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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国企60年
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透过60年中国国有企业发展的历史,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主脉络:成长。当然,成长之路充满坎坷。
打开尘封的史料,中国国有企业60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扑面而来:从第一辆汽车下线、第一个大油田投产到“神七”上天、“嫦娥”奔月,一个个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壮观场面既遥远而又真切。
历史是最宝贵的财富。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的国有企业经历了三年脱困后的短暂轻松、入世后的惶恐与振奋、“国进民退”潮流的冲击、高速增长的经济周期、国资监管体制变革后的迅速崛起以及最近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考验,下一个历史阶段,下一个60年,我们将走向何方?
在漫步历史的过程中,即便接触的材料非常有限,我们仍然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国有企业的60年,是一个完整的、连续的、血脉贯通的成长过程。我们初步的认识,就是应该从整体上记录、总结、分析国有企业60年的历史。 。
我们需要弥缝60年的历史,做一些站在历史高度、整体、客观的回顾与反思了。这样的回顾与反思,是为了中国国有企业更好的明天,为了共和国更好的明天。
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由此激发的中华民族的动力是无与伦比的。与这份动力相比,缺乏经验、盲目乐观、局势动荡都无法遏制国家经济的快速成长。这里,我们剔除各种外部因素,把中国国有企业成长的脉络做一番梳理。
成长的种子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摆在建设者们面前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度。历经战火洗礼的中国,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同时,为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基础。
此时中国的国有经济已经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其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公营企业。新中国成立前,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各根据地政府都有一些自己管理的公营经济,主要是为战争服务的军事工业和后勤性质的工业,这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雏形。这些公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
——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国民党当权后的官僚资本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国家垄断资本,即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代表队的大地方、大资产阶级的国家所有的资本;二是蒋、宋、孔、陈和其他官僚、军阀所有的私人资本。没收官僚资本,就是没收这两部分资本。
金融方面:国民党政府的国家银行系统“四行两局一库”(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及合作金库)和省市地方银行系统共2400多家银行;官商合办的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新华等银行则派员监理,继续营业,其中的官股产权归国家所有。
工业方面:控制全国资源和重工业生产的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垄断全国纺织工业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国民党兵工系统和军事后勤系统所办的工业;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粮食部和其他部门所办企业;宋孔家族和其他官僚的“商办”企业,“CC”系统的“党营”企业;各省地资本系统的企业。合计共有工业企业2858个,职工129万人。
交通运输方面: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招商局等所属全部交通运输企业。计有铁路20000公里,机车4000多台,客车约4000辆,货车约47000辆,铁路车辆和船舶修造工厂约30个,各种船舶20多万吨。被国民党劫持到香港的原中国、中央两家航空公司的12架飞机,由于职工起义,于1949年11月9日投归祖国怀抱。招商局香港分局和在港13艘海轮的职工也宣布起义,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
商业方面:国民党政府经营的复兴、富华、中国茶叶、中国石油、中国盐业、中国蚕丝、中国油料等公司,大官僚经营的孚中、中国进出口、金山、得泰、扬子实业、长江实业公司等十几家垄断性的贸易公司。
没收官僚资本,对新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它削弱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力量。另一方面,壮大了社会主义国有经济。
据统计,1949年,国营工业在全国大型工业总产值所占的比重为41.3%,国营工业已拥有全国发电量的58%,原煤产量的68%,生铁产量的92%,钢产量的97%,水泥产量的68%,棉纱产量的53%。国营经济还掌握了全国的铁路、邮电、电信和大部分的现代交通运输事业。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已居于主导地位。
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同时,帝国主义的部分在华企业和苏联政府移交给我国政府的财产也成为国有经济的部分来源。
经过建国后三年经济恢复,有了初步基础的国有企业快速成长,并确立了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1952年底,全国国有工业企业已有9500多个,职工510多万人,资产总值由1949年的68.9亿元增长到108亿元。
1952年,国营对外贸易占进出口总值的93%。
1952年底,全国已建立起3万多个国营商店,比1950年增加30倍,有职工57.7万人,国有商业已控制了很大部分社会产品的流通,基本上控制了市场价格,并通过加工订货、价格政策来调节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生产过程,把它们初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
到1952年底,国有银行逐步变成了现金、短期信贷和结算的中心,掌握了99%的银行存贷款,巩固了国有经济在社会信贷体系中的领导地位。
国有企业上缴国家的利税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提高,由1950年的33.4%上升到1952年的58.1%。国有企业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辉煌的“一五”
经过三年恢复,到1953年,举世瞩目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新中国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随着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国营经济在工业、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商业等领域居于绝对的主体,基本上形成一统天下的格局。
尽管也经历了一些失误,但是,以156个重点项目、694个限额以上项目的建设为标志的“一五”计划的成就仍然令人振奋。
在此期间,全国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550亿元。工业建设投资总额达250.26亿元。在工业建设中,重工业是经济建设的重点,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额中,重工业的投资占87%,轻工业占13%。
“一五”期间,施工的工矿建设单位1万多个,其中限额以上的921个,比计划规定的单位数增加227个。到1957年底,全部投入生产的428个,部分投入生产的109个。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156个重大建设项目,有135个已经施工建设,有68个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入生产。由于这些重要项目的投产,我国建立了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新式机床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以及高级合金钢、重要有色金属冶炼业等新的工业部门,初步改变了解放前工业极端落后的面貌。
由于数量众多的重要建设项目的投产,工业产出水平迅速提高。1957年,工业总产值达783.9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3%,平均每年增长18%;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43.1%提高到1957年的56.7%。1957年,重工业生产比1952年增长2.1倍,平均每年增长25.4%,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6%提高到1957年的48.3%。
“一五”计划新增工业生产能力,大部分都已超额完成。主要工业产品的新增生产能力:铁矿石开采1653.4万吨,炼铁338.6万吨,炼钢281.6万吨,轧钢165万吨,采煤6376万吨,发电装机容量246.9万千瓦,石油131.2万吨,水泥261.3万吨,金属切削机床8704台,载重汽车3万辆,纱锭201万枚。
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运输邮电业也有迅速发展。到1957年底,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29862公里,比1952年增加22%。五年内,新建铁路33条,恢复铁路3条,新建、修复铁路干线、复线、支线和企业专用线共约1万公里;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25万多公里,比1952年增加一倍;内河航运里程达14.4万多公里,比1952年增长51.6%。
潜滋暗长
“一五”计划之后的20余年,国有企业与新中国一起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的冲击。由此带来的损失和创伤不容忽视。但是我们也看到,即便是在“大跃进”和“文革”的极端环境下,中国的国有企业依然在默默地成长中。
1958~1960年的“大跃进”期间,经济建设特别是重工业建设也取得许多成就。1949~1964年,在新建设的大中型企业项目中,1958年后开工的在许多重工业部门都占2/3以上。1961~1964年,基本上没有开工新建大中型项目,所建项目绝大部分是在三年“大跃进”期间开工的。1950~1979年新增生产能力中,三年“大跃进”期间增加的比重为:炼钢36.2%、炼铁32.7%、采煤29.6%、机制纸33.8%、棉纺锭25.9%。
“大跃进”之后是大调整
到1965年,随着国民经济全面调整任务的完成,国营企业的调整也取得良好效果。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比较协调,工业内部的关系也比较协调,工业支援农业的能力进一步加强,企业内部的生产能力绝大部分已经填平补齐、成龙配套,设备损坏和失修的情况已经改善。
1965年,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已经超过1957年的水平。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为2235亿元,比1957年增长60%,其中工业总产值1402亿元,比1957年增长98%。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产值比例从1960年的33.4∶66.6调整为1965年的51.6∶48.4。同时,各工业部门环节之间的关系,如采掘工业的掘进(剥离)与回采,机械工业内部的主机与配套、制造与维修,也逐步趋于合理,并且建成和开发了大庆油田等几个大油田,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
1966年,是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经济形势全面好转。但此时,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1967年和1968年,在“文革”冲击下,经济形势全面恶化。到1969年,国内政治局势逐步趋于相对稳定。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逐步有所恢复,经济也开始回升。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都超过了1966年的水平。1970年也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虽然受到1967年、1968年大动乱的干扰和破坏,但经济发展所达到的实际水平,还是基本上完成和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直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虽然在计划安排上曾出现过一些冒进,但就总体来说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
1976年10月,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在此期间,国民经济虽然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但是仍然取得了发展。1976年同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增长53%;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
在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等方面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如成功开发大庆油田,原油产量迅速增长;一些施工艰巨的铁路工程、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投产,尤其是核技术、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等尖端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在随后的1977年、1978年两年里,国民经济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工农业总产值,1977年比1976年增长10.7%,1978年比1977年增长12.3%。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也获得较大幅度增长。尽管在此期间又出现过超越客观实际、急于求成的经济建设计划,但很快就被终止。1978年10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国营企业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26年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在1953~1978年的26年里,发展和壮大国营企业、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此来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国营企业肩负着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使命。在此期间,虽然受到三年“大跃进”错误决策的影响、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干扰,但国营企业排除影响和干扰,不断发展壮大。
1952~1978年,独立核算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由149.2亿元增加到3193.4亿元;资金总额由147.1亿元增加到3273亿元;利润和税金总额由37.4亿元增加到790.7亿元。国营商业企业收购总额由175亿元增加到1739.7亿元,其中工业品收购额由84.5亿元增加到1263.4亿元;农副产品由90.1亿元增加到459.9亿元。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国营企业的发展,在原来非常薄弱的基础上,我国的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得到大幅度增长,从而使我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30年改革开放的持续变革
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国有企业也开始从计划经济的制约中跃跃欲试,29年积累的力量和潜在的活力即将喷薄而出。
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源自于集中计划体制的弊端。我国集中计划体制的形成,有其本身历史条件的因素,即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时期,对经济实行集中统一领导与管理,新中国建立后,仍继续实行,但主要是50年代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结果。这种体制,对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初步改变我国经济的落后面貌、建立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从而奠定国民经济的物质基础,起到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经济体系的日益复杂,集中计划体制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
从1978年至今,国有企业的改革探索经历了放权让利、承包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三年脱困、国资委成立等几个阶段。
1978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四川省选择不同行业有代表性的6户地方国营工业企业率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主要内容为:逐户核定企业的利润指标,规定当年的增产增收目标,允许在年终完成计划以后提留少量利润,作为企业发展基金并允许给职工发放少量奖金。当年第四季度,这些试点企业就超额完成计划,显示出巨大的潜力。
由于扩大企业自主权取得明显成效,1983年4月,国务院颁发《国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国营工业企业一系列重要问题做出全面规定的一个文件。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到城市,开始了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提出,“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决定》充分肯定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举措。
扩大企业自主权使企业有了独立的经济利益,具有了相应的内在动力。这时,国家则面临对扩大自主权后的国有企业的管理问题,因此,实行企业经济责任制便被提了出来。1981年春,山东省开始实行经济责任制。办法是,政府采取行业利润包干、亏损企业包干和地区包干等盈亏包干,在企业内部则实行多种形式的计件工资制度,使职工收入和劳动成果直接挂钩。实行这种办法,有效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当时的经济责任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对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处理好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解决企业经营好坏一个样的问题;二是建立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处理好企业内部的关系,解决好职工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到实行经济责任制,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扩大企业自主权重点是解决企业权限过小的问题,给企业以内在动力,把企业搞活;实行经济责任制则要求“责、权、利”紧密结合,把责任放在更突出的位置,从而更加明确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目的。
到1981年底,实行这种经济责任制的企业已达4.2万户。实行经济责任制,调动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增产增收。1981年,财政状况明显好转,财政赤字由1979年的170亿元、1980年的127亿元降到25.4亿元。
1986年11月,国家体改委提出了《实行企业经营责任制试点意见》,并确定在沈阳、重庆、武汉、石家庄等6个城市试点。据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到1986年底,预算内工业企业的承包面达78%,大中型企业已达80%。而北京、河北、吉林、江苏、广东、河南、湖北、四川等省市均在85%以上,长期承包的大中型企业占64%。
1978年10月以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启动了国有企业改革,到1986年12月,国有企业改革历经8年,曾出现各种改革举措。至此,承包经营责任制被选择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形式。
1987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六届五次会议,第一次明确肯定了承包制。
但是承包制的“固有缺陷”,使其无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微观基础的再造,国企改革需要新的思路。
1993年11月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同时,将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概括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由过去的既有制度框架下进行利益关系调整,转变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着力于变革生产关系,进行企业制度创新的阶段。1993年12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法》为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1993年12月,国务院启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1996年7月,国务院确定的100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已有94户办理批复方案,进入实施阶段。各地也结合本地实际,先后选择2500户企业进行试点。以公司制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使我国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构造了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1997年11月21日,在兰州召开的“全国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座谈会”宣布,历时三年的全国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参加试点的100户企业,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探索建立国有资本出资人制度,逐步落实了法人所有权,深化了企业内部改革,国有资产经营状况得到明显改善,有60%的试点企业在国有资产增值率、经济效益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
不过,现代企业制度要在中国产生实效,远非当时设想的那么容易。1997年以后,中国国有企业又逐步陷入了整体困境。
1997年7月18~24日,国务院副总理朱基在辽宁考察国有企业时强调,要坚定信心,扎实工作,用三年左右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走出困境。1999年9月,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在中央全会上专门研究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也是第一个全面系统地阐述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文件,在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决定》提出了 “三年两个大多数”的近期目标,即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决定》第一次提出了到2010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中长期目标,即适应两个根本转变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要求,基本完成战略性调整和改组,形成比较合理的经济布局和结构,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科技开发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经济效益明显提高,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为实现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决议》提出了一整套国有企业改革思想和措施。
随着党的十六大召开,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开始进入新的境界。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2003年3月10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4月5日,国务院审议通过了国资委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4月6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挂牌。
在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下,国务院代表国家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国有参股企业,重要基础设施和重要自然资源等领域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国有参股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级人民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对由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以外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国有参股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第一次在政府机构设置上实现了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的分开,实现了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改变了国有资产多头分散管理的状况,突破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体制性障碍,使国有企业改革进入由出资人依法推进的新阶段。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标志着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种新型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需要,在总结国有资产改革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全新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这种模式符合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实践和发展趋势,也将解决国企改革中长期存在的国有资产产权主体虚设问题。
爆发式增长
1978年以来的国企改革,是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不过,在经历各种困境、波折之后,国企改革成效显著,国企的成长依然保持高速,尤其是国资委成立之后,几乎可以用爆发式增长来形容。
1978年到1997年间,国企同样有出色的表现。在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中央提出了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方针,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探索市场化经营的制度安排中,国有企业曾出现效益下降、亏损面与亏损额上升等问题,加之非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因此,人们曾对国有企业是否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产生过怀疑。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一些国有企业确实因体制与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被淘汰,但就国有企业总体来说,仍然保持了较快的发展。1978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为4488.2亿元、固定资产净值为3201.4亿元;1997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为54620.8亿元、固定资产净值为38878.5亿元,比1978年分别增加10.2倍、10倍。国有企业的总体实力在不断地增强。同时,国有企业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1995年,国有企业提供的财政收入为4441.04亿元,占当年全部财政收入6242.2亿元的71%。以国有企业为主生产的一些重要产品的产量跃居世界前列。出现了一批技术装备现代化,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在国际经济舞台享有盛誉的特大型企业。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骨干和主导作用。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一中全会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2000年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经过三年的努力,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取得明显的成效,朱基总理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三年目标如期基本实现:
一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大幅增长。2000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达2392亿,比1997年806亿增长了1.97倍,创历史最高水平。
二是大多数行业实现了整体扭亏。
三是31个省区全部实现整体盈利。
四是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通过不同的形式实现脱困。
五是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
六是国有大企业更强、小企业更活的国有经济组织形态也已形成。
2003年以来,随着国有企业的快速发展,企业规模扩张跃入一个新的阶段。
2009年美国《财富》杂志最新公布的世界500强名单中,中央企业占据了24个席位,成绩不菲;中石化更为中国企业首创历史,挺进世界十强。
如同中国创造出神奇的GDP数字一般,国有企业也书写着自己的增速神话。2002~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销售收入从8.53万亿元增至18万亿元,年均增长16.1%;实现利润从3786亿元增至16200亿元,年均增长33.7%;上缴税金从6794亿元增至15700亿元,年均增长18.2%。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至14.79万亿元,年均增长15.71%;销售收入从3.36万亿元增至9.84万亿元,年均增长23.97%;实现利润从2405.5亿元增至9968.5亿元,年均增长32.89%;上缴税金从2914.8亿元增至8303.2亿元,年均增长23.29%。
2008年,中央企业克服特大自然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资产总额、全年营业收入和上缴税金同比增长分别达15.3%、 17.9%和 16.5%,实现利润在扣除自然灾害损失、炼油及火电企业政策性亏损等因素后,与上年基本持平。
在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国有企业的数量在下降,规模和实力显著上升。从2003年到2007年,通过调整重组,全国国有企业数量从149988户减至115087户,中央企业从196减至151户(截至发稿减至136户),但资产总额超过1000亿元的中央企业从17户增加到44户,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从9户增加到27户,利润总额超过100亿元的从6户增加到19户。(使用2008年数据)
如果将对比的起点放在改革之初的1978年,到了2007年,国有企业的利润总数已增长25.5倍,资产总数增长48倍,主营业务收入增长28.5倍,企业户数减少32.3%。
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透过60年中国国有企业发展的历史,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主脉络:成长。当然,成长之路充满坎坷。
打开尘封的史料,中国国有企业60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扑面而来:从第一辆汽车下线、第一个大油田投产到“神七”上天、“嫦娥”奔月,一个个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壮观场面既遥远而又真切。
历史是最宝贵的财富。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的国有企业经历了三年脱困后的短暂轻松、入世后的惶恐与振奋、“国进民退”潮流的冲击、高速增长的经济周期、国资监管体制变革后的迅速崛起以及最近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考验,下一个历史阶段,下一个60年,我们将走向何方?
在漫步历史的过程中,即便接触的材料非常有限,我们仍然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国有企业的60年,是一个完整的、连续的、血脉贯通的成长过程。我们初步的认识,就是应该从整体上记录、总结、分析国有企业60年的历史。 。
我们需要弥缝60年的历史,做一些站在历史高度、整体、客观的回顾与反思了。这样的回顾与反思,是为了中国国有企业更好的明天,为了共和国更好的明天。
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由此激发的中华民族的动力是无与伦比的。与这份动力相比,缺乏经验、盲目乐观、局势动荡都无法遏制国家经济的快速成长。这里,我们剔除各种外部因素,把中国国有企业成长的脉络做一番梳理。
成长的种子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摆在建设者们面前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度。历经战火洗礼的中国,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同时,为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基础。
此时中国的国有经济已经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其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公营企业。新中国成立前,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各根据地政府都有一些自己管理的公营经济,主要是为战争服务的军事工业和后勤性质的工业,这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雏形。这些公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
——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国民党当权后的官僚资本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国家垄断资本,即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代表队的大地方、大资产阶级的国家所有的资本;二是蒋、宋、孔、陈和其他官僚、军阀所有的私人资本。没收官僚资本,就是没收这两部分资本。
金融方面:国民党政府的国家银行系统“四行两局一库”(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及合作金库)和省市地方银行系统共2400多家银行;官商合办的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新华等银行则派员监理,继续营业,其中的官股产权归国家所有。
工业方面:控制全国资源和重工业生产的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垄断全国纺织工业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国民党兵工系统和军事后勤系统所办的工业;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粮食部和其他部门所办企业;宋孔家族和其他官僚的“商办”企业,“CC”系统的“党营”企业;各省地资本系统的企业。合计共有工业企业2858个,职工129万人。
交通运输方面: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招商局等所属全部交通运输企业。计有铁路20000公里,机车4000多台,客车约4000辆,货车约47000辆,铁路车辆和船舶修造工厂约30个,各种船舶20多万吨。被国民党劫持到香港的原中国、中央两家航空公司的12架飞机,由于职工起义,于1949年11月9日投归祖国怀抱。招商局香港分局和在港13艘海轮的职工也宣布起义,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
商业方面:国民党政府经营的复兴、富华、中国茶叶、中国石油、中国盐业、中国蚕丝、中国油料等公司,大官僚经营的孚中、中国进出口、金山、得泰、扬子实业、长江实业公司等十几家垄断性的贸易公司。
没收官僚资本,对新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它削弱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力量。另一方面,壮大了社会主义国有经济。
据统计,1949年,国营工业在全国大型工业总产值所占的比重为41.3%,国营工业已拥有全国发电量的58%,原煤产量的68%,生铁产量的92%,钢产量的97%,水泥产量的68%,棉纱产量的53%。国营经济还掌握了全国的铁路、邮电、电信和大部分的现代交通运输事业。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已居于主导地位。
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同时,帝国主义的部分在华企业和苏联政府移交给我国政府的财产也成为国有经济的部分来源。
经过建国后三年经济恢复,有了初步基础的国有企业快速成长,并确立了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1952年底,全国国有工业企业已有9500多个,职工510多万人,资产总值由1949年的68.9亿元增长到108亿元。
1952年,国营对外贸易占进出口总值的93%。
1952年底,全国已建立起3万多个国营商店,比1950年增加30倍,有职工57.7万人,国有商业已控制了很大部分社会产品的流通,基本上控制了市场价格,并通过加工订货、价格政策来调节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生产过程,把它们初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
到1952年底,国有银行逐步变成了现金、短期信贷和结算的中心,掌握了99%的银行存贷款,巩固了国有经济在社会信贷体系中的领导地位。
国有企业上缴国家的利税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提高,由1950年的33.4%上升到1952年的58.1%。国有企业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辉煌的“一五”
经过三年恢复,到1953年,举世瞩目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新中国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随着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国营经济在工业、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商业等领域居于绝对的主体,基本上形成一统天下的格局。
尽管也经历了一些失误,但是,以156个重点项目、694个限额以上项目的建设为标志的“一五”计划的成就仍然令人振奋。
在此期间,全国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550亿元。工业建设投资总额达250.26亿元。在工业建设中,重工业是经济建设的重点,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额中,重工业的投资占87%,轻工业占13%。
“一五”期间,施工的工矿建设单位1万多个,其中限额以上的921个,比计划规定的单位数增加227个。到1957年底,全部投入生产的428个,部分投入生产的109个。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156个重大建设项目,有135个已经施工建设,有68个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入生产。由于这些重要项目的投产,我国建立了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新式机床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以及高级合金钢、重要有色金属冶炼业等新的工业部门,初步改变了解放前工业极端落后的面貌。
由于数量众多的重要建设项目的投产,工业产出水平迅速提高。1957年,工业总产值达783.9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3%,平均每年增长18%;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43.1%提高到1957年的56.7%。1957年,重工业生产比1952年增长2.1倍,平均每年增长25.4%,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6%提高到1957年的48.3%。
“一五”计划新增工业生产能力,大部分都已超额完成。主要工业产品的新增生产能力:铁矿石开采1653.4万吨,炼铁338.6万吨,炼钢281.6万吨,轧钢165万吨,采煤6376万吨,发电装机容量246.9万千瓦,石油131.2万吨,水泥261.3万吨,金属切削机床8704台,载重汽车3万辆,纱锭201万枚。
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运输邮电业也有迅速发展。到1957年底,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29862公里,比1952年增加22%。五年内,新建铁路33条,恢复铁路3条,新建、修复铁路干线、复线、支线和企业专用线共约1万公里;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25万多公里,比1952年增加一倍;内河航运里程达14.4万多公里,比1952年增长51.6%。
潜滋暗长
“一五”计划之后的20余年,国有企业与新中国一起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的冲击。由此带来的损失和创伤不容忽视。但是我们也看到,即便是在“大跃进”和“文革”的极端环境下,中国的国有企业依然在默默地成长中。
1958~1960年的“大跃进”期间,经济建设特别是重工业建设也取得许多成就。1949~1964年,在新建设的大中型企业项目中,1958年后开工的在许多重工业部门都占2/3以上。1961~1964年,基本上没有开工新建大中型项目,所建项目绝大部分是在三年“大跃进”期间开工的。1950~1979年新增生产能力中,三年“大跃进”期间增加的比重为:炼钢36.2%、炼铁32.7%、采煤29.6%、机制纸33.8%、棉纺锭25.9%。
“大跃进”之后是大调整
到1965年,随着国民经济全面调整任务的完成,国营企业的调整也取得良好效果。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比较协调,工业内部的关系也比较协调,工业支援农业的能力进一步加强,企业内部的生产能力绝大部分已经填平补齐、成龙配套,设备损坏和失修的情况已经改善。
1965年,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已经超过1957年的水平。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为2235亿元,比1957年增长60%,其中工业总产值1402亿元,比1957年增长98%。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产值比例从1960年的33.4∶66.6调整为1965年的51.6∶48.4。同时,各工业部门环节之间的关系,如采掘工业的掘进(剥离)与回采,机械工业内部的主机与配套、制造与维修,也逐步趋于合理,并且建成和开发了大庆油田等几个大油田,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
1966年,是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经济形势全面好转。但此时,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1967年和1968年,在“文革”冲击下,经济形势全面恶化。到1969年,国内政治局势逐步趋于相对稳定。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逐步有所恢复,经济也开始回升。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都超过了1966年的水平。1970年也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虽然受到1967年、1968年大动乱的干扰和破坏,但经济发展所达到的实际水平,还是基本上完成和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直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虽然在计划安排上曾出现过一些冒进,但就总体来说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
1976年10月,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在此期间,国民经济虽然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但是仍然取得了发展。1976年同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增长53%;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
在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等方面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如成功开发大庆油田,原油产量迅速增长;一些施工艰巨的铁路工程、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投产,尤其是核技术、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等尖端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在随后的1977年、1978年两年里,国民经济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工农业总产值,1977年比1976年增长10.7%,1978年比1977年增长12.3%。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也获得较大幅度增长。尽管在此期间又出现过超越客观实际、急于求成的经济建设计划,但很快就被终止。1978年10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国营企业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26年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在1953~1978年的26年里,发展和壮大国营企业、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此来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国营企业肩负着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使命。在此期间,虽然受到三年“大跃进”错误决策的影响、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干扰,但国营企业排除影响和干扰,不断发展壮大。
1952~1978年,独立核算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由149.2亿元增加到3193.4亿元;资金总额由147.1亿元增加到3273亿元;利润和税金总额由37.4亿元增加到790.7亿元。国营商业企业收购总额由175亿元增加到1739.7亿元,其中工业品收购额由84.5亿元增加到1263.4亿元;农副产品由90.1亿元增加到459.9亿元。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国营企业的发展,在原来非常薄弱的基础上,我国的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得到大幅度增长,从而使我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30年改革开放的持续变革
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国有企业也开始从计划经济的制约中跃跃欲试,29年积累的力量和潜在的活力即将喷薄而出。
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源自于集中计划体制的弊端。我国集中计划体制的形成,有其本身历史条件的因素,即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时期,对经济实行集中统一领导与管理,新中国建立后,仍继续实行,但主要是50年代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结果。这种体制,对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初步改变我国经济的落后面貌、建立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从而奠定国民经济的物质基础,起到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经济体系的日益复杂,集中计划体制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
从1978年至今,国有企业的改革探索经历了放权让利、承包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三年脱困、国资委成立等几个阶段。
1978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四川省选择不同行业有代表性的6户地方国营工业企业率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主要内容为:逐户核定企业的利润指标,规定当年的增产增收目标,允许在年终完成计划以后提留少量利润,作为企业发展基金并允许给职工发放少量奖金。当年第四季度,这些试点企业就超额完成计划,显示出巨大的潜力。
由于扩大企业自主权取得明显成效,1983年4月,国务院颁发《国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国营工业企业一系列重要问题做出全面规定的一个文件。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到城市,开始了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提出,“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决定》充分肯定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举措。
扩大企业自主权使企业有了独立的经济利益,具有了相应的内在动力。这时,国家则面临对扩大自主权后的国有企业的管理问题,因此,实行企业经济责任制便被提了出来。1981年春,山东省开始实行经济责任制。办法是,政府采取行业利润包干、亏损企业包干和地区包干等盈亏包干,在企业内部则实行多种形式的计件工资制度,使职工收入和劳动成果直接挂钩。实行这种办法,有效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当时的经济责任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对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处理好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解决企业经营好坏一个样的问题;二是建立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处理好企业内部的关系,解决好职工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到实行经济责任制,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扩大企业自主权重点是解决企业权限过小的问题,给企业以内在动力,把企业搞活;实行经济责任制则要求“责、权、利”紧密结合,把责任放在更突出的位置,从而更加明确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目的。
到1981年底,实行这种经济责任制的企业已达4.2万户。实行经济责任制,调动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增产增收。1981年,财政状况明显好转,财政赤字由1979年的170亿元、1980年的127亿元降到25.4亿元。
1986年11月,国家体改委提出了《实行企业经营责任制试点意见》,并确定在沈阳、重庆、武汉、石家庄等6个城市试点。据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到1986年底,预算内工业企业的承包面达78%,大中型企业已达80%。而北京、河北、吉林、江苏、广东、河南、湖北、四川等省市均在85%以上,长期承包的大中型企业占64%。
1978年10月以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启动了国有企业改革,到1986年12月,国有企业改革历经8年,曾出现各种改革举措。至此,承包经营责任制被选择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形式。
1987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六届五次会议,第一次明确肯定了承包制。
但是承包制的“固有缺陷”,使其无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微观基础的再造,国企改革需要新的思路。
1993年11月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同时,将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概括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由过去的既有制度框架下进行利益关系调整,转变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着力于变革生产关系,进行企业制度创新的阶段。1993年12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法》为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1993年12月,国务院启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1996年7月,国务院确定的100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已有94户办理批复方案,进入实施阶段。各地也结合本地实际,先后选择2500户企业进行试点。以公司制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使我国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构造了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1997年11月21日,在兰州召开的“全国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座谈会”宣布,历时三年的全国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参加试点的100户企业,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探索建立国有资本出资人制度,逐步落实了法人所有权,深化了企业内部改革,国有资产经营状况得到明显改善,有60%的试点企业在国有资产增值率、经济效益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
不过,现代企业制度要在中国产生实效,远非当时设想的那么容易。1997年以后,中国国有企业又逐步陷入了整体困境。
1997年7月18~24日,国务院副总理朱基在辽宁考察国有企业时强调,要坚定信心,扎实工作,用三年左右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走出困境。1999年9月,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在中央全会上专门研究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也是第一个全面系统地阐述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文件,在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决定》提出了 “三年两个大多数”的近期目标,即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决定》第一次提出了到2010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中长期目标,即适应两个根本转变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要求,基本完成战略性调整和改组,形成比较合理的经济布局和结构,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科技开发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经济效益明显提高,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为实现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决议》提出了一整套国有企业改革思想和措施。
随着党的十六大召开,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开始进入新的境界。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2003年3月10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4月5日,国务院审议通过了国资委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4月6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挂牌。
在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下,国务院代表国家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国有参股企业,重要基础设施和重要自然资源等领域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国有参股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级人民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对由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以外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国有参股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第一次在政府机构设置上实现了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的分开,实现了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改变了国有资产多头分散管理的状况,突破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体制性障碍,使国有企业改革进入由出资人依法推进的新阶段。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标志着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种新型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需要,在总结国有资产改革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全新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这种模式符合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实践和发展趋势,也将解决国企改革中长期存在的国有资产产权主体虚设问题。
爆发式增长
1978年以来的国企改革,是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不过,在经历各种困境、波折之后,国企改革成效显著,国企的成长依然保持高速,尤其是国资委成立之后,几乎可以用爆发式增长来形容。
1978年到1997年间,国企同样有出色的表现。在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中央提出了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方针,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探索市场化经营的制度安排中,国有企业曾出现效益下降、亏损面与亏损额上升等问题,加之非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因此,人们曾对国有企业是否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产生过怀疑。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一些国有企业确实因体制与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被淘汰,但就国有企业总体来说,仍然保持了较快的发展。1978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为4488.2亿元、固定资产净值为3201.4亿元;1997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为54620.8亿元、固定资产净值为38878.5亿元,比1978年分别增加10.2倍、10倍。国有企业的总体实力在不断地增强。同时,国有企业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1995年,国有企业提供的财政收入为4441.04亿元,占当年全部财政收入6242.2亿元的71%。以国有企业为主生产的一些重要产品的产量跃居世界前列。出现了一批技术装备现代化,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在国际经济舞台享有盛誉的特大型企业。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骨干和主导作用。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一中全会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2000年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经过三年的努力,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取得明显的成效,朱基总理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三年目标如期基本实现:
一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大幅增长。2000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达2392亿,比1997年806亿增长了1.97倍,创历史最高水平。
二是大多数行业实现了整体扭亏。
三是31个省区全部实现整体盈利。
四是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通过不同的形式实现脱困。
五是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
六是国有大企业更强、小企业更活的国有经济组织形态也已形成。
2003年以来,随着国有企业的快速发展,企业规模扩张跃入一个新的阶段。
2009年美国《财富》杂志最新公布的世界500强名单中,中央企业占据了24个席位,成绩不菲;中石化更为中国企业首创历史,挺进世界十强。
如同中国创造出神奇的GDP数字一般,国有企业也书写着自己的增速神话。2002~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销售收入从8.53万亿元增至18万亿元,年均增长16.1%;实现利润从3786亿元增至16200亿元,年均增长33.7%;上缴税金从6794亿元增至15700亿元,年均增长18.2%。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至14.79万亿元,年均增长15.71%;销售收入从3.36万亿元增至9.84万亿元,年均增长23.97%;实现利润从2405.5亿元增至9968.5亿元,年均增长32.89%;上缴税金从2914.8亿元增至8303.2亿元,年均增长23.29%。
2008年,中央企业克服特大自然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资产总额、全年营业收入和上缴税金同比增长分别达15.3%、 17.9%和 16.5%,实现利润在扣除自然灾害损失、炼油及火电企业政策性亏损等因素后,与上年基本持平。
在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国有企业的数量在下降,规模和实力显著上升。从2003年到2007年,通过调整重组,全国国有企业数量从149988户减至115087户,中央企业从196减至151户(截至发稿减至136户),但资产总额超过1000亿元的中央企业从17户增加到44户,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从9户增加到27户,利润总额超过100亿元的从6户增加到19户。(使用2008年数据)
如果将对比的起点放在改革之初的1978年,到了2007年,国有企业的利润总数已增长25.5倍,资产总数增长48倍,主营业务收入增长28.5倍,企业户数减少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