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曹禺的大女儿万黛、二女儿万昭亲手烧毁了爸爸写给妈妈的百余封信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多年后，她们在《曹禺访谈录》一书中含泪撰文回忆了这一“痛惜与悲哀”。
　　——编者
　　爸爸像发疯一样追妈妈
　　这百余封信，大部分是1933年爸妈相识相爱直至1937年两人结婚这段时期爸爸写给妈妈的，有的信甚至几十页，让姨婆误以为妈妈在看书；还有一些信是用英文写的，以躲避不识英文的外公。
　　我们的妈妈郑秀是曹禺的第一位夫人，他们二人是清华大学同学。爸爸比妈妈高三级，是西洋文学系毕业班的学生。妈妈大家闺秀的气质，秀美端庄的仪表，引起了爸爸的注意。1933年春，他特别邀请妈妈出演英国剧作家高尔斯华绥的话剧《罪》，同时也开始了对妈妈的热烈追求。
　　起初，爸爸并不顺利，因为妈妈是法律系的学生，对戏剧表演是外行。而且，妈妈对这位身材矮小，总是抱着一大堆书的“老学究”并不感冒，她回绝了邀请。
　　这使爸爸心伤欲碎，他在妈妈宿舍外长时间痴痴站立，终于病倒了。这些往事，在我们长大以后，爸妈的同学也经常提起：“当初，你爸爸像发疯一样追你妈妈啊！”
　　之后，由于爸爸的执著，再加上同学的竭力说情，妈妈同意参演了。交往中，爸爸给妈妈讲述了许多中外书籍中的动人篇章，正是他的艺术激情，首先打动了妈妈。
　　就在这一年，爸爸动笔创作了《雷雨》，妈妈成为爸爸第一个也是最忠实的读者。爸爸深邃成熟的思想和广博丰富的才识，感染了妈妈。就这样，在清华园里，妈妈得到了她一生最珍贵的爱情，同时，也保存下爸爸大量充满激情的信件。
　　有人曾问，二人同在清华园，为什么还要写这么多的信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艺术家吕恩就此回忆道：“我们剧院在1953年底開始排《雷雨》，我被分配演繁漪。我向郑大姐请教过写信的问题，她说：‘有许多当面难以启齿的话，对着纸写就无所顾虑了。’”
　　“为了爱，我同意离婚”
　　1937年10月5日爸爸妈妈在长沙结婚。然而，后来爸爸有了新的爱人邓译生（即方瑞），1951年，妈妈经历了一生中最痛苦的离婚过程。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妈妈强忍痛苦，把我们姐妹二人抚养成人，却始终没有再爱和再婚。
　　妈妈内心深处最关心的，还是爸爸。离婚时妈妈曾说过：“当初为了爱，我与曹禺结婚；现在也是为了爱，让曹禺静下心来，安心创作，我同意离婚。”
　　最令妈妈痛心的是，她手中的爸爸书信、相片和一些宝贵的资料后来全部都被销毁了。妈妈始终视其为生命，几十年来都随身携带。南京大屠杀前夕，妈妈扔下了所有财物，只带着一箱爸爸的书信和照片。但是最后，它们仍然逃脱不了被毁灭的命运。
　　1966年6月，“文革”的局势越来越紧张，斗争越来越残酷。
　　妈妈任教的北京25中，新中国成立前是教会学校，“文革”初期，这儿便成了重点冲击对象。外公郑烈是国民党政府最高检察院总检察长，一旦被红卫兵知道，妈妈也许就没命了。幸亏，出身“红五类”的人事科长王桂芝老师死死地挡住档案室的门，挡住了红卫兵，妈妈才幸免于难。
　　为免遭冲击，全家马上开始“扫四旧”，旗袍、丝袜、皮包、苏联演员照片卡、瓷器等全扔了。唯独爸爸的书信和照片，实在舍不得。
　　烧掉的，是妈妈的爱
　　但形势逼人，北京的“红色恐怖”越演越烈。
　　我们先把数百张照片用肥皂水捣烂倒进地沟里，然后说服妈妈烧掉信件。那天，当我们姐妹俩一人背着一大书包信件出门的时候，身边的妈妈没有作声，只是慌乱地跟在我们后面，哆里哆嗦，像一个无助的孩子开始嘤嘤地抽泣。我们走远了，听见她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因为我们要烧掉的不仅是照片和信，还是她的青春，她的爱，她心灵深处的精神支柱。
　　爸爸给妈妈的信，一半是由万黛带到她工作的北大医院，投入大锅炉中烧掉的；另一半由万昭带到她的学校——中央音乐学院，在女厕所中烧毁。似乎有一封描写的是，爸爸躺在草地上，仰望蓝天白云所作的青春遐想。看着燃烧的火焰和一页页书信化为灰烬，万昭的心情无法形容，多少年来，她经常半夜惊醒、落泪，被无穷的追悔所折磨，不住重复着一个念头：“为什么当初没有把信藏到……如果那样，信就保存下来了，那该多好啊！”
　　在“文革”最艰难的岁月中，妈妈因爸爸遭受株连，但是她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没有说过一句、做过一件有损爸爸的话和事情。在爸爸每天清晨为人艺扫门口的时候，妈妈总会站在马路对面，远远地陪着爸爸……
　　妈妈去世之后，爸爸在给万昭的一封信中，心情复杂地写道：“妈妈故去，我内疚很深。你和黛黛小时我未能照护，只依妈妈苦苦照顾，才使你们成才。事已过去，无法补过。人事复杂，不能尽述。”
　　（摘自《新文学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