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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国际知名的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中国财富管理市场:机遇无限 挑战犹存》报告称,2009年,中国百万美元资产家庭的数量达到670000户,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同时,中国财富市场从2008年底到2009年底增长了约28%,达到5.4万亿美元。
原本针对银行等财富管理者的报告,泄露了中国的财富秘密。社会财富迅速流向富人的同时,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日益扩大,迫在眉睫的收入分配改革正在艰难中谋求破局。
财富来自何处?
作为一份财富管理报告,波士顿咨询公司很尽职地提醒:管理机构应该关注“财富来自何处以及如何被创造”。
报告起草人之一、波士顿咨询公司大中华区的董事经理蔡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虽然企业家仍占绝大多数,但 “高净值人士” (指管理资产额超过100万美元的个人)数量正在日益增加,包括企业高管、专业投资者和独立型富人(指财富源于家庭成员资产继承或赠予的高净值人士,即富二代) 。此外,企业家群体正从房地产、制造业和大宗商品等领域向制药和高科技等行业扩展。
在蔡辉看来,作为最早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经济体之一,有三大基本驱动因素帮助中国保持其财富创造的快速步伐:强劲的经济增长,私营企业的崛起和资本市场的发展。
“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今年第二季度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加上政府一系列刺激经济投资和刺激消费的计划,让更多的富人在强劲的经济增长中登上舞台。”
报告显示,中国中产阶级群体(包括拥有10万美元到100万美元管理资产额)的个人财富在过去五年内以年均超过12%的增长率增长。迅速崛起的中产阶级为银行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从2007年起,中国的私人银行服务开始雨后春笋般出现。
波士顿的研究还发现,中国的财富地域正在扩张,“2009年百万美元资产家庭所拥有的财富一半以上集中在六大地区:广东、上海、浙江、北京、江苏和山东”。而在中国十二五规划中,中西部地区将吸引更多的投资,这将为财富从沿海地区扩展到内陆地区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国政府正致力于将经济增长范围扩大到这些沿海地区以外的区域,以创建一个更加平衡的经济发展模式。”蔡辉说。
财富快速集中
报告同时指出,虽然中国的富人家庭已居世界第三,但只占所有中国家庭户数的0.2%左右。蔡辉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这一比例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比如美国是4.1%、瑞士是8.4%,而香港则达到了8.8%。
尽管中国富人家庭占总家庭的比例很低,其占有财富比却很高。同样是波士顿公司,在其2007年5月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中曾提醒,0.4%的中国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
2008年8月,美林集团与欧洲最大的咨询公司凯捷咨询在北京联合发布的《2008亚太财富报告》指出,截至2007年底,中国共有41.5万位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从财富平均拥有量来看,中国百万富翁人均掌握资产达510万美元,高于340万美元的亚太地区平均值。
专家指出,中国财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在以年均12.3%的速度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中国已成为全球财富最集中的国家之一”。
但是,财富快速集中的背后是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显示,近年来劳动报酬收入所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249逐渐飙升至2008年的0.47。这就标志着中国的社会贫富差距已超越了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为0.4的警戒线。
与贫富差距相对应,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绝对差距也在逐年扩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目前中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
而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可能更大。截至2008年底,机关公务员退休金水平是企业的2.1倍,事业单位月均养老金是企业的1.8倍。
苏海南认为,造成财富集中的因素十分复杂,既有市场自然选择因素,有转型期的特定结构性、体制性因素,还有腐败、市场失序等非正常因素。“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市场因素的财富集中,甚至是市场经济富有效率的表现。但中国要警惕非市场因素的财富集中”。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分析说,贫富急剧分化背后有两大主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而非市场因素的“财富集中”,正是当下贫富差距拉大的最重要根源。
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
随着不同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加大,中国的分配格局失衡导致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去年两会期间,部分委员呼吁,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己经走到亟须调整的“十字路口”,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十分迫切,“必须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
2009年8月,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向全国人大汇报工作中提出,中国将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今年年初开始,中央高层同样频频释放信号,要求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作为“十二五”期间的重点任务。
2010年1月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会上指出:“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加城乡劳动者劳动报酬,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
2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讲话时亦特别指出在做大蛋糕的同时,“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随后坊间传出消息,国家发改委正抓紧修改《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不久将上报国务院。但此后,这份被寄予厚望的“意见”却迟迟没有下文。
12月初,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港出席“亚洲论坛”时透露,中国今年底或明年初将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但他没有透露具体内容。
多次参与收入新政征求意见的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收入分配改革牵涉到各种利益的博弈,这是其迟迟未出台的最大原因。
杨宜勇说,这项改革很难入手,因为涉及太广,它是一个各方面配套改革的结果。改革的最大阻力在于富人,在于高收入群体,还有垄断企业和一部分企业主。垄断企业的收入是肯定要改的一部分,也是难度最大的一部分。
“本轮改革没有非常明确的时间表。但是中央提出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这当中就隐含了国民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前提。目标年份应该瞄准2020年。”
多次参与讨论的杨宜勇在接受采访时深有感触地说,分蛋糕最简单的就是不能让分的人先挑,应该让公众参与到切蛋糕的过程中来,“每一个人都是主体,类似于集体谈判,一个公民自治的时代,不谈是自己的事,谈不好也是你自己的事。都不愿意付出,都想搭便车,那就没有便车可搭”。
迟福林说,必须推进政府转型,对国有资本配置实施战略性调整。缩减行政开支,降低行政成本,才能有更多的政府收入用于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只有敢于在行政支出改革上动真格,才能够提振社会对收入分配改革乃至对整个政府的信心。”
而苏海南则建议,应该把控制收入差距不合理扩大纳入到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中去。他认为,财富集中是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之一,但对财富集中的情况要有区分,要保护合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当务之急,是对通过占有资源、资本运作、权钱交易获得的暴利群体加大收入调整的力度。”★
原本针对银行等财富管理者的报告,泄露了中国的财富秘密。社会财富迅速流向富人的同时,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日益扩大,迫在眉睫的收入分配改革正在艰难中谋求破局。
财富来自何处?
作为一份财富管理报告,波士顿咨询公司很尽职地提醒:管理机构应该关注“财富来自何处以及如何被创造”。
报告起草人之一、波士顿咨询公司大中华区的董事经理蔡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虽然企业家仍占绝大多数,但 “高净值人士” (指管理资产额超过100万美元的个人)数量正在日益增加,包括企业高管、专业投资者和独立型富人(指财富源于家庭成员资产继承或赠予的高净值人士,即富二代) 。此外,企业家群体正从房地产、制造业和大宗商品等领域向制药和高科技等行业扩展。
在蔡辉看来,作为最早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经济体之一,有三大基本驱动因素帮助中国保持其财富创造的快速步伐:强劲的经济增长,私营企业的崛起和资本市场的发展。
“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今年第二季度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加上政府一系列刺激经济投资和刺激消费的计划,让更多的富人在强劲的经济增长中登上舞台。”
报告显示,中国中产阶级群体(包括拥有10万美元到100万美元管理资产额)的个人财富在过去五年内以年均超过12%的增长率增长。迅速崛起的中产阶级为银行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从2007年起,中国的私人银行服务开始雨后春笋般出现。
波士顿的研究还发现,中国的财富地域正在扩张,“2009年百万美元资产家庭所拥有的财富一半以上集中在六大地区:广东、上海、浙江、北京、江苏和山东”。而在中国十二五规划中,中西部地区将吸引更多的投资,这将为财富从沿海地区扩展到内陆地区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国政府正致力于将经济增长范围扩大到这些沿海地区以外的区域,以创建一个更加平衡的经济发展模式。”蔡辉说。
财富快速集中
报告同时指出,虽然中国的富人家庭已居世界第三,但只占所有中国家庭户数的0.2%左右。蔡辉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这一比例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比如美国是4.1%、瑞士是8.4%,而香港则达到了8.8%。
尽管中国富人家庭占总家庭的比例很低,其占有财富比却很高。同样是波士顿公司,在其2007年5月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中曾提醒,0.4%的中国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
2008年8月,美林集团与欧洲最大的咨询公司凯捷咨询在北京联合发布的《2008亚太财富报告》指出,截至2007年底,中国共有41.5万位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从财富平均拥有量来看,中国百万富翁人均掌握资产达510万美元,高于340万美元的亚太地区平均值。
专家指出,中国财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在以年均12.3%的速度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中国已成为全球财富最集中的国家之一”。
但是,财富快速集中的背后是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显示,近年来劳动报酬收入所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249逐渐飙升至2008年的0.47。这就标志着中国的社会贫富差距已超越了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为0.4的警戒线。
与贫富差距相对应,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绝对差距也在逐年扩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目前中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
而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可能更大。截至2008年底,机关公务员退休金水平是企业的2.1倍,事业单位月均养老金是企业的1.8倍。
苏海南认为,造成财富集中的因素十分复杂,既有市场自然选择因素,有转型期的特定结构性、体制性因素,还有腐败、市场失序等非正常因素。“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市场因素的财富集中,甚至是市场经济富有效率的表现。但中国要警惕非市场因素的财富集中”。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分析说,贫富急剧分化背后有两大主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而非市场因素的“财富集中”,正是当下贫富差距拉大的最重要根源。
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
随着不同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加大,中国的分配格局失衡导致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去年两会期间,部分委员呼吁,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己经走到亟须调整的“十字路口”,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十分迫切,“必须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
2009年8月,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向全国人大汇报工作中提出,中国将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今年年初开始,中央高层同样频频释放信号,要求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作为“十二五”期间的重点任务。
2010年1月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会上指出:“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加城乡劳动者劳动报酬,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
2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讲话时亦特别指出在做大蛋糕的同时,“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随后坊间传出消息,国家发改委正抓紧修改《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不久将上报国务院。但此后,这份被寄予厚望的“意见”却迟迟没有下文。
12月初,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港出席“亚洲论坛”时透露,中国今年底或明年初将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但他没有透露具体内容。
多次参与收入新政征求意见的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收入分配改革牵涉到各种利益的博弈,这是其迟迟未出台的最大原因。
杨宜勇说,这项改革很难入手,因为涉及太广,它是一个各方面配套改革的结果。改革的最大阻力在于富人,在于高收入群体,还有垄断企业和一部分企业主。垄断企业的收入是肯定要改的一部分,也是难度最大的一部分。
“本轮改革没有非常明确的时间表。但是中央提出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这当中就隐含了国民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前提。目标年份应该瞄准2020年。”
多次参与讨论的杨宜勇在接受采访时深有感触地说,分蛋糕最简单的就是不能让分的人先挑,应该让公众参与到切蛋糕的过程中来,“每一个人都是主体,类似于集体谈判,一个公民自治的时代,不谈是自己的事,谈不好也是你自己的事。都不愿意付出,都想搭便车,那就没有便车可搭”。
迟福林说,必须推进政府转型,对国有资本配置实施战略性调整。缩减行政开支,降低行政成本,才能有更多的政府收入用于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只有敢于在行政支出改革上动真格,才能够提振社会对收入分配改革乃至对整个政府的信心。”
而苏海南则建议,应该把控制收入差距不合理扩大纳入到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中去。他认为,财富集中是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之一,但对财富集中的情况要有区分,要保护合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当务之急,是对通过占有资源、资本运作、权钱交易获得的暴利群体加大收入调整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