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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生是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其良好社会心态的培育，不仅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新时代社会发展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社会心态”既是一种心理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高职生的社会心态，作为一种群体的心境状态，是社会心理倾向与社会价值观念的综合表现，是心理与道德的有机结合。当前社会心态培育过程中存在“学科分立”“德心分离”的问题，应当以“德心融合”的理念建构高职生社会心态培育模式，使“心理疏导”与“道德教育”相互协调，“思想育人”与“心理育人”有机结合，“心理发展”与“道德发展”共同提升，以此促进高职生形成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关键词 德心融合;高职生;社会心态;心理疏导;培育模式
高职生作为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良好的社会心态是其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培育高职生良好社会心态，是高等职业院校贯彻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育人”举措的一项核心工作，也是幸福中国与平安中国建设的基础内容之一。以往学校教育领域对学生群体社会心态培育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学科取向和培养思路：一是从心理教育学科取向出发，强调社会心态培育的“心理性”特质，关注高职生心理障碍、心理适应与心理发展的改善与促进，注重运用心理疏导和心理建构对社会心态的心理机能予以调适，依据科学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以“价值中立”为原则;二是从道德教育学科取向出发，强调社会心态培育的“教育性”特质，将社会心态培育看作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注重对社会心态的心理内容予以传递与引导，依据教育学的理论与方法，以“价值引导”为原则。两种不同的培养思路必然帶来两种不同的实践模式，前者极易导致出现以“心理”取代“教育”的倾向，而后者则又会导致出现以“教育”取代“心理”的倾向，由此使得社会心态培育过程中出现“德心分离”的现象。而以“德心融合”为目标建构高职生社会心态培育的新模式，则有助于弥合两种不同学科取向间的鸿沟、整合两种不同培养思路间的界限，将“心理机能”与“心理内容”融为一体，使高职生社会心态培育达到心理机能与心理内容的有机结合。
一、高职生社会心态培育的现实背景
（一）新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如何客观把握“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如何引领人们的精神需要，如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则需要对社会心态予以现实认识和有效引导。在此基础上，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1]，将良好社会心态看作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看作是实现和谐社会、健康中国的前提和基础。这充分体现了党对新时代社会心态问题的敏锐把握，以及对社会心态问题的高度自觉，也为党的建设和社会治理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
（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2月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强调指出：“要坚持不懈促进高校和谐稳定，培育理性平和的健康心态，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把高校建设成为安定团结的模范之地。”[2] 由此不难看出，加强高职生良好社会心态的培育，不仅是落实党和国家新时代社会发展战略的客观需要，也是高等职业学校培养目标的现实要求，对国家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当前，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优质人才培养的重要形式，随着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渐次展开，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的快速转型，优质人才的培养标准也将不断展现出新特点、出现新变化，高等职业教育不仅要培养具备较强职业知识与职业专长的高技能型人才，还要培养具备较高专业理念与人文素养的高素质人才，即不仅需要培养精于一技的工程师或是能够胜任某种职业生产的高级技师，更应当培养出身心健康、心灵充盈、能够拥有幸福人生的大写的人，在“成人”的基础上“成才”。
（三）高职生自身发展的需要
高职生正处于青年期这一发展阶段，正是个体人格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虽然此时高职生心理发展逐渐趋于稳定，但自我意识发展尚不十分成熟，会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心理矛盾性的特征，特别是理想我和现实我、主观我和客观我之间的矛盾。这一心理特点使得高职生的自我体验时而表现出强烈性、波动性，只有加强心理疏导和心理维护，才能保障高职生身心的顺利成长。高职生也是心理问题的易发群体，作为即将走向社会的一员，他们也在不断关注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经历着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一些消极的社会情绪和不良社会价值观也在冲击着他们的心态，由于难以处理好人与自己、人与他人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会直接导致出现较多的适应性心理问题。因此，培育大学生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已成为促进高职生心理健康与人格健全的重要标志。
二、高职生社会心态的内涵与特点
（一）社会心态与高职生社会心态的内涵
国内关于社会心态的研究，最早见于文献的是左方的文章“收入差距和社会心态”[3]，作者从中国经济改革所带来的收入差距分析社会心态问题，开启了社会心态研究的先河，但并未对社会心态这一概念予以明确。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4]，社会心态的探索才开始走进理论与实践研究者的视野，开始对“社会心态”这一带有我国本土化特征的概念进行学理分析。目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所谓“社会心态”，一般指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总和[5]，明确将社会心态界定为弥散在社会群体中的一种宏观心境状态，是社会情绪、社会认知与社会价值取向的融合，其中，社会情绪、社会认知构成了社会心态的心理机能要素，社会价值观念则构成了社会心态的心理内容要素，而良好的社会心态则是二者的结合，是心理与道德的有机统一。这也意味着社会心态既是一种心理现象，是社会情绪、社会认知所形成的心理倾向的表现;同时，社会心态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是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良好社会价值观念的反映。 从社会心态的界定来看高职生社会心态的内涵，可以将高职生的社会心态看作是一种群体表现出的心境状态，是社会心理倾向与社会价值观念的综合表现，是心理与道德的有机结合。从社会心理倾向的角度来看，社会心态是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等共同构成的一种稳定的心理倾向，这种稳定的心理倾向一旦形成，就会以个体人格特征或群体心理氛围的形式，对高职生个人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作用。作为一种人格特征，它会影响高职生个体对价值观念的选择、接受与践行;作为一种心理氛围，它会影响高职生群体表现出共同的社会情绪与群体行为。从社会价值观念的角度来看，“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是高职生良好社会心态的心理内容，其中，引导高职生形成自尊自信的社会心态，有助于其全面客观地认识自己，弥合理想我与现实我的落差，使其能够正视自己，恰如其分地评价自己，处理好人与自己的关系;引导高职生形成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有助于其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在人际交往中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情感，具有客观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避免出现人际冷漠和人际纷争，处理好人与他人的关系;引导高职生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有助于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受紧张不安等社会焦虑情绪的影响，避免出现功利化、自我中心等不良价值取向，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处理好人与社会的关系。
（二）高职生社会心态的发展特点
高职生社会心态是观察高职生心理倾向与价值观念的窗口，是大多数高职生持有的一种普遍性、一致性的心理状态，关于高职生社会心态发展特点的分析，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社会价值观念的探讨上。综合来看，认为当前高职生社会心态总体呈积极、健康向上的趋势，但受社会上一些消极观念的影响，也会呈现出一些矛盾的表现，具体体现为：“有爱国之心，但政治参与热情极端化;能开放包容，但理想信念虚无或功利;能明辨是非，但道德知行脱节;樂于积极进取，但容易浮躁受挫。”[6]“高职生在政治方面，对我国政治总体评价较高，但是政治参与热情不高;在文化方面，比较崇尚实用文化和流行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喜爱程度不及实用文化和流行文化;在道德方面，高职生对当前社会公共道德、传统美德的评价较高，但是对高职生诚信现状评价较低，并且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存在不一致。”[7]由此可见，虽然高职生社会心态整体呈积极向上的发展态势，但同样存在着一些薄弱或有待改善的地方，所以，高职生良好社会心态的培育势在必行、不容忽视。
三、高职生社会心态培育的现实问题
培育高职生的社会心态，既需要将其放到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在具体考察社会心态与社会发展互动的过程中，更全面地理解高职生社会心态的变化特点;也需要把握住高职生社会心态的发展特点，具体了解其社会心态存在的现实问题及产生的原因等。同时，也要考虑到高职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群体， 他们既有普通高校大学生的心理发展特征，也有着自身特殊的心理发展特点。这就需要针对高职生心理特点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 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措施对其社会心态进行引导和培育。
（一）学科分立：两种研究视域难以整合
目前，在社会心态培育的研究中，同样存在两种不同的分析视角：一是从心理教育的视角探讨社会心态的培育，主要聚焦于社会心态形成的心理机制。如杨宜音认为，可以从个体与社会相互建构的视角，去探讨和建构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提出了“个体与社会互构形成社会心态的向上模型、向下模型和互动模型”[8];王俊秀则认为，可以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大层面，分别建立起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强调“社会表征和社会情绪在宏观层面对社会心态形成的作用”[9]。二是从道德教育的视角探讨社会心态的培育，主要聚焦于社会心态的培养路径，分析通过何种途径培养起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如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健康的社会心态不是自发产生的，需要从外部入手进行必要的教育训练和心理疏导，充分发挥国家、社会、社区以及个体的力量，形成教育上的合力[10][11][12]。研究者也对良好社会心态的内容进行了剖析，提出从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诠释良好社会心态，认为自尊自信是个人层面上的社会心态，提出要加强自身修养，正确认识自己、尊重自己，树立信心，奋发有为;理性平和是社会层面上的社会心态，提出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平和待人、理性处事、共同进步;积极向上是国家层面上的社会心态，要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指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3]。
从上述已有研究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社会心态培育的研究领域，存在两种不同的学科研究视域：一是心理教育的学科视域，主要聚焦于社会心态形成的心理机制，也可称之为“心理生成机制”;二是道德教育的学科视域，主要聚焦于社会心态的培养路径，也可称之为“价值引导机制”。前者是在微观层面、心理视角上对社会心态内在生成过程的考察，后者是在宏观层面、道德视角上对社会心态外在培育过程的分析。虽然两大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对开展高职生社会心态的培育提供了前期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心态培育应当是内在心理生成机制及外在价值引导机制的统一，外在价值引导过程应当建立在内在生成机制的基础上。如果忽略两者之间的联系，缺乏对两者之间的整合，则容易出现：强调价值引导过程时忽视其价值生成过程，或分析其内在生成过程时忽视其外在道德引领作用，因此，对社会心态内在生成机制与外在引导机制的相互联系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二）德心分离：两种实践模式难以协同
学科分立所形成的两种研究视域的隔离，必然也会反映在社会心态培育的实践之中，其直接的表现就是“德心分离”。如果仅从心理教育实践出发，社会心态培育则会单纯指向高职生心理机能的完善;如果仅从道德教育实践出发，社会心态培育则会停留于培养路径的优化，难以反映出社会心态是心理倾向与社会价值观念的综合，需要进一步厘清心理倾向与社会价值观念间的关系，换言之，即在社会心态培育的实践中，需要从心理与道德融合的视角，探寻社会心态如何培育的问题。然而，高职生社会心态培育的实践研究尚未成型，即使是对大学生群体社会心态培育的实践研究，也处于宏观层面的泛泛而谈，鲜见较为深入的探索。有的研究者提出，健康社会心态的培育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一是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和提炼，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二是积极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强化健康社会心态培育的效果;三是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发挥社区在国民健康社会心态培育中的重要作用;四是加强自我教育，为健康社会心态的培育提供内生动力。”[14]还有研究者提出，大学生良好社会心态培育路径必须从三个层面入手，即国家战略部署的宏观层面、高校系统协助的中观层面和个体自我提升的微观层面[15][16]。有的研究者则认为，可以“从提高培育主体的认知水平、深化培育客体的理解程度、增强培育内容的感染力、发挥舆论环境的正向引导作用等四个方面探讨和构建大学生积极社会心态培育的系统性、深层次和全方位的路径”[17]。由此可见，在已有社会心态培养的实践中，基本还是从育德的角度探讨社会心态的培育途径，将社会心态的培育看作是外在价值引导的过程，忽略了社会心态也是大学生群体的一种心理现象。 当然，如果从社会发展的层面加以认识，可以将社会心态培育看作是价值引导的过程，是一个“育德”的过程;而从个体发展的层面加以认识，社会心态培育也可以看作是价值生成的过程，是一个“育心”的过程。即完整的社会心态培养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育心”和“育德”相统一的过程。这与教育部党组印发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中的要求是相吻合的。为大力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该文件中具体要求：“坚持育心与育德相结合，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促进师生心理健康素质与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协调发展”[18]，这也成为培养高职生良好社会心态的重要指导原则，这也意味着社会心态的培养需要将“育心”与“育德”结合起来、将心理疏导与价值引领协调起来，其核心是“心理育人”与“思想育人”的结合，其重点是解决“德心融合”视域下的社会心态培养问题。
四、德心融合视域下高职生社会心态的培育
所谓“德心融合”，即是将道德教育与心理教育相融合，建立起高职生社会心态的培育模式，以道德教育引领高职生社会心态的发展方向，以心理教育保障高职生社会心态的心理品质，将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不仅能够内化为高职生自身的内在心理倾向，也能够外化为高职生良好的道德行为和群体心境状态。
（一）高职生社会心态内在生成过程分析
社会心态的生成过程，从外在的教育过程上看，是高职生对“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等社会价值观念的传递和表现的过程，但从内在的生成过程上看，则是个体大脑内部心理机能的建构过程。
心理机能的建构是在大脑内完成的，外显的只有输入与输出反应两端，输入是作用于高职生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具体内容，而反应则是由感觉输入及其后继的各种转换而引发的高职生的价值行为表现。但刺激与反应之间，存在着“认知”“情感”等基本心理机能。加涅将心理机能的构建过程看作是一个内在的认知加工的过程，在这一认知加工模式中，要顺利地进行社会价值观念的内化与外化，除了要具有感知、记忆、思维等认知加工过程之外，高职生还会伴随着不同的情绪情感，喜欢的、愉快的感受会促进社会价值观念的接受，不愉快的感受会排斥社会价值观念的接受，情绪情感通过具体化为内心感受来调节认知活动，这就是情绪情感对认知加工过程的调控作用。
在高职生社会心态生成过程中，始终贯穿着认知的变化，对社会价值观念的接受是内化为主体认知结构的过程，价值行为的表现是主体认知结构外化的结果，情感则对认知过程起调节、控制作用。换言之，社会价值观念掌握的过程，也包含着高职生大脑内部的心理建构过程，加涅将其划分为彼此相连的八个阶段：动机阶段、了解阶段、获得阶段、保持阶段、回忆阶段、概括阶段、操作阶段和反馈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情感要素的作用过程，第二到第六个阶段是认知要素作用的过程，后两个阶段则是行为要素作用的过程。因此，与社会价值观念接受過程相并行的是心理过程，伴随着社会价值观念的获得，高职生的心理机能也在不断发展与变化，或是心理机能得以丰富，或是心理机能得以改造或调整。
（二）高职生社会心态外在培养过程分析
从“德心融合”的视角建构高职生社会心态的培养模式，可以从两大方面入手：一是以“德心融合”的理念分析高职生社会心态的生成机制，可以将社会心态培育看作是教育者与高职生、外部教育影响与内部心理建构相互作用的过程，是教育者施行的价值引导与高职生的价值生成相辅相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离不开教育者与高职生之间的道德—心理互动，因为教育者施加的外在教育影响，只有在高职生积极接受的状态下，才能传递到其认知结构中，才能真正内化为高职生的道德品质，只有教育者的组织、引导与高职生的认识、体验相统一，才能内化为高职生的社会价值观念，才能通过价值行为表现出来，才能促进良好社会心态的形成。二是以“德心融合”的理念看待高职生社会心态的培养过程，可以将社会心态培育看作是一个外部影响的生态系统，在这一生态系统的整体运行中，可以具体划分为大系统（社会环境系统）、中系统（组织保障系统）和小系统（个体调控系统）三部分，通过三大系统的协调互动，才能全方位、整体化推进高职生良好社会心态的培育。
以“德心融合”的理念与方法建构高职生社会心态培育模式，意味着将良好社会心态培育看作是促进高职生“求真”与“求善”，“心理发展”与“道德发展”共同提升的过程。道德与心理之间是相互包含、互融互通的深层融合关系，将这种关系运用到社会心态培育中，则使社会心态培育的目标不仅体现在人的事实存在上，同时还体现在价值存在上，而社会心态培育的过程则是一个价值互动的过程，是价值尊重、价值澄清与价值引导协调整合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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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习近平.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2-11-18（1）.
[5][8][14]杨宜音.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J].社会学研究，2006（4）：117-131.
[6]张梓英.高职学生社会心态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J].继续教育研究，2014（10）：83-85.
[7]段玮玮.“90后”高职生积极社会心态的培育——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视角[J].辽宁高职学报，2016（12）：93-95.
[9]王俊秀.社会心态的结构和指标体系[J].社会科学战线，2013（2）：16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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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彭陈，李宝艳.新时代大学生社会心态具体表现及培育路径研究[J].现代教育科学，2018（3）：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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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冯俊刚.培育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N].内蒙古日报，2018-11-26（2）.
[18]中共教育部党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Z].教党[2017]62号，2017-12-06.
关键词 德心融合;高职生;社会心态;心理疏导;培育模式
高职生作为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良好的社会心态是其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培育高职生良好社会心态，是高等职业院校贯彻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育人”举措的一项核心工作，也是幸福中国与平安中国建设的基础内容之一。以往学校教育领域对学生群体社会心态培育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学科取向和培养思路：一是从心理教育学科取向出发，强调社会心态培育的“心理性”特质，关注高职生心理障碍、心理适应与心理发展的改善与促进，注重运用心理疏导和心理建构对社会心态的心理机能予以调适，依据科学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以“价值中立”为原则;二是从道德教育学科取向出发，强调社会心态培育的“教育性”特质，将社会心态培育看作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注重对社会心态的心理内容予以传递与引导，依据教育学的理论与方法，以“价值引导”为原则。两种不同的培养思路必然帶来两种不同的实践模式，前者极易导致出现以“心理”取代“教育”的倾向，而后者则又会导致出现以“教育”取代“心理”的倾向，由此使得社会心态培育过程中出现“德心分离”的现象。而以“德心融合”为目标建构高职生社会心态培育的新模式，则有助于弥合两种不同学科取向间的鸿沟、整合两种不同培养思路间的界限，将“心理机能”与“心理内容”融为一体，使高职生社会心态培育达到心理机能与心理内容的有机结合。
一、高职生社会心态培育的现实背景
（一）新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如何客观把握“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如何引领人们的精神需要，如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则需要对社会心态予以现实认识和有效引导。在此基础上，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1]，将良好社会心态看作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看作是实现和谐社会、健康中国的前提和基础。这充分体现了党对新时代社会心态问题的敏锐把握，以及对社会心态问题的高度自觉，也为党的建设和社会治理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
（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2月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强调指出：“要坚持不懈促进高校和谐稳定，培育理性平和的健康心态，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把高校建设成为安定团结的模范之地。”[2] 由此不难看出，加强高职生良好社会心态的培育，不仅是落实党和国家新时代社会发展战略的客观需要，也是高等职业学校培养目标的现实要求，对国家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当前，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优质人才培养的重要形式，随着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渐次展开，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的快速转型，优质人才的培养标准也将不断展现出新特点、出现新变化，高等职业教育不仅要培养具备较强职业知识与职业专长的高技能型人才，还要培养具备较高专业理念与人文素养的高素质人才，即不仅需要培养精于一技的工程师或是能够胜任某种职业生产的高级技师，更应当培养出身心健康、心灵充盈、能够拥有幸福人生的大写的人，在“成人”的基础上“成才”。
（三）高职生自身发展的需要
高职生正处于青年期这一发展阶段，正是个体人格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虽然此时高职生心理发展逐渐趋于稳定，但自我意识发展尚不十分成熟，会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心理矛盾性的特征，特别是理想我和现实我、主观我和客观我之间的矛盾。这一心理特点使得高职生的自我体验时而表现出强烈性、波动性，只有加强心理疏导和心理维护，才能保障高职生身心的顺利成长。高职生也是心理问题的易发群体，作为即将走向社会的一员，他们也在不断关注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经历着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一些消极的社会情绪和不良社会价值观也在冲击着他们的心态，由于难以处理好人与自己、人与他人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会直接导致出现较多的适应性心理问题。因此，培育大学生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已成为促进高职生心理健康与人格健全的重要标志。
二、高职生社会心态的内涵与特点
（一）社会心态与高职生社会心态的内涵
国内关于社会心态的研究，最早见于文献的是左方的文章“收入差距和社会心态”[3]，作者从中国经济改革所带来的收入差距分析社会心态问题，开启了社会心态研究的先河，但并未对社会心态这一概念予以明确。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4]，社会心态的探索才开始走进理论与实践研究者的视野，开始对“社会心态”这一带有我国本土化特征的概念进行学理分析。目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所谓“社会心态”，一般指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总和[5]，明确将社会心态界定为弥散在社会群体中的一种宏观心境状态，是社会情绪、社会认知与社会价值取向的融合，其中，社会情绪、社会认知构成了社会心态的心理机能要素，社会价值观念则构成了社会心态的心理内容要素，而良好的社会心态则是二者的结合，是心理与道德的有机统一。这也意味着社会心态既是一种心理现象，是社会情绪、社会认知所形成的心理倾向的表现;同时，社会心态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是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良好社会价值观念的反映。 从社会心态的界定来看高职生社会心态的内涵，可以将高职生的社会心态看作是一种群体表现出的心境状态，是社会心理倾向与社会价值观念的综合表现，是心理与道德的有机结合。从社会心理倾向的角度来看，社会心态是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等共同构成的一种稳定的心理倾向，这种稳定的心理倾向一旦形成，就会以个体人格特征或群体心理氛围的形式，对高职生个人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作用。作为一种人格特征，它会影响高职生个体对价值观念的选择、接受与践行;作为一种心理氛围，它会影响高职生群体表现出共同的社会情绪与群体行为。从社会价值观念的角度来看，“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是高职生良好社会心态的心理内容，其中，引导高职生形成自尊自信的社会心态，有助于其全面客观地认识自己，弥合理想我与现实我的落差，使其能够正视自己，恰如其分地评价自己，处理好人与自己的关系;引导高职生形成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有助于其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在人际交往中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情感，具有客观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避免出现人际冷漠和人际纷争，处理好人与他人的关系;引导高职生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有助于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受紧张不安等社会焦虑情绪的影响，避免出现功利化、自我中心等不良价值取向，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处理好人与社会的关系。
（二）高职生社会心态的发展特点
高职生社会心态是观察高职生心理倾向与价值观念的窗口，是大多数高职生持有的一种普遍性、一致性的心理状态，关于高职生社会心态发展特点的分析，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社会价值观念的探讨上。综合来看，认为当前高职生社会心态总体呈积极、健康向上的趋势，但受社会上一些消极观念的影响，也会呈现出一些矛盾的表现，具体体现为：“有爱国之心，但政治参与热情极端化;能开放包容，但理想信念虚无或功利;能明辨是非，但道德知行脱节;樂于积极进取，但容易浮躁受挫。”[6]“高职生在政治方面，对我国政治总体评价较高，但是政治参与热情不高;在文化方面，比较崇尚实用文化和流行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喜爱程度不及实用文化和流行文化;在道德方面，高职生对当前社会公共道德、传统美德的评价较高，但是对高职生诚信现状评价较低，并且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存在不一致。”[7]由此可见，虽然高职生社会心态整体呈积极向上的发展态势，但同样存在着一些薄弱或有待改善的地方，所以，高职生良好社会心态的培育势在必行、不容忽视。
三、高职生社会心态培育的现实问题
培育高职生的社会心态，既需要将其放到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在具体考察社会心态与社会发展互动的过程中，更全面地理解高职生社会心态的变化特点;也需要把握住高职生社会心态的发展特点，具体了解其社会心态存在的现实问题及产生的原因等。同时，也要考虑到高职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群体， 他们既有普通高校大学生的心理发展特征，也有着自身特殊的心理发展特点。这就需要针对高职生心理特点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 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措施对其社会心态进行引导和培育。
（一）学科分立：两种研究视域难以整合
目前，在社会心态培育的研究中，同样存在两种不同的分析视角：一是从心理教育的视角探讨社会心态的培育，主要聚焦于社会心态形成的心理机制。如杨宜音认为，可以从个体与社会相互建构的视角，去探讨和建构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提出了“个体与社会互构形成社会心态的向上模型、向下模型和互动模型”[8];王俊秀则认为，可以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大层面，分别建立起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强调“社会表征和社会情绪在宏观层面对社会心态形成的作用”[9]。二是从道德教育的视角探讨社会心态的培育，主要聚焦于社会心态的培养路径，分析通过何种途径培养起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如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健康的社会心态不是自发产生的，需要从外部入手进行必要的教育训练和心理疏导，充分发挥国家、社会、社区以及个体的力量，形成教育上的合力[10][11][12]。研究者也对良好社会心态的内容进行了剖析，提出从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诠释良好社会心态，认为自尊自信是个人层面上的社会心态，提出要加强自身修养，正确认识自己、尊重自己，树立信心，奋发有为;理性平和是社会层面上的社会心态，提出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平和待人、理性处事、共同进步;积极向上是国家层面上的社会心态，要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指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3]。
从上述已有研究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社会心态培育的研究领域，存在两种不同的学科研究视域：一是心理教育的学科视域，主要聚焦于社会心态形成的心理机制，也可称之为“心理生成机制”;二是道德教育的学科视域，主要聚焦于社会心态的培养路径，也可称之为“价值引导机制”。前者是在微观层面、心理视角上对社会心态内在生成过程的考察，后者是在宏观层面、道德视角上对社会心态外在培育过程的分析。虽然两大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对开展高职生社会心态的培育提供了前期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心态培育应当是内在心理生成机制及外在价值引导机制的统一，外在价值引导过程应当建立在内在生成机制的基础上。如果忽略两者之间的联系，缺乏对两者之间的整合，则容易出现：强调价值引导过程时忽视其价值生成过程，或分析其内在生成过程时忽视其外在道德引领作用，因此，对社会心态内在生成机制与外在引导机制的相互联系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二）德心分离：两种实践模式难以协同
学科分立所形成的两种研究视域的隔离，必然也会反映在社会心态培育的实践之中，其直接的表现就是“德心分离”。如果仅从心理教育实践出发，社会心态培育则会单纯指向高职生心理机能的完善;如果仅从道德教育实践出发，社会心态培育则会停留于培养路径的优化，难以反映出社会心态是心理倾向与社会价值观念的综合，需要进一步厘清心理倾向与社会价值观念间的关系，换言之，即在社会心态培育的实践中，需要从心理与道德融合的视角，探寻社会心态如何培育的问题。然而，高职生社会心态培育的实践研究尚未成型，即使是对大学生群体社会心态培育的实践研究，也处于宏观层面的泛泛而谈，鲜见较为深入的探索。有的研究者提出，健康社会心态的培育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一是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和提炼，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二是积极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强化健康社会心态培育的效果;三是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发挥社区在国民健康社会心态培育中的重要作用;四是加强自我教育，为健康社会心态的培育提供内生动力。”[14]还有研究者提出，大学生良好社会心态培育路径必须从三个层面入手，即国家战略部署的宏观层面、高校系统协助的中观层面和个体自我提升的微观层面[15][16]。有的研究者则认为，可以“从提高培育主体的认知水平、深化培育客体的理解程度、增强培育内容的感染力、发挥舆论环境的正向引导作用等四个方面探讨和构建大学生积极社会心态培育的系统性、深层次和全方位的路径”[17]。由此可见，在已有社会心态培养的实践中，基本还是从育德的角度探讨社会心态的培育途径，将社会心态的培育看作是外在价值引导的过程，忽略了社会心态也是大学生群体的一种心理现象。 当然，如果从社会发展的层面加以认识，可以将社会心态培育看作是价值引导的过程，是一个“育德”的过程;而从个体发展的层面加以认识，社会心态培育也可以看作是价值生成的过程，是一个“育心”的过程。即完整的社会心态培养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育心”和“育德”相统一的过程。这与教育部党组印发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中的要求是相吻合的。为大力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该文件中具体要求：“坚持育心与育德相结合，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促进师生心理健康素质与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协调发展”[18]，这也成为培养高职生良好社会心态的重要指导原则，这也意味着社会心态的培养需要将“育心”与“育德”结合起来、将心理疏导与价值引领协调起来，其核心是“心理育人”与“思想育人”的结合，其重点是解决“德心融合”视域下的社会心态培养问题。
四、德心融合视域下高职生社会心态的培育
所谓“德心融合”，即是将道德教育与心理教育相融合，建立起高职生社会心态的培育模式，以道德教育引领高职生社会心态的发展方向，以心理教育保障高职生社会心态的心理品质，将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不仅能够内化为高职生自身的内在心理倾向，也能够外化为高职生良好的道德行为和群体心境状态。
（一）高职生社会心态内在生成过程分析
社会心态的生成过程，从外在的教育过程上看，是高职生对“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等社会价值观念的传递和表现的过程，但从内在的生成过程上看，则是个体大脑内部心理机能的建构过程。
心理机能的建构是在大脑内完成的，外显的只有输入与输出反应两端，输入是作用于高职生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具体内容，而反应则是由感觉输入及其后继的各种转换而引发的高职生的价值行为表现。但刺激与反应之间，存在着“认知”“情感”等基本心理机能。加涅将心理机能的构建过程看作是一个内在的认知加工的过程，在这一认知加工模式中，要顺利地进行社会价值观念的内化与外化，除了要具有感知、记忆、思维等认知加工过程之外，高职生还会伴随着不同的情绪情感，喜欢的、愉快的感受会促进社会价值观念的接受，不愉快的感受会排斥社会价值观念的接受，情绪情感通过具体化为内心感受来调节认知活动，这就是情绪情感对认知加工过程的调控作用。
在高职生社会心态生成过程中，始终贯穿着认知的变化，对社会价值观念的接受是内化为主体认知结构的过程，价值行为的表现是主体认知结构外化的结果，情感则对认知过程起调节、控制作用。换言之，社会价值观念掌握的过程，也包含着高职生大脑内部的心理建构过程，加涅将其划分为彼此相连的八个阶段：动机阶段、了解阶段、获得阶段、保持阶段、回忆阶段、概括阶段、操作阶段和反馈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情感要素的作用过程，第二到第六个阶段是认知要素作用的过程，后两个阶段则是行为要素作用的过程。因此，与社会价值观念接受過程相并行的是心理过程，伴随着社会价值观念的获得，高职生的心理机能也在不断发展与变化，或是心理机能得以丰富，或是心理机能得以改造或调整。
（二）高职生社会心态外在培养过程分析
从“德心融合”的视角建构高职生社会心态的培养模式，可以从两大方面入手：一是以“德心融合”的理念分析高职生社会心态的生成机制，可以将社会心态培育看作是教育者与高职生、外部教育影响与内部心理建构相互作用的过程，是教育者施行的价值引导与高职生的价值生成相辅相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离不开教育者与高职生之间的道德—心理互动，因为教育者施加的外在教育影响，只有在高职生积极接受的状态下，才能传递到其认知结构中，才能真正内化为高职生的道德品质，只有教育者的组织、引导与高职生的认识、体验相统一，才能内化为高职生的社会价值观念，才能通过价值行为表现出来，才能促进良好社会心态的形成。二是以“德心融合”的理念看待高职生社会心态的培养过程，可以将社会心态培育看作是一个外部影响的生态系统，在这一生态系统的整体运行中，可以具体划分为大系统（社会环境系统）、中系统（组织保障系统）和小系统（个体调控系统）三部分，通过三大系统的协调互动，才能全方位、整体化推进高职生良好社会心态的培育。
以“德心融合”的理念与方法建构高职生社会心态培育模式，意味着将良好社会心态培育看作是促进高职生“求真”与“求善”，“心理发展”与“道德发展”共同提升的过程。道德与心理之间是相互包含、互融互通的深层融合关系，将这种关系运用到社会心态培育中，则使社会心态培育的目标不仅体现在人的事实存在上，同时还体现在价值存在上，而社会心态培育的过程则是一个价值互动的过程，是价值尊重、价值澄清与价值引导协调整合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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