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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古代埃及国家起源问题的探讨涉及多种理论的介入，
BAndelkovic， “Models of State Formation in Predynastic Egypt，” Karla Kroeper， Marek Chodnicki， Micha Kobusiewicz， eds， Archaeology of Early Northeastern Africa： In Memory of Lech Krzyaniak， Poznan： Poznan Archaeological Museum， 2006， pp593-609; Roderick Campbell， ed， Violence and Civilization： Studies of Social Violence in History and Prehistory， Oxford and Oakville： Berforts Information Press， 2014; ECKhler， “Theories of State Formation，” WWendrich， ed， Egyptian Archaeology， Wiley： Wiley-Blackwell， 2010， pp36-54;[美]埃尔曼·塞维斯著，龚辛、郭璐莎、陈力子译：《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文化演进的过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金寿福：《论古代埃及早期地区国家的形成》，谢维扬，赵争主编：《国家起源问题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西书局2020年版，第178-207页。但是，以考古证据为基础的对国家起源实际历史进程的描述在埃及学领域成果更为丰富。随着考古和文字资料的积累，近年来对于前王朝时期以及早王朝初期埃及对域外的认知问题尤其受到关注。整体而言，相关认知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涅伽达文化IIB—IIIA时期、零王朝时期（涅伽达IIIB—IIIC1早期）
因为涅伽达文化各个阶段所对应的时间断限是相对的，不同学者的意见差别较大。为行文方便，本文仅以涅伽达文化的不同阶段作为时间标记，与公元前年代的具体对应情况可参见Alice Stevenson，“The Egyptian Predynastic and State Formation，”J Archaeol Res， Vol24（2016）， p424; Fekri AHassan， “The Sequence and Chronology of the Protodynastic and Dynasty I rulers，”MChlodnicki， KKroeper & MKobusiewicz， eds， Archaeology of Northeast Africa： Studies in Memory of Lech Krzyaniak， Poznań： Archaeological Museum， 2006， pp687-722和早王朝初期。
在第一个阶段里，下埃及在涅伽达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之前比上埃及文化呈现出更多的丰富性。而且三角洲地区的一些遗址中存在与域外商业、文化交流的证据。比如三角洲西北部的布陀（Buto），与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有联系，在近东地区广泛进行贵重材料的贸易交换。布陀一地还出土美索不达米亚风格的黏土钉，这表明其建筑风格也受到两河流域的影响。在所谓乌鲁克文化扩张期间，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广泛延伸，对伊朗、叙利亚、安纳托利亚和埃及文化都产生了影响，处于上埃及通往三角洲交通要道上的马底（Maadi），也与巴勒斯坦铜器时代存在联系。在马底和法尔卡（Tell eFarkha）发现的驴的遗骸，可以证明这些地方在陆路运输方面对跨文化贸易所起到的中介作用。整体而言，这一时期下埃及和两河流域、巴勒斯坦等地区存在着广泛的文化和贸易联系。
但是在上埃及，与域外相关的信息即便在涅伽达文化IIC时期还是少见的，而且域外信息或者物品很明显是当时社会精英阶层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在这一时期的希拉康波里100号墓的装饰壁画中，标志战争胜利的“打击敌酋”，用于水路运输和贸易交流的镰刀形大船，利用陷阱狩猎以及大人物力分双狮等场景，都包含着当时社会精英阶层在制造武器、获取食物、交流协作、权力展示等方面的特权。
SHendrickx， “Iconography of the Predynastic and Early Dynastic Periods，” Emily Teeter， Before the Pyramids： The Origins of Egyptian Civilization， Chicago：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1，p77其中大人物力分双狮的形象带有两河流域的艺术特征。涅伽达文化III初期，进口物品更多地是在随葬品丰厚的墓葬中出现。定年于涅伽达文化IIIA1（或IIIA2）时期的阿贝多斯Uj墓出土的象征王权的权杖、带有最早文字信息的标签、[英]
伊恩·肖著，颜海英译：《重构古埃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版，第262页。工艺精湛的黑曜石碗等物品，足以证明“蝎王”王国高度发达的管理体系，尽管其王国范围仍无从知晓。最主要的是，墓中有来自黎凡特南部的约800罐、4200升葡萄酒。从黎凡特进口物品必经三角洲，再结合标明物品产地的标签所显示的布托以及下埃及的其他地点，可以证明上埃及对下埃及贸易的控制。
然而，王权与王国的信息实则存在更早。涅伽达IID时期的阿比多斯U-547号墓中出土了权杖的碎片，大约属于涅伽达III初期的阿比多斯Ua和Uk墓中也发现了大量从黎凡特南部进口的器皿。
Stan Hendrickx， “The Emergence of the Egyptian State，” CRenfrew， PBahn， eds， Cambridge World Pre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259-278這说明，此时的上埃及阿贝多斯的统治者不但控制了三角洲地区，而且极有可能与域外建立了直接的贸易联系。 SHendrickx & LBavay， “The Relative Chronological Position of Egyptian Predynastic and Early Dynastic Tombs with Objects Imported from the Near East and the Nature of Interregional Contacts，” ECMvan den Brink & TELevy， eds， Egypt and the Levant： Interrelations from the 4th Through the Early 3rd Millennium BCE，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p72在涅伽达文化IID时期的法尔卡发掘出的大型矩形泥砖建筑，也被认为是来自上埃及政治中心的定居者为了控制北方贸易路线而建造的。
Alice Stevenson， “The Egyptian Predynastic and State Formation，”p441
同样属于涅伽达IID时期的，在阿贝多斯U127号墓发现的象牙刀柄的两块碎片之上雕刻了“外国人”进贡的场景。较小的碎片尚存五个人物形象，都是长发、浓须并身着长袍。右侧的两人将陶罐举过头顶，第三、第四、第五人分别拿着权杖、项链和皮毛。在另一块较大的碎片之上，雕刻着上、下两排被捆绑的敌人，其中下面一排的人物形象不完全相同，至少有两个被俘者的头型、服饰与较小碎片上的5人有差别。德雷尔（Dreyer）认为刀柄较小碎片上的陶器与早期的黎凡特南部青铜时代的陶器类型非常相似，这些陶器及其搬运者也都来自近东地区。
GDreyer， “Motive und Datierung der dekorierten prdynastischen Messergriffe，” CZiegler， ed， Lart de lAncien Empire égyptien： actes du colloque organisé au Musée du Louvre par le Service Culturel les 3 et 4 avril 1998，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aise， 1999， p205如果这种解释成立的话，涅伽达文化在此时的影响和控制范围或许不止于下埃及地区。
AJack Josephson， GDreyer， “Naqada IId： The Birth of an Empire Kingship， Writing， Organized Relig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Research Center in Egypt， Vol51（2015）， p166
断代于涅伽达IIIA时期的戈贝尔·艾尔-阿拉克刀柄（Gebel elArak Knife Handle），一般被认为是埃及前王朝时期便受到美索不达米亚影响的最有力证据。在刀柄一面的上部，有一个大人物正在力分双狮，他身着长袍，蓄有胡须，头戴毡帽。这种主题和形象显然是两河流域乌鲁克时代晚期（Uruk IV，约公元前3350年—前3200年）或者叙利亚的艺术风格。下方是猎犬、狮子、山羊等动物，似乎是狩猎场景。刀柄的另一面，展示了陆战和水战的情景，但是战争双方人物形象除了头发长短的区分外，其他方面无从区分。刀柄两面浅浮雕所表现的主题，和100号墓的主题有明显的重合之处：大人物力分双狮、打击战俘、狩猎、镰刀形大船。
lisabeth Delange， Le poignard égyptien dit “du Gebel elArak”， Paris： Musée du Louvre， 2009
早期两河流域文化对埃及前王朝的印章、文字、
Orly Goldwasser， “Cuneiform and Hieroglyphs in the Bronze Age： Script Contact and the Creation of New Scripts，” Pearce Paul Creasman and Richard HWilkinson， eds， Pharaohs Land and Beyond： Ancient Egypt and Its Neighbo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183-193权杖、陶器风格等方面的影响并无太大争议，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零王朝之前，上埃及的精英阶层已经完成了对两河流域艺术主题和风格的筛选，选用了其中展示王权的内容和方式，在前王朝和早王朝之交的纳尔迈调色板上，这种影响依然有所反映。纳尔迈调色板上的两只长颈怪兽颈部缠绕的形象明显来自乌鲁克滚筒印章上面的艺术形象。
Glenn MSchwartz， Jerrold SCooper， “The Stud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William Foxwell Albright Centennial Conference， 1996， p14同时，埃及的精英阶层形成了对埃及已知世界边缘的一种认知，从中也有可能发展出对混乱与秩序主题的关注。戈贝尔·艾尔-阿拉克刀柄中对动物的狩猎极有可能是遏制混乱、建立秩序的一种象征性表达。这在以后的历史时期是反复出现的艺术主题。
零王朝时期是王权观念和国家职能形成的最为关键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王权职能、国王身份和国家边界发生了巨大变化。荷鲁斯、王名框（serekh）
等证据的出现已經表明王权与宗教信仰结合在一起，国王的权力具备了更为权威的来源。从蝎王权标头、布鲁克林刀柄、战场调色板等文物判断，不但王权的形象和权力体系逐渐清晰，而且零王朝时期不同地方政权之间的争霸以及国家的统一已经是大势所趋。虽然从考古证据来看，这一进程既不是从上埃及到下埃及这样的单一线索，也不一定是通过武力征服来实现。 Marcin Czarnowicz， “Between Core and Periphery： Early Contacts between Egypt and the southern Levant in Light of Excavations at Tell el Farkha， Eastern Nile Delta，” JanaMynáová， ed， Egypt and the Near East： the Crossroads， Proceedings of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Relations of Egypt and the Near East in the Bronze Age， Prague， 2010， p17单纯从下埃及的考古情况来看，这一进程是模糊的。大约涅伽达IIIBC1时期，在塔尔汗（Tarkhan）和赫尔万（Helwan）发现了最早的书写在王名框里的塞肯/卡的王名，按照早王朝时期的情况，载有国王名字的器物通常发现在国王治下的高官墓中，因此，如果塞肯/卡不是地方性质的君主，那么此时的下埃及已经处于上埃及的支配与管理之下。
另外，从相关的证据来看，零王朝时期的战争、狩猎等场景增多。蝎王权标头上的浮雕便传递出一种基本信息：国王是国家职能的承担者，人民的福祉、社会的安宁、国家的安全皆系于国王一身。在这一时期的诸多文物之上，“他者”的象形也愈发鲜明。比如定位在这一时期的“战场调色板”，在正面下部刻绘了一场军事胜利的场景。上部有两个敌人被带有朱鹮和鹰隼的旗帜所俘获，旗帜伸出人的手臂抓住被捆绑的战俘前行。旗帜下方是一组无序的“敌人”被狮子、兀鹫所撕咬、啄击的场景，敌人或被捆绑，或匍匐逃亡。他们全身赤裸，头发卷曲并带有胡须。需要注意的是，在右上方描绘了一个被捆绑的囚犯，他的身后是一个穿着斑点长袍的男人。因上半部分缺失，无法断定其身份。学者们对调色板上的敌人身份的解释也有分歧，有利比亚人、三角洲居民和上埃及居民等不同的观点。
KMCiaowicz， La naissance dun royaume： lEgypte dès la période prédynastique à la fin de la Ière dynastie， Kraków： Uniwersytet Jagiellonski， 2001， p178
文字的运用使零王朝时期器物上的信息更为明确。城市调色板（或称利比亚调色板）上便有表示“利比亚”的象形字符的运用，调色板两面所雕刻的防御工事，牛、驴和羊三排动物以及一排灌木丛，可能表示对利比亚一些城市的征服。虽然“城市”上面的锄头符号也可能意味着“建设”而不是“征服”，但是早期象形文字的运用情况已非常明显，其上表示“利比亚”的符号也与后来的纳尔迈象牙标签上面的符号极为相似。
努比亚布罕（Buhen）附近的戈贝尔·苏莱曼（Gebel Sheikh Suleiman）岩画展示了关于努比亚的信息。画面左侧有一个荷鲁斯立于王宫之上的王名框，王名框前面是一个双手缚于背后的战俘。战俘前面是两个类似于表示城镇的埃及象形文字符号，每个符号标志上面都站着一只鸟。画面的右侧则是很明显的敌人战败场景：一艘船的下方有四具敌人尸体，船的左侧跪着双手被绑在身后的战俘，他的前胸被箭射中，脖颈似乎被一根绳索系在船上。
TAHWilkinson， Early Dynastic Egypt，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99， p179结合刻画的地点分析，这幅岩画展示的是对努比亚人的一次军事胜利。
在零王朝时期，有关他者或者域外的信息器物类型包括调色板、权标头、刀柄、岩画、石质器皿等，此处不做一一分析。很多器物本身就是权力象征的标志，如权标头便有蝎王权标头、皮特里博物馆UC 14898A号权标头等。总结这些器物上的人物形象，具有如下特征：他者的形象通常是被俘者或者进贡者，呈明显的被捆绑状态，他们的肢体动作显示了其卑微可怜的神态;这些被俘者通常是裸体的，长发并有胡须。当然，单纯地从发式、胡须、辫子等特征来判断这些“他者”的形象还是有难度的。虽然A维特在这方面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但是前王朝时期域外人物形象的模糊性也是非常明显的。
AJde Wit， Enemies of the State： Perceptions of “othernes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gypt， part 1， Text， Leiden University： Faculty of Archaeology， 2008，p74
至前王朝早期，对域外观念的建构已经臻于成熟。文字的运用可以更为明确地表明器物所指代的人物身份，如納尔迈的调色板、印章上面的“瓦什”“利比亚”等字符。登王的象牙标签上打击敌酋的画面，也明确地指明敌酋是“东方人”，威尔金森认为是亚洲人。
TAHWilkinson， Early Dynastic Egypt， p157卡阿王统治时期的一个象牙投枪之上雕刻着典型的亚洲人形象。投枪最上部刻着两个读作“亚洲”的象形符号，这无疑标明了下面人物的身份。这个亚洲人长发、长须，双手被绑在身后。他的头发从图像上判断明显是编成辫子的。
AJde Wit， Enemies of the State： Perceptions of “othernes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gypt， part 2， Appendices，p219
随着王权观念的成熟，一些有关域外的场景具有了仪式化特征，同时也具备了模式化特征，在纳尔迈的权标头的浮雕图案上，纳尔迈坐在神龛里带着俘虏前行。俘虏的两侧是“界石”的标志，在下方显示了战利品的数量：40万头牛、1422万只山羊，以及12万名俘虏。纳尔迈权标头上的信息已明确地把埃及和域外截然分开，国王是秩序的维护者，是战利品的获取者，也受到神祇的眷顾和保护。从“界石”的符号来判断，正是从早王朝初期开始，保持王国的秩序（玛阿特）明确地被规定为古代埃及国王的重要职责， Ellen FMorris， “Propaganda and Performance at the Dawn of the State，” Jane AHill， Philip Jones and Antonio JMorales， eds， Experiencing Power， Generating Authority： Cosmos， Politics， and the Ideology of Kingship in Ancient Egypt and Mesopotam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2013， pp33-64秩序与混乱的对立是各个历史时期诸多王室铭文和官方文献的主题，这种对立可以通过多种比喻和象征的方式表达出来。
Stan Hendrickx and Merel Eyckerman，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state development in Egypt，” ArchéoNil， No22（2012）， pp58-62
虽然古代埃及的很多仪式化场景都具有重复和模式化的特征，但是不等于说这些场景完全没有真实的历史内核，而且，一些仪式化的重复不等于对“历史”场景的照搬挪用。如果第一王朝初期埃及和域外联系减少甚至中断是事实的话，
AJde Wit， Enemies of the State： Perceptions of “othernes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gypt， part 1， Text，pp90-120
那么，古代埃及将域外视为蛮荒邪恶之地便是从前王朝开始的，到早王朝初期正式成为一种官方和王室意识形态。而这种建构并不一定完全来源于外部，早王朝时期的国家统一依然是统治者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所以“恶化”外界形象，强调内部统一有序，这是对君主权力和国家职能的一种确认。
* 吉林大学青年学术骨干支持计划“西周时期北方边域与族群研究”（2019FRGG05）的阶段性成果。
①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疏：《尚书正义》卷一四，（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38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补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786号。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4340号。
④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31页。
⑤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疏：《尚书正义》卷一九，（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19页。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2836号。
⑦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一五，（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944页。
BAndelkovic， “Models of State Formation in Predynastic Egypt，” Karla Kroeper， Marek Chodnicki， Micha Kobusiewicz， eds， Archaeology of Early Northeastern Africa： In Memory of Lech Krzyaniak， Poznan： Poznan Archaeological Museum， 2006， pp593-609; Roderick Campbell， ed， Violence and Civilization： Studies of Social Violence in History and Prehistory， Oxford and Oakville： Berforts Information Press， 2014; ECKhler， “Theories of State Formation，” WWendrich， ed， Egyptian Archaeology， Wiley： Wiley-Blackwell， 2010， pp36-54;[美]埃尔曼·塞维斯著，龚辛、郭璐莎、陈力子译：《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文化演进的过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金寿福：《论古代埃及早期地区国家的形成》，谢维扬，赵争主编：《国家起源问题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西书局2020年版，第178-207页。但是，以考古证据为基础的对国家起源实际历史进程的描述在埃及学领域成果更为丰富。随着考古和文字资料的积累，近年来对于前王朝时期以及早王朝初期埃及对域外的认知问题尤其受到关注。整体而言，相关认知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涅伽达文化IIB—IIIA时期、零王朝时期（涅伽达IIIB—IIIC1早期）
因为涅伽达文化各个阶段所对应的时间断限是相对的，不同学者的意见差别较大。为行文方便，本文仅以涅伽达文化的不同阶段作为时间标记，与公元前年代的具体对应情况可参见Alice Stevenson，“The Egyptian Predynastic and State Formation，”J Archaeol Res， Vol24（2016）， p424; Fekri AHassan， “The Sequence and Chronology of the Protodynastic and Dynasty I rulers，”MChlodnicki， KKroeper & MKobusiewicz， eds， Archaeology of Northeast Africa： Studies in Memory of Lech Krzyaniak， Poznań： Archaeological Museum， 2006， pp687-722和早王朝初期。
在第一个阶段里，下埃及在涅伽达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之前比上埃及文化呈现出更多的丰富性。而且三角洲地区的一些遗址中存在与域外商业、文化交流的证据。比如三角洲西北部的布陀（Buto），与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有联系，在近东地区广泛进行贵重材料的贸易交换。布陀一地还出土美索不达米亚风格的黏土钉，这表明其建筑风格也受到两河流域的影响。在所谓乌鲁克文化扩张期间，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广泛延伸，对伊朗、叙利亚、安纳托利亚和埃及文化都产生了影响，处于上埃及通往三角洲交通要道上的马底（Maadi），也与巴勒斯坦铜器时代存在联系。在马底和法尔卡（Tell eFarkha）发现的驴的遗骸，可以证明这些地方在陆路运输方面对跨文化贸易所起到的中介作用。整体而言，这一时期下埃及和两河流域、巴勒斯坦等地区存在着广泛的文化和贸易联系。
但是在上埃及，与域外相关的信息即便在涅伽达文化IIC时期还是少见的，而且域外信息或者物品很明显是当时社会精英阶层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在这一时期的希拉康波里100号墓的装饰壁画中，标志战争胜利的“打击敌酋”，用于水路运输和贸易交流的镰刀形大船，利用陷阱狩猎以及大人物力分双狮等场景，都包含着当时社会精英阶层在制造武器、获取食物、交流协作、权力展示等方面的特权。
SHendrickx， “Iconography of the Predynastic and Early Dynastic Periods，” Emily Teeter， Before the Pyramids： The Origins of Egyptian Civilization， Chicago：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1，p77其中大人物力分双狮的形象带有两河流域的艺术特征。涅伽达文化III初期，进口物品更多地是在随葬品丰厚的墓葬中出现。定年于涅伽达文化IIIA1（或IIIA2）时期的阿贝多斯Uj墓出土的象征王权的权杖、带有最早文字信息的标签、[英]
伊恩·肖著，颜海英译：《重构古埃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版，第262页。工艺精湛的黑曜石碗等物品，足以证明“蝎王”王国高度发达的管理体系，尽管其王国范围仍无从知晓。最主要的是，墓中有来自黎凡特南部的约800罐、4200升葡萄酒。从黎凡特进口物品必经三角洲，再结合标明物品产地的标签所显示的布托以及下埃及的其他地点，可以证明上埃及对下埃及贸易的控制。
然而，王权与王国的信息实则存在更早。涅伽达IID时期的阿比多斯U-547号墓中出土了权杖的碎片，大约属于涅伽达III初期的阿比多斯Ua和Uk墓中也发现了大量从黎凡特南部进口的器皿。
Stan Hendrickx， “The Emergence of the Egyptian State，” CRenfrew， PBahn， eds， Cambridge World Pre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259-278這说明，此时的上埃及阿贝多斯的统治者不但控制了三角洲地区，而且极有可能与域外建立了直接的贸易联系。 SHendrickx & LBavay， “The Relative Chronological Position of Egyptian Predynastic and Early Dynastic Tombs with Objects Imported from the Near East and the Nature of Interregional Contacts，” ECMvan den Brink & TELevy， eds， Egypt and the Levant： Interrelations from the 4th Through the Early 3rd Millennium BCE，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p72在涅伽达文化IID时期的法尔卡发掘出的大型矩形泥砖建筑，也被认为是来自上埃及政治中心的定居者为了控制北方贸易路线而建造的。
Alice Stevenson， “The Egyptian Predynastic and State Formation，”p441
同样属于涅伽达IID时期的，在阿贝多斯U127号墓发现的象牙刀柄的两块碎片之上雕刻了“外国人”进贡的场景。较小的碎片尚存五个人物形象，都是长发、浓须并身着长袍。右侧的两人将陶罐举过头顶，第三、第四、第五人分别拿着权杖、项链和皮毛。在另一块较大的碎片之上，雕刻着上、下两排被捆绑的敌人，其中下面一排的人物形象不完全相同，至少有两个被俘者的头型、服饰与较小碎片上的5人有差别。德雷尔（Dreyer）认为刀柄较小碎片上的陶器与早期的黎凡特南部青铜时代的陶器类型非常相似，这些陶器及其搬运者也都来自近东地区。
GDreyer， “Motive und Datierung der dekorierten prdynastischen Messergriffe，” CZiegler， ed， Lart de lAncien Empire égyptien： actes du colloque organisé au Musée du Louvre par le Service Culturel les 3 et 4 avril 1998，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aise， 1999， p205如果这种解释成立的话，涅伽达文化在此时的影响和控制范围或许不止于下埃及地区。
AJack Josephson， GDreyer， “Naqada IId： The Birth of an Empire Kingship， Writing， Organized Relig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Research Center in Egypt， Vol51（2015）， p166
断代于涅伽达IIIA时期的戈贝尔·艾尔-阿拉克刀柄（Gebel elArak Knife Handle），一般被认为是埃及前王朝时期便受到美索不达米亚影响的最有力证据。在刀柄一面的上部，有一个大人物正在力分双狮，他身着长袍，蓄有胡须，头戴毡帽。这种主题和形象显然是两河流域乌鲁克时代晚期（Uruk IV，约公元前3350年—前3200年）或者叙利亚的艺术风格。下方是猎犬、狮子、山羊等动物，似乎是狩猎场景。刀柄的另一面，展示了陆战和水战的情景，但是战争双方人物形象除了头发长短的区分外，其他方面无从区分。刀柄两面浅浮雕所表现的主题，和100号墓的主题有明显的重合之处：大人物力分双狮、打击战俘、狩猎、镰刀形大船。
lisabeth Delange， Le poignard égyptien dit “du Gebel elArak”， Paris： Musée du Louvre， 2009
早期两河流域文化对埃及前王朝的印章、文字、
Orly Goldwasser， “Cuneiform and Hieroglyphs in the Bronze Age： Script Contact and the Creation of New Scripts，” Pearce Paul Creasman and Richard HWilkinson， eds， Pharaohs Land and Beyond： Ancient Egypt and Its Neighbo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183-193权杖、陶器风格等方面的影响并无太大争议，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零王朝之前，上埃及的精英阶层已经完成了对两河流域艺术主题和风格的筛选，选用了其中展示王权的内容和方式，在前王朝和早王朝之交的纳尔迈调色板上，这种影响依然有所反映。纳尔迈调色板上的两只长颈怪兽颈部缠绕的形象明显来自乌鲁克滚筒印章上面的艺术形象。
Glenn MSchwartz， Jerrold SCooper， “The Stud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William Foxwell Albright Centennial Conference， 1996， p14同时，埃及的精英阶层形成了对埃及已知世界边缘的一种认知，从中也有可能发展出对混乱与秩序主题的关注。戈贝尔·艾尔-阿拉克刀柄中对动物的狩猎极有可能是遏制混乱、建立秩序的一种象征性表达。这在以后的历史时期是反复出现的艺术主题。
零王朝时期是王权观念和国家职能形成的最为关键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王权职能、国王身份和国家边界发生了巨大变化。荷鲁斯、王名框（serekh）
等证据的出现已經表明王权与宗教信仰结合在一起，国王的权力具备了更为权威的来源。从蝎王权标头、布鲁克林刀柄、战场调色板等文物判断，不但王权的形象和权力体系逐渐清晰，而且零王朝时期不同地方政权之间的争霸以及国家的统一已经是大势所趋。虽然从考古证据来看，这一进程既不是从上埃及到下埃及这样的单一线索，也不一定是通过武力征服来实现。 Marcin Czarnowicz， “Between Core and Periphery： Early Contacts between Egypt and the southern Levant in Light of Excavations at Tell el Farkha， Eastern Nile Delta，” JanaMynáová， ed， Egypt and the Near East： the Crossroads， Proceedings of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Relations of Egypt and the Near East in the Bronze Age， Prague， 2010， p17单纯从下埃及的考古情况来看，这一进程是模糊的。大约涅伽达IIIBC1时期，在塔尔汗（Tarkhan）和赫尔万（Helwan）发现了最早的书写在王名框里的塞肯/卡的王名，按照早王朝时期的情况，载有国王名字的器物通常发现在国王治下的高官墓中，因此，如果塞肯/卡不是地方性质的君主，那么此时的下埃及已经处于上埃及的支配与管理之下。
另外，从相关的证据来看，零王朝时期的战争、狩猎等场景增多。蝎王权标头上的浮雕便传递出一种基本信息：国王是国家职能的承担者，人民的福祉、社会的安宁、国家的安全皆系于国王一身。在这一时期的诸多文物之上，“他者”的象形也愈发鲜明。比如定位在这一时期的“战场调色板”，在正面下部刻绘了一场军事胜利的场景。上部有两个敌人被带有朱鹮和鹰隼的旗帜所俘获，旗帜伸出人的手臂抓住被捆绑的战俘前行。旗帜下方是一组无序的“敌人”被狮子、兀鹫所撕咬、啄击的场景，敌人或被捆绑，或匍匐逃亡。他们全身赤裸，头发卷曲并带有胡须。需要注意的是，在右上方描绘了一个被捆绑的囚犯，他的身后是一个穿着斑点长袍的男人。因上半部分缺失，无法断定其身份。学者们对调色板上的敌人身份的解释也有分歧，有利比亚人、三角洲居民和上埃及居民等不同的观点。
KMCiaowicz， La naissance dun royaume： lEgypte dès la période prédynastique à la fin de la Ière dynastie， Kraków： Uniwersytet Jagiellonski， 2001， p178
文字的运用使零王朝时期器物上的信息更为明确。城市调色板（或称利比亚调色板）上便有表示“利比亚”的象形字符的运用，调色板两面所雕刻的防御工事，牛、驴和羊三排动物以及一排灌木丛，可能表示对利比亚一些城市的征服。虽然“城市”上面的锄头符号也可能意味着“建设”而不是“征服”，但是早期象形文字的运用情况已非常明显，其上表示“利比亚”的符号也与后来的纳尔迈象牙标签上面的符号极为相似。
努比亚布罕（Buhen）附近的戈贝尔·苏莱曼（Gebel Sheikh Suleiman）岩画展示了关于努比亚的信息。画面左侧有一个荷鲁斯立于王宫之上的王名框，王名框前面是一个双手缚于背后的战俘。战俘前面是两个类似于表示城镇的埃及象形文字符号，每个符号标志上面都站着一只鸟。画面的右侧则是很明显的敌人战败场景：一艘船的下方有四具敌人尸体，船的左侧跪着双手被绑在身后的战俘，他的前胸被箭射中，脖颈似乎被一根绳索系在船上。
TAHWilkinson， Early Dynastic Egypt，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99， p179结合刻画的地点分析，这幅岩画展示的是对努比亚人的一次军事胜利。
在零王朝时期，有关他者或者域外的信息器物类型包括调色板、权标头、刀柄、岩画、石质器皿等，此处不做一一分析。很多器物本身就是权力象征的标志，如权标头便有蝎王权标头、皮特里博物馆UC 14898A号权标头等。总结这些器物上的人物形象，具有如下特征：他者的形象通常是被俘者或者进贡者，呈明显的被捆绑状态，他们的肢体动作显示了其卑微可怜的神态;这些被俘者通常是裸体的，长发并有胡须。当然，单纯地从发式、胡须、辫子等特征来判断这些“他者”的形象还是有难度的。虽然A维特在这方面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但是前王朝时期域外人物形象的模糊性也是非常明显的。
AJde Wit， Enemies of the State： Perceptions of “othernes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gypt， part 1， Text， Leiden University： Faculty of Archaeology， 2008，p74
至前王朝早期，对域外观念的建构已经臻于成熟。文字的运用可以更为明确地表明器物所指代的人物身份，如納尔迈的调色板、印章上面的“瓦什”“利比亚”等字符。登王的象牙标签上打击敌酋的画面，也明确地指明敌酋是“东方人”，威尔金森认为是亚洲人。
TAHWilkinson， Early Dynastic Egypt， p157卡阿王统治时期的一个象牙投枪之上雕刻着典型的亚洲人形象。投枪最上部刻着两个读作“亚洲”的象形符号，这无疑标明了下面人物的身份。这个亚洲人长发、长须，双手被绑在身后。他的头发从图像上判断明显是编成辫子的。
AJde Wit， Enemies of the State： Perceptions of “othernes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gypt， part 2， Appendices，p219
随着王权观念的成熟，一些有关域外的场景具有了仪式化特征，同时也具备了模式化特征，在纳尔迈的权标头的浮雕图案上，纳尔迈坐在神龛里带着俘虏前行。俘虏的两侧是“界石”的标志，在下方显示了战利品的数量：40万头牛、1422万只山羊，以及12万名俘虏。纳尔迈权标头上的信息已明确地把埃及和域外截然分开，国王是秩序的维护者，是战利品的获取者，也受到神祇的眷顾和保护。从“界石”的符号来判断，正是从早王朝初期开始，保持王国的秩序（玛阿特）明确地被规定为古代埃及国王的重要职责， Ellen FMorris， “Propaganda and Performance at the Dawn of the State，” Jane AHill， Philip Jones and Antonio JMorales， eds， Experiencing Power， Generating Authority： Cosmos， Politics， and the Ideology of Kingship in Ancient Egypt and Mesopotam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2013， pp33-64秩序与混乱的对立是各个历史时期诸多王室铭文和官方文献的主题，这种对立可以通过多种比喻和象征的方式表达出来。
Stan Hendrickx and Merel Eyckerman，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state development in Egypt，” ArchéoNil， No22（2012）， pp58-62
虽然古代埃及的很多仪式化场景都具有重复和模式化的特征，但是不等于说这些场景完全没有真实的历史内核，而且，一些仪式化的重复不等于对“历史”场景的照搬挪用。如果第一王朝初期埃及和域外联系减少甚至中断是事实的话，
AJde Wit， Enemies of the State： Perceptions of “othernes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gypt， part 1， Text，pp90-120
那么，古代埃及将域外视为蛮荒邪恶之地便是从前王朝开始的，到早王朝初期正式成为一种官方和王室意识形态。而这种建构并不一定完全来源于外部，早王朝时期的国家统一依然是统治者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所以“恶化”外界形象，强调内部统一有序，这是对君主权力和国家职能的一种确认。
* 吉林大学青年学术骨干支持计划“西周时期北方边域与族群研究”（2019FRGG05）的阶段性成果。
①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疏：《尚书正义》卷一四，（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38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补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786号。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4340号。
④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31页。
⑤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疏：《尚书正义》卷一九，（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19页。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2836号。
⑦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一五，（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9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