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我在舞台上话说得太多，上天惩罚了我，让我现在再也不能说话了。” 这或许是于是之最为痛苦的表达。
　　作为话剧演员，于是之20年前就开始出现语言表达障碍，由此退出话剧舞台。1月19日，86岁的他在北京协和医院过世，真的再也无法开口说话了。
　　他在北京人艺演了很多接地气的小人物：《龙须沟》里的程疯子、《骆驼祥子》中的老马，以及最有名气的《茶馆》里的掌柜王利发。他举手投足都是北京人艺的京味儿和亲民范儿。人们称他为“伟大的表演艺术家”，但他生前表示，希望自己的生平简介里不要出现“大师”的字眼。
　　于是之的名片十分简单，只有“演员于是之”五个字。一些人说他谦虚，但其实他是把演员这个身份看成和诗人、作家一样，他十分自豪。

“绝了”

　　在1980年代，于是之是所有明星们追的明星。
　　冲着于是之，陈丹青曾连看三场《茶馆》。他甚至还给于是之写过信：“于老师，您好，我连看三场《茶馆》，太棒啦！你们这代活宝要是不演了，就再没得好戏看！”
　　姜文大三时就把于是之主演的《茶馆》看了无数遍。1992年，姜文已是演出过《末代皇后》《芙蓉镇》《本命年》等影片的大明星，还是去看了《茶馆》的谢幕演出，演出结束后，又去后台跟于是之要签名。
　　文革结束后，《茶馆》复排上演，轰动全城。大家等着看郑榕、蓝天野，而大部分人期待的是于是之。陈丹青形容他的演出“出神入化”，尤其是在茶座间走动时的小动作，跑堂时手掌略略向外虚张虚晃，“撩几下子，绝了”。
　　北京人艺导演、濮存昕的父亲苏民还记得，于是之还在中学时就对表演十分开窍。他的舅舅是著名演员石挥，当时于是之从石挥那里得到了《大马戏团》的剧本，就开始模仿石挥扮演的角色，无论是形象、神态还是语气都十分相似。
　　1945年，于是之从北大失学后加入祖国剧团，从此开始了他的职业戏剧生涯。1949年，他参加了华北人民文工团，即北京人艺的前身。建国后，先演《龙须沟》让老舍刮目相看，后在朱德等众多中央领导人面前演出歌剧《长征》，成为第一个在舞台上出演毛泽东的演员。
　　于是之算是少年得志。但“得志”背后，是他爱琢磨、爱读书。1950年代，他接到电影《青春之歌》的邀约，准备出演余永泽一角。他便开始细读两本书——除了《青春之歌》，还要读余永泽喜欢看的《悲惨世界》，想从内心深处跟角色取得共鸣。据北京人艺老演员郑榕回忆，有一次于是之演毛主席，只有几句台词，他竟把毛泽东诗词四卷全部看完。
　　1980年代，导演谢晋筹拍《赤壁之战》，曾邀请于是之出演曹操。于是之答应下来，但提出要给自己一年时间练魏碑，另外再把《汉书》《后汉书》通读一遍，可惜最后《赤壁之战》无疾而终。
　　于是之一直希望自己做一个“学者型”演员。他对知识分子有好感。退休后，一次跟评论家童道明在紫竹院公园散步，他忽然神情肃穆地谈起英若诚生病的事。他说：“北京人艺有三个清华大学毕业生，两个死了，一个又病了，病得还很重。英若诚这样的人才以后再也不可能有了我觉得一个最大的遗憾是，北京人艺没有演过一出真正为知识分子说话的戏。”

“他没有那种当官的手腕”

　　1982年，戏剧导演林兆华尝试创作了中国第一出实验戏剧《绝对信号》。一批老领导纷纷对这个“出格”的剧目表示反对，“（北京人艺）当时支持《绝对信号》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曹禺，另一个就是于是之。”童道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为了《绝对信号》和后来的一批实验剧目，于是之为林兆华扛住了大部分压力。为此，林兆华把于是之称为自己的“恩人”。他曾说，如果没有曹禺和于是之，就没有《绝对信号》，更不可能有后来的林兆华。
　　1980年代初，于是之很忙。除了力挺先锋话剧在人艺的实验活动，他担任创作室主任期间还四处“招兵买马”，将王梓夫、何冀平、李龙云、郭启宏等一批人调到人艺，成立了全国剧院里第一个剧本组，因为人艺要在文革后实现“新生”，还得靠创作。
　　“人艺剧本组最多时有过11个编剧。”王梓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据他回忆，一次《人民文学》组织北京作家开会，一共10来个作家，人艺就占了五六个。
　　编剧们平时跟于是之打成一片，他们中午从食堂打了饭就去于是之的宿舍聊本子，人手一个小茶碗，舀出坛子里的二锅头，边喝酒边聊戏。
　　“别说有了剧本，哪怕你有个想法、有个题材，他都跟你聊，”王梓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要有了题材，他就催着我们去体验生活。”
　　由此，北京人艺接连创作出了触及现实的《小井胡同》和《狗儿爷涅槃》，以及备受好评的《天下第一楼》和1990年代初的《鸟人》。人艺成为文革后中国现实主义话剧的复兴重地。
　　1985年，于是之出任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虽然名义上曹禺仍是院长，但于是之承担了管理剧院的实际工作。
　　“他没有那种当官的手腕。一些没有评上职称的、没有分到房子的人都去他门口大闹，”童道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也只好忍住，只能回了家摔茶杯。”
　　1985年前后，《小井胡同》等几部话剧一度不能演出，于是之作为重要责任人，夹在几种力量之间，痛苦不堪。院长行政工作繁琐，人事关系复杂，他疲于应对，身体也越来越差。
　　他曾在胡耀邦面前说自己“太书卷气”，已故剧作家李龙云则形容他更像个诗人。
　　童道明仍记得他诗意的一面：他把自家附近的一棵老槐树当作一个朋友，天天都要去看一看。童道明头一次去于家拜访，他就把童带到那棵树前，“你可以想一下200年前，门头沟的工人把煤拉到北京城来，一定会在这棵大槐树下歇歇脚、打个盹。”

“我这回真的完了”

　　1992年7月16日，焦菊隐导演版《茶馆》在首都剧场进行谢幕演出。于是之那年65岁，查出患有轻度偏瘫，两三年前，他就有了在台上偶尔忘词的毛病，有时颚部神经不能自控，总像嚼口香糖一样运动。这让他上台时渐渐有了负担。

　　7月16日那天，他的负担就更重了，那是焦菊隐导演版《茶馆》的谢幕，也是北京人艺建院40周年的纪念演出。这出戏于是之演过400多场，但他不知怎么就特别紧张。他在第二年发表的散文《92·7·16》中写道，“每幕戏都出漏洞”，又形容当时自己“在台上痛苦极了，好容易勉强支撑着把戏演完”。
　　“他很痛苦，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在演出后受到过那么大的欢呼，而他演得并不精彩。” 童道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谢幕时，观众的鼓掌和欢呼经久不息。艺术评论家柯文辉曾描述：“剧场楼上一位刚上初中的女孩儿突然用童声回答道：‘王掌柜！永别了！’她的喊声牵动了几百个人的神经”
　　第二天，于是之在和平宾馆参加一个关于北京人艺学派的国际研讨会，有人递给他文化衫，让他签名留言。他写：“谢谢观众的宽容”。
　　“这个日子，对别的人都没有什么意义，只是那一天在我的戏剧生涯中出了些毛病。”于是之在《92·7·16》这样写，“它告诫我，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要演戏了”
　　演出结束后，童道明趁于是之在后台给观众签名，拍了一张他的带妆照片。那大概是王掌柜留下的最后影像。
　　《茶馆》演出后，于是之不得不因为身体原因而告别舞台。他的身体越来越差，除了语言障碍，思维也开始变得有些迟钝。有一次他给别人颁奖，结果他竟然自己抱着奖品走下台去。
　　1995年，于是之随北京政协文史委员会去西北考察。行前，他的妻子李曼宜反复嘱咐随行的作家李龙云，让于是之在外面“绝对不能写字”，因为他有时候连签名都会签错。一次签名售书活动，他给一个小姑娘签下自己名字，得知小姑娘年龄是六岁时，他在自己的名字下工工整整地签上了“六岁”两个字。
　　在延安的一次联欢会上，一些客人见在座的竟然是大名鼎鼎的于是之，都希望他表演一个节目。他站起来模仿毛泽东的一段讲话，念了一句就卡住了。在场观众全部愣住，他试着念了第二遍、第三遍，都没念出来。
　　回到房间后，他当着李龙云的面说：“我这回真的完了。”然后号啕大哭。
　　1996年，人艺一批离退休的老演员共同演出话剧《冰糖葫芦》。剧作家梁秉堃特意为于是之和老演员朱琳写了两小段过场戏，于是之的台词每句都不超过四个字，但还是表达不清。
　　就算如此，他还是坚持要演。演出当晚，他又卡壳了。朱琳见状，替他讲了台词，“你是不是找不着钥匙了？”说完，牵着他下了台。这就是演员于是之的最后一次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