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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曾念长语
2017年发生的几个文学事件，不约而同与这个时代的漂泊者及其文学书写有关。这些事件包括：由师力斌和安琪策划主编的《北漂诗篇》正式出版，湖北籍保姆范雨素以其底层叙事走红网络，16年前创办的《打工诗歌》复刊，以及“打工文学”再度成为热点话题，等等。尽管在文学史上，漂泊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漂泊者也是一种不过时的形象，但在今日，我们要讨论的漂泊者已是这个时代新鲜特出的产物，因此也承载着崭新的时代经验。他们与“城市化”有关，与“临时工”有关，与“底层叙事”有关，更是与“居无定所”有关。评论家胡一峰以“没有句号的句子”来描述北漂一族的精神状态，极为贴切。时评家张天潘从“底层叙事”的角度分析漂泊者的表达困境，极具问题意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约到了著名汉学家孙皖宁的文章，他从多年研究中国打工文学的学术成果中编译出一部分精彩论述，以之呈现漂泊者如何参与构建了这个时代的流动性经验。
吟诵那些没有句号的句子
胡一峰（评论家，《中国文艺评论》杂志副主编）
一
出差旅途中，我几乎一气儿读完了《北漂诗篇——北漂一族的文化想象和精神地图》。有些诗句印在脑中，不肯散去。在书中，我读到了一种创造中国新文化的努力。书的主编师力斌先生说：“中国13亿人，被文化筛选出来的竟然只有这么几张脸，这不是一个理想的文化生态。”诚哉斯言。北漂人数至少800万。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完全有资格也有理由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并在整个国家文化版图中占据一个恰当的位置。
我以为，北漂当然首先是户籍意义上的，但同时也是文化意义上的。北漂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就像农民工垒起了城市的高楼大厦，北漂一族同样是城市文化的建设者，或许，他们留在城市文化史上的印迹，将比物质史上的更大。我想，如果有人发愿写一部北漂文化史，必是极有意义的。在没有户籍制度的岁月里，其实也有“北漂”，比如，只身从湖南老家来到北京的齐白石，就是一个。只是在齐白石那个年月里，除了凤毛麟角者之外，大部分漂泊者的心路历程与文化呐喊并没有被记录下来。而今天，有了互联网，更加重要的是有了更加民主、多元的文化观念和氛围，使得诗篇中的这些文字得以留存和传播，让我们看到了那一颗颗跳动的心灵。
《北漂诗篇》收录的诗歌，有一些是颇有形式美感的，比如杨北城的《散落在北京的朋友》，构思巧妙，让人读到了古老童谣般的节奏感。有一些则富有哲理，比如，“因为每一个决心出走的人/都会死在半路”（左安军《归途》）。张小云的《香椿和臭椿》，列举了北京植物园两棵椿树的科普牌子的内容之后，写道：“跟我一起读完科普牌子的小孩/很有意见/不同归不同，凭什么/一秼叫臭的/另一株叫香的”。是啊，凭什么？这本是一个植物学或民俗学问题，但诗人的身份以及他把场景设置在北京的植物园，就给诗增加了人文的意味，不但引起读者关于平等、人性等政治哲学的遐思，而且延伸出一种批判的力量来。
二
但我以为，与形式的艺术性相比，“北漂诗篇”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其寄托的文化理想。这种文化理想根植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经验。我们常说，当代文艺要书写中国故事。其实，中国故事无非是对中国经验的艺术叙述。城市化无疑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一种经验。如何以美学的姿态记录、再现和表现这种经验，或许是时代提给当代中国人的重大文艺命题。我想，北漂诗人们至少从一个侧面对此做出了回应吧。
北漂，是城市化的担当者，于他们而言，城市化意味着是个体的新生，也是和过去的告别。告别总是泪光点点，泪珠映射出了被卷入或抛入城市化后的恐慌、迷恋和不安。于是，在他们的诗歌中，我们读到了对故乡或过去的日子的怀念，“一个人在外，最怕/北风，在窗外喊我的名字/……北风还装成母亲的声音喊我”。（许烟波《北风，在窗外喊我的名字》）我们又能读到楔入城市的北漂者在陌生城市里的新体验。这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情绪，有些涩嘴，也有点酸心，非亲历者无法言说。诗篇中有些句子十分精彩，充满视觉感，如畫师把北漂的生活场景一下子白描在人们眼前。请看：
“不足十平方米的出租屋/贴满了上不了学籍的孩子的奖状”。（《雷旭《鬼天气》）吟诵着这些诗句，人们曾经拥有的那些情绪再一次泛起在心头。“在一座古老的城里/列车在地下穿行//所有乘车的人，都默不作声/轨道上咣嚓交错的声音/惊扰了在地底沉睡的灵魂//每停一站/我都会惊恐地看着上车的人”。（许烟波《北京地铁》）显然，这是一种和乡间生活完全不同的经验，在城市的地铁里，虽然人与人的肉体贴近得不能再近，但心灵却隔得无比遥远。
“在王府井、在天安门广场/我曾像一个受尽磨难的孩子；不敢多说一个字/我闭紧嘴巴/目光怯懦地飘过别人的笑语/生怕一不小心蹦出一句方言土语；招来白眼，给首都抹黑”。（林平《梦想拒绝的细节》）这无疑是城市对楔入者的强烈排异的真实写照。“‘城管来了，城管来了’/在过街天桥把口，卖头花饰品的梁大姐/在用东北女人特有大嗓门告知天桥上其他的商贩；/一边急急忙忙地收拾，兜起地摊布上东西”。（黑鸟之翼《把最后一朵玫瑰留给爱情》）这又是多么具有在场感的书写。在旁观者看来，城管与小贩的故事，好比一场现实版的猫和老鼠，但除了身在其中者，又有谁能感受到猫或老鼠的真实心态？而奔向现代化的当代中国，如果它的文学中缺少了这样的文字，无疑是不完整的。所谓文化，无非是一时代人一民族之经验的提纯和积淀，而漂泊者的这些经验，对于把握当代中国文化的脉动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
三
我注意到，诗篇中还有一些更加“激烈”的语句，为人们揭开了现代化、城市化高歌猛进给普通人刺下的伤疤，流露出对社会不公的批判和反思。
“煤矿污染/恶劣环境/雾霾天气/垃圾食品/生活压力/遗传基因//还有我爸给领导提意见/挨的那记耳光//病从气中来/医生说这也是致癌的/主要原因”。（邢昊《我爸最终死因不明》） “父亲盖过西安城里十分之一的楼/没有一间是他的，它们分别称作/xx大厦、xx小区、xx酒楼、xx广场等等/因此西安对我来说格外亲近/走进建筑群里，总像走进了父亲的尸骨/西安城里有十分之一的楼都是父亲的尸骨”。（屈磊《西安城里的楼》）
“总有些人在偷盗我们的人生/在我们的伤口上提炼他们的工业用盐/总有一些人在售卖我们的价值/而我们——几近奄奄一息/每一道伤痕里都有沉淀下来的罪证//罪。总有一些人好大喜功/制造新的伤口；并在那些伤口上提炼润滑剂/添加到新造的跑车上/减少磨损//……每一道伤口都是物证”。（向与《沟壑》）
不过，从诗篇整体来看，它更想表达的，还是一个群体的文化怀抱。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栖居在城市的地下层，如诗中所言，“东直门地下室/没有白天黑夜之分，只有混杂的/建筑工、服务员、速递员、破烂王/以及记者、律师、会计师、部门经理/他们都来自贫困地区/阳光不会光临这里/灯光微弱，照不亮沉甸甸的诗行和梦想”。（林平《梦想拒绝的细节》）就像有的人所说，北京的每一个地下室，都充斥着青春的梦想。诗篇的作者也是百行百业，有还在漂泊的，有已经漂成功了的，有共同的对梦想的持守。
梦想淬炼了苦难，也催生了团结的愿望。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诗。“新工人群体向世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苑长武《这里是皮村》）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群体的自我唤醒。
唤醒总需要思想资源。写到这里，我想提到这部《北漂诗篇》中一首非常独特的诗。这就是王春玉的《李自成——观闯王李自成铜像有感》。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整本书中唯一的“咏史”之作，而且选择了明末农民起义领袖闯王李自成。虽然诗中的历史与思想并没有偏离正统史学的叙述，甚至不过是被史学界目为多少有些“过时”的阶级史观，但它出现在一个北漂者的诗歌中，依然让人感到一股血性、硬气的力量，也令人心里多少有些不安。
不过，不安很快又被这些诗句冲淡了。
“宝贝，作业遇到了难题/你会不会着急/我不在家/谁可以教你/宝贝，当你看到别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你想不想爸爸妈妈/你会不会哭泣//……宝贝，对不起/我真不想和你分离/真想走到哪里把你带到哪里/宝贝，现实有很多阶梯/把我们相距两地/我也常常问自己/是什么不让我们在一起”。（李若《宝贝，对不起》）诗中饱含真情，文字质朴而行云流水，情感如水银泻地，倏忽灿烂。
更值得重视的，则是李圆圆的一首诗作，这是一个出生于2005年的小女孩，网名“元气少女”，诗题是《北漂的童年》。“当我学会走路的时候/外婆用绳子拴在我的腰上/像遛狗一样牵着我/走街串巷去捡破烂//我常常盯着喝饮料的小朋友/他们的空瓶子就是我的硕果/我常常恳求发传单的大姐姐/她们的广告纸就是我的收获/我常常比别人眼睛尖跑得快/挣脱拴我的绳索抢到废纸盒//……外婆捡破烂/我在捡欢乐/生活不是诗/外婆牵着我的童年/过成了甜甜的诗歌/诗意童年躲进我的作文/不知道老师通不通得过”。我想，这首诗，任谁读都会感到心酸，或许还会泪流满面，但任谁读都能感到诗人心灵之清澈透明，诗中有苦恼也有哀痛，却不作无谓的愤懑，或假模假式的煽情。正是对苦难的精神提纯，使作者和她的诗作超越了那些无病呻吟的作品，把新文化的一抹亮色隐隐投射到我们面前。作者00后的身份，更令人对这种新文化充满期望。
元气少女的人生刚刚开始，北漂的故事远未画上句号，他们的诗也是。吟诵这些没有句号的句子，依然是我们时代莫大的文化使命。
底层叙事的社会困境
张天潘（时评家，《南方都市报》记者）
前段时间，一篇由进城当育儿嫂的作者所写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火了。《我是范雨素》一文在一天多时间里，迅速达到10 阅读量。作者范雨素以她的经历和身边人作为观察对象和写作素材，用平实的叙事，写了那些长期被主流社会漠视的城市或农村边缘人。很多人为此感动不已，惊叹于在这种境遇下的人还依然坚持着写作，同时还有着这样的诗意和梦想，实属不易。但这些来自社会边缘或者底层群体的走红，意味着什么？这些底层作者的叙事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社会困境？这都需要社会去深思。
在范雨素身后，是一群类似的写作爱好者工友。范雨素居住的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皮村，有一个服务于打工者及其子女的社会公益团体——“工友之家”，范雨素所在的“文学小组”，也是“工友之家”的兴趣小组之一，工友们的文学创作已经集结成20多万字的两期《皮村文学》文集。在这篇文章走红之前，范雨素作品的发表量和知名度，不如她的文学小组的工友同学，李若、郭福来、胡小海等，都在主流媒体发表过诗歌或者纪实文学，也有媒体采访报道过他们的事迹。范雨素算上这次一共才两篇，第一篇《农民大哥》，阅读量只有5000，这次编辑们的估计是，最多就1万多吧，根据以前的经验，写农村的，读者不喜欢看。
范雨素的偶尔走红，有很多成分是停留在猎奇之上、同情之下。在日常里，并没有太多人有兴趣去了解这样的一个群體，正如我们不会去关注门口的门卫、收废品的大叔、送餐送快递的小哥一样。这种现象，其实是这些年所有社会底层或者是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群体意外被关注之缘由的共性。人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发现了一个异质的存在，尤其是他们表现出超越人们原本刻板印象的时候，或者歌唱得好，或者文章写得漂亮，或者人生故事颇为传奇，就会带着中产阶层最擅长的感动和悲悯去赞赏他们。早些年的凤姐、旭日阳刚、大衣哥，再到这两年的余秀华、范雨素，莫不如此。
这一两年，媒体比较多地呈现了主流社会之外的群体，比如快手上的“天安社”、直播平台上的“喊麦”歌手，还有以《我的滑板鞋》走红的庞麦郎，但描述这些群体，往往都透着一股猎奇的味道。很多时候，这样的呈现并不是以平视的目光去刻画出群体的生存状态，而是以城市主流的审美、价值观、逻辑等去反衬这些群体的另类、粗鄙甚至反社会，让主流再一次得到精神猎奇，或者得到怜悯的感情加持。 在“杀马特”“喊麦”等亚文化与城市主流文化之间，隔着难以逾越的屏障。这是一种文化区隔，在当下广泛存在，只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并去思考而已，比如被戏谑的代表着土气的“杀马特”“洗剪吹”，与代表着有品位、有气质的“小清新”，它们在青年文化形态上构成两极化，各处一端，绝无交叉。
所以，就面临着一个值得深刻思考的问题：我们视线之外的底层，他们的真实处境会是什么样的？当然，说起“底层”这个概念，本身就值得思考。“底层”指的是哪一层？与此相接近的过去有贫下中农、流民、盲流等，还有“草根”“弱势群体”等，但这些名字严格意义上却有很大的差异。真正的底层，他们都在哪里？从各种媒体新闻中，我们未必看得到，从微博、公号、朋友圈中，我们也同样难以窥视到真正的底层。
真正的底层，总是那些失声的人，他们或许在田间地头，或者在桥底涵洞中，或者在煤窑砖厂，他们总是难以被社会看得见的那些人。在社会阶层分化严重，贫富差距悬殊的情况下，“底层”“弱势群体”已成为一种具有时代印记的群体概述，也是一种极具社会学意义的文化标签。但事实上，这些名词的背后，是真正底层的更隐蔽地被遮蔽了。
真实的底层是如何的？他们肯定没有“草根”那般积极向上的象征，没有“弱势群体”那般悲情万分。他们是残酷与艰辛的同义词，无力和绝望才是他们的日常体悟，正如范雨素在文中写到了她女儿的两个朋友的故事，以及自己老家被低价强制征地的故事，还有她在城市作为社会底层被城市白眼和欺侮的经历，然后发出这样的疑问：“活着总要做点什么吧？我是无能的人，我是如此的穷苦，我又能做点什么呢！”这种深入骨髓的绝望和无力，这种天问式感叹，似乎是当下每一个被漠视的角落里最为真实的写照。这个群体所遭遇的，绝不是城市主流社会可以想象的。我们对于底层的想象，似乎还一厢情愿地停留在范雨素们的文字上，认为是“励志”“诗意”“纯真”，没有透视到这背后的社会症结。
对于范雨素来说，就算文章火热，其实也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它承载不了社会边缘群体的沉重梦想，甚至就连范的命运，估计也不会因为互联网的关注，就能够得到实质性改变。从这个角度看，社会边缘人的文学梦，更像是一种诅咒，带给他们的往往都是梦想永远难以实现的痛苦，最后就是梦想幻滅后的绝望。
在我们这个时代，“底层”二字有着某种道德正义性与优先性，所以声称为底层代言者也就多了。很多时候，由于底层发声渠道匮乏，以及自我书写能力的不足，让底层往往被代言。正如范雨素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不舒服，我不喜欢那种作家，以高高在上的笔法写底层。我是很不舒服的。我还跟文学小组的老师抗议：我说怎么可以这样写啊！他真的比我们高贵吗？”
范雨素只有一个。在沉重的生存面前，没有多少人可以像范雨素这样突然走红。又有多少有形和无形的城市樊篱横亘在他们面前？这应该是范雨素走红之后，带给社会最沉重的问题和反思！
拒绝异化的灵魂：用打工诗歌书写流动
孙皖宁（汉学家，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
在一首《写诗，与文化无关》的诗中，诗人孙庆丰描述了一个痴迷于写诗的工人：
工头和工友们时常嘲笑他
小学还没毕业
天生就是干活卖苦力的贱命
半夜三更不睡觉写的什么烂诗
诗歌通常被认为是最高雅的文化形式之一，是那些既有时间又有文化的极少数聪明人从事的创作的艺术形式。相比之下，对于被轮班工作折磨得疲惫不堪，身体虚弱，可能还缺乏教育的工人来说，工业机器流水线对他们来说似乎就是只能干活卖苦力的场所。的确，在工业区里居住的那些打工者，过着低收入高强度的打工生活，这样的生活折磨着人的身体和灵魂，一般情况下谁也不会把它与诗人的灵感挂上钩。然而，就是这样生活和工作环境，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具有文学思想的青年工人，使他们产生了创作冲动，并以诗歌的方式书写他们的痛苦。他们显然在从写诗中寻找某种精神慰藉。这种创作最初产生于国内南方的产业工人群体中，而现在，在城市中从事各种职业的农民工也开始用诗歌叙述他们的流动经历。在过去的30年里，打工诗歌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并引起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关注。据估计，有多达1000位的打工者经常以诗歌的方式书写他们的打工经历，其中约有100位在全国打工群体中被广为人知。另外一种估算则表明，实际进行诗歌创作的打工者约有20000至30000人。尤其是在微信网络自媒体时代，打工诗人的精确人数更加难以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打工诗歌叙述了一系列重要主题。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文化现象所诉说的边缘群体的身份、主体性和情感世界，我们不妨对这些主题加以分析。
乡村的身体
最早的打工诗歌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由第一代农民工所创作。这一时期的打工诗歌大多描述工业流水线生产中的生活、工作以及作为一个异乡人在全新且陌生的城市中的生存体验。许多打工诗人用视觉和听觉的语言描绘了被工业机器所摧残的感官体验。他们的诗歌生动地勾勒出在工业体系中的乡土身体。例如，马忠的诗歌《打卡》：
宿舍与车间/隔着一个恍惚的梦/六点四十五分/工厂大门口/长长的队伍后面/是长长的呵欠/快点快点/保安催命似的/咔嚓一声脆响/像一颗钉子/把我们牢牢地/钉在十六个小时上/一阵剧烈的疼痛/麻木地穿过神经
诗人的乡土身体在大工业的环境里感到了“格格不入”。他的视听感知受到挤压，他那温暖且柔软的肉体对抗着机器坚硬的金属表面。他的所在地，也正是一个他不能留下来的地方。在偌大的城市工业园区中，他仅作为一名公司雇员而存在，而他的身体感受、他的情感和精神状态则与这个城市无关。具有这类细节描写的打工诗歌不仅反复呈现了打工者个人的日常生活场景，也可以解读成被孤立的灵魂的隐喻和化身。
就主体性问题而言，打工诗歌接近于通常所称的“诉苦”仪式。这种诉说的行为在革命年代被广泛实践，在改革时代则几乎消失。诉苦是一种高度戏剧化的表演，它反复呈现了在旧时代被地主压迫和剥削的经历。诉说也是一种高度仪式化的行为，它通常在集结的群众前发生。与诉苦不同的是，打工诗歌以极其个人化的表达方式记录个人的苦痛。事实上，打工诗歌激活了一种类似于伤痕文学的苦难主题，然而，与那些呈现过往经历的文学类型不同，打工诗歌控诉了当下工业体系中的某种残酷性。 被浪漫化的家乡
一直以来，乡愁和对家乡的渴望是作家笔下经久不衰的主题，而诗歌更是表达这种情感的最有效方式。相比之下，上一代打工诗人更多地表达对于无家可归的痛苦与对故乡的思念。而在对当今中国的地理想象中，地方差异是通过农村与城市、北方与南方、内陆与沿海、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界限而建立的。回家看看也许可以直接且有效地慰藉他们的思乡之情，但出于缺乏经济资源，且害怕失去工作，城市中产阶级所选择的回家看看对于城市农民工来说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抉择。从这些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进程中所出现的深度和广度空前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并未终结或削弱故乡的拉力。它给乡愁这个持久主题以及对故乡的渴望注入了一种时代的变调。只要看这些打工诗歌的标题，就可以察觉到乡愁，或者更准确地说对故乡的渴望是带给诗歌忧伤意蕴的一个关键词。
下面的这首诗把乡愁比作戒不掉的瘾：
譬如这个夜晚/喧闹的工业区/寂寞的工业区/生长一种叫作乡愁的植物/弦月如镰，割了还长/一根长长的电话线/一连串丑陋却欢快的方言/此时此刻，工业区的每一个角落/弥漫着乡村的味道/这些朴素而卑微的居住者/名字叫作进城农民工/站在未卜命运的面前/他们谦卑、谨慎得像个孩子/譬如这个晚上/在通风口埋头抽烟的那个男人/乡愁更像他嘴里的半支香烟/欲戒不能（曾文广《戒不掉的乡愁》）。
作为主题的乡愁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农民工为了挣脱沉闷、停滞及落后的生活方式而远走他乡；另一方面，当工厂的工作条件让他们难以承受，并使他们无法对城市产生归属感之时，除了回归到对家庭和家乡的浪漫记忆，他们再无其他情绪归属。正如在某首诗中写道，“乡愁”对于农民工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无法疗愈的病”。乡村承载着这些农民工的强烈情感和心理纽带；并且，由于农民工不“在家”的现实状况，乡村经历了一个逐渐被浪漫化的过程。
重新想象南方
自改革开放以来，南方以及沿海地区成为人们渴望去打拼地方并激发了一种新的生活想象。它们象征着繁荣、现代性，并与未来紧密相连。以广告为首的大众媒介常常把“南方”作为背景，从而用作推广成功的观念和上升的阶层流动性。对于中国其他地区而言，南方、城市和工业园都代表了全球资本与大都会的诱惑。在一些媒介的叙述和图像中，诸如深圳、广州、厦门和上海这些沿海地区是充满磁性的地方，源源不断地吸引着北方和内陆省区的人。它们不仅以异域和诱惑的热带性气候和生活方式吸引着人们，更将自身呈现为一片充满机会的土地，在那儿任何人只要拥有雄心壮志并努力工作就可以“成功”。
但是，这并不是农民工在南方城市中的经历。因为他们很快意识到他们无法融入他们所生活的地方，上升的阶层流动之门也并未向他们开启。在郑小琼的一首非常有名的诗《打工，一个沧桑的词》中，这位出色的女性农民工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满怀“梦想和激情”来到深圳的“内陆的女子”，但是不久就意识到除非自己是“本地人”，否则就只能被称作“捞仔”和“捞妹”，成为别人嘲讽和蔑视的对象。媒介所呈现出的南方与他们所亲身经历的南方截然不同。主流的南方想象与个人在南方生活所经历的迷失感之间的冲突成为打工诗歌不断诉说的主题。在许多的打工诗歌中，南方蕴含着异化、颠沛流离，和一次又一次的挫折。这些诗，有力地打断了主流想象中魅力南方的霸权话语。正如劉大程的《南方行吟》中所说：
呵，南方，我来了，从遥远的湘西山中踉跄
颠簸而来
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逃奔
与其说是向往，不如说是流放
曾经来到南方又离开南方，心中的伤痕仍
在，如今
我又一身风尘两眼茫然地站在了你的天空下
呵，有谁知道，一颗被苦难的长鞭反复抽打
的生命
在还不能放弃之前，有时候是多么身不由己
拒绝异化的灵魂
在打工诗歌中，“打工”这个词意味着漫无目的的游荡与漂泊。打工诗人常常将自己称为精神漂泊者。对于没什么特别宗教信仰的农民工来说，“精神”更多指涉一种对生命深层次意义的感知，而不仅是日常生存，并且，这种精神漂泊与他们始终无法产生的归属感紧密相关。他们不断通过写诗询问“我是谁”“我在这里做什么”以及“我活着到底为什么”等无法解释的存在主义式的问题。因此，不难发现，除了表达乡愁和对痛苦的抱怨，打工诗歌中常常会出现“压抑、疑惑、迷茫、失落”这样的词。
对于许多打工诗人来说，写诗并不仅仅是一种消磨光阴的事，它与打工者的精神生存息息相关。工业体系降低了农民工的价值感，而写诗正是他们找回人生意义的一种顽强努力。
然而，正如诗歌向我们传达的那样，无论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的年轻农民工，他们都以多种方式经历着疏离。他们感到与自己身体疏离；他们也感到与自己身处的环境疏离；他们还感到与整个工业化进程疏离。正如郑小琼所言，工业化进程试图剥夺他们的个人身份和性别特征，并且把他们变成机器。在一首题为《生活》的诗歌中她说道：
你们不知道，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
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
身体签给了合同
头发正由黑变白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身体异化，促使在深圳富士康打工的周启早写下了《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
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
螺丝在流水线上拧我
我们是两颗狭路相逢的螺丝
拼却一身的力气
拧血拧汗拧乡愁
却拧不出
那个原来的自我
与大部分工人选择网络游戏的休闲方式相比，写诗，这种被少数人追求的边缘实践，承载了重塑集体存在感的希望。尽管对一些工人来说，通过泡网吧或买彩票来寻求刺激或者缓解他们的压力和疏离感，但是对于另外的一些工人来说，尽管数量不多，写诗是他们感受存在的方式，正是有了诗歌，他们才能面对令人难忍的现实。
写诗和读诗这种文学创作过程确实也是工人们把异化的过程转变成一个创造的过程。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要推崇像诗歌这样的精英文化形式而贬低更具“大众性”的消费文化形式；相反，这恰好证明了打工诗人有能力去修复被工业异化的灵魂。它促使一些工人找到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试图对这种异化所带来的经验有一种更具创意性的感知。创作与阅读打工诗歌证明了个体去反映并超越这种异化的潜在能力，并在创作过程中寻找自己的尊严和能动性。其实，工人、劳动，与诗歌的关系非常紧密，在欧美国家的大工业化过程中，工人诗歌也是工人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全球化、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今天的中国，更是如此。（本文翻译：罗灏，上海戏剧学院电影与文化研究专业在读研究生；邱子桐，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传媒与设计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石华鹏
2017年发生的几个文学事件，不约而同与这个时代的漂泊者及其文学书写有关。这些事件包括：由师力斌和安琪策划主编的《北漂诗篇》正式出版，湖北籍保姆范雨素以其底层叙事走红网络，16年前创办的《打工诗歌》复刊，以及“打工文学”再度成为热点话题，等等。尽管在文学史上，漂泊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漂泊者也是一种不过时的形象，但在今日，我们要讨论的漂泊者已是这个时代新鲜特出的产物，因此也承载着崭新的时代经验。他们与“城市化”有关，与“临时工”有关，与“底层叙事”有关，更是与“居无定所”有关。评论家胡一峰以“没有句号的句子”来描述北漂一族的精神状态，极为贴切。时评家张天潘从“底层叙事”的角度分析漂泊者的表达困境，极具问题意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约到了著名汉学家孙皖宁的文章，他从多年研究中国打工文学的学术成果中编译出一部分精彩论述，以之呈现漂泊者如何参与构建了这个时代的流动性经验。
吟诵那些没有句号的句子
胡一峰（评论家，《中国文艺评论》杂志副主编）
一
出差旅途中，我几乎一气儿读完了《北漂诗篇——北漂一族的文化想象和精神地图》。有些诗句印在脑中，不肯散去。在书中，我读到了一种创造中国新文化的努力。书的主编师力斌先生说：“中国13亿人，被文化筛选出来的竟然只有这么几张脸，这不是一个理想的文化生态。”诚哉斯言。北漂人数至少800万。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完全有资格也有理由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并在整个国家文化版图中占据一个恰当的位置。
我以为，北漂当然首先是户籍意义上的，但同时也是文化意义上的。北漂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就像农民工垒起了城市的高楼大厦，北漂一族同样是城市文化的建设者，或许，他们留在城市文化史上的印迹，将比物质史上的更大。我想，如果有人发愿写一部北漂文化史，必是极有意义的。在没有户籍制度的岁月里，其实也有“北漂”，比如，只身从湖南老家来到北京的齐白石，就是一个。只是在齐白石那个年月里，除了凤毛麟角者之外，大部分漂泊者的心路历程与文化呐喊并没有被记录下来。而今天，有了互联网，更加重要的是有了更加民主、多元的文化观念和氛围，使得诗篇中的这些文字得以留存和传播，让我们看到了那一颗颗跳动的心灵。
《北漂诗篇》收录的诗歌，有一些是颇有形式美感的，比如杨北城的《散落在北京的朋友》，构思巧妙，让人读到了古老童谣般的节奏感。有一些则富有哲理，比如，“因为每一个决心出走的人/都会死在半路”（左安军《归途》）。张小云的《香椿和臭椿》，列举了北京植物园两棵椿树的科普牌子的内容之后，写道：“跟我一起读完科普牌子的小孩/很有意见/不同归不同，凭什么/一秼叫臭的/另一株叫香的”。是啊，凭什么？这本是一个植物学或民俗学问题，但诗人的身份以及他把场景设置在北京的植物园，就给诗增加了人文的意味，不但引起读者关于平等、人性等政治哲学的遐思，而且延伸出一种批判的力量来。
二
但我以为，与形式的艺术性相比，“北漂诗篇”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其寄托的文化理想。这种文化理想根植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经验。我们常说，当代文艺要书写中国故事。其实，中国故事无非是对中国经验的艺术叙述。城市化无疑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一种经验。如何以美学的姿态记录、再现和表现这种经验，或许是时代提给当代中国人的重大文艺命题。我想，北漂诗人们至少从一个侧面对此做出了回应吧。
北漂，是城市化的担当者，于他们而言，城市化意味着是个体的新生，也是和过去的告别。告别总是泪光点点，泪珠映射出了被卷入或抛入城市化后的恐慌、迷恋和不安。于是，在他们的诗歌中，我们读到了对故乡或过去的日子的怀念，“一个人在外，最怕/北风，在窗外喊我的名字/……北风还装成母亲的声音喊我”。（许烟波《北风，在窗外喊我的名字》）我们又能读到楔入城市的北漂者在陌生城市里的新体验。这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情绪，有些涩嘴，也有点酸心，非亲历者无法言说。诗篇中有些句子十分精彩，充满视觉感，如畫师把北漂的生活场景一下子白描在人们眼前。请看：
“不足十平方米的出租屋/贴满了上不了学籍的孩子的奖状”。（《雷旭《鬼天气》）吟诵着这些诗句，人们曾经拥有的那些情绪再一次泛起在心头。“在一座古老的城里/列车在地下穿行//所有乘车的人，都默不作声/轨道上咣嚓交错的声音/惊扰了在地底沉睡的灵魂//每停一站/我都会惊恐地看着上车的人”。（许烟波《北京地铁》）显然，这是一种和乡间生活完全不同的经验，在城市的地铁里，虽然人与人的肉体贴近得不能再近，但心灵却隔得无比遥远。
“在王府井、在天安门广场/我曾像一个受尽磨难的孩子；不敢多说一个字/我闭紧嘴巴/目光怯懦地飘过别人的笑语/生怕一不小心蹦出一句方言土语；招来白眼，给首都抹黑”。（林平《梦想拒绝的细节》）这无疑是城市对楔入者的强烈排异的真实写照。“‘城管来了，城管来了’/在过街天桥把口，卖头花饰品的梁大姐/在用东北女人特有大嗓门告知天桥上其他的商贩；/一边急急忙忙地收拾，兜起地摊布上东西”。（黑鸟之翼《把最后一朵玫瑰留给爱情》）这又是多么具有在场感的书写。在旁观者看来，城管与小贩的故事，好比一场现实版的猫和老鼠，但除了身在其中者，又有谁能感受到猫或老鼠的真实心态？而奔向现代化的当代中国，如果它的文学中缺少了这样的文字，无疑是不完整的。所谓文化，无非是一时代人一民族之经验的提纯和积淀，而漂泊者的这些经验，对于把握当代中国文化的脉动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
三
我注意到，诗篇中还有一些更加“激烈”的语句，为人们揭开了现代化、城市化高歌猛进给普通人刺下的伤疤，流露出对社会不公的批判和反思。
“煤矿污染/恶劣环境/雾霾天气/垃圾食品/生活压力/遗传基因//还有我爸给领导提意见/挨的那记耳光//病从气中来/医生说这也是致癌的/主要原因”。（邢昊《我爸最终死因不明》） “父亲盖过西安城里十分之一的楼/没有一间是他的，它们分别称作/xx大厦、xx小区、xx酒楼、xx广场等等/因此西安对我来说格外亲近/走进建筑群里，总像走进了父亲的尸骨/西安城里有十分之一的楼都是父亲的尸骨”。（屈磊《西安城里的楼》）
“总有些人在偷盗我们的人生/在我们的伤口上提炼他们的工业用盐/总有一些人在售卖我们的价值/而我们——几近奄奄一息/每一道伤痕里都有沉淀下来的罪证//罪。总有一些人好大喜功/制造新的伤口；并在那些伤口上提炼润滑剂/添加到新造的跑车上/减少磨损//……每一道伤口都是物证”。（向与《沟壑》）
不过，从诗篇整体来看，它更想表达的，还是一个群体的文化怀抱。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栖居在城市的地下层，如诗中所言，“东直门地下室/没有白天黑夜之分，只有混杂的/建筑工、服务员、速递员、破烂王/以及记者、律师、会计师、部门经理/他们都来自贫困地区/阳光不会光临这里/灯光微弱，照不亮沉甸甸的诗行和梦想”。（林平《梦想拒绝的细节》）就像有的人所说，北京的每一个地下室，都充斥着青春的梦想。诗篇的作者也是百行百业，有还在漂泊的，有已经漂成功了的，有共同的对梦想的持守。
梦想淬炼了苦难，也催生了团结的愿望。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诗。“新工人群体向世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苑长武《这里是皮村》）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群体的自我唤醒。
唤醒总需要思想资源。写到这里，我想提到这部《北漂诗篇》中一首非常独特的诗。这就是王春玉的《李自成——观闯王李自成铜像有感》。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整本书中唯一的“咏史”之作，而且选择了明末农民起义领袖闯王李自成。虽然诗中的历史与思想并没有偏离正统史学的叙述，甚至不过是被史学界目为多少有些“过时”的阶级史观，但它出现在一个北漂者的诗歌中，依然让人感到一股血性、硬气的力量，也令人心里多少有些不安。
不过，不安很快又被这些诗句冲淡了。
“宝贝，作业遇到了难题/你会不会着急/我不在家/谁可以教你/宝贝，当你看到别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你想不想爸爸妈妈/你会不会哭泣//……宝贝，对不起/我真不想和你分离/真想走到哪里把你带到哪里/宝贝，现实有很多阶梯/把我们相距两地/我也常常问自己/是什么不让我们在一起”。（李若《宝贝，对不起》）诗中饱含真情，文字质朴而行云流水，情感如水银泻地，倏忽灿烂。
更值得重视的，则是李圆圆的一首诗作，这是一个出生于2005年的小女孩，网名“元气少女”，诗题是《北漂的童年》。“当我学会走路的时候/外婆用绳子拴在我的腰上/像遛狗一样牵着我/走街串巷去捡破烂//我常常盯着喝饮料的小朋友/他们的空瓶子就是我的硕果/我常常恳求发传单的大姐姐/她们的广告纸就是我的收获/我常常比别人眼睛尖跑得快/挣脱拴我的绳索抢到废纸盒//……外婆捡破烂/我在捡欢乐/生活不是诗/外婆牵着我的童年/过成了甜甜的诗歌/诗意童年躲进我的作文/不知道老师通不通得过”。我想，这首诗，任谁读都会感到心酸，或许还会泪流满面，但任谁读都能感到诗人心灵之清澈透明，诗中有苦恼也有哀痛，却不作无谓的愤懑，或假模假式的煽情。正是对苦难的精神提纯，使作者和她的诗作超越了那些无病呻吟的作品，把新文化的一抹亮色隐隐投射到我们面前。作者00后的身份，更令人对这种新文化充满期望。
元气少女的人生刚刚开始，北漂的故事远未画上句号，他们的诗也是。吟诵这些没有句号的句子，依然是我们时代莫大的文化使命。
底层叙事的社会困境
张天潘（时评家，《南方都市报》记者）
前段时间，一篇由进城当育儿嫂的作者所写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火了。《我是范雨素》一文在一天多时间里，迅速达到10 阅读量。作者范雨素以她的经历和身边人作为观察对象和写作素材，用平实的叙事，写了那些长期被主流社会漠视的城市或农村边缘人。很多人为此感动不已，惊叹于在这种境遇下的人还依然坚持着写作，同时还有着这样的诗意和梦想，实属不易。但这些来自社会边缘或者底层群体的走红，意味着什么？这些底层作者的叙事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社会困境？这都需要社会去深思。
在范雨素身后，是一群类似的写作爱好者工友。范雨素居住的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皮村，有一个服务于打工者及其子女的社会公益团体——“工友之家”，范雨素所在的“文学小组”，也是“工友之家”的兴趣小组之一，工友们的文学创作已经集结成20多万字的两期《皮村文学》文集。在这篇文章走红之前，范雨素作品的发表量和知名度，不如她的文学小组的工友同学，李若、郭福来、胡小海等，都在主流媒体发表过诗歌或者纪实文学，也有媒体采访报道过他们的事迹。范雨素算上这次一共才两篇，第一篇《农民大哥》，阅读量只有5000，这次编辑们的估计是，最多就1万多吧，根据以前的经验，写农村的，读者不喜欢看。
范雨素的偶尔走红，有很多成分是停留在猎奇之上、同情之下。在日常里，并没有太多人有兴趣去了解这样的一个群體，正如我们不会去关注门口的门卫、收废品的大叔、送餐送快递的小哥一样。这种现象，其实是这些年所有社会底层或者是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群体意外被关注之缘由的共性。人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发现了一个异质的存在，尤其是他们表现出超越人们原本刻板印象的时候，或者歌唱得好，或者文章写得漂亮，或者人生故事颇为传奇，就会带着中产阶层最擅长的感动和悲悯去赞赏他们。早些年的凤姐、旭日阳刚、大衣哥，再到这两年的余秀华、范雨素，莫不如此。
这一两年，媒体比较多地呈现了主流社会之外的群体，比如快手上的“天安社”、直播平台上的“喊麦”歌手，还有以《我的滑板鞋》走红的庞麦郎，但描述这些群体，往往都透着一股猎奇的味道。很多时候，这样的呈现并不是以平视的目光去刻画出群体的生存状态，而是以城市主流的审美、价值观、逻辑等去反衬这些群体的另类、粗鄙甚至反社会，让主流再一次得到精神猎奇，或者得到怜悯的感情加持。 在“杀马特”“喊麦”等亚文化与城市主流文化之间，隔着难以逾越的屏障。这是一种文化区隔，在当下广泛存在，只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并去思考而已，比如被戏谑的代表着土气的“杀马特”“洗剪吹”，与代表着有品位、有气质的“小清新”，它们在青年文化形态上构成两极化，各处一端，绝无交叉。
所以，就面临着一个值得深刻思考的问题：我们视线之外的底层，他们的真实处境会是什么样的？当然，说起“底层”这个概念，本身就值得思考。“底层”指的是哪一层？与此相接近的过去有贫下中农、流民、盲流等，还有“草根”“弱势群体”等，但这些名字严格意义上却有很大的差异。真正的底层，他们都在哪里？从各种媒体新闻中，我们未必看得到，从微博、公号、朋友圈中，我们也同样难以窥视到真正的底层。
真正的底层，总是那些失声的人，他们或许在田间地头，或者在桥底涵洞中，或者在煤窑砖厂，他们总是难以被社会看得见的那些人。在社会阶层分化严重，贫富差距悬殊的情况下，“底层”“弱势群体”已成为一种具有时代印记的群体概述，也是一种极具社会学意义的文化标签。但事实上，这些名词的背后，是真正底层的更隐蔽地被遮蔽了。
真实的底层是如何的？他们肯定没有“草根”那般积极向上的象征，没有“弱势群体”那般悲情万分。他们是残酷与艰辛的同义词，无力和绝望才是他们的日常体悟，正如范雨素在文中写到了她女儿的两个朋友的故事，以及自己老家被低价强制征地的故事，还有她在城市作为社会底层被城市白眼和欺侮的经历，然后发出这样的疑问：“活着总要做点什么吧？我是无能的人，我是如此的穷苦，我又能做点什么呢！”这种深入骨髓的绝望和无力，这种天问式感叹，似乎是当下每一个被漠视的角落里最为真实的写照。这个群体所遭遇的，绝不是城市主流社会可以想象的。我们对于底层的想象，似乎还一厢情愿地停留在范雨素们的文字上，认为是“励志”“诗意”“纯真”，没有透视到这背后的社会症结。
对于范雨素来说，就算文章火热，其实也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它承载不了社会边缘群体的沉重梦想，甚至就连范的命运，估计也不会因为互联网的关注，就能够得到实质性改变。从这个角度看，社会边缘人的文学梦，更像是一种诅咒，带给他们的往往都是梦想永远难以实现的痛苦，最后就是梦想幻滅后的绝望。
在我们这个时代，“底层”二字有着某种道德正义性与优先性，所以声称为底层代言者也就多了。很多时候，由于底层发声渠道匮乏，以及自我书写能力的不足，让底层往往被代言。正如范雨素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不舒服，我不喜欢那种作家，以高高在上的笔法写底层。我是很不舒服的。我还跟文学小组的老师抗议：我说怎么可以这样写啊！他真的比我们高贵吗？”
范雨素只有一个。在沉重的生存面前，没有多少人可以像范雨素这样突然走红。又有多少有形和无形的城市樊篱横亘在他们面前？这应该是范雨素走红之后，带给社会最沉重的问题和反思！
拒绝异化的灵魂：用打工诗歌书写流动
孙皖宁（汉学家，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
在一首《写诗，与文化无关》的诗中，诗人孙庆丰描述了一个痴迷于写诗的工人：
工头和工友们时常嘲笑他
小学还没毕业
天生就是干活卖苦力的贱命
半夜三更不睡觉写的什么烂诗
诗歌通常被认为是最高雅的文化形式之一，是那些既有时间又有文化的极少数聪明人从事的创作的艺术形式。相比之下，对于被轮班工作折磨得疲惫不堪，身体虚弱，可能还缺乏教育的工人来说，工业机器流水线对他们来说似乎就是只能干活卖苦力的场所。的确，在工业区里居住的那些打工者，过着低收入高强度的打工生活，这样的生活折磨着人的身体和灵魂，一般情况下谁也不会把它与诗人的灵感挂上钩。然而，就是这样生活和工作环境，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具有文学思想的青年工人，使他们产生了创作冲动，并以诗歌的方式书写他们的痛苦。他们显然在从写诗中寻找某种精神慰藉。这种创作最初产生于国内南方的产业工人群体中，而现在，在城市中从事各种职业的农民工也开始用诗歌叙述他们的流动经历。在过去的30年里，打工诗歌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并引起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关注。据估计，有多达1000位的打工者经常以诗歌的方式书写他们的打工经历，其中约有100位在全国打工群体中被广为人知。另外一种估算则表明，实际进行诗歌创作的打工者约有20000至30000人。尤其是在微信网络自媒体时代，打工诗人的精确人数更加难以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打工诗歌叙述了一系列重要主题。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文化现象所诉说的边缘群体的身份、主体性和情感世界，我们不妨对这些主题加以分析。
乡村的身体
最早的打工诗歌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由第一代农民工所创作。这一时期的打工诗歌大多描述工业流水线生产中的生活、工作以及作为一个异乡人在全新且陌生的城市中的生存体验。许多打工诗人用视觉和听觉的语言描绘了被工业机器所摧残的感官体验。他们的诗歌生动地勾勒出在工业体系中的乡土身体。例如，马忠的诗歌《打卡》：
宿舍与车间/隔着一个恍惚的梦/六点四十五分/工厂大门口/长长的队伍后面/是长长的呵欠/快点快点/保安催命似的/咔嚓一声脆响/像一颗钉子/把我们牢牢地/钉在十六个小时上/一阵剧烈的疼痛/麻木地穿过神经
诗人的乡土身体在大工业的环境里感到了“格格不入”。他的视听感知受到挤压，他那温暖且柔软的肉体对抗着机器坚硬的金属表面。他的所在地，也正是一个他不能留下来的地方。在偌大的城市工业园区中，他仅作为一名公司雇员而存在，而他的身体感受、他的情感和精神状态则与这个城市无关。具有这类细节描写的打工诗歌不仅反复呈现了打工者个人的日常生活场景，也可以解读成被孤立的灵魂的隐喻和化身。
就主体性问题而言，打工诗歌接近于通常所称的“诉苦”仪式。这种诉说的行为在革命年代被广泛实践，在改革时代则几乎消失。诉苦是一种高度戏剧化的表演，它反复呈现了在旧时代被地主压迫和剥削的经历。诉说也是一种高度仪式化的行为，它通常在集结的群众前发生。与诉苦不同的是，打工诗歌以极其个人化的表达方式记录个人的苦痛。事实上，打工诗歌激活了一种类似于伤痕文学的苦难主题，然而，与那些呈现过往经历的文学类型不同，打工诗歌控诉了当下工业体系中的某种残酷性。 被浪漫化的家乡
一直以来，乡愁和对家乡的渴望是作家笔下经久不衰的主题，而诗歌更是表达这种情感的最有效方式。相比之下，上一代打工诗人更多地表达对于无家可归的痛苦与对故乡的思念。而在对当今中国的地理想象中，地方差异是通过农村与城市、北方与南方、内陆与沿海、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界限而建立的。回家看看也许可以直接且有效地慰藉他们的思乡之情，但出于缺乏经济资源，且害怕失去工作，城市中产阶级所选择的回家看看对于城市农民工来说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抉择。从这些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进程中所出现的深度和广度空前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并未终结或削弱故乡的拉力。它给乡愁这个持久主题以及对故乡的渴望注入了一种时代的变调。只要看这些打工诗歌的标题，就可以察觉到乡愁，或者更准确地说对故乡的渴望是带给诗歌忧伤意蕴的一个关键词。
下面的这首诗把乡愁比作戒不掉的瘾：
譬如这个夜晚/喧闹的工业区/寂寞的工业区/生长一种叫作乡愁的植物/弦月如镰，割了还长/一根长长的电话线/一连串丑陋却欢快的方言/此时此刻，工业区的每一个角落/弥漫着乡村的味道/这些朴素而卑微的居住者/名字叫作进城农民工/站在未卜命运的面前/他们谦卑、谨慎得像个孩子/譬如这个晚上/在通风口埋头抽烟的那个男人/乡愁更像他嘴里的半支香烟/欲戒不能（曾文广《戒不掉的乡愁》）。
作为主题的乡愁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农民工为了挣脱沉闷、停滞及落后的生活方式而远走他乡；另一方面，当工厂的工作条件让他们难以承受，并使他们无法对城市产生归属感之时，除了回归到对家庭和家乡的浪漫记忆，他们再无其他情绪归属。正如在某首诗中写道，“乡愁”对于农民工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无法疗愈的病”。乡村承载着这些农民工的强烈情感和心理纽带；并且，由于农民工不“在家”的现实状况，乡村经历了一个逐渐被浪漫化的过程。
重新想象南方
自改革开放以来，南方以及沿海地区成为人们渴望去打拼地方并激发了一种新的生活想象。它们象征着繁荣、现代性，并与未来紧密相连。以广告为首的大众媒介常常把“南方”作为背景，从而用作推广成功的观念和上升的阶层流动性。对于中国其他地区而言，南方、城市和工业园都代表了全球资本与大都会的诱惑。在一些媒介的叙述和图像中，诸如深圳、广州、厦门和上海这些沿海地区是充满磁性的地方，源源不断地吸引着北方和内陆省区的人。它们不仅以异域和诱惑的热带性气候和生活方式吸引着人们，更将自身呈现为一片充满机会的土地，在那儿任何人只要拥有雄心壮志并努力工作就可以“成功”。
但是，这并不是农民工在南方城市中的经历。因为他们很快意识到他们无法融入他们所生活的地方，上升的阶层流动之门也并未向他们开启。在郑小琼的一首非常有名的诗《打工，一个沧桑的词》中，这位出色的女性农民工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满怀“梦想和激情”来到深圳的“内陆的女子”，但是不久就意识到除非自己是“本地人”，否则就只能被称作“捞仔”和“捞妹”，成为别人嘲讽和蔑视的对象。媒介所呈现出的南方与他们所亲身经历的南方截然不同。主流的南方想象与个人在南方生活所经历的迷失感之间的冲突成为打工诗歌不断诉说的主题。在许多的打工诗歌中，南方蕴含着异化、颠沛流离，和一次又一次的挫折。这些诗，有力地打断了主流想象中魅力南方的霸权话语。正如劉大程的《南方行吟》中所说：
呵，南方，我来了，从遥远的湘西山中踉跄
颠簸而来
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逃奔
与其说是向往，不如说是流放
曾经来到南方又离开南方，心中的伤痕仍
在，如今
我又一身风尘两眼茫然地站在了你的天空下
呵，有谁知道，一颗被苦难的长鞭反复抽打
的生命
在还不能放弃之前，有时候是多么身不由己
拒绝异化的灵魂
在打工诗歌中，“打工”这个词意味着漫无目的的游荡与漂泊。打工诗人常常将自己称为精神漂泊者。对于没什么特别宗教信仰的农民工来说，“精神”更多指涉一种对生命深层次意义的感知，而不仅是日常生存，并且，这种精神漂泊与他们始终无法产生的归属感紧密相关。他们不断通过写诗询问“我是谁”“我在这里做什么”以及“我活着到底为什么”等无法解释的存在主义式的问题。因此，不难发现，除了表达乡愁和对痛苦的抱怨，打工诗歌中常常会出现“压抑、疑惑、迷茫、失落”这样的词。
对于许多打工诗人来说，写诗并不仅仅是一种消磨光阴的事，它与打工者的精神生存息息相关。工业体系降低了农民工的价值感，而写诗正是他们找回人生意义的一种顽强努力。
然而，正如诗歌向我们传达的那样，无论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的年轻农民工，他们都以多种方式经历着疏离。他们感到与自己身体疏离；他们也感到与自己身处的环境疏离；他们还感到与整个工业化进程疏离。正如郑小琼所言，工业化进程试图剥夺他们的个人身份和性别特征，并且把他们变成机器。在一首题为《生活》的诗歌中她说道：
你们不知道，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
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
身体签给了合同
头发正由黑变白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身体异化，促使在深圳富士康打工的周启早写下了《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
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
螺丝在流水线上拧我
我们是两颗狭路相逢的螺丝
拼却一身的力气
拧血拧汗拧乡愁
却拧不出
那个原来的自我
与大部分工人选择网络游戏的休闲方式相比，写诗，这种被少数人追求的边缘实践，承载了重塑集体存在感的希望。尽管对一些工人来说，通过泡网吧或买彩票来寻求刺激或者缓解他们的压力和疏离感，但是对于另外的一些工人来说，尽管数量不多，写诗是他们感受存在的方式，正是有了诗歌，他们才能面对令人难忍的现实。
写诗和读诗这种文学创作过程确实也是工人们把异化的过程转变成一个创造的过程。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要推崇像诗歌这样的精英文化形式而贬低更具“大众性”的消费文化形式；相反，这恰好证明了打工诗人有能力去修复被工业异化的灵魂。它促使一些工人找到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试图对这种异化所带来的经验有一种更具创意性的感知。创作与阅读打工诗歌证明了个体去反映并超越这种异化的潜在能力，并在创作过程中寻找自己的尊严和能动性。其实，工人、劳动，与诗歌的关系非常紧密，在欧美国家的大工业化过程中，工人诗歌也是工人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全球化、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今天的中国，更是如此。（本文翻译：罗灏，上海戏剧学院电影与文化研究专业在读研究生；邱子桐，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传媒与设计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石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