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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外贸易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也是影响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而对于对外贸易能否促进一国产业结构升级、什么样的对外贸易才会促进一国产业结构升级，学术界认识还有很大的分歧。因此，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就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综述，并做出了简要评述，最后指出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和今后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对外贸易;产业结构升级;竞争优势
中图分类号：F260;F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20-0060-03
引言
如今产业结构升级仍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课题。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诸多因素中，对外贸易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发达国家关于贸易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很多，而关于贸易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文献较少，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较高。而我国仍处在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在中美贸易战存在长期化趋势的背景下，外贸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及其模式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梳理我国学者关于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文献，厘清二者的关系，有助于我国制定合理的对外贸易政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我国学者大多以国际分工为起点研究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即沿着国际分工—对外贸易—产业结构的路径来研究。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但对于中国是否应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存在巨大的分歧，一部分学者则主张中国应按竞争优势来参与国际分工。因此，参与国际分工的依据是区分不同学者关于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论述的重要標志。本文研究要点如下：（1）以参与国际分工的依据的差别分类讨论不同学者关于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研究;（2）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
一、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研究
（一）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升级——比较优势促进论
比较优势促进论的核心思想是：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是要提高人均资本劳动比率（K/L），产业发展要立足于本国的要素禀赋，对外贸易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则可实现资本积累，人均资本比率提高，进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周振华（1990）、肖云（1994）是较早研究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学者。他们认为，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是通过比较利益机制实现的。武海峰、刘光彦（2004）认为，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互相促进的关系，但产业结构的变动超前于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动。林毅夫是主张中国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代表。林毅夫（1999，2002，2003，2012）关于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一国按比较优势进行对外贸易则可以促进产业升级;反之则无法实现产业升级。
张军（2013）针对林毅夫的静态比较优势战略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难以用静态比较优势的分析框架来分析和概括二战后成功实现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包括中国）的实践。朱富强（2017）认为，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中关于比较优势如何转换为产业升级的观点有三个方面需要完善：（1）没有明确地将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从而也就没有关注技术进步的机制;（2）忽略了比较优势的多元性，特别是忽略了比较优势与经济规模之间的联系，自然就忽视了大国发展多元化产业结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3）没有考虑大国能承担更大的风险和成本，从而忽略了大国实现跨越式产业升级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笔者认为，林毅夫的比较优势理论至少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其理论与经验主要是针对小国的，大国由于在资源禀赋总量和国内市场规模上与小国有很大的差别，针对小国的比较优势理论不一定适合大国。第二，没有指出一国的产业升级的机制。在林毅夫看来，当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之后，利润动机和竞争的压力下，产业结构会自动实现升级，也就是说市场的力量会促使产业结构自动升级。但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面临在技术、市场、品牌上具有垄断势力的跨国公司等因素的阻碍，产业升级并不顺利。胡伟（1995）的研究指出，政府的产业政策在产业结构升级中可以扮演重要角色，中国所处的历史的环境则要求建立一种国家导向的市场模式，具体到对外贸易，就是对外贸易不能由市场（比较优势）来主导，而要受国家产业政策的指导。在当前中美贸易战可能长期化的趋势背景下，坚持比较优势战略进而实现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愿意显得更加不切实际。
（二）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比较优势抑制论
长期以来，国内有不少学者反对中国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但他们的影响力相对较小。高鸿业（1982）是国内较早反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学者之一。他认为，比较成本学说赖以成立的许多假设条件违反中国当时对外贸易的现实，当假设条件不符合现实的情况下，参加贸易的一方（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受到损害。石中（1995）尖锐地批评比较优势论，认为中国不应把比较优势的逻辑推向极端，并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论证了中国只有实行有选择的赶超战略，才能保证国家的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王丽萍（2000）认为，一国如果局限于静态比较优势的利用就会造成产业的“空心化”。贾根良（2010）完全反对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他认为，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大循环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所在，其内在的逻辑是，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只能从事制造业的低端环节，不能控制工业生产中高质量的规模报酬递增的环节，从而导致国民收入增长缓慢、贫富差距拉大、大学生就业困难、产业结构升级艰难等问题。袁欣（2010）指出，中国的对外贸易没有能够有效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大量“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使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呈现超前发展的虚幻性，它并不与中国的产业结构存在必然的内部联系，即对外贸易结构的“镜像”并不反映产业结构的“原像”。
按比较优势（与自由贸易原则对应）参与对外贸易是实现一国产业升级的最优选择，这一论断缺少历史经验的支持。张夏准（2009）指出，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后起的发达国家是在完全自由贸易（即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的条件下取得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并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历史经验表明，不存在所谓纯粹的比较优势战略，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比较优势战略与赶超战略可以共存，为积累发展所需的资本，一国可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而为了促进一国还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一国可以采用赶超战略。此处，比较优势论者还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真正的自由贸易是不存在的，只要民族国家还存在，国家之间或国家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就不可避免，货物或技术就不可能真正地自由流动。对于中国来说，欧美国家仍然歧视性地维持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如果中国完全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则在产业技术上会受制于人，致使产业升级无望，国家的经济安全乃至军事安全将受到威胁。2018年以来，美国政府罔顾公平竞争原则，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伙同其盟国切断华为、中芯国际等中国企业的供应链，妄图阻碍中国产业升级的步伐。美国政府对自由竞争原则的肆意践踏，严重威胁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是时候该反思完全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的后果了。 二、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竞争优势的视角
一国如果按静态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则很可能会掉入“比较优势陷阱”，只能出口低附加值的产品，以至贸易结构低级化、产业结构升级停滞。因此，必须提出要培育和发挥国内产业的竞争优势。熊贤良（1995）指出，有比較优势的产品不一定有竞争优势，对于象中国这样的大国选择比较优势战略不一定最优，长期来看要按竞争优势来确定中国的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洪银兴（1997）认为，静态的比较优势不一定能转化为国际贸易的竞争优势，需要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实现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李钢等（2009）认为，中国产业竞争优势变化与比较优势的变化高度相关。林毅夫（2002）也认为，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是相容的，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基础。但正如上文熊贤良所指出的，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不一定有竞争优势，特别是在非自由竞争市场中，比较优势不一定能转化为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理论相比，国际竞争优势理论更强调的是贸易的动态利益，产业的升级不能被动受制于当前的比较优势，应通过产业政策的支持，选择潜在的比较优势加以培育，获得竞争优势。
三、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关系实证研究
国内的实证研究大多采用VAR、Grange因果关系检验、结构变动效应分解等计量工具，将产业结构与对外贸易结构进行线性回归。
一些实证检验支持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变动与产业结构变动基本一致的观点。董智勇（2008）、陈建华等（2009）、姜茜等（2010）、赵冲等（2013）利用计量方法检验了我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动关系，他们的研究表明二者的变动基本是一致的，即二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也有部分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对外贸易结构变动与产业结构变动不一致。尹翔硕（1997）指出，中国制成品的生产结构与出口结构不一致。李磊（2000）的研究表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值比重下降，而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比重却明显上升，二者变化不一致。金哲松（2003）的研究指出，我国制成品贸易结构的变化与制成品生产结构的变化方向不一致，二者的偏离十分明显。实证检验结论认为，对外贸易结构变动与产业结构变动严重背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国改革开放早期，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产业结构的重工业化倾向比较严重，但这些重工业缺乏比较优势，其生产的产品几乎无法出口。当对外开放之后，外资主要投向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三来一补”的方式所生产的产品几乎全部出口。这样就形成了我国产业结构重工业化，而外贸结构劳动密集型化的奇特现象。
四、总结与评析
从现有文献来看，关于对外贸易与是否促进了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我产业结构升级，学术界做了大量的研究，但一些研究的前提假设与现实脱节。现有的研究少有重视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问题，没有注意到国家间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别，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论不一定适用于现阶段的中国。今后须注重在不完全竞争、贸易保护主义条件下对外贸易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1] 周振华.产业结构优化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2] 肖云.我国产业结构的演进及对外经济的战略选择[J].贵州社会科学，1994，（5）：15-18.
[3] 武海峰，刘光彦.对外贸易、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互动关系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04，（7）：35-38.
[4] 林毅夫，李周.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J].中国社会科学，1999，（5）：4-20.
[5] 林毅夫.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J].经济学季刊，2002，2（1）：269-300.
[6] 林毅夫.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兼评《以中国外贸战略与贸易政策的评论》[J].国际经济评论，2003，（6）：12-17.
[7]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8] 张军.比较优势说的拓展与局限读林毅夫新著《新结构经济学》[J].经济学（季刊），2013，12（3）：1088-1094.
[9] 朱富强.如何通过比较优势的转换来实现产业升级——评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J].学术月刊，2017，（2）：64，79.
[10] 胡伟.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何在──超越纯经济视点的分析[J].战略与管理，1995，（5）：69-78.
[11] 高鸿业.比较成本学说不应构成我国外贸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J].经济问题探索，1982，（2）：31-33.
[12] 石中.不应把比较优势的逻辑推向极端[J].战略与管理，1995，（3）：11-15.
[13] 王丽萍.试析国际贸易对产业结构成长的影响[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5）：73-76.
[14] 贾根良.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致命弊端[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12）：53-64.
[15] 袁欣.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镜像”与“原像”的背离[J].经济学家，2010，（6）：67-73.
[16] 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7] 熊贤良.比较优势战略与大国的经济发展[J].南开经济研究，1995，（4）：46-51.
[18] 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论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理论的缺陷[J].经济研究，1997，（6）：20-26.
[19] 董智勇.中国近代对外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J].生产力研究，2008，（5）：108-110.
[20] 陈建华，马晓 .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1-5.
[21] 姜茜，李荣林.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关性分析[J].经济问题，2010，（5）：19-23.
[22] 赵冲，刘向丽.FDI流入的产业结构以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J].财经问题研究，2010，（7）：81-88.
[23] 尹翔硕.中国出口制成品结构与制造生产结构差异的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1997，（4）：6-12.
[24] 李磊.中国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00，（5）：59-62.
[25] 金哲松.中国贸易结构与生产结构偏离的原因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3，（3）：38-41.
[责任编辑 柯 黎]
关键词：对外贸易;产业结构升级;竞争优势
中图分类号：F260;F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20-0060-03
引言
如今产业结构升级仍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课题。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诸多因素中，对外贸易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发达国家关于贸易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很多，而关于贸易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文献较少，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较高。而我国仍处在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在中美贸易战存在长期化趋势的背景下，外贸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及其模式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梳理我国学者关于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文献，厘清二者的关系，有助于我国制定合理的对外贸易政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我国学者大多以国际分工为起点研究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即沿着国际分工—对外贸易—产业结构的路径来研究。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但对于中国是否应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存在巨大的分歧，一部分学者则主张中国应按竞争优势来参与国际分工。因此，参与国际分工的依据是区分不同学者关于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论述的重要標志。本文研究要点如下：（1）以参与国际分工的依据的差别分类讨论不同学者关于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研究;（2）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
一、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研究
（一）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升级——比较优势促进论
比较优势促进论的核心思想是：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是要提高人均资本劳动比率（K/L），产业发展要立足于本国的要素禀赋，对外贸易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则可实现资本积累，人均资本比率提高，进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周振华（1990）、肖云（1994）是较早研究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学者。他们认为，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是通过比较利益机制实现的。武海峰、刘光彦（2004）认为，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互相促进的关系，但产业结构的变动超前于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动。林毅夫是主张中国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代表。林毅夫（1999，2002，2003，2012）关于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一国按比较优势进行对外贸易则可以促进产业升级;反之则无法实现产业升级。
张军（2013）针对林毅夫的静态比较优势战略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难以用静态比较优势的分析框架来分析和概括二战后成功实现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包括中国）的实践。朱富强（2017）认为，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中关于比较优势如何转换为产业升级的观点有三个方面需要完善：（1）没有明确地将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从而也就没有关注技术进步的机制;（2）忽略了比较优势的多元性，特别是忽略了比较优势与经济规模之间的联系，自然就忽视了大国发展多元化产业结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3）没有考虑大国能承担更大的风险和成本，从而忽略了大国实现跨越式产业升级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笔者认为，林毅夫的比较优势理论至少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其理论与经验主要是针对小国的，大国由于在资源禀赋总量和国内市场规模上与小国有很大的差别，针对小国的比较优势理论不一定适合大国。第二，没有指出一国的产业升级的机制。在林毅夫看来，当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之后，利润动机和竞争的压力下，产业结构会自动实现升级，也就是说市场的力量会促使产业结构自动升级。但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面临在技术、市场、品牌上具有垄断势力的跨国公司等因素的阻碍，产业升级并不顺利。胡伟（1995）的研究指出，政府的产业政策在产业结构升级中可以扮演重要角色，中国所处的历史的环境则要求建立一种国家导向的市场模式，具体到对外贸易，就是对外贸易不能由市场（比较优势）来主导，而要受国家产业政策的指导。在当前中美贸易战可能长期化的趋势背景下，坚持比较优势战略进而实现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愿意显得更加不切实际。
（二）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比较优势抑制论
长期以来，国内有不少学者反对中国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但他们的影响力相对较小。高鸿业（1982）是国内较早反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学者之一。他认为，比较成本学说赖以成立的许多假设条件违反中国当时对外贸易的现实，当假设条件不符合现实的情况下，参加贸易的一方（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受到损害。石中（1995）尖锐地批评比较优势论，认为中国不应把比较优势的逻辑推向极端，并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论证了中国只有实行有选择的赶超战略，才能保证国家的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王丽萍（2000）认为，一国如果局限于静态比较优势的利用就会造成产业的“空心化”。贾根良（2010）完全反对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他认为，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大循环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所在，其内在的逻辑是，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只能从事制造业的低端环节，不能控制工业生产中高质量的规模报酬递增的环节，从而导致国民收入增长缓慢、贫富差距拉大、大学生就业困难、产业结构升级艰难等问题。袁欣（2010）指出，中国的对外贸易没有能够有效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大量“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使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呈现超前发展的虚幻性，它并不与中国的产业结构存在必然的内部联系，即对外贸易结构的“镜像”并不反映产业结构的“原像”。
按比较优势（与自由贸易原则对应）参与对外贸易是实现一国产业升级的最优选择，这一论断缺少历史经验的支持。张夏准（2009）指出，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后起的发达国家是在完全自由贸易（即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的条件下取得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并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历史经验表明，不存在所谓纯粹的比较优势战略，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比较优势战略与赶超战略可以共存，为积累发展所需的资本，一国可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而为了促进一国还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一国可以采用赶超战略。此处，比较优势论者还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真正的自由贸易是不存在的，只要民族国家还存在，国家之间或国家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就不可避免，货物或技术就不可能真正地自由流动。对于中国来说，欧美国家仍然歧视性地维持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如果中国完全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则在产业技术上会受制于人，致使产业升级无望，国家的经济安全乃至军事安全将受到威胁。2018年以来，美国政府罔顾公平竞争原则，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伙同其盟国切断华为、中芯国际等中国企业的供应链，妄图阻碍中国产业升级的步伐。美国政府对自由竞争原则的肆意践踏，严重威胁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是时候该反思完全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的后果了。 二、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竞争优势的视角
一国如果按静态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则很可能会掉入“比较优势陷阱”，只能出口低附加值的产品，以至贸易结构低级化、产业结构升级停滞。因此，必须提出要培育和发挥国内产业的竞争优势。熊贤良（1995）指出，有比較优势的产品不一定有竞争优势，对于象中国这样的大国选择比较优势战略不一定最优，长期来看要按竞争优势来确定中国的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洪银兴（1997）认为，静态的比较优势不一定能转化为国际贸易的竞争优势，需要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实现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李钢等（2009）认为，中国产业竞争优势变化与比较优势的变化高度相关。林毅夫（2002）也认为，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是相容的，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基础。但正如上文熊贤良所指出的，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不一定有竞争优势，特别是在非自由竞争市场中，比较优势不一定能转化为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理论相比，国际竞争优势理论更强调的是贸易的动态利益，产业的升级不能被动受制于当前的比较优势，应通过产业政策的支持，选择潜在的比较优势加以培育，获得竞争优势。
三、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关系实证研究
国内的实证研究大多采用VAR、Grange因果关系检验、结构变动效应分解等计量工具，将产业结构与对外贸易结构进行线性回归。
一些实证检验支持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变动与产业结构变动基本一致的观点。董智勇（2008）、陈建华等（2009）、姜茜等（2010）、赵冲等（2013）利用计量方法检验了我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动关系，他们的研究表明二者的变动基本是一致的，即二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也有部分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对外贸易结构变动与产业结构变动不一致。尹翔硕（1997）指出，中国制成品的生产结构与出口结构不一致。李磊（2000）的研究表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值比重下降，而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比重却明显上升，二者变化不一致。金哲松（2003）的研究指出，我国制成品贸易结构的变化与制成品生产结构的变化方向不一致，二者的偏离十分明显。实证检验结论认为，对外贸易结构变动与产业结构变动严重背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国改革开放早期，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产业结构的重工业化倾向比较严重，但这些重工业缺乏比较优势，其生产的产品几乎无法出口。当对外开放之后，外资主要投向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三来一补”的方式所生产的产品几乎全部出口。这样就形成了我国产业结构重工业化，而外贸结构劳动密集型化的奇特现象。
四、总结与评析
从现有文献来看，关于对外贸易与是否促进了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我产业结构升级，学术界做了大量的研究，但一些研究的前提假设与现实脱节。现有的研究少有重视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问题，没有注意到国家间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别，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论不一定适用于现阶段的中国。今后须注重在不完全竞争、贸易保护主义条件下对外贸易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1] 周振华.产业结构优化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2] 肖云.我国产业结构的演进及对外经济的战略选择[J].贵州社会科学，1994，（5）：15-18.
[3] 武海峰，刘光彦.对外贸易、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互动关系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04，（7）：35-38.
[4] 林毅夫，李周.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J].中国社会科学，1999，（5）：4-20.
[5] 林毅夫.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J].经济学季刊，2002，2（1）：269-300.
[6] 林毅夫.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兼评《以中国外贸战略与贸易政策的评论》[J].国际经济评论，2003，（6）：12-17.
[7]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8] 张军.比较优势说的拓展与局限读林毅夫新著《新结构经济学》[J].经济学（季刊），2013，12（3）：1088-1094.
[9] 朱富强.如何通过比较优势的转换来实现产业升级——评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J].学术月刊，2017，（2）：64，79.
[10] 胡伟.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何在──超越纯经济视点的分析[J].战略与管理，1995，（5）：69-78.
[11] 高鸿业.比较成本学说不应构成我国外贸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J].经济问题探索，1982，（2）：31-33.
[12] 石中.不应把比较优势的逻辑推向极端[J].战略与管理，1995，（3）：11-15.
[13] 王丽萍.试析国际贸易对产业结构成长的影响[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5）：73-76.
[14] 贾根良.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致命弊端[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12）：53-64.
[15] 袁欣.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镜像”与“原像”的背离[J].经济学家，2010，（6）：67-73.
[16] 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7] 熊贤良.比较优势战略与大国的经济发展[J].南开经济研究，1995，（4）：46-51.
[18] 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论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理论的缺陷[J].经济研究，1997，（6）：20-26.
[19] 董智勇.中国近代对外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J].生产力研究，2008，（5）：108-110.
[20] 陈建华，马晓 .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1-5.
[21] 姜茜，李荣林.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关性分析[J].经济问题，2010，（5）：19-23.
[22] 赵冲，刘向丽.FDI流入的产业结构以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J].财经问题研究，2010，（7）：81-88.
[23] 尹翔硕.中国出口制成品结构与制造生产结构差异的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1997，（4）：6-12.
[24] 李磊.中国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00，（5）：59-62.
[25] 金哲松.中国贸易结构与生产结构偏离的原因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3，（3）：38-41.
[责任编辑 柯 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