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翁先生这样的老北京人聊天，会有一种心理非常放松的亲切感，他说的是一口非常洗练的北京话，为什么说“洗练”呢？因为那些土得掉渣儿的北京话，都经过他大脑这个“筛子”过滤了，他的口语里很少有噶杂的词儿，那真是一水儿的大白话。
　　在我们仅有的四、五次聊天中，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启示最多，其中，最大的启迪就是他说的：写作最佳状态是“用大白话。”
　　他跟我说：年轻时写戏写文章，总喜欢用华丽的词藻，以为这样才显得有文采有学问，到老了才明白，越是老辣的文章，语言越简洁明白，凡是历史上能传下来的文章，几乎都是用大白话写的，古人说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这个“辣手”，就是指老辣的写手。李白的诗：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完全是大白话，流传了上千年，人们仍觉得回味无穷。这就是“辣手”的功力。
　　《红灯记》是翁先生写的最后一部剧，里面的台词几乎都是大白话，其中，李玉和的那段“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几乎家喻户晓，它完全用的是北京话的口语。
　　其实，后边两甸原来是：“刮什么云来下什么雨，和什么泥来脱什么坯。”当时，江青抓“样板戏”，觉得这两甸唱词太俗，放在“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后面不合适，要求翁先生修改。说这话的时候是腊月十几号，江青说，过了春节就要审看修改后的戏，满打满算有二十多天的时间，按说改这两甸词也够了。但写了一辈子戏的翁先生，却让这两甸大白话给难住了，到大年三十，他还没琢磨出来。
　　京剧界的老人都知道江青的脾气大，而且，颐指气使，说一不二，何况翁老也在她面前点了头，到时候拿不出这两甸唱词，等于在江青这儿栽了面儿，一辈子的功名全毁了。但心里越急，越想不出这两句词儿。
　　除夕，家人团聚吃饺子，翁先生都食之无味，一直到正月初二，他还为这两句词纠结苦恼。真是兩句词儿难倒了大剧作家。但命运之神在裉节上向他伸出援手。初二的晚上，老爷子随便吃了几口饭，便回到自己的房间躺下了。冥思苦想这么些天一无所获，他索性来了个大松心，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先不用管它了。他随手打开半导体收音机，想听段京剧，没有，电台播的是农村节目，一个技术员讲解种果树的知识。心里郁闷，他无心换台，眯上眼随意地听着。
　　突然，他听到电台里的那位技术员说了句：“不管种什么，大家要记住‘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撤什么种子开什么花。”’啊！他猛然一惊，忍不住叫起来：哎呀！这不正是我要找的那两句话吗！
　　他从床上跳下来，走到桌前，把这两句话记了下来。这就是后来《红灯记》里那两句唱词的由来。
　　您瞧，看上去多么普通的大白话，真让您写，您也得费一番脑子。所以，千万别小瞧大白话。北京话里的大白话，可以说是，信手拈来皆成妙谛。
　　为了写好大白话，翁先生八十多了，还在生活中找感受。他在《货声》这篇散文里写道：“人在日常生活中，耳目所及，都会感到声色之美。而触及的日常用品，充耳的串巷货声，从早到晚，周而复始地傍随着每天的生活，也会从每个人的性格、兴趣、爱好，联系当时的环境、际遇、心情而展开想象，泛起联想，感受一种有内容的美。”
　　货声，就是北京城的吆喝。翁先生能从吆喝声中感受到北京话的韵味，并且体会出其中的美来，可见他对北京话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