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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辅成（1873—1948）是九三学社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在笔者搜集的褚辅成史料中，有一份《民国名人录 褚辅成》，这是1925年褚辅成53岁以前的履历，照片应是辛亥革命后担任民政长时所摄。西装领结、山羊胡子，英俊潇洒。名人录中介绍褚辅成的简历从前清附生、留学日本，一直到1924年的省自治法会议主席乃至1925年善后会议会员。大约分为四个阶段：1904年留学日本到辛亥革命后任浙江民政司长;从民国二年出任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到辅助孙中山广东护法;从孙中山当选总统，到褚辅成回浙主导浙江省宪;从法统重光重入国会，到1925年的善后会议会员，褚辅成前半生奔波四个阶段，其中一次入狱，两次历险，都有性命之忧。在这份民国名人录中并没有列举褚辅成保释中共第一任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的事，或许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件十分隐秘的事情，不为外界社会所知晓。褚辅成与中共创始人的交往与友谊，还得从1921年保释陈独秀这件事说起。
保释中共第一任中央局书记陈独秀
1921年8月初，在嘉兴市区张家弄鸳湖旅社住进了12位神秘的外地旅客，第二天，他们离开旅社，在城东南宣公桥堍[1]雇一游船，向南湖划去，不多时游船便隐没在湖面的空蒙之中。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又要到南湖去干什么？不得而知。
嘉兴，东临上海，西接杭州，北靠苏州，交通便利，是闻名江南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和平常一样，南来北往的旅客每天陆续不绝，这12位神秘旅客的到來，波澜不惊，并没有给嘉兴城里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任何影响。
28年后，1949年5月7日，嘉兴城头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帜落下了，代之以升起的是一面色彩鲜艳的五星红旗，嘉兴换了人间。
1991年，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建成，[2]并对外开放。自此每逢中共“七一”建党纪念日，会有一批批外地或当地的中共党员，来到纪念馆纪念党的生日，重温革命先辈的斗争经历。我们在讲解员的娓娓讲解声中，终于解密。1921年8月初的这一天，这12位神秘的外地旅客来到嘉兴，他们在南湖游船上成立了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这是近代以来发生在嘉兴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但是，两个月后中共第一任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就被法租界捕房逮捕入狱，是嘉兴人褚辅成与国民党另一位重要人物张继一起出面保释，才获出狱。然而，由于陈独秀在担任了五届中共总书记后被清除出党，中共建党历史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被淡出党史记录，在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党史讲解中亦无此条内容。关于褚辅成保释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的事，还得从头说起。
1921年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召开，因被法租界捕房察觉，他们转移到了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进行。8月2日会议闭幕。[3]会议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关于工作计划的决议，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中央局成员，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此时陈独秀还在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任上，中共一大南湖会议后，陈独秀离开广东前往上海，从事中央局书记的专职党务工作。两个月后的10月4日，陈独秀在上海被特别机关探目黄金荣、包探程子卿侦悉，在法租界居所被捕。被捕的理由是“因编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工党主义、劳动主义、新青年等书籍”。[4]被捕当天陈独秀未被认出，即被带入捕房。当天下午5时许，褚辅成与邵力子到陈独秀居所探望，亦被误捕并被带入捕房。褚辅成一见陈独秀就拉着他的手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弄到这儿来了”。“仲甫”是陈独秀的字，过去在知识界的交往中，互相熟悉，友谊较深，大多以对方的字或号称呼。由于褚辅成的大意，一声“仲甫”就把陈独秀给彻底暴露了。褚辅成和邵力子在弄清身份后就释放了。陈独秀是个有影响的人物，被捕后上海闹得满城风雨。第三天，褚辅成与张继将陈独秀保释出狱。
陈独秀人被放出来了，但要随传随到，二十多天后又会审，说陈独秀宣传赤化，最后定案是《新青年》有过激言论。经过马林的种种活动，结果罚款五千元了事。[5]从对陈独秀定罪的这个结果看，当时法租界捕房对陈独秀中共“中央局书记”的政治身份并不知晓，否则，断断不会如此轻判、轻罚了事。今天来看，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一个新成立仅两个月的政党，其党首就被捕入狱，很可能从此一蹶不振，甚至有解散之虞。自从这件事情以后，中共从此记住了褚辅成这个名字，更记住了褚辅成这个人。
人们也许会问，褚辅成与陈独秀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他们之间又是怎么交往并建立友谊的？其实，褚辅成在与中共创始人的交往中，陈独秀是他熟识、交往最早的一位。从以下几个时段的交往，我们可以看出褚、陈两人之间的友谊。
早在1909年，作为同盟会浙江支部长的褚辅成，以浙江革命运动全局性眼光谋篇布局，推动浙江革命运动时，陈独秀在浙江陆军小学任国文教习，就参加了反清活动，曾作革命檄文多篇，由周亚卫等分贴衙署，省垣官吏闻之悚然。[6]由此可见，早在辛亥革命之前，褚辅成与陈独秀就熟识，他们是反清革命的战友，由此，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17年3月始，褚辅成与王正廷等100多位议员因反对对德参战，从益友社分离，筹组政余俱乐部，于5月6日在北京象坊桥召开成立大会，大会决定发表宣言书，陈独秀与胡汉民、吕复即是大会宣言书的起草员。[7]据史料记载：政余俱乐部的干部人物除王、褚以外，有胡汉民、彭允彝、吕复、陈独秀诸人。[8]在对德外交问题上，陈独秀认为：“此次对德外交问题，乃国家存亡问题，不可以寻常外交规之”，“此次对德外交，为国家存亡盛衰之唯一问题”。当5月15日国务院再次以对德宣战案咨送众议院，褚辅成坚决反对。5月19日出席众议院会议讨论对德宣战案时，褚辅成提出“暂从缓议”之动议获得通过，对德宣战案终被搁置。褚辅成这一动议也是政余俱乐部集体意志的体现。在国家对德外交的重大问题上，陈独秀与褚辅成、王正廷等的观点始终保持一致。
1921年3月，应陈炯明之邀，陈独秀赴广东，任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即相当于后来的省政府教育厅厅长）褚、陈两人又在广东相聚，不过这次两人在广东相聚的时间不长。4月7日，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后，褚辅成于月底离开广东回到上海，5月，投入浙江省宪运动，期间来往于沪杭之间。[9]如前述，8月初陈独秀在中共一大南湖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局书记后即离开广东赴上海，从事专职党务工作，这一时期褚、陈两人又都在上海。毫无疑问，他们之间仍然保持着正常联系和往来，10月4日陈独秀被捕那天，褚辅成与邵力子到陈的居所探望被误捕就是最好的印证。 有地方文史学者甚至撰文说，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被巡捕房窥破后，之所以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开会，是因为如果再出现安全隐患时，可以得到褚辅成的保驾护航，为南湖會议提供安全保障。[10]事情固真如此？目前虽然还没有直接的史料佐证这样的猜想与推测，但是，历史巧合却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考证空间。
总之，保释陈独秀一事，使褚辅成从此在中国共产党人之间建立起了良好信誉，由此奠定的友谊基础，褚辅成在后来的人生历程中也与中共有了更多的交往和合作。
二次主浙，与中共合作施政，被捕入狱
1926年7月4日，国民党中央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7月9日，蒋中正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誓师北伐。
1927年1月，国民革命军底定浙江，国民党浙江政治会议在宁波成立，中央政治会议派张静江等为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委员，并以张为主席。张未到前，由蔡孑民（元培）先生代理。下设政务及财政两委员会，政务委员会亦以张为主任委员，张未到前由褚辅成先生代理。褚辅成奉命第二次主持浙江省政后，在宁波设临时省府于道尹公署，2月，任沈钧儒为临时省府秘书长。3月1日起在省城行使职权。[11]就在本月杭州发生了工潮，虽经褚辅成、查人伟等人的调解，形势有所缓和。[12]但是，在工潮发生后的双方（总工会与职工联合会），由于根本利益上未能彻底解决，不久，形势再度严峻。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工潮的发生引起蒋介石的深切关注，4月3日，蒋介石召褚辅成到沪，报告省政。[13]蒋介石此次召褚辅成到沪，名为报告浙省政务近况，实为了解杭州发生工潮一事。对于处理杭州新旧工会发生的冲突，褚辅成站在公正立场酌情处置，使形势得到缓和，而蒋介石接到的报告却并非如此。事实是由于杭州市公安局长章烈等人的明显偏袒，造成了形势的再度紧张。他们对（中共领导的）总工会代表提出的先解散（反共人士杜震芗组织的）职工联合会再复工一事，以 “此系政务问题，彼为军人，未便干涉”为由推托，而要求 “即行复工，暂禁游行集会”，故引起总工会代表的不满，遂向省政府提出五条要求：（一）撤换章烈;（二）解散职联会，并惩办杜震芗等;（三）发还纠察队用器;（四）惩办指使开枪者;（五）抚恤此项死伤者。对此要求褚辅成代表省政府逐条答复：“撤换章烈，省方本无问题，因彼屡抗命令，惟在军事时期，须得蒋总司令同意;解散职工会，省方早下令公安局解散，乃该局长托故请假，已再令代理局长讯即解散;至于惩办工贼，决令公安局惩办;纠察队器械俟向总部交涉发还;至惩办指使开枪者，事关军事，须由军事当局办理，对受伤者决即派员慰劳。抚恤一项，严令肇事者负责。”褚辅成的答复得到总工会代表的谅解，但引起公安局长章烈等人不满，他们密告蒋介石，褚辅成袒护工人，有“通共”嫌疑。[14]
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北伐江山初定，由于国民党内新老两派势力激烈的权力争斗，使在国民党内资历不深、地位不高的蒋介石感到威胁;同时，自北伐以来中共显示出对工农的强大号召力，更让既想通过联俄、联共发展自己的势力、又要处处提防限制中共力量发展的蒋介石感到矛盾而忧虑;在浙江，褚辅成主持省政期间与中共委员的通力合作施政，蒋介石亦颇为不满。据马叙伦回忆：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职委员外，（褚辅成）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15]那位年轻的委员即是宣中华。而在省政府的各个部门内还有为数不少的共产党员，担任着相当的职务。总之，错综复杂的形势，让初定江山的蒋介石深感政权的不稳，自身权力受到威胁，决定“清党”。
1927年4月11日清晨，杭州市公安局长章烈奉蒋介石密令，先于上海“四一二事变”一天，率领大批军警袭击了省党部、总工会，搜查了著名共产党人的住宅，逮捕革命者，是为“杭州四一一事变”。[16]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标志着“清党”全面开始。事变发生前，已有消息透露，省政府和省党部的委员，除褚辅成、阮性存、沈钧儒几人外，全数逃避一空。曾有人通知褚辅成，叫他赶快逃走。他说：“我不逃”。又告诉他，清党捕人是蒋介石的命令，褚辅成自信地说：“蒋介石也杀不了我，不须逃”，结果于4月14日被公安局长章烈亲手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老友沈钧儒。[17]
褚辅成的自信是有道理的。1911年辛亥革命时，褚辅成是浙江辛亥革命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蒋介石仅是陈其美派来杭州协助褚辅成光复杭州、攻克抚署的一名敢死队的队长;[18]杭州光复浙江军政府成立，褚辅成任浙江军政府政事部长（相当于省长）。[19]蒋介石回到上海，仅在上海督军陈其美手下当了一名团长;20年代蒋介石在上海做交易所经纪人时，[20]褚辅成是广东护法国会众议院副议长，是辅助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的实际主事者之一。褚辅成自信蒋介石决不会向他这样的人动手。
但让褚辅成始料不及的是，在大逮捕前已经有人诬告他为“共党”，诬告者的证据是在宣中华的抽屉中搜得有“褚辅成真左派字样，公等宜早自为计” 一函，[21]虽然后来查出共党宣中华的日记所记和褚的交往系属伪造，[22]但褚辅成戴着“共党”红帽子的嫌疑，终于未能逃过一劫。其实，早在当年一月国民革命军克复杭州后，在第一次党政联席会议上褚辅成就遭到攻击，当时东路军政治部的代表就攻讦褚辅成：“我们国民革命军流血，联省自治者做官”。褚辅成是历史上有名的“联治派”。“自治”和“联治”在军阀连年争斗割据的年代里，为“保境安民”求得一方民众的安宁所盛行的一种思想，当年为知识界众多著名人士所接受提倡。想不到数年后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当作隐私和短处来攻击他。
褚辅成与沈钧儒遭逮捕后，被囚禁在杭州留守营部。囚禁期间褚辅成丝毫不为自己遭逮捕的危险处境考虑，却念念不忘在任期间未能在全省举办农业银行一事而感可惜。[23]4月21日，褚辅成、沈钧儒二人同被解往南京。两天后，蔡元培、庄崧甫等人赶去南京，要求蒋介石释放褚辅成。 褚辅成是一个国家利益至上者，此时蒋介石也知道，褚辅成不大可能是“共党”，只是在他主持省政期间与中共人士走得太近了，就说：“慧老在这里原本没有什么，我只是想问问他浙江的一些情况。”[24]蒋介石的话听似平淡，其实里边隐含着极其复杂的人际关系。褚辅成第二次主政浙江，既受同代中宵小的嫉忌诬陷，也受国民党新生代的排挤打击，任职时间仅一个半月，即被蒋撤免。当时环境之复杂、时局之险恶，褚辅成看得很清楚。国民党内的权力争斗一贯的手法，是给对方戴上共党的“红帽子”，被戴红帽子的一方百口莫辩，政治上必死无疑。作为资深一代正直的老国民党人褚辅成，他不愿与此争辩，离开这是非之地，去开辟一片为国效力的新天地，何尝不是解脱的最好办法。当蒋介石假以道歉的口气征求褚辅成个人意见“愿就何种职务”时，盱衡时局，褚以“愿以在野之身，兴办教育，有余力为政府谋贡献”相答，[25]褚辅成的选择是极其明智的。一周后褚辅成获释，从此离开政坛，息影于上海，致力于社会公益、文化教育、慈善救灾等事业。特别是与章太炎、董康、王开疆等人创办的上海法科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法学人才，贡献尤多。上海法科大学后来改为“私立上海法学院”，师生中诸如王造时、楚图南、潘大道、朱学范、史良、沙千里等先生，后来都成为民主党派的著名人士。[26]
1931年9月东北“九一八”事变与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的枪声响起，褚辅成看清日本帝国主义有并吞全华的狼子野心，便走出书斋，义无反顾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这已是另一个话题了。
注释：
[1]如今，在嘉兴东环城河宣公桥处，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的12位代表塑像已经成为嘉兴城市的亮丽一景。
[2]南湖纪念馆最早建立是1960年，建馆之初在湖心岛，改革开放转型后，南湖成为旅游风景区，1991年7月，中共建党70周年前夕，嘉兴人民捐款350万元，在南湖东岸重建纪念馆。2006年再建新馆。
[3]《中共“一大”南湖会议》，浙江大学出版社，第164页。现多数党史学者采用此说。
[4]《申报》1921年10月6日。
[5]《包慧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第371—372页。
[6]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褚辅成文存》，中国文史出版社，第567页。
[7]《申报》1917年5月9日。
[8]谢彬：《民国政党史》，《近代稗海》，第6辑第60页。
[9]王天松编：《褚辅成年谱长编》，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75—291页。
[10]陈伟桐著：《发祥地——嘉兴及浙江辛亥革命研究的新视角》，《嘉兴文史》，总第77期第92页。
[11]王天松编：《褚辅成年谱》（下），学苑出版社，第504页。
[12]《浙江百年大事记》，浙江人民出版社，第203页。
[13]《申报》1927年4月5日。
[14]王天松编：《褚辅成年谱》（下），学苑出版社，第506页。
[15]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三聯书店出版社，第94页。
[16]张瑛：《蒋介石“清党”内幕》，国防大学出版社，第194页。
[17]骆正葵：《慧老往事数则》，《嘉兴市文史资料》第三辑《褚辅成专辑》，浙江人民出版社，第48—49页。
[18]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褚辅成文存》，中国文史出版社，第569、570页。
[19]（台湾）阮毅成：《记褚辅成先生》，《嘉兴市文史资料》第三辑《褚辅成专辑》，浙江人民出版社，第48—49页。
[20]骆正葵：《慧老往事数则》，《嘉兴市文史资料》第三辑《褚辅成专辑》，浙江人民出版社，第48—49页。
[21]沈钧儒：《楼居七日记》，《浙江月刊》，第1卷第4期。
[22]王梓良：《记忆与伤逝》，第41页。
[23]沈钧儒：《楼居七日记》，《浙江月刊》，第1卷第4期。
[24]骆正葵：《慧老往事数则》，《嘉兴市文史资料》第三辑《褚辅成专辑》，浙江人民出版社，第49页。
[25]王梓良：《褚辅成先生的一生》，（台湾）《浙江月刊》，1979年5月第121期。
[26]褚律元：《一位爱国的政治活动家——纪念祖父褚辅成》，《嘉兴市文史资料》第三辑《褚辅成专辑》，浙江人民出版社，第8页。
（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尚国敏
保释中共第一任中央局书记陈独秀
1921年8月初，在嘉兴市区张家弄鸳湖旅社住进了12位神秘的外地旅客，第二天，他们离开旅社，在城东南宣公桥堍[1]雇一游船，向南湖划去，不多时游船便隐没在湖面的空蒙之中。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又要到南湖去干什么？不得而知。
嘉兴，东临上海，西接杭州，北靠苏州，交通便利，是闻名江南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和平常一样，南来北往的旅客每天陆续不绝，这12位神秘旅客的到來，波澜不惊，并没有给嘉兴城里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任何影响。
28年后，1949年5月7日，嘉兴城头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帜落下了，代之以升起的是一面色彩鲜艳的五星红旗，嘉兴换了人间。
1991年，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建成，[2]并对外开放。自此每逢中共“七一”建党纪念日，会有一批批外地或当地的中共党员，来到纪念馆纪念党的生日，重温革命先辈的斗争经历。我们在讲解员的娓娓讲解声中，终于解密。1921年8月初的这一天，这12位神秘的外地旅客来到嘉兴，他们在南湖游船上成立了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这是近代以来发生在嘉兴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但是，两个月后中共第一任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就被法租界捕房逮捕入狱，是嘉兴人褚辅成与国民党另一位重要人物张继一起出面保释，才获出狱。然而，由于陈独秀在担任了五届中共总书记后被清除出党，中共建党历史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被淡出党史记录，在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党史讲解中亦无此条内容。关于褚辅成保释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的事，还得从头说起。
1921年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召开，因被法租界捕房察觉，他们转移到了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进行。8月2日会议闭幕。[3]会议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关于工作计划的决议，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中央局成员，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此时陈独秀还在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任上，中共一大南湖会议后，陈独秀离开广东前往上海，从事中央局书记的专职党务工作。两个月后的10月4日，陈独秀在上海被特别机关探目黄金荣、包探程子卿侦悉，在法租界居所被捕。被捕的理由是“因编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工党主义、劳动主义、新青年等书籍”。[4]被捕当天陈独秀未被认出，即被带入捕房。当天下午5时许，褚辅成与邵力子到陈独秀居所探望，亦被误捕并被带入捕房。褚辅成一见陈独秀就拉着他的手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弄到这儿来了”。“仲甫”是陈独秀的字，过去在知识界的交往中，互相熟悉，友谊较深，大多以对方的字或号称呼。由于褚辅成的大意，一声“仲甫”就把陈独秀给彻底暴露了。褚辅成和邵力子在弄清身份后就释放了。陈独秀是个有影响的人物，被捕后上海闹得满城风雨。第三天，褚辅成与张继将陈独秀保释出狱。
陈独秀人被放出来了，但要随传随到，二十多天后又会审，说陈独秀宣传赤化，最后定案是《新青年》有过激言论。经过马林的种种活动，结果罚款五千元了事。[5]从对陈独秀定罪的这个结果看，当时法租界捕房对陈独秀中共“中央局书记”的政治身份并不知晓，否则，断断不会如此轻判、轻罚了事。今天来看，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一个新成立仅两个月的政党，其党首就被捕入狱，很可能从此一蹶不振，甚至有解散之虞。自从这件事情以后，中共从此记住了褚辅成这个名字，更记住了褚辅成这个人。
人们也许会问，褚辅成与陈独秀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他们之间又是怎么交往并建立友谊的？其实，褚辅成在与中共创始人的交往中，陈独秀是他熟识、交往最早的一位。从以下几个时段的交往，我们可以看出褚、陈两人之间的友谊。
早在1909年，作为同盟会浙江支部长的褚辅成，以浙江革命运动全局性眼光谋篇布局，推动浙江革命运动时，陈独秀在浙江陆军小学任国文教习，就参加了反清活动，曾作革命檄文多篇，由周亚卫等分贴衙署，省垣官吏闻之悚然。[6]由此可见，早在辛亥革命之前，褚辅成与陈独秀就熟识，他们是反清革命的战友，由此，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17年3月始，褚辅成与王正廷等100多位议员因反对对德参战，从益友社分离，筹组政余俱乐部，于5月6日在北京象坊桥召开成立大会，大会决定发表宣言书，陈独秀与胡汉民、吕复即是大会宣言书的起草员。[7]据史料记载：政余俱乐部的干部人物除王、褚以外，有胡汉民、彭允彝、吕复、陈独秀诸人。[8]在对德外交问题上，陈独秀认为：“此次对德外交问题，乃国家存亡问题，不可以寻常外交规之”，“此次对德外交，为国家存亡盛衰之唯一问题”。当5月15日国务院再次以对德宣战案咨送众议院，褚辅成坚决反对。5月19日出席众议院会议讨论对德宣战案时，褚辅成提出“暂从缓议”之动议获得通过，对德宣战案终被搁置。褚辅成这一动议也是政余俱乐部集体意志的体现。在国家对德外交的重大问题上，陈独秀与褚辅成、王正廷等的观点始终保持一致。
1921年3月，应陈炯明之邀，陈独秀赴广东，任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即相当于后来的省政府教育厅厅长）褚、陈两人又在广东相聚，不过这次两人在广东相聚的时间不长。4月7日，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后，褚辅成于月底离开广东回到上海，5月，投入浙江省宪运动，期间来往于沪杭之间。[9]如前述，8月初陈独秀在中共一大南湖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局书记后即离开广东赴上海，从事专职党务工作，这一时期褚、陈两人又都在上海。毫无疑问，他们之间仍然保持着正常联系和往来，10月4日陈独秀被捕那天，褚辅成与邵力子到陈的居所探望被误捕就是最好的印证。 有地方文史学者甚至撰文说，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被巡捕房窥破后，之所以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开会，是因为如果再出现安全隐患时，可以得到褚辅成的保驾护航，为南湖會议提供安全保障。[10]事情固真如此？目前虽然还没有直接的史料佐证这样的猜想与推测，但是，历史巧合却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考证空间。
总之，保释陈独秀一事，使褚辅成从此在中国共产党人之间建立起了良好信誉，由此奠定的友谊基础，褚辅成在后来的人生历程中也与中共有了更多的交往和合作。
二次主浙，与中共合作施政，被捕入狱
1926年7月4日，国民党中央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7月9日，蒋中正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誓师北伐。
1927年1月，国民革命军底定浙江，国民党浙江政治会议在宁波成立，中央政治会议派张静江等为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委员，并以张为主席。张未到前，由蔡孑民（元培）先生代理。下设政务及财政两委员会，政务委员会亦以张为主任委员，张未到前由褚辅成先生代理。褚辅成奉命第二次主持浙江省政后，在宁波设临时省府于道尹公署，2月，任沈钧儒为临时省府秘书长。3月1日起在省城行使职权。[11]就在本月杭州发生了工潮，虽经褚辅成、查人伟等人的调解，形势有所缓和。[12]但是，在工潮发生后的双方（总工会与职工联合会），由于根本利益上未能彻底解决，不久，形势再度严峻。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工潮的发生引起蒋介石的深切关注，4月3日，蒋介石召褚辅成到沪，报告省政。[13]蒋介石此次召褚辅成到沪，名为报告浙省政务近况，实为了解杭州发生工潮一事。对于处理杭州新旧工会发生的冲突，褚辅成站在公正立场酌情处置，使形势得到缓和，而蒋介石接到的报告却并非如此。事实是由于杭州市公安局长章烈等人的明显偏袒，造成了形势的再度紧张。他们对（中共领导的）总工会代表提出的先解散（反共人士杜震芗组织的）职工联合会再复工一事，以 “此系政务问题，彼为军人，未便干涉”为由推托，而要求 “即行复工，暂禁游行集会”，故引起总工会代表的不满，遂向省政府提出五条要求：（一）撤换章烈;（二）解散职联会，并惩办杜震芗等;（三）发还纠察队用器;（四）惩办指使开枪者;（五）抚恤此项死伤者。对此要求褚辅成代表省政府逐条答复：“撤换章烈，省方本无问题，因彼屡抗命令，惟在军事时期，须得蒋总司令同意;解散职工会，省方早下令公安局解散，乃该局长托故请假，已再令代理局长讯即解散;至于惩办工贼，决令公安局惩办;纠察队器械俟向总部交涉发还;至惩办指使开枪者，事关军事，须由军事当局办理，对受伤者决即派员慰劳。抚恤一项，严令肇事者负责。”褚辅成的答复得到总工会代表的谅解，但引起公安局长章烈等人不满，他们密告蒋介石，褚辅成袒护工人，有“通共”嫌疑。[14]
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北伐江山初定，由于国民党内新老两派势力激烈的权力争斗，使在国民党内资历不深、地位不高的蒋介石感到威胁;同时，自北伐以来中共显示出对工农的强大号召力，更让既想通过联俄、联共发展自己的势力、又要处处提防限制中共力量发展的蒋介石感到矛盾而忧虑;在浙江，褚辅成主持省政期间与中共委员的通力合作施政，蒋介石亦颇为不满。据马叙伦回忆：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职委员外，（褚辅成）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15]那位年轻的委员即是宣中华。而在省政府的各个部门内还有为数不少的共产党员，担任着相当的职务。总之，错综复杂的形势，让初定江山的蒋介石深感政权的不稳，自身权力受到威胁，决定“清党”。
1927年4月11日清晨，杭州市公安局长章烈奉蒋介石密令，先于上海“四一二事变”一天，率领大批军警袭击了省党部、总工会，搜查了著名共产党人的住宅，逮捕革命者，是为“杭州四一一事变”。[16]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标志着“清党”全面开始。事变发生前，已有消息透露，省政府和省党部的委员，除褚辅成、阮性存、沈钧儒几人外，全数逃避一空。曾有人通知褚辅成，叫他赶快逃走。他说：“我不逃”。又告诉他，清党捕人是蒋介石的命令，褚辅成自信地说：“蒋介石也杀不了我，不须逃”，结果于4月14日被公安局长章烈亲手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老友沈钧儒。[17]
褚辅成的自信是有道理的。1911年辛亥革命时，褚辅成是浙江辛亥革命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蒋介石仅是陈其美派来杭州协助褚辅成光复杭州、攻克抚署的一名敢死队的队长;[18]杭州光复浙江军政府成立，褚辅成任浙江军政府政事部长（相当于省长）。[19]蒋介石回到上海，仅在上海督军陈其美手下当了一名团长;20年代蒋介石在上海做交易所经纪人时，[20]褚辅成是广东护法国会众议院副议长，是辅助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的实际主事者之一。褚辅成自信蒋介石决不会向他这样的人动手。
但让褚辅成始料不及的是，在大逮捕前已经有人诬告他为“共党”，诬告者的证据是在宣中华的抽屉中搜得有“褚辅成真左派字样，公等宜早自为计” 一函，[21]虽然后来查出共党宣中华的日记所记和褚的交往系属伪造，[22]但褚辅成戴着“共党”红帽子的嫌疑，终于未能逃过一劫。其实，早在当年一月国民革命军克复杭州后，在第一次党政联席会议上褚辅成就遭到攻击，当时东路军政治部的代表就攻讦褚辅成：“我们国民革命军流血，联省自治者做官”。褚辅成是历史上有名的“联治派”。“自治”和“联治”在军阀连年争斗割据的年代里，为“保境安民”求得一方民众的安宁所盛行的一种思想，当年为知识界众多著名人士所接受提倡。想不到数年后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当作隐私和短处来攻击他。
褚辅成与沈钧儒遭逮捕后，被囚禁在杭州留守营部。囚禁期间褚辅成丝毫不为自己遭逮捕的危险处境考虑，却念念不忘在任期间未能在全省举办农业银行一事而感可惜。[23]4月21日，褚辅成、沈钧儒二人同被解往南京。两天后，蔡元培、庄崧甫等人赶去南京，要求蒋介石释放褚辅成。 褚辅成是一个国家利益至上者，此时蒋介石也知道，褚辅成不大可能是“共党”，只是在他主持省政期间与中共人士走得太近了，就说：“慧老在这里原本没有什么，我只是想问问他浙江的一些情况。”[24]蒋介石的话听似平淡，其实里边隐含着极其复杂的人际关系。褚辅成第二次主政浙江，既受同代中宵小的嫉忌诬陷，也受国民党新生代的排挤打击，任职时间仅一个半月，即被蒋撤免。当时环境之复杂、时局之险恶，褚辅成看得很清楚。国民党内的权力争斗一贯的手法，是给对方戴上共党的“红帽子”，被戴红帽子的一方百口莫辩，政治上必死无疑。作为资深一代正直的老国民党人褚辅成，他不愿与此争辩，离开这是非之地，去开辟一片为国效力的新天地，何尝不是解脱的最好办法。当蒋介石假以道歉的口气征求褚辅成个人意见“愿就何种职务”时，盱衡时局，褚以“愿以在野之身，兴办教育，有余力为政府谋贡献”相答，[25]褚辅成的选择是极其明智的。一周后褚辅成获释，从此离开政坛，息影于上海，致力于社会公益、文化教育、慈善救灾等事业。特别是与章太炎、董康、王开疆等人创办的上海法科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法学人才，贡献尤多。上海法科大学后来改为“私立上海法学院”，师生中诸如王造时、楚图南、潘大道、朱学范、史良、沙千里等先生，后来都成为民主党派的著名人士。[26]
1931年9月东北“九一八”事变与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的枪声响起，褚辅成看清日本帝国主义有并吞全华的狼子野心，便走出书斋，义无反顾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这已是另一个话题了。
注释：
[1]如今，在嘉兴东环城河宣公桥处，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的12位代表塑像已经成为嘉兴城市的亮丽一景。
[2]南湖纪念馆最早建立是1960年，建馆之初在湖心岛，改革开放转型后，南湖成为旅游风景区，1991年7月，中共建党70周年前夕，嘉兴人民捐款350万元，在南湖东岸重建纪念馆。2006年再建新馆。
[3]《中共“一大”南湖会议》，浙江大学出版社，第164页。现多数党史学者采用此说。
[4]《申报》1921年10月6日。
[5]《包慧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第371—372页。
[6]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褚辅成文存》，中国文史出版社，第567页。
[7]《申报》1917年5月9日。
[8]谢彬：《民国政党史》，《近代稗海》，第6辑第60页。
[9]王天松编：《褚辅成年谱长编》，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75—291页。
[10]陈伟桐著：《发祥地——嘉兴及浙江辛亥革命研究的新视角》，《嘉兴文史》，总第77期第92页。
[11]王天松编：《褚辅成年谱》（下），学苑出版社，第504页。
[12]《浙江百年大事记》，浙江人民出版社，第203页。
[13]《申报》1927年4月5日。
[14]王天松编：《褚辅成年谱》（下），学苑出版社，第506页。
[15]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三聯书店出版社，第94页。
[16]张瑛：《蒋介石“清党”内幕》，国防大学出版社，第194页。
[17]骆正葵：《慧老往事数则》，《嘉兴市文史资料》第三辑《褚辅成专辑》，浙江人民出版社，第48—49页。
[18]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褚辅成文存》，中国文史出版社，第569、570页。
[19]（台湾）阮毅成：《记褚辅成先生》，《嘉兴市文史资料》第三辑《褚辅成专辑》，浙江人民出版社，第48—49页。
[20]骆正葵：《慧老往事数则》，《嘉兴市文史资料》第三辑《褚辅成专辑》，浙江人民出版社，第48—49页。
[21]沈钧儒：《楼居七日记》，《浙江月刊》，第1卷第4期。
[22]王梓良：《记忆与伤逝》，第41页。
[23]沈钧儒：《楼居七日记》，《浙江月刊》，第1卷第4期。
[24]骆正葵：《慧老往事数则》，《嘉兴市文史资料》第三辑《褚辅成专辑》，浙江人民出版社，第49页。
[25]王梓良：《褚辅成先生的一生》，（台湾）《浙江月刊》，1979年5月第121期。
[26]褚律元：《一位爱国的政治活动家——纪念祖父褚辅成》，《嘉兴市文史资料》第三辑《褚辅成专辑》，浙江人民出版社，第8页。
（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尚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