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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名言之所以千古传诵，归根结底在于他终其一生一以贯之的身体力行；青少年求学时期，他以异乎常人的刻苦砥砺自己的志操；入仕以后，他以“忍穷”二字砥砺官德；终生不渝的，是以他的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将个人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关键词：清苦； 忍穷； 忧患意识； 担当精神
中图分类号：Ｋ244．05 文献标识码：Ａ
世上说过几句好话的，太多了，能成为名言而被后人长久记诵的，不多。归根结底，不在于说，而在于做得如何。北宋名臣范仲淹（9891—1052）“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之所以千古传诵，不仅在于他提出了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这一立身行事的准则，尤其在于他终其一生一以贯之的身体力行。据欧阳修为他所作的《神道碑》记载，范仲淹的这两句话，其实是他青少年时代即曾立下的志向。苏东坡在其《范文正公集叙》中说：“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发于口者也。”正是范仲淹一生大大小小点点滴滴的所作所为，累积和映衬出这两句话的份量与光辉。范仲淹为后世称道的品德是多方面的。这里仅就其节俭克己、廉洁奉公作一介绍，对于我们的政府官员来说，对于建设节约型社会来说，或许会多一面镜子，多一些启迪。
一以清苦砥砺其志操
范仲淹本为妾生。襁褓之中，其父范墉去世。母亲谢氏后来为范家所逐，带着年仅四岁的仲淹改嫁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士人朱文翰。后来继父又死，母子相依为命，受尽屈辱，备尝艰辛，因而也就使他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社会，了解人间的苦难与不平。仲淹从小胸怀大志，“试以商贾技艺，一无所乐”，他决心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通过作官来解救人民的痛苦。据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记载：“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求祷，曰：‘他日得位相乎？’ 不许。复祷之曰：‘不然，愿为良医。’亦不许。既而叹曰：‘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他日，有人谓公曰：‘大丈夫之志于相，理则当然；良医之技，君何愿焉？无乃失于卑耶？’公曰：‘嗟乎！岂为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且大丈夫之于学也，固欲遇神圣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年。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捨夫良医，则未之有也。”（卷13）“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仲淹就是带着这样的志向与理想，开始了他的苦读生涯。
据曾受仲淹举荐的彭乘所著《墨客挥犀》记载：“庆历中，范希文（仲淹字）以资政殿学士判邠州（今陕西彬县），予中途上谒，翌日召食。时李郎中丁同席，范与丁同年进士也。因道旧日某修学时，最为贫窭。与刘某同在长白山（在今山东邹平县境）僧舍，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为四块，早晚各取二块，断齑十数茎，醋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这便是形容励志苦读的典故“划粥断齑”的由来。据仲淹后人大约编成于北宋晚期的《文正公言行拾遗事录》（以下简称《言行录》）载：“公在淄州长白山僧舍读书，一夕见白鼠入穴中，探之，乃银一瓮，遂密掩覆。后公贵显，寺僧修造，遣人欲求于公，但以空书复之。初，僧怏然失所望。及开缄，使于某处取此藏。僧如公言，果得白银一瓮。——今人往往谈此事。”二十三岁那年，仲淹去应天府（今河南商邱）书院求学。据其《神道碑》称：“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宋史》本传亦称：仲淹“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 其《年谱》转引《家录》载其逸事：“真宗谒太清宫（在今河南鹿邑东），幸亳（今安徽亳州），驾次南京（即商邱），皆往观之，独公不出。或以问公，公曰‘异日见之未晚。’留守有子居学，见公食粥及不出观驾，归告其父，以公厨食馈公。既而，悉已败矣。留守子曰：‘大人闻公清苦，故遗以食物。而不下箸，得非以相浼为罪乎？’公谢曰‘非不感厚意。盖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馔，后日岂能复啖此粥乎？’”稍后于彭乘的魏泰《东轩笔录》另载一事：“范文正公少贫悴，依睢阳（即商邱）朱氏家，常与一术者游。会术者病笃，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炼水银为白金。吾儿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与所成白金一斤，封志，纳文正怀中。文正方辞避，而术者气已绝。后十余年，文正为谏官，术者之子长，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术，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当以还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识宛然。”《言行录》等亦载此事，且称术者即进士朱寀之父，所授为方与药而非成品，寀亦由仲淹抚养成人。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仲淹不出观驾、不食盛馔两事，表现了他为实现远大抱负而自我克制的坚忍毅力，读来令人钦敬；而“覆土窖金”、“封还神术”两事，充满传奇色彩，决非常人所能做到。不过，对于时人多目为“迂阔”、而他自己“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资政晏侍郎书》）、“惟慕古人之节”（苏州谢表）、“谓古人之道可行”（睦州谢上表）、“游心儒术，决知圣道之可行”（《遗表》）的仲淹来说，其诚实笃信、躬身践行的做人态度，使我们相信在他身上极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仲淹正是以这样“人不能堪”的艰难困苦来磨练自己的品德和意志。苏东坡与仲淹三子纯仁、纯礼、纯粹皆相友善，在他受托为仲淹文集所作的叙文中称赞说：“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悌，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东坡自谓“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前赤壁赋》），莫非也是受仲淹高洁人品的感动而发欤？
二 以“忍穷”砥砺其官德
如果说，范仲淹青少年时期以克服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来磨练自己的品德和意志，有些是为客观条件所迫，出于被动和无奈，而在他出仕以后，则是以他的主动“忍穷”来砥砺为官之德，养成其克己奉公的高尚品格。
仲淹进入仕途以后，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自奉清俭的作风。据其《言行录》称：
仲淹自以吏部员外郎出守各地，至官居参知政事（副宰相），以至于去世，凡十余年，仆役未增一人。
《言行录》另载仲淹节俭自奉的几件逸事：
“公遇夜就寝，即自计一日食饮奉养之费，及所为之事。果自奉之费与所为之事相称，则鼾鼻熟寐；或不然，则终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称之者。”
“公子纯仁，娶妇将归，或传妇以罗为帷幔。公闻之，不悦，曰：‘罗绮岂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俭，安得乱吾家法？敢持归吾家，当火于庭！”
《神道碑》称：
“公为人外和内刚，乐善泛爱。丧其母时尚贫，终身非宾客食不重肉。临财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视其私，妻子仅给衣食。”
仲淹受命于败军之际，镇守西北边境，对西夏实行积极的防御战略，稳定了危局，因而得到朝廷赏赐甚多。《神道碑》称：
“公待将吏，必使畏法而爱己，所得赐赉，皆以上意分赐诸将，使自为谢。”
富弼为其所作《墓志铭》亦称：
“公天性喜施与。人有急，必济之，不计家用有无。既显，门中如贫贱时，家人不识富贵之乐。每抚边，赐金银甚多，而悉以遗将佐。在杭，尽以馀俸买田于苏州，号义庄，以聚疏属。”
《宋史》本传亦载：
仲淹“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食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尝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
《古文观止》收有钱公辅《义田记》一篇，专记义庄义田之事：
“公苏人也，平生好施予，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公之未贵显也，尝有志于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方贵显时，置负郭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
俞文豹《清夜录》记载：
“范文正归姑苏，有绢三千匹，尽散于闾里亲族朋旧，曰：‘亲族乡里，见我生长，幼学壮行，为我欢喜，何以报之？祖宗积德百余年，始发于我。今族众皆祖宗子孙，我岂可独享富贵？’乃置田数千亩为义庄。”
仲淹施惠苏州，并不限于本家本族。仲淹二十七岁以朱说名中进士第登仕途，带着母亲奔波各地，长期居无定所。虽说后来到苏州认祖归宗，只是恢复了范姓，未得寸土片瓦的遗产。直到四十七岁那年，仲淹作了故乡苏州知州。不说重整门楣，再振家声，也总该安个家了。可是他到任时正值苏州大水，灾民十万，他便全力投入安顿灾民、兴修水利中。仲淹长期作地方官，每到一地，十分关注兴学育才。治水缓过手来，他开始为苏州筹划办学。此前，他曾购得南园一地，准备建房安家。有位风水先生看了，连声称赞是块风水宝地，说是于此建房可世代“踵生公卿”。仲淹一听这话，反而改变了主意：“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咸得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于是他决定把这块宝地捐献出来，兴建一所州学，并延聘名师胡瑗等前来任教。（据《言行录》、龚明之《中吴纪闻》等） 这便是今日苏州中学的前身。“吴学至今，甲于东南”。千百年来，此校不知为国家培养了多少人才，此事也被苏州人永志不忘，世代传为美谈。
仲淹至死也没有为自己营造一所“安乐窝”。当时风尚，不少退休官员喜于西京洛阳安家养老，一些文人高士也喜于此处筑“安乐窝”。仲淹晚年镇守杭州，“在杭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逾六十，生且无几，乃谋树第、治园圃，顾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艰退，不患退而无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谁独障吾游者？岂必有诸己而后为乐耶？俸赐之馀，宜以赒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为虑。’”（《言行录》）
两年以后，仲淹在从青州赴任颍州（今安徽阜阳）的途中，病死于徐州。那时的高官去世，朝廷一般都会优予褒恤，子孙亲族以此得官者常达数人乃至十数人。而史称仲淹“遗表不干私泽”。就是说，他在临终前给皇帝所上的遗表中，没有一字提到个人和家庭需要“照顾”，没向朝廷提出任何个人要求。而事实情况是，此时的仲淹，长子纯佑因随父守边落下残疾，已病废多年，长期由他带在身边抚养；其余三子尚无一人出来作官。由于生前资财几乎散尽，反而弄得自己“贫终其身。殁之日，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义田记》）。“而殓无新衣，友人醵资以奉葬。诸孤无所处，官为假屋韩城以居之。遗表不干私泽，此益见其始终志于道，不为禄仕出也。”（富弼《墓志铭》）
仲淹不仅廉洁自律，还以此作为推荐！拔人材的重要标准。其文集中尚保存有部分荐举状，于中可见一斑。其《举许渤状》称：臣窃见权润州观察推官许渤，在乡曲时，众推孝行；登仕宦后，自守静节，清心至行，不求闻达。伏望圣慈，特与改转京官，庶旌廉退之士，以抑侥竞之风。如后犯正入己赃，臣甘当同罪。其《举张伯自代状》称：臣伏见知润州张昪，筮仕以来，清介自立，精思剧论，有忧天下之心，纯诚直道，无让古人之节。其《举张伯玉状》称：臣窃见张伯玉天赋才敏，学穷阃奥，善言皇王之治，博达今古之宜，素蕴甚充，清节自处，若不如所举，臣甘俟朝典。其《举李宗易、向约状》称：臣伏见知绛州、职方员外郎向约，生相辅之家，而能专儒学，谨官业，廉贫苦节，慎静寡过；知光化军、屯田员外郎李宗易素负词雅，居常清慎，有静理之才，无躁进之迹。今在邻属，稔闻治状，人忧其去，吏不敢苛。仲淹一生以发现、培养、提拔、荐举人才为己任。他常言：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从其同罪荐举的许多人士来看，当时的一些“侥竞”“躁进”之徒、污浊贪酷之辈，是很难与之接迹的。
仲淹一生，不仅以俭、廉自守，还以此教育子孙。“公既贵，常以俭约率家人。且戒诸子曰：‘吾贫时，与汝母养吾亲，汝母躬执爨，而吾亲甘旨未尝充也。今而得厚禄，欲以养亲，亲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贵之乐也！”（《言行录》）“南阳清简，极好养性…更在慎末防微。如今易得谤议，但固穷而前，不销预图，须过得惟省俭是妙。”（《尺牍·家书》）“三郎、四郎：…各宜节俭…汝等但小心，有乡曲之誉，可以理民、可以守廉者，方敢奏荐”（《尺牍·与中舍二子》）。后来这位“三郎”侄子被荐作官，仲淹即复信叮咛：“汝守官处，小心不得欺事，与同官和睦、多礼，有事即与同官议，莫与公人商量。莫纵乡亲来部下兴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营私利。汝看老叔自来如何？还曾营私否？自家好家门，各为好事，以光祖宗。”（同上） 与养父朱家子弟书信同样嘱咐：“居官临满，直须小心廉洁。稍有点污，则晚年饥寒可忧也。”（《尺牍·与朱氏书》）另据朱弁《曲洧旧闻》载：“范氏自文正公贵，以清苦俭约著于世，子孙皆守其家法。忠宣（即次子纯仁）正拜后，尝留晁美叔（端彦字）同匕箸。美叔退谓人曰：‘丞相变家风矣。’ 问之，曰：‘盐豉棋子上有肉两簇，岂非变家风乎？’人莫不大笑。”从这条逸闻可知，范家“清苦俭约”的“齑薤家风”，确实是举世公认的。
仲淹不仅自奉俭约，还以此吁请朝廷，希望能蔚成风气。宋仁宗明道二年，“岁大蝗旱，江、淮、京东滋甚。仲淹请遣使巡行，未报。乃请间曰：‘宫掖中半日不食，当何如？’帝恻然，乃命仲淹安抚江、淮。所至开仓赈之，且禁民淫祀，奏蠲庐、舒折役茶，江东丁口盐钱，且条上救弊十事。”（宋史本传）另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载：仲淹返京复命，又带回太平州（今安徽当涂）饥民所食的一种有毒的“乌昧草”进呈，请皇帝昭示六宫贵戚，以戒其奢侈之心。仲淹一生因言事三黜，从不言悔。即使身处贬谪之地，他也不忘为民请命，不忘力挽奢靡之风。在被贬为陈州通判时，“时方建太一宫及洪福院，市材木陕西，仲淹上言：‘昭应、寿宁，天戒不远（耗费巨大的两大宫观工程，不久皆被火焚），今又侈土木，破民产，非所以顺人心、合天意也。宜罢修寺观，减常岁市木之数，以蠲除积负’。”（本传）
仲淹的清心作官，还表现在他对官位的“廉退”上。由于御边有功，朝廷决定将他由邠宁环庆路都部署兼经略安抚招讨使加任为待遇优厚的邠州管内观察使。仲淹闻讯，三上让表，坚辞不就。他还密上奏疏，以西师久而无功，乞赐贬降，以谢边陲，以督将帅。在其《让观察使第一表》中甚至表示这样的决心：“苟不获命，臣当系身庆州之狱，自劾无功冒赏之咎，又劾违制不受之罪，以听于朝廷。假使朝廷极怒，臣得死于君父之命，犹胜贪此厚禄，败名速祸，死于寇乱之手，此臣之所以知其退而不知进也。” 西夏求和之后，朝廷决定调任他为枢密副使，仲淹五次上表恳辞。仲淹为什么要这么做？在其《尺牍·与朱校理书》中有所表露：“与韩公（琦）同上五章，为边事未宁，防秋在近，乞且留任，必得俞旨。入则功远而未济，后有边患，咎归何人？军民亿万，生死一战，得为小事耶？俟其平定，归朝未晚。” 由此可见，仲淹所考虑的，是国家、是民族、是百姓，是事业、是奉献、是责任，而从未以个人的利害得失安危为转移，“益见其始终志于道，不为禄仕出也。” 在当时官场腐败、“奔竞”成风的情况下，仲淹的重责任而轻官位，与那些“侥竞”“躁进”之徒的狗苟蝇营，恰成为强烈而鲜明的对比。
三 以忧患意识砥砺其担当精神
古人说：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无私才能无畏”。宋史本传称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仲淹这种感激论事、奋不顾身的勇气从何而来？古人云：己不正焉能正人。仲淹正是以他的刻苦自奉、廉洁奉公，铸就了其刚正不阿、遇事敢言的作风。
仲淹初入仕途，授官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军，相当于下等州的地方行政单位）司理参军。这是一个专管审理案件的幕职小官。当时的知军大概是一个既贪且暴的胡涂蛋。据汪藻《文正公祠堂记》称：“公以进士释褐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日抱具狱与太守争是非。守数以盛怒临公，公未尝少挠，归必记其往复辩论之语于屏上。比去，至字无所容。贫止一马，鬻马徒步而归。”廉则能刚，刚则能勇，其不屈不挠之气，初露锋芒。
有一年冬至庆典，朝议礼仪，决定由仁宗皇帝率百官为垂帘听政的刘太后贺寿。范仲淹认为此议大为不妥：“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行家人之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长编》、《本传》、《年谱》等皆载此事）满朝大臣对此奉行唯谨，无人敢出异议。而此时的仲淹受晏殊之荐刚进朝中作秘阁校理，却上了一道如此骇人听闻的奏章。此举吓坏了晏殊，担心会连累自己，把仲淹召去训斥一通，批评他“狂率邀名”。仲淹一生待晏殊以恩师之礼，但在这件事情上却是当仁不让于师。他正色抗言：“某缘属公举，每惧不称，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获罪门下！”当面辩驳意犹未尽，随后又《上资政晏侍郎书》与之力辩，且作如下表白：“某官小禄微，然岁受俸禄，近三十万。窃以中田一亩，取粟不过一斛。中稔之秋，一斛所售不过三百金。则千亩之获，可给三十万。以丰歉相半，则某岁食二千亩之入矣！其二千亩中，播之耨之，获之敛之，其用天之时、地之利、民之力多矣。倘某无功而食，则为天之螟、为民之螣。使鬼神有知，则为身之殃、为子孙之患。”官员俸禄，从何而来？“父母官”与老百姓究竟谁养活谁？在仲淹看来，“无功而食，则为天之螟、为民之螣。” 算账，各有各的算法。一般官员算账，不嫌其俸禄之多而只嫌其少，而仲淹的这笔账，不仅算出了一位封建官员的良心，而且深刻揭示了官与民的关系。官员，并非自食其力的生产者，既然享受俸禄、由民供养，那就应该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为国为民办事，而决不应再生攫取之心，再发非份之财。仲淹的这种思想在封建士大夫中难能而可贵，它与那些以“民之父母”自居、以“父母官”自命、以“当官就该享受老百姓供养”自诩者，何啻天渊之别。“水管里流出的都是水，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既然具有这样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良心，难道还会不择手段、不顾廉耻地去贪污受贿、搜刮地皮、作践老百姓吗？
历览前朝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节俭还是奢华，不仅攸关个人品德修养，而且还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乃至一个国家兴衰成败的根本。同样，仲淹的节俭清廉，也是与他的忧患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联系在一起。“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他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从日常生活做起，以俭养廉、以廉奉公，以俭廉砥砺自己无私无畏、遇事敢言的担当精神。仲淹十分鄙视当时充满朝野的所谓逊言逊行的市侩作风，激赏危言危行的阳刚之气。对此，他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曾有振聋发聩的精辟论述：“人皆谓危言危行，非远害全身之谋，此未思之甚矣。使缙绅之人皆危其言行，则致君于无过，致民于无怨，政教不坠，祸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无忧，此远害全身之大也；使缙绅之人皆逊言逊行，则致君于过，致民于怨，政教日坠，祸患日起，大乱之下，忷然何逃？当此之时，纵能逊言逊行，岂远害全身之可得乎？凡今之人，生于太平，非极深研几，岂斯言之信哉？！” “覆巢之下无完卵”。那些利欲，心、唯利是图的“肉食者”是见不及此的。即使见能及此，自己一身毛，怎能再去指斥别人为妖怪？满屁股臭屎的人，是很难挺直腰杆子说硬话的。仲淹“进亦忧退亦忧”，极深研几，忧深思远，发必危言，立必危行，虽说源于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归根结底，还必须是以他的节俭自奉、廉洁奉公作基础。人们都知赞美廉洁、赞美正直，可知要做到廉洁正直谈何容易。它需要以自我约束、自我克制、自我牺牲为代价，需要以此为代价换取的人格资本。仲淹有几句夫子自道，足以表明此种心迹：“虽清贫，但身安为重。家间苦淡，士之常也。”（《家书·与朱氏书》）“凡见利处，便须思患。老夫屡经风波，惟能忍穷，故得免祸。”（同上）
作为一名官员，是甘愿“固穷”、“忍穷”，殚精竭虑让老百姓先富起来呢，还是凭借居官的“优势”让自己“带头先富”？这是衡量品德高下的分界线。在仲淹看来，作为官员，一人“忍穷”，可免一人一家之祸；若得人人“忍穷”，则可免政权覆舟之祸。范仲淹的忧国忧民，先忧后乐，正是以自己的清俭自奉为代价，将一人一家的命运与国家人民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责任编辑 张忠平）
关键词：清苦； 忍穷； 忧患意识； 担当精神
中图分类号：Ｋ244．05 文献标识码：Ａ
世上说过几句好话的，太多了，能成为名言而被后人长久记诵的，不多。归根结底，不在于说，而在于做得如何。北宋名臣范仲淹（9891—1052）“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之所以千古传诵，不仅在于他提出了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这一立身行事的准则，尤其在于他终其一生一以贯之的身体力行。据欧阳修为他所作的《神道碑》记载，范仲淹的这两句话，其实是他青少年时代即曾立下的志向。苏东坡在其《范文正公集叙》中说：“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发于口者也。”正是范仲淹一生大大小小点点滴滴的所作所为，累积和映衬出这两句话的份量与光辉。范仲淹为后世称道的品德是多方面的。这里仅就其节俭克己、廉洁奉公作一介绍，对于我们的政府官员来说，对于建设节约型社会来说，或许会多一面镜子，多一些启迪。
一以清苦砥砺其志操
范仲淹本为妾生。襁褓之中，其父范墉去世。母亲谢氏后来为范家所逐，带着年仅四岁的仲淹改嫁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士人朱文翰。后来继父又死，母子相依为命，受尽屈辱，备尝艰辛，因而也就使他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社会，了解人间的苦难与不平。仲淹从小胸怀大志，“试以商贾技艺，一无所乐”，他决心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通过作官来解救人民的痛苦。据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记载：“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求祷，曰：‘他日得位相乎？’ 不许。复祷之曰：‘不然，愿为良医。’亦不许。既而叹曰：‘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他日，有人谓公曰：‘大丈夫之志于相，理则当然；良医之技，君何愿焉？无乃失于卑耶？’公曰：‘嗟乎！岂为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且大丈夫之于学也，固欲遇神圣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年。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捨夫良医，则未之有也。”（卷13）“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仲淹就是带着这样的志向与理想，开始了他的苦读生涯。
据曾受仲淹举荐的彭乘所著《墨客挥犀》记载：“庆历中，范希文（仲淹字）以资政殿学士判邠州（今陕西彬县），予中途上谒，翌日召食。时李郎中丁同席，范与丁同年进士也。因道旧日某修学时，最为贫窭。与刘某同在长白山（在今山东邹平县境）僧舍，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为四块，早晚各取二块，断齑十数茎，醋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这便是形容励志苦读的典故“划粥断齑”的由来。据仲淹后人大约编成于北宋晚期的《文正公言行拾遗事录》（以下简称《言行录》）载：“公在淄州长白山僧舍读书，一夕见白鼠入穴中，探之，乃银一瓮，遂密掩覆。后公贵显，寺僧修造，遣人欲求于公，但以空书复之。初，僧怏然失所望。及开缄，使于某处取此藏。僧如公言，果得白银一瓮。——今人往往谈此事。”二十三岁那年，仲淹去应天府（今河南商邱）书院求学。据其《神道碑》称：“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宋史》本传亦称：仲淹“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 其《年谱》转引《家录》载其逸事：“真宗谒太清宫（在今河南鹿邑东），幸亳（今安徽亳州），驾次南京（即商邱），皆往观之，独公不出。或以问公，公曰‘异日见之未晚。’留守有子居学，见公食粥及不出观驾，归告其父，以公厨食馈公。既而，悉已败矣。留守子曰：‘大人闻公清苦，故遗以食物。而不下箸，得非以相浼为罪乎？’公谢曰‘非不感厚意。盖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馔，后日岂能复啖此粥乎？’”稍后于彭乘的魏泰《东轩笔录》另载一事：“范文正公少贫悴，依睢阳（即商邱）朱氏家，常与一术者游。会术者病笃，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炼水银为白金。吾儿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与所成白金一斤，封志，纳文正怀中。文正方辞避，而术者气已绝。后十余年，文正为谏官，术者之子长，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术，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当以还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识宛然。”《言行录》等亦载此事，且称术者即进士朱寀之父，所授为方与药而非成品，寀亦由仲淹抚养成人。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仲淹不出观驾、不食盛馔两事，表现了他为实现远大抱负而自我克制的坚忍毅力，读来令人钦敬；而“覆土窖金”、“封还神术”两事，充满传奇色彩，决非常人所能做到。不过，对于时人多目为“迂阔”、而他自己“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资政晏侍郎书》）、“惟慕古人之节”（苏州谢表）、“谓古人之道可行”（睦州谢上表）、“游心儒术，决知圣道之可行”（《遗表》）的仲淹来说，其诚实笃信、躬身践行的做人态度，使我们相信在他身上极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仲淹正是以这样“人不能堪”的艰难困苦来磨练自己的品德和意志。苏东坡与仲淹三子纯仁、纯礼、纯粹皆相友善，在他受托为仲淹文集所作的叙文中称赞说：“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悌，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东坡自谓“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前赤壁赋》），莫非也是受仲淹高洁人品的感动而发欤？
二 以“忍穷”砥砺其官德
如果说，范仲淹青少年时期以克服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来磨练自己的品德和意志，有些是为客观条件所迫，出于被动和无奈，而在他出仕以后，则是以他的主动“忍穷”来砥砺为官之德，养成其克己奉公的高尚品格。
仲淹进入仕途以后，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自奉清俭的作风。据其《言行录》称：
仲淹自以吏部员外郎出守各地，至官居参知政事（副宰相），以至于去世，凡十余年，仆役未增一人。
《言行录》另载仲淹节俭自奉的几件逸事：
“公遇夜就寝，即自计一日食饮奉养之费，及所为之事。果自奉之费与所为之事相称，则鼾鼻熟寐；或不然，则终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称之者。”
“公子纯仁，娶妇将归，或传妇以罗为帷幔。公闻之，不悦，曰：‘罗绮岂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俭，安得乱吾家法？敢持归吾家，当火于庭！”
《神道碑》称：
“公为人外和内刚，乐善泛爱。丧其母时尚贫，终身非宾客食不重肉。临财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视其私，妻子仅给衣食。”
仲淹受命于败军之际，镇守西北边境，对西夏实行积极的防御战略，稳定了危局，因而得到朝廷赏赐甚多。《神道碑》称：
“公待将吏，必使畏法而爱己，所得赐赉，皆以上意分赐诸将，使自为谢。”
富弼为其所作《墓志铭》亦称：
“公天性喜施与。人有急，必济之，不计家用有无。既显，门中如贫贱时，家人不识富贵之乐。每抚边，赐金银甚多，而悉以遗将佐。在杭，尽以馀俸买田于苏州，号义庄，以聚疏属。”
《宋史》本传亦载：
仲淹“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食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尝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
《古文观止》收有钱公辅《义田记》一篇，专记义庄义田之事：
“公苏人也，平生好施予，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公之未贵显也，尝有志于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方贵显时，置负郭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
俞文豹《清夜录》记载：
“范文正归姑苏，有绢三千匹，尽散于闾里亲族朋旧，曰：‘亲族乡里，见我生长，幼学壮行，为我欢喜，何以报之？祖宗积德百余年，始发于我。今族众皆祖宗子孙，我岂可独享富贵？’乃置田数千亩为义庄。”
仲淹施惠苏州，并不限于本家本族。仲淹二十七岁以朱说名中进士第登仕途，带着母亲奔波各地，长期居无定所。虽说后来到苏州认祖归宗，只是恢复了范姓，未得寸土片瓦的遗产。直到四十七岁那年，仲淹作了故乡苏州知州。不说重整门楣，再振家声，也总该安个家了。可是他到任时正值苏州大水，灾民十万，他便全力投入安顿灾民、兴修水利中。仲淹长期作地方官，每到一地，十分关注兴学育才。治水缓过手来，他开始为苏州筹划办学。此前，他曾购得南园一地，准备建房安家。有位风水先生看了，连声称赞是块风水宝地，说是于此建房可世代“踵生公卿”。仲淹一听这话，反而改变了主意：“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咸得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于是他决定把这块宝地捐献出来，兴建一所州学，并延聘名师胡瑗等前来任教。（据《言行录》、龚明之《中吴纪闻》等） 这便是今日苏州中学的前身。“吴学至今，甲于东南”。千百年来，此校不知为国家培养了多少人才，此事也被苏州人永志不忘，世代传为美谈。
仲淹至死也没有为自己营造一所“安乐窝”。当时风尚，不少退休官员喜于西京洛阳安家养老，一些文人高士也喜于此处筑“安乐窝”。仲淹晚年镇守杭州，“在杭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逾六十，生且无几，乃谋树第、治园圃，顾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艰退，不患退而无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谁独障吾游者？岂必有诸己而后为乐耶？俸赐之馀，宜以赒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为虑。’”（《言行录》）
两年以后，仲淹在从青州赴任颍州（今安徽阜阳）的途中，病死于徐州。那时的高官去世，朝廷一般都会优予褒恤，子孙亲族以此得官者常达数人乃至十数人。而史称仲淹“遗表不干私泽”。就是说，他在临终前给皇帝所上的遗表中，没有一字提到个人和家庭需要“照顾”，没向朝廷提出任何个人要求。而事实情况是，此时的仲淹，长子纯佑因随父守边落下残疾，已病废多年，长期由他带在身边抚养；其余三子尚无一人出来作官。由于生前资财几乎散尽，反而弄得自己“贫终其身。殁之日，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义田记》）。“而殓无新衣，友人醵资以奉葬。诸孤无所处，官为假屋韩城以居之。遗表不干私泽，此益见其始终志于道，不为禄仕出也。”（富弼《墓志铭》）
仲淹不仅廉洁自律，还以此作为推荐！拔人材的重要标准。其文集中尚保存有部分荐举状，于中可见一斑。其《举许渤状》称：臣窃见权润州观察推官许渤，在乡曲时，众推孝行；登仕宦后，自守静节，清心至行，不求闻达。伏望圣慈，特与改转京官，庶旌廉退之士，以抑侥竞之风。如后犯正入己赃，臣甘当同罪。其《举张伯自代状》称：臣伏见知润州张昪，筮仕以来，清介自立，精思剧论，有忧天下之心，纯诚直道，无让古人之节。其《举张伯玉状》称：臣窃见张伯玉天赋才敏，学穷阃奥，善言皇王之治，博达今古之宜，素蕴甚充，清节自处，若不如所举，臣甘俟朝典。其《举李宗易、向约状》称：臣伏见知绛州、职方员外郎向约，生相辅之家，而能专儒学，谨官业，廉贫苦节，慎静寡过；知光化军、屯田员外郎李宗易素负词雅，居常清慎，有静理之才，无躁进之迹。今在邻属，稔闻治状，人忧其去，吏不敢苛。仲淹一生以发现、培养、提拔、荐举人才为己任。他常言：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从其同罪荐举的许多人士来看，当时的一些“侥竞”“躁进”之徒、污浊贪酷之辈，是很难与之接迹的。
仲淹一生，不仅以俭、廉自守，还以此教育子孙。“公既贵，常以俭约率家人。且戒诸子曰：‘吾贫时，与汝母养吾亲，汝母躬执爨，而吾亲甘旨未尝充也。今而得厚禄，欲以养亲，亲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贵之乐也！”（《言行录》）“南阳清简，极好养性…更在慎末防微。如今易得谤议，但固穷而前，不销预图，须过得惟省俭是妙。”（《尺牍·家书》）“三郎、四郎：…各宜节俭…汝等但小心，有乡曲之誉，可以理民、可以守廉者，方敢奏荐”（《尺牍·与中舍二子》）。后来这位“三郎”侄子被荐作官，仲淹即复信叮咛：“汝守官处，小心不得欺事，与同官和睦、多礼，有事即与同官议，莫与公人商量。莫纵乡亲来部下兴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营私利。汝看老叔自来如何？还曾营私否？自家好家门，各为好事，以光祖宗。”（同上） 与养父朱家子弟书信同样嘱咐：“居官临满，直须小心廉洁。稍有点污，则晚年饥寒可忧也。”（《尺牍·与朱氏书》）另据朱弁《曲洧旧闻》载：“范氏自文正公贵，以清苦俭约著于世，子孙皆守其家法。忠宣（即次子纯仁）正拜后，尝留晁美叔（端彦字）同匕箸。美叔退谓人曰：‘丞相变家风矣。’ 问之，曰：‘盐豉棋子上有肉两簇，岂非变家风乎？’人莫不大笑。”从这条逸闻可知，范家“清苦俭约”的“齑薤家风”，确实是举世公认的。
仲淹不仅自奉俭约，还以此吁请朝廷，希望能蔚成风气。宋仁宗明道二年，“岁大蝗旱，江、淮、京东滋甚。仲淹请遣使巡行，未报。乃请间曰：‘宫掖中半日不食，当何如？’帝恻然，乃命仲淹安抚江、淮。所至开仓赈之，且禁民淫祀，奏蠲庐、舒折役茶，江东丁口盐钱，且条上救弊十事。”（宋史本传）另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载：仲淹返京复命，又带回太平州（今安徽当涂）饥民所食的一种有毒的“乌昧草”进呈，请皇帝昭示六宫贵戚，以戒其奢侈之心。仲淹一生因言事三黜，从不言悔。即使身处贬谪之地，他也不忘为民请命，不忘力挽奢靡之风。在被贬为陈州通判时，“时方建太一宫及洪福院，市材木陕西，仲淹上言：‘昭应、寿宁，天戒不远（耗费巨大的两大宫观工程，不久皆被火焚），今又侈土木，破民产，非所以顺人心、合天意也。宜罢修寺观，减常岁市木之数，以蠲除积负’。”（本传）
仲淹的清心作官，还表现在他对官位的“廉退”上。由于御边有功，朝廷决定将他由邠宁环庆路都部署兼经略安抚招讨使加任为待遇优厚的邠州管内观察使。仲淹闻讯，三上让表，坚辞不就。他还密上奏疏，以西师久而无功，乞赐贬降，以谢边陲，以督将帅。在其《让观察使第一表》中甚至表示这样的决心：“苟不获命，臣当系身庆州之狱，自劾无功冒赏之咎，又劾违制不受之罪，以听于朝廷。假使朝廷极怒，臣得死于君父之命，犹胜贪此厚禄，败名速祸，死于寇乱之手，此臣之所以知其退而不知进也。” 西夏求和之后，朝廷决定调任他为枢密副使，仲淹五次上表恳辞。仲淹为什么要这么做？在其《尺牍·与朱校理书》中有所表露：“与韩公（琦）同上五章，为边事未宁，防秋在近，乞且留任，必得俞旨。入则功远而未济，后有边患，咎归何人？军民亿万，生死一战，得为小事耶？俟其平定，归朝未晚。” 由此可见，仲淹所考虑的，是国家、是民族、是百姓，是事业、是奉献、是责任，而从未以个人的利害得失安危为转移，“益见其始终志于道，不为禄仕出也。” 在当时官场腐败、“奔竞”成风的情况下，仲淹的重责任而轻官位，与那些“侥竞”“躁进”之徒的狗苟蝇营，恰成为强烈而鲜明的对比。
三 以忧患意识砥砺其担当精神
古人说：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无私才能无畏”。宋史本传称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仲淹这种感激论事、奋不顾身的勇气从何而来？古人云：己不正焉能正人。仲淹正是以他的刻苦自奉、廉洁奉公，铸就了其刚正不阿、遇事敢言的作风。
仲淹初入仕途，授官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军，相当于下等州的地方行政单位）司理参军。这是一个专管审理案件的幕职小官。当时的知军大概是一个既贪且暴的胡涂蛋。据汪藻《文正公祠堂记》称：“公以进士释褐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日抱具狱与太守争是非。守数以盛怒临公，公未尝少挠，归必记其往复辩论之语于屏上。比去，至字无所容。贫止一马，鬻马徒步而归。”廉则能刚，刚则能勇，其不屈不挠之气，初露锋芒。
有一年冬至庆典，朝议礼仪，决定由仁宗皇帝率百官为垂帘听政的刘太后贺寿。范仲淹认为此议大为不妥：“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行家人之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长编》、《本传》、《年谱》等皆载此事）满朝大臣对此奉行唯谨，无人敢出异议。而此时的仲淹受晏殊之荐刚进朝中作秘阁校理，却上了一道如此骇人听闻的奏章。此举吓坏了晏殊，担心会连累自己，把仲淹召去训斥一通，批评他“狂率邀名”。仲淹一生待晏殊以恩师之礼，但在这件事情上却是当仁不让于师。他正色抗言：“某缘属公举，每惧不称，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获罪门下！”当面辩驳意犹未尽，随后又《上资政晏侍郎书》与之力辩，且作如下表白：“某官小禄微，然岁受俸禄，近三十万。窃以中田一亩，取粟不过一斛。中稔之秋，一斛所售不过三百金。则千亩之获，可给三十万。以丰歉相半，则某岁食二千亩之入矣！其二千亩中，播之耨之，获之敛之，其用天之时、地之利、民之力多矣。倘某无功而食，则为天之螟、为民之螣。使鬼神有知，则为身之殃、为子孙之患。”官员俸禄，从何而来？“父母官”与老百姓究竟谁养活谁？在仲淹看来，“无功而食，则为天之螟、为民之螣。” 算账，各有各的算法。一般官员算账，不嫌其俸禄之多而只嫌其少，而仲淹的这笔账，不仅算出了一位封建官员的良心，而且深刻揭示了官与民的关系。官员，并非自食其力的生产者，既然享受俸禄、由民供养，那就应该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为国为民办事，而决不应再生攫取之心，再发非份之财。仲淹的这种思想在封建士大夫中难能而可贵，它与那些以“民之父母”自居、以“父母官”自命、以“当官就该享受老百姓供养”自诩者，何啻天渊之别。“水管里流出的都是水，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既然具有这样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良心，难道还会不择手段、不顾廉耻地去贪污受贿、搜刮地皮、作践老百姓吗？
历览前朝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节俭还是奢华，不仅攸关个人品德修养，而且还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乃至一个国家兴衰成败的根本。同样，仲淹的节俭清廉，也是与他的忧患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联系在一起。“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他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从日常生活做起，以俭养廉、以廉奉公，以俭廉砥砺自己无私无畏、遇事敢言的担当精神。仲淹十分鄙视当时充满朝野的所谓逊言逊行的市侩作风，激赏危言危行的阳刚之气。对此，他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曾有振聋发聩的精辟论述：“人皆谓危言危行，非远害全身之谋，此未思之甚矣。使缙绅之人皆危其言行，则致君于无过，致民于无怨，政教不坠，祸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无忧，此远害全身之大也；使缙绅之人皆逊言逊行，则致君于过，致民于怨，政教日坠，祸患日起，大乱之下，忷然何逃？当此之时，纵能逊言逊行，岂远害全身之可得乎？凡今之人，生于太平，非极深研几，岂斯言之信哉？！” “覆巢之下无完卵”。那些利欲，心、唯利是图的“肉食者”是见不及此的。即使见能及此，自己一身毛，怎能再去指斥别人为妖怪？满屁股臭屎的人，是很难挺直腰杆子说硬话的。仲淹“进亦忧退亦忧”，极深研几，忧深思远，发必危言，立必危行，虽说源于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归根结底，还必须是以他的节俭自奉、廉洁奉公作基础。人们都知赞美廉洁、赞美正直，可知要做到廉洁正直谈何容易。它需要以自我约束、自我克制、自我牺牲为代价，需要以此为代价换取的人格资本。仲淹有几句夫子自道，足以表明此种心迹：“虽清贫，但身安为重。家间苦淡，士之常也。”（《家书·与朱氏书》）“凡见利处，便须思患。老夫屡经风波，惟能忍穷，故得免祸。”（同上）
作为一名官员，是甘愿“固穷”、“忍穷”，殚精竭虑让老百姓先富起来呢，还是凭借居官的“优势”让自己“带头先富”？这是衡量品德高下的分界线。在仲淹看来，作为官员，一人“忍穷”，可免一人一家之祸；若得人人“忍穷”，则可免政权覆舟之祸。范仲淹的忧国忧民，先忧后乐，正是以自己的清俭自奉为代价，将一人一家的命运与国家人民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责任编辑 张忠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