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香港这么发达的社会都可以容纳下街头商贩，而中国内地却不可以呢？商贩自食其力、自谋生路，只要不阻路，政府为什么要管制呢？
　　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全球首富排行榜指出，世界上有钱的人愈来愈多，尤其在亚洲地区，财富在数十亿美元以上的富豪，印度有３６人，其次是日本２４人，总资产６４０亿美元，中国香港地区２１人，中国内地２０人。国民平均所得尚不如中国的印度，全国约４亿人口仍在每天不及１美元的赤贫生活中挣扎，却是亚洲富人榜排名最高的国家，甚至超过亚洲首富日本，突显了印度社会的贫富悬殊。
　　贫富差距比印度小的中国，对“贫富差距”这个问题的反应似乎比印度激烈许多。前一阵子，张五常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访问的时候谈及中国并没有严重的贫富差距，一时间吵得沸沸扬扬，骂声四起，很多人责问他有没有良心。
　　如果单讲良心，百姓与专家可能真的没有什么不同，每个有良心的人都希望我们的社会和睦和谐。很少有人认为自己的收入偏高，而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很容易发现别人得到了不合理的高收入。这说明，客观、冷静地讨论收入分配问题并不容易。专家高于百姓的地方，应该是对事实的洞察力和拨云见雾的能力。
　　统计数据上看，中国从事农业的人口大概是７０％。美国农业人口大概是７％，他们除了供应自己外，还有很多出口。日本的明治维新，农业人口是由８５％减到１５％。对比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大致可以推论，中国实际从事农业的全职农民应该不到甚至远低于７０％。美国７％的农业人口就可以做到不仅供给国内、而且出口国外，中国的农业生产技术能力差美国多少？
　　正如张五常所言，“很多穷乡僻壤，西红柿没人栽，农地都没有人耕种，因为他们出去打工了。”拥有农业户口的人在城镇打工，你是把他归为农业人口呢，还是非农业人口呢？很多农民外出打工赚了钱是不报税的，你无从统计。别说是他们，就算在北京上海大都市工作的白领，有几个认为自己不穷的，又有几个认为自己收入偏高的？
　　分配不公是收入差距大的一个成因，但是收入差距大还可能有其他原因，比如说姚明和农民工的收入差别很大，这个差距里面有多大的分配不公？中国的制造业，正在成本变化的条件下升级，对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企业家以及各种各样的专业才能产生新的市场需求，也导致相对市场价格的变化，这时如果人为地抑制，创新和升级的动力就减弱了。
　　市场经济造成的收入差距肯定比计划经济大，因为这种机制奖励能满足市场需求的人，轻视和淘汰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人。正在转型的中国，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并不都是市场甄别的结果，还有些是制度不完善造成的。但是，我们对贫富差距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收入差距主要是市场发挥作用的一个正常结果。富裕如果大多靠贪污寻租受贿而来，中国经济是不会有今天的成就的，因为那样的社会人们没有生产的激励。
　　新起草的《邮政法》把开放民营的邮件重量从原来的５００克降到了３５０克，３５０克以上的邮政业务民营可以涉足了。可是，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对民营开放的范围早就是５０克了。小小３００克的差别，不知限制了多少民营的生意，又限制了多少就业机会？
　　金融商业高度发达、城市管理可圈可点的世界级大都会，又还容纳大量街头商贩的，当数“东方之珠”香港。以地价之昂贵居全球一流的中环为例，你在那里绝对还可以找到卖针头线脑的小贩！几乎所有摩天大楼之间的小巷道里，都摆满了摊位。为什么香港这么发达的社会都可以容纳下街头商贩，而中国内地却不可以呢？商贩自食其力、自谋生路，只要不阻路，政府为什么要管制呢？
　　按照市场规律，只要有需求，就会有供给，就会有相应的就业机会。发现潜在的市场需求是一种企业家才能，更是一种生存能力。提供多些空间和机会给民营，让他们在市场机制中自富，不比“杀贫济富”的平衡财富分配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