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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张春晓（国务院国资委专家组成员）：随着市场经济内涵的丰富，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收入上缴比例会逐渐提高。这次决议中提到的30%的比例是一个约束性的措施。如果市场完善，国有企业效率高，配置好，那么就可能会超过这个指标，反之可能达不到。我们关注的重点不是这个指标，而是完善市场经济，优化配置，提高国有企业的运行效率，为混合所有制的发展搭建平台。
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这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信访制度的改革畅通了人民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与之前中纪委建立网上举报制度的举措一样，运用信息化的手段建立了新的机制，使人民群众在表达诉求问题上得到了有效解决。
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完善党务、政务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
孙晓莉（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权力清单制度”是一项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的措施，将方便公众对政府权力的行使进行监督。近些年，地方有些局部地区和单位已经在进行类似的改革，例如，某个城市的市长有哪些权力，用列举的方式规定得很清楚，哪些是其权力职责范围之内的，除此之外的就要严格进行限制。
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建立各类事业单位统一登记管理制度。
竹立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取消学校、科研机构、医院的行政级别之后，这些单位即打破了一把手、一言堂的管理方式，可以采取更现代化的管理制度，比如董事会制度、监事会制度以及法定代表人制度。取消学校、科研机构、医院的行政级别，首先对这些机构回归知识本位、研究本位、发展本位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统筹党政群机构改革，理顺部门职责关系。积极稳妥实施大部门制。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改革。
张占斌（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首先要明确省市县政府职能和职责，省级政府应该把大量的行政审批权限下放到县级，同时也要强化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其次，改革财政管理体制，有些税种的划分和税收分成比例，应向县域倾斜，加强县级政府财政保障能力，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上级政府“权大责小”、下级政府“权小责大”以及事权财权不匹配等问题。
优化军队规模结构，调整改善军兵种比例、官兵比例、部队与机关比例，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员。
李杰（海军军事学术所研究员）：新的举措将改变我军目前“头大、臃肿、反应慢”的不良特点。目前军内一些不良现象包括：机关和非作战人员比例大，高级干部多，作战人员少；后勤保障人员服务人员相对多，一线作战部队人员相对少。这些都不利于队伍形成战斗力。优化军队规模结构就是要改变这种不良现象，官兵比例合理发展，提高战斗力。
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多处占用住房和办公用房，不准超标准配备办公用房和生活用房，不准违规配备公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不准超规格警卫，不准超标准进行公务接待，严肃查处违反规定超标准享受待遇等问题。探索实行官邸制。
汪玉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现实来讲，很多官员在任期间的住房由当地政府提供，但随着他在不同地区任职，在各个地区都有住房，出现了一名官员占有多套住房的现象。另外，官员的住房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买卖，其中容易出现国有资产流失：官员从国家手中以低价买入房产，当市场价格上涨后再卖出，其收益就成为个人资产。在这样的现实下，官邸制可以作为抑制国有资产流失和预防住房腐败的一项措施。
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系；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责任。中央可通过安排转移支付将部分事权支出责任委托地方承担。对于跨区域且对其他地区影响较大的公共服务，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承担一部分地方事权支出责任。
孙立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央一直想限制和削弱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如在民生等一些领域，中央想用统一的标准由中央来做。中央限制地方财事权是想改变地方以GDP为标准的政绩考核标准，地方唯GDP论会导致出现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会影响市场力量发挥作用，三中全会公告指出让市场发挥决定性力量的表述是颠覆性的。
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魏复盛（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前的制度是，在学术上弄虚作假或者违法乱纪的院士，才会由学部或者几名院士对其资格提出异议或除名，然而这都只是规定，没有具体实施过。希望院士有正常的退出机制，可以给社会上的“院士热”降降温。
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建立全社会房产、信用等基础数据统一平台，推进部门信息共享。
连平（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地方政府有很多的支出需求，不能正常发债的话，就可能会走不正规的融资路。不过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后，需要建立透明的地方政府债务资产管理的体制，应该有制度的安排，才能作为举债的主体，在市场上正常地进入和退出。
本栏编辑/孙宏波
张春晓（国务院国资委专家组成员）：随着市场经济内涵的丰富，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收入上缴比例会逐渐提高。这次决议中提到的30%的比例是一个约束性的措施。如果市场完善，国有企业效率高，配置好，那么就可能会超过这个指标，反之可能达不到。我们关注的重点不是这个指标，而是完善市场经济，优化配置，提高国有企业的运行效率，为混合所有制的发展搭建平台。
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这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信访制度的改革畅通了人民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与之前中纪委建立网上举报制度的举措一样，运用信息化的手段建立了新的机制，使人民群众在表达诉求问题上得到了有效解决。
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完善党务、政务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
孙晓莉（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权力清单制度”是一项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的措施，将方便公众对政府权力的行使进行监督。近些年，地方有些局部地区和单位已经在进行类似的改革，例如，某个城市的市长有哪些权力，用列举的方式规定得很清楚，哪些是其权力职责范围之内的，除此之外的就要严格进行限制。
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建立各类事业单位统一登记管理制度。
竹立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取消学校、科研机构、医院的行政级别之后，这些单位即打破了一把手、一言堂的管理方式，可以采取更现代化的管理制度，比如董事会制度、监事会制度以及法定代表人制度。取消学校、科研机构、医院的行政级别，首先对这些机构回归知识本位、研究本位、发展本位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统筹党政群机构改革，理顺部门职责关系。积极稳妥实施大部门制。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改革。
张占斌（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首先要明确省市县政府职能和职责，省级政府应该把大量的行政审批权限下放到县级，同时也要强化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其次，改革财政管理体制，有些税种的划分和税收分成比例，应向县域倾斜，加强县级政府财政保障能力，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上级政府“权大责小”、下级政府“权小责大”以及事权财权不匹配等问题。
优化军队规模结构，调整改善军兵种比例、官兵比例、部队与机关比例，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员。
李杰（海军军事学术所研究员）：新的举措将改变我军目前“头大、臃肿、反应慢”的不良特点。目前军内一些不良现象包括：机关和非作战人员比例大，高级干部多，作战人员少；后勤保障人员服务人员相对多，一线作战部队人员相对少。这些都不利于队伍形成战斗力。优化军队规模结构就是要改变这种不良现象，官兵比例合理发展，提高战斗力。
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多处占用住房和办公用房，不准超标准配备办公用房和生活用房，不准违规配备公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不准超规格警卫，不准超标准进行公务接待，严肃查处违反规定超标准享受待遇等问题。探索实行官邸制。
汪玉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现实来讲，很多官员在任期间的住房由当地政府提供，但随着他在不同地区任职，在各个地区都有住房，出现了一名官员占有多套住房的现象。另外，官员的住房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买卖，其中容易出现国有资产流失：官员从国家手中以低价买入房产，当市场价格上涨后再卖出，其收益就成为个人资产。在这样的现实下，官邸制可以作为抑制国有资产流失和预防住房腐败的一项措施。
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系；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责任。中央可通过安排转移支付将部分事权支出责任委托地方承担。对于跨区域且对其他地区影响较大的公共服务，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承担一部分地方事权支出责任。
孙立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央一直想限制和削弱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如在民生等一些领域，中央想用统一的标准由中央来做。中央限制地方财事权是想改变地方以GDP为标准的政绩考核标准，地方唯GDP论会导致出现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会影响市场力量发挥作用，三中全会公告指出让市场发挥决定性力量的表述是颠覆性的。
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魏复盛（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前的制度是，在学术上弄虚作假或者违法乱纪的院士，才会由学部或者几名院士对其资格提出异议或除名，然而这都只是规定，没有具体实施过。希望院士有正常的退出机制，可以给社会上的“院士热”降降温。
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建立全社会房产、信用等基础数据统一平台，推进部门信息共享。
连平（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地方政府有很多的支出需求，不能正常发债的话，就可能会走不正规的融资路。不过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后，需要建立透明的地方政府债务资产管理的体制，应该有制度的安排，才能作为举债的主体，在市场上正常地进入和退出。
本栏编辑/孙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