得多，就奖一部手机。最后双马尾得到了它，她看上去高兴极了，恨不得搂住每个人都亲一口。尽管她用的是苹果手机。我也高兴，被她的样子感染，那种高兴实实在在地击中了我。
但我没有说这些。
“我觉得我坚持不住了。”他说。
“这话什么意思？”
他不说话。
又走了两桌人，现在餐厅里只剩下我们和一个金发碧眼的家庭。小女孩五六岁的样子，母亲喂她吃东西时，她笑得可爱极了。服務生站在各个角落，保持着一种让人舒服的敏锐，哪怕只剩两桌，也确保客人有需求时，他们能第一时间看见。没人坐的那些座位上方的吊灯被关掉了，餐厅更暗了一些。我们，以及那家外国人，占据着对角线的位置。我伸手过去，抓住了他的胳膊。他颤抖了一下，没有立刻挣脱我。等了一会儿，他才假装要举起水杯喝水，把手抽走。
等我收回手时，我觉得这个动作太不真实。只有几秒钟的时间，那种细节的感受便消失殆尽。我忘了他的手触碰起来是什么感觉，或许是冰冷的、僵硬的，但这只是凭着过去的感觉与餐厅中的冷气推断出来的。我清了清嗓子，又吃了一点食物。
“算了吧。是这个意思吗？”我问。
“这样对你也不好。”他的声音很弱。
轮到我不说话了。
我又想到了那个下午，服务员送完吹风机，离开房间。我像是突然抓住了一个灵感，告诉他：我找了别人。我想象着那个男孩的样子，不到二十岁，中等身高，有肌肉线条。他还在念书——这个身份差距更有意思。我说，那个男孩有酒窝，有虎牙，总是问一些蠢蠢的问题，好像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他不会害怕，也从不露出担心的神情。我给他买过东西。这个当然。他的电脑、穿的衣服都是我买的。我说能大方地给一个人花钱的感觉真好。他却只闷闷地问我，那男孩对我好不好。他坐在床上，盯着窗外。那是冬天，一排锐利的树梢朝天空伸着，看不出是什么树种。他用手抹了一把脸，疲惫的样子让他看上去老了十岁。
是那种东西，瞬间的柔软，让我从那个下午持续不断的梦魇中醒了过来，我坐在他旁边，天空慢慢在我们眼前黑下来，起先只是一层薄薄的阴翳，接着一种灰蓝色慢慢覆盖过来，最后才是一点点侵入房间的黑暗。大概是因为我离婚了。我说。那些忘乎所以的瞬间——无论是自由所带来的愉悦，还是愤怒时的颤栗，都像是我对着空气，挥出了一记拳头。当黑暗彻底落在房间里时，我终于接受了一个事实，我们所能拥有的，只有这儿，这个房间，虹桥路商务宾馆的315号房。 “我骗你的。”我说。
“我知道。”他说。
吃完饭，在电梯里、客房的长廊里，在打开房门之前，我们又说了一些话。主要是我说。我不在意别人的看法。我不在意你离婚不离婚。都这么长时间了，十年，十一年，总有出头的一天。而他只是继续说着，这样对你不公平。我没有说，我真正在意的就是这句话。我知道他不是——并不是想用这句话来撇清干系，或者内心的愧疚感。他是真的这么认为。只是说到嘴边，只有这么干巴巴的一句。但我还是控制不住，他每道歉一次，我就在水里沉得更深。等他把房卡贴在门上时，我终于忍不住问他：“那对你老婆就公平吗？”
这话过了。我知道。
我打开电视，好让房间里不显得那么冷清。豪华的房间依然平整，没有生活与使用过的痕迹。他坐在床上，压出一点浅浅的下陷，我坐在沙发里，彼此没有说话，都盯着电视。娱乐节目吵吵闹闹，屏幕上的脸，我却一张也不认识。
“我觉得他一点也不好看。”是我先说话的。
“我也觉得。”他说。
但我们继续看了下去，没多久，好像我们的注意力真的集中在那档节目上。年轻的男孩女孩，在典型的外国草地上跑来跑去，用沙包砸对方。真是无聊的节目啊。但要是有谁被砸中了，我们还是会轻呼一声。
我差不多所有的电视都是和他一起看的，在虹桥路的商务宾馆，激情过后，我们剩下的活动就是看电视。看过两集婆媳剧——没有前后也不要紧，总之演的内容就那么些；看过几场歌唱比赛，难以欣赏有些歌手怪异的唱法。他喜欢刘欢，他希望他喜欢的歌手能都能选刘欢做导师。但过一阵子，他又会在微信上告诉我，他对刘欢的团队很失望。唱得难听极了。
“电视一年不如一年好看了。”进广告的时候，他发出了这么一句评论。
“一年不如一年。”我重复了他的话。
他起身去倒水，问我：“要喝水吗？”
“好。”我说。
他递给我一个圆乎乎的玻璃杯，倒了半杯温水。他知道我胃不好，即使在炎热的太阳底下，我也不喝冰水。那个杯子非常薄，好像我稍一用力，就能捏碎它。我在手上使了点劲，杯中的水晃了晃，很快又趋于平静。这让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好奇，一种挑战的心理，想知道我到底能不能捏碎这个杯子。我把所有的力气集中在右手，握住那个胖胖的杯子。但它纹丝不动。
一种沮丧占据了我。我把杯子放到茶幾上，决定不再碰它。
他回到床上坐下，正对着电视，屏幕上闪烁的光映在他的身上。他的鼻子从来都不算挺拔，随着年龄增长，鼻翼两边越来越宽大，这会儿看着几乎陷落了下去，和脸庞剩余的部分融为一体。是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他眼睛中那些亮晶晶的东西，但他依然盯着电视，眼神中透露着某种坚定，好像遇到了不可理解的事情，却一定要搞清楚。接着他扭过了头，然后起身——往卫生间走去。他走得非常慢，那速度让他的步伐看上去摇摇晃晃。
我脑海中闪过了他笑的样子，他笑的时候看上去也在担心。我看过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在巢湖时。他戴着墨镜，摆出一副“酷哥”的姿态，脸上的表情因用力而拧巴起来；边上的男孩和他差不多打扮，双手插兜。我一眼就看出他在模仿那个男孩，出于某种倔强。我嘲笑过他，我说他看上去就像个愣头青。其实那副不合时宜的神情，到今天都没有变。
我起身。我的箱子还没有打开。我拎起箱子，经过了他。我的手碰到门的把手时，我听见他问：“你去哪儿？”那种带着哭腔，惊恐的声音。
我顿了一下，不知如何回答。其实我想说的是：
我想把和平饭店的晚上留给你。
“要不你喝抹茶拿铁吧？那里面没咖啡。”我说。
“所以就是用抹茶粉兑的？”他问。
“是抹茶粉和牛奶，先生。”店员说。
“为什么叫拿铁？”他嘟囔了一句。
“拿铁就是牛奶的意思，先生。”店员回答他的时候，瞥了我一眼。
“好吧，就这个。”
我们都对这个不熟。我是安徽六安人，那个小城至今没有星巴克，要喝咖啡，只能去上岛咖啡，或者去联华超市买咖啡粉，自己回家泡。我喝了不少年雀巢，后来改成麦斯威尔。他在巢湖，更没有这个。我去过一次。他带我在市中心某家酒楼吃饭。从窗户望出去，能看到水泥厂的烟囱，正冒着滚滚浓烟。吃完饭，我们下楼，看到一个农夫牵着一头驴子。但他告诉我，那是骡子，驴子和马杂交的后代。
每次来上海，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喝一杯星巴克。要是火车到站的时间有先后，先到的人就买好自己那份，在这家星巴克等着。它在到达层的正中间，也就是说，无论我们从哪个到达口下车，到这儿的距离都是最合适的。今天我们是差不多时间到的。我们打算坐上一会儿，等喝完了再走。现在，狭小的店里挤满了人，等一对母女离开，我们坐了下来。
我坐在靠过道的位置，空间大些，我让他把箱子放在我这边。他经过我往里走的时候，我闻到了他衬衫上洗衣粉的味道。我以前问过那是什么牌子。我说很好闻，有一股淡淡的茉莉花香。他说他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洗衣粉的牌子。他坐到我对面去，那味道消失了。接着，他对杯子上的那圈杯套起了兴趣，像个顽固的小男孩，用指甲抠了好一会儿，碎屑掉在桌子上。
“饿吗？”我问他。
“还好。”他说，“你呢。”
“我在火车上吃了。”我说。
他点点头，继续对付着他的杯套。
“还好吧？没事吧？”我问。
“没事，没事。”他迅速地抬头看了我一眼。“我上个月就卖出去十部手机。”
“六安也是。谁还用这牌子。”我说，“想想你自己用的是什么手机。都是苹果。”
“是啊，是啊。”他点点头。
“不像以前了。”我说。
我们都是某家电子品牌的三级经销商，刚代理这品牌时，他们推出了市面上第一款MP4，能听歌，还能看视频和电子书，这让我们发了两三年的财。当然我们也挨了不少学生家长的骂，他的店甚至被砸过一次。后来我们继续代理这家公司的手机，但自从iPhone4发布之后，生意就不太好做了。那是2010年。他的孩子考上大学，我离了婚。我问他要不要一块儿去合肥，做点别的生意。
“不知道这回又要说什么。”我说。
“吹牛呗，像素，电池，CPU，屏幕。还能有什么。”他说。
“他们搞研发的人不行。”我说。
“他们说是我们不行。”他说。
一群高中生涌了进来，一直排到门外。一个穿着吊带衫的金发女人拿着本子，正说着什么。那女人大概五十出头，脸上有不少雀斑，脖子上的皮肤都皱在一起。没有人听。飞快的、叽叽喳喳的英文塞满了整个星巴克。他们不是中国人，尽管都长着一张中国脸。
“外国女人老得快。”我说。
他看了一眼，没有说话。
我们又来上海了。是这个女人的出现让我突然想到这个。
我们时不时就来一趟上海。宣讲会、订货会、经销商文化建设大会……总有很多名目。我们就是在一次新品发布会上认识的，那次发布的新品，是品牌的第一款安卓手机。“重新定义”。品牌方用了这个标题。但整个发布会复杂、冗长，产品价格昂贵。经销商都不怎么感兴趣。午饭时，他坐我旁边，除了我们，其他人彼此认识。于是我们两个搭上话，提到了手机、品牌、各自城市的销路。后来，又说起各自的私人情况。他儿子十三岁，正在跨入青春期，有了些变化。我女儿刚刚出生。我不知道在前方等着我的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但这个话题不能往深了聊，否则同样无聊。
“唉。”我们同时叹了一口气。
沉默了一会儿，我说，“你还好吧。”仿佛被他传染了，我也抠起了杯套。
“憋了一下午没抽烟了。”他轻轻地说，好像害怕被人听见。
“一会儿下地铁……”
“也没吸烟室。”
我想到他的生活，他站在店门口抽烟的样子——眯着眼睛，用拇指和食指夹着香烟，像是在走神。我见过一次，那是临时起意的巢湖之旅，见到我的时候，他紧张极了。他的店在巢湖步行街，门外吵吵闹闹，污水遍地，夹杂着烤串摊的香气，门店却被收拾得异常干净。这是他老婆的功劳。真是个热情周到的女人，張罗他带我去最好的那家酒楼吃饭。临走时，硬塞了一袋儿她母亲灌的香肠给我。对他也不错——必须把那碗炖了三个小时的土鸡松茸汤喝完了再走，不许剩，一口都不行。她用一种抱怨的口气跟我说，他这两年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她一看就是那种很有办法对付男人的女人。
“她怎么样？”我问。
“就那样。能怎么样？”
“没吵架？”
“她回娘家了。”
“没跟别人说吧？”
“不知道。”
他不想聊这个。一个月以来，每次我开始这个话题，他都能找到理由搪塞过去。要吃饭了。有客人来。他一次也没说过事情的进展和他心里的想法。我们喝着剩下的咖啡，他被呛了一口，几滴绿色的液体溅到白衬衫上。我去取来几张纸巾，递给了他。他看上去有些烦躁。离开时，我掂量了一下两个箱子，他的那个比较重。于是，我把我的箱子推给了他。他从四年前开始腰椎间盘突出。 我们要去虹桥路站附近的一个商务宾馆。这几年每次来上海，我们都住那，后来渐渐有了一个固定的房间。315。窗子对着一片绿地。
我们最初的活动范围在虹桥路与凯旋路，最北到过中山公园。我们去过一家小小的画廊。他说，电影里面约会都在这种地方。我们晃了一圈，一台老式电视机里放着一个女人的录像，她握着一柄木勺，大口大口地吃着从胸前挖出来的木瓜。我说我也想吃。那晚的夜宵，是他从水果摊上买回来的哈密瓜。他说，买不到木瓜了，哈密瓜也一样。说得理直气壮。
一年后，我们走到新华路上去。遮天蔽日的梧桐树，让整条马路看上去像个地下通道。那是深夜十二点的散步，我睡不着。也是那个晚上，我们循着三五成群打扮时髦的小男孩，把边界扩展到了番禺路上。他们从一家酒吧出来。我能看出来他想进去，要不然他不会刚走到了另外一家酒吧的门口，就说自己渴死了。他点了一杯酒，坐下，时不时朝对面瞥上一眼。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犹犹豫豫，从不逾矩。他说，他做过的最坚决的一件事情，就是主动跟我说话。我问他，那你答应来我房间呢？他说，那是喝醉了，不算。那几年他发福了（我也有一点），他的发际线还有后移的倾向（我没有），这让他突然倔强起来的样子十分可笑，像只巨大的甲壳虫，硬要拱起一块石头。好吧。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知道，他远比他看上去的那副好脾气的样子要来得坚硬。
站在站台等车时，这一点更为明确。他靠在一根粗大的柱子上，对着某个角度发呆。一辆车刚走，要等十分钟才有第二辆。排队的人越来越多，他丝毫没有上前的意思。他的意思是：干嘛要去抢那个座位。我在他身边站着，也没有上前。防护玻璃上映着我们模模糊糊的影子。接着，我们头顶原先暗着的射灯突然被打开，把玻璃上的倒影映亮。我注意到了，他没有。他的衣服都有些大，松垮垮地挂在身上。我曾经用一个词嘲笑他，“儒雅中年”。但我知道，这个词范围很广，说不定在某些人眼里，我也是其中之一——短袖衬衫扎进西裤里，皮带拎到过高的位置，用白色运动袜配旧皮鞋……我猜他对这些一无所知。
车进站了，没有位置。我们挤在门口，用力收住身体，才没让缓缓关闭的门夹着我们。我让他往玻璃门的侧边靠靠，座位扶手和门形成了一小块稍微舒服些的区域。他偏着头，看着黑黢黢的窗外，几张明亮的广告牌一闪而过。我这边，人群挤在一起，热气在我背后升腾起来，头顶上方的空调又非常强劲，喷着嘶嘶的冷气，让我陷入一种又冷又热的奇怪感受之中。
我们只需要再忍受二十分钟。
列车刚走一站，他的电话响了。他接起电话的瞬间，脸上那种恹恹的表情一扫而空，看上去相当精神。这就像他必须在经销商大会上发言一般，他总说他肯定不行，成夜不睡，翻来覆去地背发言稿，但一到上台的时候，他自信、清晰、抑扬顿挫。那状态能维持到发言结束之后的半天。那半天里的他因陌生而分外有趣。
“在地铁上，有点吵。”
“对，来上海开会。”
“挺好，都挺好的。”他笑了笑。
“两千是吧？上个月不是……行，我知道了。”
“晚点行吗？等我到酒店。”
“你最近怎么样？”说完他“喂”了几声。那头已经把电话挂了。
是他儿子，一个优秀的男孩，但有些刚愎自用，不爱写繁复的数学证明过程，三两步就写出题目的答案。这让他的初中成绩不太理想。我们第一次聊天的时候，他就提过这个。他说，怎么说都没用。打过一次。后来的某次考试，干脆只写上答案，近乎交了白卷。那时我说：过几年就好了。
我第一次见那男孩，他已经在念高二，高瘦，长过眉头的头发，脸上有一些青春痘，长得更像他的母亲。我问他：现在写不写证明步骤了。男孩瞥瞥我，没有回答，眼神中透着警惕，某种麻木的漠然。这点又像他的父亲。后来，他告诉我，儿子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我说，至少他高考试卷上没有留下任何空白。
“没跟他说吧？”我问。
“什么？”
“你老婆没跟他说吧？”
“没有。”他顿了一下，又补充，“怎么可能跟他说。”
这时，有人下车。我让他坐过去，我挪动着箱子，站在他对面。他没看我，低着头，像在研究我的裤子。我用膝盖戳戳他，他抬起头，看着我。我们没说话。
这样过了两站，他突然说：“但我总觉得，他知道了。”
“怎么会呢。不可能的。”我宽慰他。
“他不太和我说话了。”
“不是刚跟你打电话吗？”我说。
“那是要钱。”
“孩子就是这样。”我说。
他点点头，没说话。
他比我幸运。我说过一次。是上一次来上海的时候，他反复地说起儿子过年不回家的事情——去北京实习，过年也要值班——这理由简直没经过脑子。翻来覆去，说了三天。最后，我没忍住，说，你比我幸运。我说的是我女儿。自从离婚后，只见过三次，其中有一次，是我在商场遇见她。她有了新的家庭，一個终于快乐起来的母亲，一个看上去比我宽厚的父亲。他们站在一家礼品店门口，她指着一个遥控汽车，想要。那时，我才知道，我的女儿喜欢遥控汽车，胜过芭比娃娃。我是这样知道的。
我们到站了，车厢里的人都等着在这一站换乘。他拎起箱子，准备跨出去。我一把抓住了他。别下。我说。他疑惑地看了看我，以为是自己搞错了。等车门关上，车子再次行驶起来时，他还没发现，其实那就是虹桥路站。
“还有几站？”他问我。
他盯着车门上方的站台表，被那些红红绿绿的小圆圈弄得一脸困惑。
“刚才那就是。”
“那怎么不下？”
“换个地方吧。”
大概直到看到他一只脚跨出去时，我才突然想到了这个。为什么不呢？我想。没有任何人规定，我们一定要住去那个日渐破败的商务宾馆——我们第一次住时，房间散发着崭新的木头和棉花的味道，现在，卫生间的玻璃缝中挤满了污垢。 我们在南京东路下车，从七号口出，沿着南京东路往外滩走了几百米。陆家嘴的高楼就在不远处，闪烁着红蓝渐变的光芒。我们说过很多次要去。要去东方明珠，要去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要去金茂大厦。但我们从来没去过。再次看到那些高楼时，我想起他曾给我发了一篇文章，网友说陆家嘴的几栋高楼就是厨房三件套，还配了相应的图片。那会儿我们说：要去，要去。这回，我们的目的地依然不是那儿。
他惊讶的表情让我意识到，这根本不是个即兴的决定。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遍遍在百度中输入那个名字，查看它的历史、它的位置、它的价格。我知道他喜欢这儿。他曾说过，真想住一住和平饭店啊。那是我们第一次对虹桥路的商务宾馆315房间感到不满时的话。卫生间里的喷头突然掉下来，砸中了他的脚；被子潮湿得像是能拧出水……他九几年就知道和平饭店了，他告诉我。周润发主演的《和平饭店》，是他印象最深的电影之一。战争年代的避难所，安全的象征。其实我看过那电影，是另一座和平饭店，和上海这个没有关系。但我没有告诉过他。
那个穿制服的年轻男人接过他的箱子时，他紧张得一哆嗦。我戳戳他，低声骂道，你个土老帽。前台的服务员比星巴克的专业多了，眼睛不乱瞟，谁说话就直视谁。倒是他，恨不得站到离我两米远的地方，装作不认识我。我开完房，顺着服务生的指引往电梯走时，他还是跟我保持着一定距离。服务生似乎难以决定到底是跟在我后面，还是跟在他后面，最终走在了最后。我们看上去像是一支纪律涣散的队伍。
725。七楼。我在电梯里默念着。其实没必要，服务生帮我们按好了楼层，又伸出手，挡住电梯门，让我们出去。把我们送进房间后，我掏出了一张二十的纸币，准备给他作小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合适的数字。他摆摆手，微笑着退了出去。等我回过头，他已经躺在了那张两米宽的大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
“怎么样？”我问。我故意这么问。
“不错。”他说，声音平静。接着又补充：“感觉像在做梦。”
“你的梦好，还是这里好？”我问。
“说不清。”他说。
我走过去，坐到床边。房间很大，实木家具，印花地毯，我们的箱子还放在进门的地方。那两个牛津布的黑色旧箱子。我没想好要干点什么。要是在那个商务宾馆的房间，这会儿我们应该打开箱子，把东西拿出来放好。通常我们会被分到一个有两张床的标准间，有一个好处，床是可以移动的。夜里我们把床拼在一起，白天起床了再复原位置。
“腰有点疼。”他说。
“翻过去。”我拍拍他。
医生警告过他，腰的问题，不要随便按摩。我给他按过几次，其实只是在腰部轻轻地揉搓，能暂时性减轻他的疼痛。我把他的衬衫从皮带中扯出来，翻上去。他的腰侧有几道生长纹。那是当年急速发胖时留下的。我说，这就像你生过一个孩子似的。
“怎么样？”我把食指勾起来，刮过他的皮肤。
“嗯。”他闷哼了一声。
“我不想做这牌子了。”我说。
“嗯。”
“没意思。”
“是没意思。”
我停住了手上的动作，躺下去，用手箍住他的肩膀。这个月以来，我每天都在想这个。但碰在一起，那种触感又被一些不太高兴的想法替换掉了。比如，我们在这里的睡眠和虹桥路商务宾馆315房间的睡眠没有区别。我还想到明天我们拎着箱子离开这里，坐地铁去那个延安西路上的公司总部。封闭的会议室，日光灯。
“去合肥吧。”我说。
“去干嘛？”他问我。
我们以前商量过——也不是商量，只是随口说说，去开饭店，去开按摩店，开宾馆或者做二房东。但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只能背出那些愚蠢的手机参数，按照培训师教的那样，找到几个合适的点，把自己的手机吹得天花乱坠，把别人的手机说得一无是处。
我们把空调开到最低，冻得瑟瑟发抖后，钻进浴室。大浴缸里已经放满了热水。我们一人一头，坐进浴缸，水汽上升，很快浴室里就一团迷雾。我怀疑水汽能阻隔声音的传播——我隐约记得以前学过这个，或者在哪兒看过这个。
“要是能一直住这儿就好了。”他重重地喘出一口气。他的声音听上去闷闷的，模糊的尾音在浴室中回响。
“想得倒美。”我说。
我们各占一边，昂着头靠在两边墙上，四条腿交织着，把脚放在对方的肚子上。我们胖过，这几年瘦了不少，但肚子还是松垮垮的。我们尝试过一些办法，跑步，做仰卧起坐，效果都一般。他说，就这样吧，能瘦下来已经不容易了。他比我要更艰难一些，因为有个对厨艺非常自豪的老婆。少吃几口，简直令人伤心。有时候她会发火——这是他告诉我的，他说别人很难想象她发火的样子，劈头盖脸，数落小孩一般，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我说，没办法，就是这么回事儿。他说他知道。但肥还是要减的，最真实的原因是，我们都不喜欢胖子。那两年，就是他的游击战。端着碗到外面去吃，偷偷倒掉一半；假借医生之名说自己三高，要少油少糖多吃素食；每天往健身房里钻，和那些游手好闲的小男孩抢跑步机。
我的情况要好一些，离了婚，没人管我。起先，有几个亲戚劝我，孩子还小，别折腾。后来他们看不惯我对孩子的态度。冷漠，他们这么说。再后来，那种劝说变成了威胁——你知不知道某孤寡老头的尸体烂在乡下？很好。我想。他们解脱了我。他曾有过一个比喻，小城市，就像一个猪笼。但搬到那套位于城郊的小房子时，我觉得我的猪笼终于破了。我过了一段日夜颠倒的日子，睡到午后，光着身子在厨房里炒饭吃。他说，你这样不行。我问怎么不行？他说，这样太自私了。我问，那怎样才算不自私？我的意思是，我知道我自私，但这全是因为他。
在和平饭店的房间里，我又想起了这个。
几年来我反复回忆起离婚后，我们见的第一面。那个下午，我在火车上不停地吃东西、上厕所；在星巴克，喝完一杯又买了一杯；到了宾馆之后，长久地缠着他搂着他，以至于都没发现他开始变得不耐烦。他说，你别幼稚了。不是生气的语气，只是几个简洁的、微弱的音符。但足够让我冷静下来。那种踩着云彩的轻飘飘的状态消失了。 “真没意思。”我说。
他过来哄我，看上去笨拙极了。他甚至发出那种“哦哦哦”逗婴儿的声音。他试图跟我讲道理，让我理解他的难处。我说，我把自己的难处解决了。他轻轻拍着我的背，但那个姿势——我坐在床头，他坐在床侧，我们别着身子，像是两只攀在树枝上的树袋熊，真是难受极了。一阵敲门声响起，他噌一下弹开。是服务员送来了我要的吹风机。
是个老服务员。她说，先生你们又来住了。老顾客咯。
我们同时说，是的，是的。
在这里，在和平饭店，不会有服务员突然敲门，一切都是准备好的。弥漫的水汽中，我们帮对方搓背。我把脸靠在他的背上，起泡的沐浴露沾到脸上。我没见过那牌子，香味闻起来舒服极了。我使劲地嗅着，仿佛那味道是从他的皮肤散发出来的。冲掉之后，那种光滑的视觉与好闻的味道都消失了。他变了回去，起伏不平的背部皮肤——他年轻时的痤疮在背上留下的痘坑与色素沉淀；腰两侧软塌塌的顽固脂肪在肋骨的阴影中显得格外扎眼。我从没这样清晰地看到过这些。我突然想到，我看上去肯定也是一样的。
我们下楼的时候，已经有些晚了。餐厅里零零散散地坐着几桌人。唯一的一桌中国人朝我们瞥了瞥。我们选了一个离他们最远的位置坐下。对于来这里吃饭，他有些犹豫。我说来都来了，不在乎这点。但是点餐时，我发现确实挺麻烦。我们根本看不懂那菜单，只好在一堆由各种食材组成的名字里，挑了我们都认识的牛排。
“先生，前菜甜点和饮料要什么？”服务生微微弯着腰，一只手搭在我面前的菜单上。
“就这个吧。”他说。接着我就看到了套餐。这个我熟。
菜上得很慢，前前后后几乎花了整整一个小时，事实上在吃完免费面包和那盆分量挺足的蔬菜乱炖（其实它叫罗宋汤）之后，我就有些饱了。我们聊到滁州市的经销商，那男人个子挺矮，看着热情洋溢，喜欢用某某兄称呼别人。他是做生意的一把好手，每年都是安徽省的销量冠军。
“有可能滁州人民更爱换手机。”我说。
“他找大学生卖给身边人，给他们提成。”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你怎么知道？”
“他喝醉了说的。”
“你没跟我说过。”
“这有什么好说的。”他满不在乎地说。
我们都不太习惯刀叉，对付牛排简直比杀一头牛还要困难。吃掉一半时，我们才掌握了正确的使用方法——叉子按着肉，用刀去切，切完再用叉子送进嘴里。他的动作始终要比我笨拙一些，于是我把切成小块的肉放到他盘子里，再把他没切的肉拿过来。有人在看我们。不仅是那桌中国人，老外也朝我们瞟了几眼。我告诉自己，这儿没人认识我们。认识了也不能怎么样。
“你有没有过那种感觉，每个人都在看你。”他突然说。
“什么意思？”
“就是好像他们都知道了。”
“哦。”
他说巢湖太小了。一个小圆圈，他这么说，比六安还小。我觉得他夸张了，他根本不知道六安有多小。他从没来过六安。他说，每天都要笑，这是最受不了的事情。这个月他笑得更加用力，但凡店里来人，他都强迫自己热情一点。他想象那个滁州男人卖手机的样子，让顾客在第一分钟之内产生信赖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那种笑容要真实，不能太客套，也不能过分。
他一点也没提他老婆看到我们聊天记录的事情。我也没有追问。
我这个月带店里的员工吃了几次饭，唱了几次歌。那个扎双马尾的小姑娘说，老板突然变大方了。我说，到月底算账，谁卖得多，就奖一部手机。最后双马尾得到了它，她看上去高兴极了，恨不得搂住每个人都亲一口。尽管她用的是苹果手机。我也高兴，被她的样子感染，那种高兴实实在在地击中了我。
但我没有说这些。
“我觉得我坚持不住了。”他说。
“这话什么意思？”
他不说话。
又走了两桌人，现在餐厅里只剩下我们和一个金发碧眼的家庭。小女孩五六岁的样子，母亲喂她吃东西时，她笑得可爱极了。服務生站在各个角落，保持着一种让人舒服的敏锐，哪怕只剩两桌，也确保客人有需求时，他们能第一时间看见。没人坐的那些座位上方的吊灯被关掉了，餐厅更暗了一些。我们，以及那家外国人，占据着对角线的位置。我伸手过去，抓住了他的胳膊。他颤抖了一下，没有立刻挣脱我。等了一会儿，他才假装要举起水杯喝水，把手抽走。
等我收回手时，我觉得这个动作太不真实。只有几秒钟的时间，那种细节的感受便消失殆尽。我忘了他的手触碰起来是什么感觉，或许是冰冷的、僵硬的，但这只是凭着过去的感觉与餐厅中的冷气推断出来的。我清了清嗓子，又吃了一点食物。
“算了吧。是这个意思吗？”我问。
“这样对你也不好。”他的声音很弱。
轮到我不说话了。
我又想到了那个下午，服务员送完吹风机，离开房间。我像是突然抓住了一个灵感，告诉他：我找了别人。我想象着那个男孩的样子，不到二十岁，中等身高，有肌肉线条。他还在念书——这个身份差距更有意思。我说，那个男孩有酒窝，有虎牙，总是问一些蠢蠢的问题，好像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他不会害怕，也从不露出担心的神情。我给他买过东西。这个当然。他的电脑、穿的衣服都是我买的。我说能大方地给一个人花钱的感觉真好。他却只闷闷地问我，那男孩对我好不好。他坐在床上，盯着窗外。那是冬天，一排锐利的树梢朝天空伸着，看不出是什么树种。他用手抹了一把脸，疲惫的样子让他看上去老了十岁。
是那种东西，瞬间的柔软，让我从那个下午持续不断的梦魇中醒了过来，我坐在他旁边，天空慢慢在我们眼前黑下来，起先只是一层薄薄的阴翳，接着一种灰蓝色慢慢覆盖过来，最后才是一点点侵入房间的黑暗。大概是因为我离婚了。我说。那些忘乎所以的瞬间——无论是自由所带来的愉悦，还是愤怒时的颤栗，都像是我对着空气，挥出了一记拳头。当黑暗彻底落在房间里时，我终于接受了一个事实，我们所能拥有的，只有这儿，这个房间，虹桥路商务宾馆的315号房。 “我骗你的。”我说。
“我知道。”他说。
吃完饭，在电梯里、客房的长廊里，在打开房门之前，我们又说了一些话。主要是我说。我不在意别人的看法。我不在意你离婚不离婚。都这么长时间了，十年，十一年，总有出头的一天。而他只是继续说着，这样对你不公平。我没有说，我真正在意的就是这句话。我知道他不是——并不是想用这句话来撇清干系，或者内心的愧疚感。他是真的这么认为。只是说到嘴边，只有这么干巴巴的一句。但我还是控制不住，他每道歉一次，我就在水里沉得更深。等他把房卡贴在门上时，我终于忍不住问他：“那对你老婆就公平吗？”
这话过了。我知道。
我打开电视，好让房间里不显得那么冷清。豪华的房间依然平整，没有生活与使用过的痕迹。他坐在床上，压出一点浅浅的下陷，我坐在沙发里，彼此没有说话，都盯着电视。娱乐节目吵吵闹闹，屏幕上的脸，我却一张也不认识。
“我觉得他一点也不好看。”是我先说话的。
“我也觉得。”他说。
但我们继续看了下去，没多久，好像我们的注意力真的集中在那档节目上。年轻的男孩女孩，在典型的外国草地上跑来跑去，用沙包砸对方。真是无聊的节目啊。但要是有谁被砸中了，我们还是会轻呼一声。
我差不多所有的电视都是和他一起看的，在虹桥路的商务宾馆，激情过后，我们剩下的活动就是看电视。看过两集婆媳剧——没有前后也不要紧，总之演的内容就那么些；看过几场歌唱比赛，难以欣赏有些歌手怪异的唱法。他喜欢刘欢，他希望他喜欢的歌手能都能选刘欢做导师。但过一阵子，他又会在微信上告诉我，他对刘欢的团队很失望。唱得难听极了。
“电视一年不如一年好看了。”进广告的时候，他发出了这么一句评论。
“一年不如一年。”我重复了他的话。
他起身去倒水，问我：“要喝水吗？”
“好。”我说。
他递给我一个圆乎乎的玻璃杯，倒了半杯温水。他知道我胃不好，即使在炎热的太阳底下，我也不喝冰水。那个杯子非常薄，好像我稍一用力，就能捏碎它。我在手上使了点劲，杯中的水晃了晃，很快又趋于平静。这让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好奇，一种挑战的心理，想知道我到底能不能捏碎这个杯子。我把所有的力气集中在右手，握住那个胖胖的杯子。但它纹丝不动。
一种沮丧占据了我。我把杯子放到茶幾上，决定不再碰它。
他回到床上坐下，正对着电视，屏幕上闪烁的光映在他的身上。他的鼻子从来都不算挺拔，随着年龄增长，鼻翼两边越来越宽大，这会儿看着几乎陷落了下去，和脸庞剩余的部分融为一体。是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他眼睛中那些亮晶晶的东西，但他依然盯着电视，眼神中透露着某种坚定，好像遇到了不可理解的事情，却一定要搞清楚。接着他扭过了头，然后起身——往卫生间走去。他走得非常慢，那速度让他的步伐看上去摇摇晃晃。
我脑海中闪过了他笑的样子，他笑的时候看上去也在担心。我看过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在巢湖时。他戴着墨镜，摆出一副“酷哥”的姿态，脸上的表情因用力而拧巴起来；边上的男孩和他差不多打扮，双手插兜。我一眼就看出他在模仿那个男孩，出于某种倔强。我嘲笑过他，我说他看上去就像个愣头青。其实那副不合时宜的神情，到今天都没有变。
我起身。我的箱子还没有打开。我拎起箱子，经过了他。我的手碰到门的把手时，我听见他问：“你去哪儿？”那种带着哭腔，惊恐的声音。
我顿了一下，不知如何回答。其实我想说的是：
我想把和平饭店的晚上留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