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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往往会判断未来的故事是否会变成现实。进入新世纪以后，经常听到有人失望地抱怨说：“会飞行的汽车在哪里？”这反映了人们当时的主流情绪，即质疑科学技术未能实现20世纪早期科幻小说中描述的那些最奇特的事物。
威廉·吉布森
喬丁·卡雷是美国西雅图市高科技公司Laser Motive的一位天体物理学家，他在激光的理论与实践、太空电梯以及光能推进器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他非常高兴地承认科幻小说对他的人生和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研究天体物理学，是因为我对宇宙的大规模功能很感兴趣；但是我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却是因为罗伯特·海因莱因（1907—1988，美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被誉为‘美国现代科幻小说之父’）的作品。他的太空探索科幻小说《穿上航天服去旅行》的主角正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乔丁·卡雷承认自己是一个活跃的科幻小说迷，他说：“一些在科学领域进行探索性思考的人与科幻世界总是有着联系。”
微软、谷歌、苹果以及其他一些公司经常会邀请一些科幻小说作家为自己的员工举办讲座，然后安排他们与开发人员和研究部门人员进行私下会见。也许没有什么比“设计产品”更能证明如今科幻小说和科技之间的紧密联系了。有些公司还会雇佣作家专门创作关于潜在市场产品的故事。
“我真的很喜欢设计产品或者原型设计。”美国科幻小说家科里·多克托罗说，他的客户包括美国的迪斯尼公司和英国的特易购公司。“公司根据设计来决定这项技术是否具有可行性，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这就像一个建筑师制作一个虚拟的建筑物。”多克托罗在一家软件企业工作，对产品开发的工作流程非常清楚。他说：“我经常参加工程研讨会，讨论的焦点是这个产品投入使用以后结果如何，而写小说可能是获得这种体验的一种好方式。”
在20世纪早期，美国的科幻小说往往呈现出一片积极的未来景象，大家都认为科技的发展能够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到了20世纪中期，随着发生几次可怕的战争以及原子弹问世以后，科幻小说的基调发生了变化。故事逐渐变得黑暗，科学也不再每次都扮演英雄的角色。
近几十年来，倾向于反乌托邦的未来变得更加明显，部分原因可能是，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获得科技发展的好处。记者采访了著名评论家、《科幻百科全书》的编辑者之一约翰·克鲁特先生， 他引用了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872—1970）在1924年的预言：“罗素说过：‘我不得不担心，科学将被用于促进统治集团的权力，而不是造福人类。’”“而今天令人担忧的是，”克鲁特继续说道，“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不是已经被从中获利的人占据了统治地位。”
美国当代著名科幻小说作家、畅销书作者金·斯坦利·罗宾逊（1952— ）（其代表作有《火星三部曲》《海岸三部曲》和《2312年》等）也表示了同样的担忧。他说美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苏珊·柯林斯女士的代表作《饥饿游戏》描述的正是这种现象：富有的统治阶级利用残酷的角斗游戏，在贫困的人群中散布恐惧和无助情绪，以压制他们的反抗。“科幻小说代表了当代人对未来的看法，”罗宾逊说，“这就是为什么‘大创意’在20世纪 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流行的原因。当时人们觉得未来会更美好，尽管具体想法有所不同。但现在他们不这样想了。富人占据了十分之九的社会财富，迫使我们其余的人去争夺剩下的十分之一。如果我们反抗，就会被说成是搞阶级斗争然后予以镇压。他们为了娱乐而玩弄我们，过着无比奢侈的生活，而我们却在饿着肚子互相打架。这就是《饥饿游戏》的故事所体现的内容。这部作品能够造成巨大反响是理所当然的。” 威廉·吉布森认为，将科幻小说分成 “反乌托邦”与“乌托邦”两个阵营是在制造一种“毫无意义的二分法”。尽管威廉·吉布森在1984年创作的首部赛博朋克小说《神经漫游者》中描述了一个资源短缺、你争我夺的未来世界，但他并不认为自己的作品是悲观的。“我只是想成为一个自然主义者。”他说。“我以为自己在80年代创作的作品还没有达到反乌托邦的程度，因为我写的是一个从冷战中走出的安然无恙的世界。这在当时的许多聪明人看来，似乎是不现实的。”
反乌托邦与乌托邦之间的区别常常取决于作者本人是否对美好的未来抱有希望。例如金·斯坦利·罗宾逊，一直以来都在关注重大的、潜在的反乌托邦主题，包括核战争、生态灾难以及气候变化等等。然而，他并没有屈服于绝望，而是通过深入研究，利用复杂的、现实的科学细节找到了解决方法。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他说，“当然，可以使用乌托邦这个词。”
尼尔·斯蒂芬森
2013年秋天，索菲娅·布鲁克纳和丹·诺维开设了一门名叫“从科学幻想到科学制造”的课程，教学大纲包括许多科幻小说、科幻电影、视频甚至科幻游戏。老师要求学生们在学习之后设计出一些实际可用的科技产品，并把它们与相应的社会背景结合起来。受到威廉·吉布森的作品《神经漫游者》某场景的启发，学生们制作了一种装置，这种装置可以利用电极和无线技术，使用户仅通过做手势就可以刺激另一个距离较远的用户的肌肉，使他做出相同的手势。年轻的设计者们认为他们的模型具有实际应用价值，例如让理疗师帮助中风患者恢复四肢的功能。但是丹·诺维说，关于这种装置也进行了伦理方面的深入讨论。在吉布森的小说中，这项技术被用来对人们进行性侵犯，把他们变成遥控的“肉体傀儡”。
索菲娅·布鲁克纳感叹道，许多研究新兴技术的科研人员通常不熟悉科幻小说。“随着新的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的发展，可以看见像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加拿大著名小说家，1985年发表科幻小说《使女的故事》使她一举成名）这样的作家创作的一些反乌托邦世界的作品就是以这些技术为中心的。”她说。“几十年来，科幻作家们都在深入探索这些话题，我觉得阅读他们的作品和阅读研究论文一样重要。”
最好的科幻作品可以提高人的思维能力，它不仅能够启发我们，而且还能够促进我们去思考自身行为的许多可能的后果。塞缪尔·R·德拉尼是该领域最杰出、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认为科幻是面临未来日益激烈的冲击时采取的一种应对措施：“世界科幻小说的多样性让我们通过想象来训练如何适应现实世界中的变化——有时异常剧烈，往往令人感到困惑。读了科幻小说，我们在面对这样的变化时就不会大惊小怪了。”
喬丁·卡雷是美国西雅图市高科技公司Laser Motive的一位天体物理学家，他在激光的理论与实践、太空电梯以及光能推进器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他非常高兴地承认科幻小说对他的人生和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研究天体物理学，是因为我对宇宙的大规模功能很感兴趣；但是我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却是因为罗伯特·海因莱因（1907—1988，美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被誉为‘美国现代科幻小说之父’）的作品。他的太空探索科幻小说《穿上航天服去旅行》的主角正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乔丁·卡雷承认自己是一个活跃的科幻小说迷，他说：“一些在科学领域进行探索性思考的人与科幻世界总是有着联系。”
微软、谷歌、苹果以及其他一些公司经常会邀请一些科幻小说作家为自己的员工举办讲座，然后安排他们与开发人员和研究部门人员进行私下会见。也许没有什么比“设计产品”更能证明如今科幻小说和科技之间的紧密联系了。有些公司还会雇佣作家专门创作关于潜在市场产品的故事。
“我真的很喜欢设计产品或者原型设计。”美国科幻小说家科里·多克托罗说，他的客户包括美国的迪斯尼公司和英国的特易购公司。“公司根据设计来决定这项技术是否具有可行性，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这就像一个建筑师制作一个虚拟的建筑物。”多克托罗在一家软件企业工作，对产品开发的工作流程非常清楚。他说：“我经常参加工程研讨会，讨论的焦点是这个产品投入使用以后结果如何，而写小说可能是获得这种体验的一种好方式。”
在20世纪早期，美国的科幻小说往往呈现出一片积极的未来景象，大家都认为科技的发展能够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到了20世纪中期，随着发生几次可怕的战争以及原子弹问世以后，科幻小说的基调发生了变化。故事逐渐变得黑暗，科学也不再每次都扮演英雄的角色。
近几十年来，倾向于反乌托邦的未来变得更加明显，部分原因可能是，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获得科技发展的好处。记者采访了著名评论家、《科幻百科全书》的编辑者之一约翰·克鲁特先生， 他引用了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872—1970）在1924年的预言：“罗素说过：‘我不得不担心，科学将被用于促进统治集团的权力，而不是造福人类。’”“而今天令人担忧的是，”克鲁特继续说道，“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不是已经被从中获利的人占据了统治地位。”
美国当代著名科幻小说作家、畅销书作者金·斯坦利·罗宾逊（1952— ）（其代表作有《火星三部曲》《海岸三部曲》和《2312年》等）也表示了同样的担忧。他说美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苏珊·柯林斯女士的代表作《饥饿游戏》描述的正是这种现象：富有的统治阶级利用残酷的角斗游戏，在贫困的人群中散布恐惧和无助情绪，以压制他们的反抗。“科幻小说代表了当代人对未来的看法，”罗宾逊说，“这就是为什么‘大创意’在20世纪 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流行的原因。当时人们觉得未来会更美好，尽管具体想法有所不同。但现在他们不这样想了。富人占据了十分之九的社会财富，迫使我们其余的人去争夺剩下的十分之一。如果我们反抗，就会被说成是搞阶级斗争然后予以镇压。他们为了娱乐而玩弄我们，过着无比奢侈的生活，而我们却在饿着肚子互相打架。这就是《饥饿游戏》的故事所体现的内容。这部作品能够造成巨大反响是理所当然的。” 威廉·吉布森认为，将科幻小说分成 “反乌托邦”与“乌托邦”两个阵营是在制造一种“毫无意义的二分法”。尽管威廉·吉布森在1984年创作的首部赛博朋克小说《神经漫游者》中描述了一个资源短缺、你争我夺的未来世界，但他并不认为自己的作品是悲观的。“我只是想成为一个自然主义者。”他说。“我以为自己在80年代创作的作品还没有达到反乌托邦的程度，因为我写的是一个从冷战中走出的安然无恙的世界。这在当时的许多聪明人看来，似乎是不现实的。”
反乌托邦与乌托邦之间的区别常常取决于作者本人是否对美好的未来抱有希望。例如金·斯坦利·罗宾逊，一直以来都在关注重大的、潜在的反乌托邦主题，包括核战争、生态灾难以及气候变化等等。然而，他并没有屈服于绝望，而是通过深入研究，利用复杂的、现实的科学细节找到了解决方法。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他说，“当然，可以使用乌托邦这个词。”
2013年秋天，索菲娅·布鲁克纳和丹·诺维开设了一门名叫“从科学幻想到科学制造”的课程，教学大纲包括许多科幻小说、科幻电影、视频甚至科幻游戏。老师要求学生们在学习之后设计出一些实际可用的科技产品，并把它们与相应的社会背景结合起来。受到威廉·吉布森的作品《神经漫游者》某场景的启发，学生们制作了一种装置，这种装置可以利用电极和无线技术，使用户仅通过做手势就可以刺激另一个距离较远的用户的肌肉，使他做出相同的手势。年轻的设计者们认为他们的模型具有实际应用价值，例如让理疗师帮助中风患者恢复四肢的功能。但是丹·诺维说，关于这种装置也进行了伦理方面的深入讨论。在吉布森的小说中，这项技术被用来对人们进行性侵犯，把他们变成遥控的“肉体傀儡”。
索菲娅·布鲁克纳感叹道，许多研究新兴技术的科研人员通常不熟悉科幻小说。“随着新的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的发展，可以看见像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加拿大著名小说家，1985年发表科幻小说《使女的故事》使她一举成名）这样的作家创作的一些反乌托邦世界的作品就是以这些技术为中心的。”她说。“几十年来，科幻作家们都在深入探索这些话题，我觉得阅读他们的作品和阅读研究论文一样重要。”
最好的科幻作品可以提高人的思维能力，它不仅能够启发我们，而且还能够促进我们去思考自身行为的许多可能的后果。塞缪尔·R·德拉尼是该领域最杰出、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认为科幻是面临未来日益激烈的冲击时采取的一种应对措施：“世界科幻小说的多样性让我们通过想象来训练如何适应现实世界中的变化——有时异常剧烈，往往令人感到困惑。读了科幻小说，我们在面对这样的变化时就不会大惊小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