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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提起辛亥革命，总是和一个让人崇敬的名字连在一起——被称为“国母”的宋庆龄，“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夫人。今年，也是她逝世30周年。在纪念这位伟大女性的时候，我不由得回忆起与她的三次“相遇”。
我并没有面见她的荣幸。只模糊记得儿时有一年庆祝六一儿童节，我参加上海儿童在文化广场举行的大型活动时，远远地见到她在主席台上。但是，让我感到荣幸的是，我有三次机会在自己的艺术生涯中与宋庆龄“相遇”。
1986年9月，为了纪念宋庆龄1938年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广播剧《在那相聚的日子里》。广播剧的导演孔玉邀请我演播剧中的宋庆龄一角。记得同剧中参加演播的还有程晓桦、梅梅和已故的老演员朱莎等。
通过演播这部广播剧，我们才了解到，宋氏三姐妹虽然在大的政治背景下有不同的命运和遭遇，但是在抗日救国的立场上，他们还是有很多共同的立场的。记得剧中有一场姐妹相聚的戏，一起唱起了在美国读书时学会的歌《我的家真可爱》，我们几个演员都很动情。我忘了那时谁告诉我们，原来宋氏三姐妹在一起时，喜欢用英语交谈，而且他们说起英语来都带有美国南方的佐治亚州口音，因为青年时期她们都在那里的大学念书；不过一旦说起中文来，她们又都带有上海浦东川沙一带的口音，因为从小她们在那里生活，这就是她们的“乡音”。当然，在广播剧里，我们说的还是纯正的普通话，否则就成方言广播剧了。
第二次“相遇”，是在1992年。那是为了纪念1993年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诞辰100周年，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隆重献演了多场话剧《夫人和友人》，我被邀请在剧中扮演宋庆龄。这部话剧的导演是香港请来的黄浩义先生（他是著名京剧大师周信芳的女婿）。演员还有当时上海人艺的许承先、上影演员剧团的马冠英等，可说是当年上海几个艺术团体人员合作的作品。
《夫人和友人》描述了抗日时期，一群旨在寻找古老东方文明而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的西方热血青年，面对贫穷、灾难和战乱的中国，他们在宋庆龄的引导下，由同情到理解，继而投身到中国革命当中。
为了塑造好宋庆龄这位伟大女性的真实形象，我们参观了宋庆龄故居，阅读了关于她一生的许多记述和资料，看了大量她生前的照片，还听了中国福利会一些与宋庆龄生前有接触的人对她的回忆，甚至还了解了不少她的生活细节。
儿艺的“老”演员们从小就在宋庆龄主席的呵护下长大，对夫人（他们对宋庆龄的称呼）有很多鲜活生动的回忆。记得前戏剧家协会秘书长，曾担任过儿艺院长的刘安古告诉我：夫人的办公室极其朴素，甚至没法跟现在一些单位的头头们比；但是她考虑的却是重大的问题，考虑着中国和孩子们的未来，因为她知道，孩子的未来就是国家的未来。每次向她汇报工作，她都听得非常仔细，会问许多具体细致的问题。她的助手说，她常常长时间地在走廊里来回踱步，就是在思考这些问题。刘安古还记得他们这批儿童演员小的时候，夫人一定要他们学好文化课。上课时，夫人常会悄悄走进来，坐在课室最后面的课椅上，静静地听课。下课后，还会跟孩子们一起，检查他们的指甲是不是太长；脖子后面有没有洗干净……
儿艺演的很多戏，夫人都看过。她还喜欢在自己家里不定期地举行“派对”，邀请各国友人相聚。在那样的场合，她会请儿艺的小演员去她家表演小节目。刘安古就去演过《两个小伙子摔跤》，一个人扮演两个抱在一起的摔跤运动员，把夫人乐得哈哈大笑。虽然处于特殊的地位，夫人还是个性情中人，有她的个性，有她的喜怒哀乐。
做了这些“功课”，夫人的形象在我心目中立体起来，也更使我尊崇她，敬慕她。
到了2001年，有了意外的第三次“相遇”。这次“相遇”很偶然，也很特别。
有一天，上海电视台的一位编导，托人来找我，说中央电视台为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制作了一部孙中山先生的纪实片，片中要用一段宋庆龄讲述孙中山先生的话做旁白。在现存的宋庆龄录音档案中找不到这段话的录音，故需要重新录制。因为需要带有宋庆龄说话的口音，也就是我前面说的有上海浦东川沙一带方言的口音，所以中央台委托上海台帮助找人在上海录制这段讲话。
上海台的同志因为听说我曾在沪语版的电影《红粉》里为王姬演的秋仪配过音，就找到了我，给了我宋庆龄那段讲述的文本，还给了我几段她本人在其它场合讲话的录音资料，让我有个参考。那段讲话是这样的：
“虽然他在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中遇到无数困难，遭受许多挫折，他从不灰心。在关于他的革命经历的记载中，充满了他为追求他的目标而坚韧不移的无数事例！”
其实，会说上海话并不等于会说上海郊区的“本地话”，尤其是浦东川沙、南汇等地的方言，咬字发音有很强的地方特色。好在我于上海戏剧学院学习的时候，每年都有到郊区农村劳动锻炼的机会，川沙、南汇一带农村更是我们常去的地方，有时就住在老乡家里；记得 1958—1959年整个学年，我们都是在上海郊县农村里办学的。为了能和大嫂、阿妈接近，我那时喜欢学着当地农民的口音跟他们说话交谈，觉得这样更容易打成一片。没想到当年作为好玩学来的老乡口音，在这时候派上用场。听着宋庆龄的口音，我感到倍加亲切。
只是考虑到宋庆龄说这段话的场合，并不是在家庭中，也不是回到故乡，不能用纯粹的乡音，还是要有普通话的因素，也就是俗称的“官话”。比方“他”字，还得念成普通话里的“tia”，而不能念成沪语中的“伊”；而有一些字，又得带上沪语中特有的“入声”，如“不”字是个入声字，就不能平读。我还请教了熟悉上海本地方言的朋友，得知浦东话里“灰”字是唇齿音，有点像“飞”；而普通话里的唇齿音“风”，浦东人却齿不咬唇，念成“轰”……在这些地方，颇费了一番斟酌。
好在有以前下农村的“童子功”打底，有宋庆龄的录音带作参考，加上广播剧和舞台上的两次创作为基础，我总算顺利地完成了这次录音。为了保险起见，我还用不同音高，不同语速，把这段话多录了几条以备用，好让制作者有个挑选。
不过，可惜的是，在这档节目播出时，我因有其它的事，没有能看上；事先也没人通知我播出时间。我的这段录音用上了没有？怎么用的？效果怎样？我都不知道。这让我至今都感到非常的遗憾。
（作者为上海电影译制厂演员、导演，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沈飞德
我并没有面见她的荣幸。只模糊记得儿时有一年庆祝六一儿童节，我参加上海儿童在文化广场举行的大型活动时，远远地见到她在主席台上。但是，让我感到荣幸的是，我有三次机会在自己的艺术生涯中与宋庆龄“相遇”。
1986年9月，为了纪念宋庆龄1938年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广播剧《在那相聚的日子里》。广播剧的导演孔玉邀请我演播剧中的宋庆龄一角。记得同剧中参加演播的还有程晓桦、梅梅和已故的老演员朱莎等。
通过演播这部广播剧，我们才了解到，宋氏三姐妹虽然在大的政治背景下有不同的命运和遭遇，但是在抗日救国的立场上，他们还是有很多共同的立场的。记得剧中有一场姐妹相聚的戏，一起唱起了在美国读书时学会的歌《我的家真可爱》，我们几个演员都很动情。我忘了那时谁告诉我们，原来宋氏三姐妹在一起时，喜欢用英语交谈，而且他们说起英语来都带有美国南方的佐治亚州口音，因为青年时期她们都在那里的大学念书；不过一旦说起中文来，她们又都带有上海浦东川沙一带的口音，因为从小她们在那里生活，这就是她们的“乡音”。当然，在广播剧里，我们说的还是纯正的普通话，否则就成方言广播剧了。
第二次“相遇”，是在1992年。那是为了纪念1993年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诞辰100周年，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隆重献演了多场话剧《夫人和友人》，我被邀请在剧中扮演宋庆龄。这部话剧的导演是香港请来的黄浩义先生（他是著名京剧大师周信芳的女婿）。演员还有当时上海人艺的许承先、上影演员剧团的马冠英等，可说是当年上海几个艺术团体人员合作的作品。
《夫人和友人》描述了抗日时期，一群旨在寻找古老东方文明而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的西方热血青年，面对贫穷、灾难和战乱的中国，他们在宋庆龄的引导下，由同情到理解，继而投身到中国革命当中。
为了塑造好宋庆龄这位伟大女性的真实形象，我们参观了宋庆龄故居，阅读了关于她一生的许多记述和资料，看了大量她生前的照片，还听了中国福利会一些与宋庆龄生前有接触的人对她的回忆，甚至还了解了不少她的生活细节。
儿艺的“老”演员们从小就在宋庆龄主席的呵护下长大，对夫人（他们对宋庆龄的称呼）有很多鲜活生动的回忆。记得前戏剧家协会秘书长，曾担任过儿艺院长的刘安古告诉我：夫人的办公室极其朴素，甚至没法跟现在一些单位的头头们比；但是她考虑的却是重大的问题，考虑着中国和孩子们的未来，因为她知道，孩子的未来就是国家的未来。每次向她汇报工作，她都听得非常仔细，会问许多具体细致的问题。她的助手说，她常常长时间地在走廊里来回踱步，就是在思考这些问题。刘安古还记得他们这批儿童演员小的时候，夫人一定要他们学好文化课。上课时，夫人常会悄悄走进来，坐在课室最后面的课椅上，静静地听课。下课后，还会跟孩子们一起，检查他们的指甲是不是太长；脖子后面有没有洗干净……
儿艺演的很多戏，夫人都看过。她还喜欢在自己家里不定期地举行“派对”，邀请各国友人相聚。在那样的场合，她会请儿艺的小演员去她家表演小节目。刘安古就去演过《两个小伙子摔跤》，一个人扮演两个抱在一起的摔跤运动员，把夫人乐得哈哈大笑。虽然处于特殊的地位，夫人还是个性情中人，有她的个性，有她的喜怒哀乐。
做了这些“功课”，夫人的形象在我心目中立体起来，也更使我尊崇她，敬慕她。
到了2001年，有了意外的第三次“相遇”。这次“相遇”很偶然，也很特别。
有一天，上海电视台的一位编导，托人来找我，说中央电视台为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制作了一部孙中山先生的纪实片，片中要用一段宋庆龄讲述孙中山先生的话做旁白。在现存的宋庆龄录音档案中找不到这段话的录音，故需要重新录制。因为需要带有宋庆龄说话的口音，也就是我前面说的有上海浦东川沙一带方言的口音，所以中央台委托上海台帮助找人在上海录制这段讲话。
上海台的同志因为听说我曾在沪语版的电影《红粉》里为王姬演的秋仪配过音，就找到了我，给了我宋庆龄那段讲述的文本，还给了我几段她本人在其它场合讲话的录音资料，让我有个参考。那段讲话是这样的：
“虽然他在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中遇到无数困难，遭受许多挫折，他从不灰心。在关于他的革命经历的记载中，充满了他为追求他的目标而坚韧不移的无数事例！”
其实，会说上海话并不等于会说上海郊区的“本地话”，尤其是浦东川沙、南汇等地的方言，咬字发音有很强的地方特色。好在我于上海戏剧学院学习的时候，每年都有到郊区农村劳动锻炼的机会，川沙、南汇一带农村更是我们常去的地方，有时就住在老乡家里；记得 1958—1959年整个学年，我们都是在上海郊县农村里办学的。为了能和大嫂、阿妈接近，我那时喜欢学着当地农民的口音跟他们说话交谈，觉得这样更容易打成一片。没想到当年作为好玩学来的老乡口音，在这时候派上用场。听着宋庆龄的口音，我感到倍加亲切。
只是考虑到宋庆龄说这段话的场合，并不是在家庭中，也不是回到故乡，不能用纯粹的乡音，还是要有普通话的因素，也就是俗称的“官话”。比方“他”字，还得念成普通话里的“tia”，而不能念成沪语中的“伊”；而有一些字，又得带上沪语中特有的“入声”，如“不”字是个入声字，就不能平读。我还请教了熟悉上海本地方言的朋友，得知浦东话里“灰”字是唇齿音，有点像“飞”；而普通话里的唇齿音“风”，浦东人却齿不咬唇，念成“轰”……在这些地方，颇费了一番斟酌。
好在有以前下农村的“童子功”打底，有宋庆龄的录音带作参考，加上广播剧和舞台上的两次创作为基础，我总算顺利地完成了这次录音。为了保险起见，我还用不同音高，不同语速，把这段话多录了几条以备用，好让制作者有个挑选。
不过，可惜的是，在这档节目播出时，我因有其它的事，没有能看上；事先也没人通知我播出时间。我的这段录音用上了没有？怎么用的？效果怎样？我都不知道。这让我至今都感到非常的遗憾。
（作者为上海电影译制厂演员、导演，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沈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