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汉奇先生在其《新闻史上的奇情壮彩》中这样说,“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而广播史又是新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各种原因,至今没有一篇涉及广播事业的专著。因此,出版系统的、专门性的广播史料书籍,一直是广大广播史志研究工作者努力的目标。2007年6月,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赵玉明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广播史料选编》便是近年来广播史料的代表作。
　　该书收入的史料是从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境内出现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将近30年间有代表性的广播史料。由于广播史料易逝的特点,整理起来难度很大。特别是民国时期的广播史料,因为没有原始音响,编选者只能通过翻阅解放前的有关书籍和报刊来查找。赵玉明教授自1959年开始从事中国广播史教学工作起,就开始广泛搜集各类广播史料。为查找民国时期的广播史料,几十年间,他翻阅了《东方杂志》、《申报》、《民国日报》等数十种报刊。此外,他还奔波于京、沪、宁等地的档案馆、图书馆,从中抄录、复印了一大批民国时期的广播史料。他还通过私人关系,在京、沪等地的旧书店购进一大批解放前的广播书刊,其中就有十分珍贵的中国第一本广播年鉴——1929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印的《中央广播无线电台年刊》。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这些年来,他先后参与、主持编印了《中国广播史资料》(上册)、《中国广播史料选辑》(5辑)等史料选辑。可以说,上述前期工作为《中国现代广播史料选编》的推出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现代广播史料选编》中的大量史料不仅来自于不同时期的档案、书刊等各种文献,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实地调查。限于篇幅,该书只收入20万字的史料,但编选者搜集的仅民国时期的广播史料就有1000多件(册),这对于广播史研究乃至新闻史研究都是极其宝贵的资源。
　　《中国现代广播史料选编》更有着难能可贵的多重价值。
　　其一,史料价值。早期,中国对广播的研究成果无专著,只是分别写入新闻史或交通史著作中。直到抗战胜利之际,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恢复播音后,为了向国统区听众介绍解放区的广播事业,延安(陕北)台先后播出的《介绍XNCR》、《大家都来说话——XNCR周年纪念广播》、《陕北台二周年告听众》、《XNCR陕北阶段工作的简单总结》等文章,这些可以看做是对解放区广播史研究的萌芽。可见,对广播的研究几乎同广播的历史一样长。因此,对广播史料进行系统的归纳和整理十分必要。这本书的推出,使中国现代广播史料更系统、更完整,为今人开展深入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直接的一手资料,节省不少搜集资料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称得上是善莫大焉。
　　其二,学术价值。作为新闻史的一部分,广播史是历史和广播的交叉学科,如何使广播史“科学化”成为一门科学始终是研究者的终极追求。2004年1月,《中国广播电视通史》推出后,笔者曾撰文称其树立起了广播电视史学研究应当遵循的科学的方法与思路,是我国广播电视史学研究走向成熟、科学的标志。《中国现代广播史料选编》的出版,使得广播电视史学的基础更加扎实,进一步丰富了广播电视史学科学化的内涵,将有力地推动广播电视史学研究的繁荣。
　　其三,现实价值。《中国现代广播史料选编》收入的史料,既包含大量客观性史料,也收入了不少研究者对广播规律不断探索和提高认识的主观性史料,从这个意义上解读《中国现代广播史料选编》,其现实价值是积极和多元的。可以说,它所体现出的境界为时下的广播史研究者树立了精神的丰碑。当然,该书中涉及的广播事业建设、业务管理等诸多方面内容,都是中国现代各个时期广播事业发展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其对当前我们搞好广播的改革与发展的借鉴意义自不必多说。
　　“广播电视史”成为被社会认可的一门专门性学科已经有15年了,但这本系统性的中国现代广播史料至今才面世。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在对《中国现代广播史料选编》的推出而备感欣慰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今后编辑出版广播史料的任务还很艰巨和繁重。这方面的研究大有可为!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
　　研究生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