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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感头痛的问题就是6亿人民的吃饭问题,几乎逢会必讲粮食。尤其是最困难的1960年、1961年,粮食告急的报告不断送到周恩来、李先念等人的办公桌上。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的七千人大会,就是在这种粮食严重短缺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因此,它也必然与粮食问题息息相关。
150亿斤的目标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更大“跃进”,使全国粮食全面紧张。1961年第四季度中央需从各地上调32亿斤粮食,可到了11月中旬,时间过半,任务却只完成20%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全面告急,断粮的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此外,1962年的征购任务也没落实下来,各地过去对粮食以少报多,现在是以多报少,在落实中央的粮食征购数和上调指标时,总是强调困难。
1961年11月10日,中央開会向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专门落实粮食问题。邓小平在会上阐明,1961年就靠这30天的工作,这30天如抓不到粮食,就呜呼哀哉。关于1962年的粮食上调,他提了三个数字,120亿斤、150亿斤、180亿斤。如是120亿斤,就得大量进口,无一点回旋余地;如是150亿斤,日子勉强过得去,但也要进口不少粮食;如是180亿斤,就可以不进口。虽然大家都有畏难情绪,但还是勉强定下了150亿斤的目标。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华北局提出:下边是有困难,但若把形势讲透,把方针搞明确,把思想搞透,还是可以的。为此,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个地委书记会议,打通思想。
七千人大会
两天后,邓小平将会议情况和陶铸的建议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觉得,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是应该总结一下,干脆把县委书记也都找来,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即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会议的开法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好坏都要讲清楚。这样,以150亿斤上调粮食为发端,中央要在1962年初召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的事情,就在毛泽东这里定了下来。后来起草会议通知时,根据邓力群的建议,又增加了全国重要厂矿的厂长、党委书记,并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的同意。这样,原本6000多人的大会,就变成了7000多人的规模。
七千人大会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大会。发出会议通知时已是1961年11月16日,通知要求所有出席会议者都要在1962年1月8日前到达北京,筹备时间仅一个半月。
在陶铸提议召开全国的地委书记会议时,邓小平的第一反应就是,来那么多人,吃饭怎么办?他顺口丢下一句话:每人带猪肉、带青菜来。当然,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而现在要开到县委书记一级,与会人员就要多出一二十倍。不言而喻,在那个年代,会议用餐就成了大问题。由于当时正处于粮食严重短缺、经济十分困难时期,这么大的会议规模,安排吃饭很不容易,据当时参与接待、负责生活的一位同志回忆:
吃饭是十人一桌,大锅菜,不管你是中央领导,还是一般工作人员,都一样。坐满才上饭,坐不满不行,饭票丢了也不行。特别是安全保卫组为了保证会议供电、保证食品安全,有时会把供电局的工程师、负责人,还有负责食品供应的人找来开会,但每到快吃饭时就赶紧散会,不然就没有办法管人家的饭。有时实在不好意思,就把自己的饭票给人家,然后自己回家吃饭。
作为一次全国性会议来说,就餐问题本应是个完全不成问题的问题,在当时竟引起如此关注,足见当时粮食问题的艰难,也说明七千人大会的就餐都是与当时的粮食问题密切联系的。
各作自我检讨
为了把话讲透一点,使大家的气更顺一点,毛泽东决定延长会期,并留与会者在北京过春节。在1962年春节前后,会议进入“出气会”阶段,各省大致都是春节前听取意见,即由地委、县委书记们“出气”,春节后检讨。而检讨的集中点也大多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粮食问题上。在各省委作自我批评时,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也围绕粮食等问题作了自我检讨。
形势出现根本好转
七千人大会对于继续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调整国民经济,有着较好的促进作用。它较好地使全党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对过去存在的问题和教训作了较系统的总结。对如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今后经济建设要注意哪些问题,有了较一致的认识。特别是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缺乏民主”的局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也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所有这些,都可能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发展及粮食状况的改善,起到积极作用。原计划征购150亿斤粮食的打算取消了。会上,党中央带头发扬民主,反复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体谅农民的困难,决定再把工业发展的速度调低一些,挤出工业用外汇,多进口一些粮食,以缓解地方的征购压力。中央的这一举动,受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欢迎,也促进了中央与地方的相互认同。
刘少奇、周恩来等也在会议讲话中充分论述了粮食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共同探讨解决的措施和办法。这也为解决粮食问题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总之,由于当时那个年代的特殊性,中国尚未能解决吃饭问题,所以当时召开的党史上规模空前的七千人大会,从会议的起因到会议产生的效果,自始至终都与粮食问题紧密相连。(摘自《晚晴报》09.11.25)B⑤
150亿斤的目标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更大“跃进”,使全国粮食全面紧张。1961年第四季度中央需从各地上调32亿斤粮食,可到了11月中旬,时间过半,任务却只完成20%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全面告急,断粮的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此外,1962年的征购任务也没落实下来,各地过去对粮食以少报多,现在是以多报少,在落实中央的粮食征购数和上调指标时,总是强调困难。
1961年11月10日,中央開会向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专门落实粮食问题。邓小平在会上阐明,1961年就靠这30天的工作,这30天如抓不到粮食,就呜呼哀哉。关于1962年的粮食上调,他提了三个数字,120亿斤、150亿斤、180亿斤。如是120亿斤,就得大量进口,无一点回旋余地;如是150亿斤,日子勉强过得去,但也要进口不少粮食;如是180亿斤,就可以不进口。虽然大家都有畏难情绪,但还是勉强定下了150亿斤的目标。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华北局提出:下边是有困难,但若把形势讲透,把方针搞明确,把思想搞透,还是可以的。为此,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个地委书记会议,打通思想。
七千人大会
两天后,邓小平将会议情况和陶铸的建议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觉得,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是应该总结一下,干脆把县委书记也都找来,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即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会议的开法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好坏都要讲清楚。这样,以150亿斤上调粮食为发端,中央要在1962年初召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的事情,就在毛泽东这里定了下来。后来起草会议通知时,根据邓力群的建议,又增加了全国重要厂矿的厂长、党委书记,并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的同意。这样,原本6000多人的大会,就变成了7000多人的规模。
七千人大会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大会。发出会议通知时已是1961年11月16日,通知要求所有出席会议者都要在1962年1月8日前到达北京,筹备时间仅一个半月。
在陶铸提议召开全国的地委书记会议时,邓小平的第一反应就是,来那么多人,吃饭怎么办?他顺口丢下一句话:每人带猪肉、带青菜来。当然,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而现在要开到县委书记一级,与会人员就要多出一二十倍。不言而喻,在那个年代,会议用餐就成了大问题。由于当时正处于粮食严重短缺、经济十分困难时期,这么大的会议规模,安排吃饭很不容易,据当时参与接待、负责生活的一位同志回忆:
吃饭是十人一桌,大锅菜,不管你是中央领导,还是一般工作人员,都一样。坐满才上饭,坐不满不行,饭票丢了也不行。特别是安全保卫组为了保证会议供电、保证食品安全,有时会把供电局的工程师、负责人,还有负责食品供应的人找来开会,但每到快吃饭时就赶紧散会,不然就没有办法管人家的饭。有时实在不好意思,就把自己的饭票给人家,然后自己回家吃饭。
作为一次全国性会议来说,就餐问题本应是个完全不成问题的问题,在当时竟引起如此关注,足见当时粮食问题的艰难,也说明七千人大会的就餐都是与当时的粮食问题密切联系的。
各作自我检讨
为了把话讲透一点,使大家的气更顺一点,毛泽东决定延长会期,并留与会者在北京过春节。在1962年春节前后,会议进入“出气会”阶段,各省大致都是春节前听取意见,即由地委、县委书记们“出气”,春节后检讨。而检讨的集中点也大多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粮食问题上。在各省委作自我批评时,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也围绕粮食等问题作了自我检讨。
形势出现根本好转
七千人大会对于继续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调整国民经济,有着较好的促进作用。它较好地使全党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对过去存在的问题和教训作了较系统的总结。对如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今后经济建设要注意哪些问题,有了较一致的认识。特别是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缺乏民主”的局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也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所有这些,都可能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发展及粮食状况的改善,起到积极作用。原计划征购150亿斤粮食的打算取消了。会上,党中央带头发扬民主,反复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体谅农民的困难,决定再把工业发展的速度调低一些,挤出工业用外汇,多进口一些粮食,以缓解地方的征购压力。中央的这一举动,受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欢迎,也促进了中央与地方的相互认同。
刘少奇、周恩来等也在会议讲话中充分论述了粮食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共同探讨解决的措施和办法。这也为解决粮食问题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总之,由于当时那个年代的特殊性,中国尚未能解决吃饭问题,所以当时召开的党史上规模空前的七千人大会,从会议的起因到会议产生的效果,自始至终都与粮食问题紧密相连。(摘自《晚晴报》09.11.25)B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