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周吉宜第一次见面，是一年半以前的事情了。那时候，63岁的周吉宜，一夜间成为众多媒体追捧的对象。他曾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为众人知，则是缘于其祖父周作人的一份手稿。
　　2012年5月，在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周吉宜质疑被拍卖的周作人手稿系“文革”抄家时遗失的物品，遂阻止手稿拍卖。但最后，周作人撰写、鲁迅批校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以184万元的高价落槌。阻止拍卖失败的原因是，他不能拿出“文革抄家清单”来证明其所有权。
　　阻止手稿拍卖的努力失败后，我辗转找到了周吉宜。在其家中，我看到了成堆的资料。那次见面时，周吉宜告诉我，无论如何，他会坚持走下去。当时，他已经咨询过多位专家、学者意见，也找了律师，正准备诉诸法律。不久之后，周吉宜打来电话，希望我能陪同立案。我答应在不表明身份的情况下，愿意一同去法院立案。
　　立案过程并不顺利。法院告知周吉宜“立案要求有明确的被告，如要求追回手稿就必须在诉状上写明手稿买卖双方的信息（姓名和住址），否则法院不予立案”。但是嘉德以为客户保密为由拒绝提供，嘉德声明：只有法院有权力调取这些信息。周吉宜要求法院调取，法院说有规定，只有立案后才能去调取。但是没有这些信息法院又拒绝立案。周吉宜意识到，这是一环环相扣的死结。
　　但是他还是不肯放弃。去年8月7日，周吉宜单独以嘉德为被告申请立案，并告诉法院，立案后即请法院向嘉德调取买卖双方信息，再将其追加为被告，以满足审理的要求。
　　130多天后，北京市东城区法院作出“不予立案”的裁定。裁定下来后，周吉宜随即向北京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并向全国人大求助，要求立案。今年5月一天，周吉宜致电我，说经过多次交涉，东城区法院同意立案。
　　对周吉宜来说，这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但很快，他意识到事情不那么简单。今年11月22日开庭时，法庭拒收了周吉宜关于“要求嘉德提供手稿买卖有关信息”的申请。有人告诉周吉宜，如果要求嘉德披露信息，那就是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还说，不审查拍品委托者的所有权是国内拍卖行业的行规，不然这个行业就没法发展了。
　　周吉宜想不明白，这个死结是怎么存在着的。他仍旧不甘心，开始又一轮的专家咨询，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