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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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窃是中外电影中常见的题材和情节模式,从较早的法国新浪潮黑白片《偷自行车的人》到后来的《扒手》,再到好莱坞的《偷天换日》《猫鼠游戏》《偷天陷阱》《十一罗汉》《局内人》,以及几年前的波兰电影《盗走达芬奇》,还有港片中的《纵横四海》《宝贝计划》《十二生肖》,盗窃电影异彩纷呈,007、碟中谍系列中盗窃情节也占据了大量篇幅。那么我们中国内地电影中的盗窃(或称反扒)题材和情节又是怎样的呢?
  50年代:和谐大同,天下无贼
  建国初的50年代,中国电影并未出现过盗窃题材作品。那是,刚刚从黑暗中走进光明的新中国,经历了一个民风淳朴、人心向善的时期,全国人民均贫富,一心建设新社会,街道和农村的基层组织工作扎实,即便有个把“坏人”也不敢轻举妄动,社会治安状况相对较好。从另一个角度讲,那时社会物质匮乏,也没什么可偷的。本身盗窃行为就不多见,反映在电影中的盗窃情节也就几乎没有了。我们看到的公安电影,是《今天我休息》(1959)这样的反映新社会、新风尚的片子,其乐融融,皆大欢喜。有趣的是,影片中老罗丢失了放有重要资料的皮夹子,几位小朋友在放学路上拾到后送到了派出所,马天民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老罗。电影里不仅没有偷盗,相反,捡到东西还要想尽办法物归原主。
  60、70年代:不偷则已,要偷就偷国家机密
  经历了50年代的静默,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电影井喷一般出现了大量盗窃题材作品。但是这类盗窃并不是为了经济利益而盗窃公私财物,而是为了政治目的盗窃情报、信息、文件、资料等国家政治、军事机密,这类电影在传统分类习惯上属于反特片。当时国民党力量退守台湾,但是国共斗争依然在隐秘中进行,我公安人员侦破了大量特务渗透颠覆案件。电影则适时对这些案件进行了艺术反映(当然也有部分影片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不可避免地吸收了特务盗取国家机密的情节元素,代表作品有《冰山上的来客》(1963)、《秘密图纸》(1965)、《南海长城》(1975)、《黑三角》(1977)、《熊迹》(1977)、《东港谍影》(1978)、《猎字99号》(1978)、《保密局的枪声》(1979)等等。此类电影在80年代初仍有余音:《戴手铐的旅客》(1980)、《蓝色档案》(1980)、《东方剑》(1982)、《蓝盾保险箱》(1983)。以上这些,几乎都是当时中国电影的优秀作品。
  80年代:盛世古董乱世金,文物此时最扎眼
  随着70年代社会主义中国重返联合国,日本首相、美国总统相继访华,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国民党高层发现反攻大陆还要从长计议,特务派遣工作可以不那么急了,反特电影也随之减少。而众所周知,进入80年代的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如火如荼,从十年浩劫中浴火重生的中华大地呈现勃勃生机。所谓“盛世古董乱世金”,盗贼的思想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得到解放,文物、古董、珠宝成了炙手可热的偷窃目标。在文革动乱时期就已经兴起的盗墓风潮,在80年代迅速发展,在陕西、甘肃、河南、山西等文化大省,民间就流行过这样的顺口溜:“要致富,去挖墓,一夜就成万元户!”查找80年代中国电影资料,较有影响的优秀作品的确都是此类题材:《神女峰迷雾》(1980)、《神秘的大佛》(1980)、《智截玉香笼》(1981)、《蛇案》(1983)、《翡翠麻将》(1987)等等。值得一提的是,1983年的《蓝盾保险箱》是一部承前启后的片子,讲的是国民党特务策划江洋大盗偷取某国驻华大使藏有珍贵宝石的“蓝盾保险箱”,既是反特,又是盗宝。当然,这一时期的电影中也有反映生活中小偷小摸盗窃行为的,如《少女与小偷》(1985)、《业余警察》(1987),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但盗宝题材作品占据着公安电影主流位置。
  90年代:只有一个贼,结局很可怜
  1992年上映了一部电影叫《京城劫盗》,但盗窃目标依然是古董珠宝——祖传的龙宝石球,因此这还是80年代盗宝电影的余晕。除此之外,大略翻看90年代电影资料,勉强找到一部片子,是1998年的一部独立电影,叫《小武》,如今名满天下的国际著名导演贾樟柯的早期作品。比起80年代纵横四海的江洋大盗,90年代这硕果仅存的一个小毛贼实在是可怜:他生活在社会底层,重情重义却姥姥不亲舅舅不爱,被爹妈认为是“忤逆不孝”,爱上了一个KTV歌女,最终却因为她打的一个传呼在行窃中被擒,影片结束时被临时办事的警察拷在路边,任人围观。是什么原因令风光一时的盗窃题材电影沦落到如此境况?还要从社会现实找原因。199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随后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该《决定》。在中央文件精神的引领下,中央综治委、公安部等社会治安管理的各个组织和部门连续开展了多次社会治安管理专项行动。其中就包括1991年9月中央综治委部署的为期三年的反盗窃斗争,以及1994年7月至年底在全国城乡开展的一场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大力整顿治安的斗争,俗称“严打”。试问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盗窃活动还能猖獗吗?盗窃题材电影还有市场吗?如此看来,仅有一个可怜的、地下的“小武”就可以理解了。
  21世纪:崭新的人类纪元,多彩的盗贼世界
  到了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空前纷乱繁复。而此时的中国已经加入WTO,并以平均10%左右的经济增速进入社会高速发展时期。伴随而来的是各种沧桑巨变:有北京奥运,上海世博,神州飞天,嫦娥奔月,也有海啸地震泥石流,更有非典甲流禽流感和金融危机。世间乱象使得盗贼世界也变得丰富多彩:丢钱包、丢自行车、丢手机,几乎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而对于国家,丢矿产、丢树木、丢珍禽稀兽,也已经见怪不怪(在社会的大视野下,我们还丢妇女、丢儿童、丢外逃贪官等等。当然了,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盗窃与丢失的问题,不在此赘述。)。反映在银幕上,这十年来的盗窃题材电影也的确是情况复杂:《十七岁的单车》(2000) 、《寻枪》(2002)、《可可西里》(2004)、《天下无贼》(2004)、《天狗》(2006)、《疯狂的石头》(2006)、《守望平安》(2007)、《倔强的萝卜》(2009)、《夜·店》(2009)、《一路惊心》(2011)等等,这些电影中的盗窃情节,不仅盗窃目标品类繁多,而且盗窃手段丰富多样。有继续偷钱盗宝,也有偷树、偷珍稀动物、偷科学实验品;有原始的挖地道、传统的掏包,也有炸药电子高科技;有武装团伙惯犯,也有贫民一时失足;有跟学生偷,也有偷到警察头上,等等,真可谓异彩纷呈,令人眼花缭乱。
  尽管和西方大片比起来,我们的盗窃题材电影还显得稚嫩,但是文艺就是时代的晴雨表,透过电影看社会,别有一番趣味。当然,从道德的角度讲,盗窃也并不都是邪恶行为,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还有侠盗形象,他们劫富济贫施财行善,但那也是社会黑暗现实的一种反映,“和谐大同、天下无贼”是人类的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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