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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人用炮火打开了中国的通商大门。1868年在日本开始的明治维新，使日本人主动“脱亚入欧”，投入了西方的怀抱。从此，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领域里兴起了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热，掀起了一股去遥远东方探险的热潮。西方的探险家们认为在古代贯通欧亚的丝绸之路上蕴藏着巨大的文化宝藏，于是纷纷踏上了中国这片东方神秘的国土。在那寂寞荒凉、杳无人迹的沙漠之中，在那残垣断壁的佛寺之中，在那无人问津的山崖间的石窟之中，去探寻中国古代的文化宝藏。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俄国人、德国人、美国人相继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些西方探险家们的所谓“壮举”，引起了外国收藏家与古董商们的极大兴趣。于是，在20世纪上半叶，大量的外国收藏家与古董商前往中国搜求古代艺术品，而中国的古董商也紧紧抓住商机，不甘落后。还有不计其数的破落贵族子弟、穷途末路的不法之徒、图谋暴利的各色人等也纷纷加入了贩售甚至盗取文物的大军。数以百万计的珍贵文物就在这些中外人士合作牟利的过程中，流往西方与日本，进入到各种博物馆与个人收藏序列。美国各大博物馆的中国艺术收藏便是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之下的产物。
在其生命的后19年里，弗利尔以极大的兴趣专心致力于艺术品的收藏与研究。他是从19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艺术品收藏的，购买的第一批艺术品是蚀刻版画与平版印刷品。在其最早收藏的艺术品之中，有1887年购买的美国著名印象派画家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1834—1903）的一套蚀版画作品《威尼斯：第二系列》（Venice， Second Series）。1888年，他在访问英格兰时遇见了惠斯勒。从那时起，他将自己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了日本艺术。在经历对日本浮世绘版画的短暂兴趣之后，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日本古代绘画、屏风画与陶瓷艺术，并由此将收藏方向逐渐转向了中国古典艺术。
弗利尔于1895年、1907年、1909年、1910年至1911年共四次访问东亚国家。在这些旅行与访问之中，他对一些公共与私人艺术品收藏进行了研究，与当地学者、收藏家们探讨有关问题，同时购买他感兴趣的艺术品以丰富个人收藏。弗利尔的日记与信件展现了他从这些访问中学到的知识，以及他对自己学识的谦虚。即便成为受人赞誉的重要收藏家之后，他仍以谦恭待人。
弗利尔首次访问中国是在1895年，时年39岁。实际上，他的首次中国行是前往日本途中的意外停留。弗利尔当时对香港作了三天的短暂访问，然后又访问上海一周，再乘船前往日本进行为期四个月的旅行。这次计划外的访问，使弗利尔对中国这个他仅为之短短一瞥的国家极为欣赏。在1895年4月到达日本之后，弗利尔偶遇了大丝绸出口商与艺术收藏家原富太郎（1868—1937）。之后，弗利尔成了位于横滨郊区的原富太郎公馆的常客，并得以研究原富收藏的许多艺术精品。原富还介绍弗利尔认识了另一位收藏家，即具有国际声誉的三井住友银行总裁——益田孝（1848—1938）。以这样得天独厚的机遇，弗利尔保持着与这两位日本大收藏家的友谊，并在他们的指导下发展自己在远东艺术领域的兴趣与知识，开始构筑自身的亚洲艺术收藏。 1907年，当弗利尔在12年后再次访问中国时，已是闻名遐迩的收藏家。但他仍以谦逊的态度把这次中国之行当作进一步学习中国艺术的机会。与前次相同，他的这次中国行也很短暂。弗利尔抵达香港时，正值星期日复活节（3月31日），他在那里购买了一些中国陶瓷器。然后于4月2日前往广东，搜买更多的艺术品，这是他的首次中国内陆之行。被古城墙围绕着的广州，与香港的西化风格形成鲜明对比，给他留下了极佳的印象。随后，他返回香港，又买了一些陶器和青铜器，再前往上海。在上海逗留的三天时间里，他集中精力购买了一些文物，然后乘船前往日本。
在先后两次访问日本的12年间，弗利尔与他的收藏已闻名于日本。因此，对于他的这次访问，所有日本收藏家均表示欢迎，并希望弗利尔参观和购买他们的藏品。在他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这次日本之行非常满意，因为他欣赏到了日本博物馆与私人收藏家手中所有的早期中国绘画作品。
两年以后的1909年，弗利尔再次来到香港。他住在德国驻港总领事位于山间的别墅里，可以远眺欣赏香港湾的美景。德国总领事也十分喜爱中国古代艺术，介绍弗利尔认识了许多来自广东与香港的古玩专家、收藏家与古董商人。他们二人常在一起探讨学习。之后，弗利尔前往上海作了短期停留，再前往山东青岛（当时为德国所占）。接着，他经由天津前往北京。在天津期间，他参观了满洲贵族、清末政治家、金石学家、收藏家端方（1861—1911）的私人收藏。在弗利尔的眼中，这是他所见过的最好的私人收藏，而端方也是他遇到过的最热情、最有才情的收藏家。
端方（1861—1911），托忒克氏，字午桥，号匋斋，谥号忠敏，清末政治家、金石学家、收藏家。曾历任员外郎、候补郎中、直隶霸昌道、主持农工商局、陕西按察使、布政使、代理陕西巡抚、河南布政使、湖北巡抚、代理湖广总督、代任两江总督、湖南巡抚、直隶总督等职。作为封疆大吏，端方于内政外交尤有心，并鼓励学子出洋留学，被誉为开明人士。从政之余，端方醉心于古玩收藏，是中国著名的收藏家之一，他亦喜藏书，且收藏颇富，精品亦多。并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1878—1945）等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在北京，弗利尔参观了几个最为著名的历史丰碑性的建筑，包括天坛、先农坛、鼓楼等。为了方便处理自己的生意，他在北京内城租了几间房子。他非常高兴地发现：许多中国古董商认为他是为一些美国拍卖行收购中国文物的商人。喧闹的北京内城极大地吸引着他，他认为这里与同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埃及开罗、土耳其君士坦丁堡相比肩。在北京城外的旅行中，他参观了颐和园、长城、明十三陵。在四周半的北京之行里，弗利尔积累了大量的藏品，包括青铜器、陶瓷器与绘画。离开北京之前，他把购买的所有中国艺术品打包装了八个货运箱，运往他的位于底特律的家。弗利尔极为自豪地写道，这些艺术品使其中国藏品的水平超越了他的日本与波斯藏品。这次中国首都之行的巨大成功，促使他于第二年再次访问北京。
最值得纪念的是弗利尔于1910年至1911年的最后一次中国之行。在此期间，弗利尔整日忙于工作与学习研究，他的日记与通信里充满了古董商、收藏家以及知名古董鉴赏家的名字，如美国德裔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美国的中国艺术史学者兼收藏家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美国考古学家与东亚艺术史学家华尔纳（Langdon Warner，1881—1955）、美国艺术评论家与收藏家巴尔（A. W. Bahr，1877—1959）等。
1910年9月11日，弗利尔从日本长崎市抵达上海，当天就前往一些地点参观中国陶瓷器与绘画作品。三天后，他乘船前往青岛，并在当月21日之前返回北京。他有幸参加了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战争部长及其妻子举办的正式晚会，并由此得以参观了清廷的紫禁城。他又一次访问了住在天津的端方，欣赏了以前没有看到的著名藏品。
在前往龙门之前，弗利尔咨询了北京清政府下辖的河南省副总督，后者特意拨给弗利尔考察队六名士兵全程保护。这支考察队还包括有河南府派来制作拓片的宗先生、厨师贾、从北京带来的用人蔡、当地的一个用人、名叫石头的劳工、摄影师周裕泰、向导兼翻译南明远[3]。南明远同时也是弗利尔考察团队的主管。清政府非常关心这位显要的访问者的安全，不论他到哪里，总是被至少四名士兵贴身保护。洛阳地方官员还命令自己的卫兵去龙门一带巡逻，有时对天鸣枪以吓走那些土匪。持续不断的枪声缓解了考察队员们对土匪的紧张与恐惧感。弗利尔和他的队员们每天都在龙门石窟工作很长时间。他们在伊水两岸的龙门山崖间拍摄了大量的关于各种洞窟与雕刻的照片，还制作了很多浮雕拓片。这些照片和拓片保存在弗利尔美术馆档案部，为学习与研究中国佛教雕塑的学者与学生们提供了关于这一历史遗迹的重要原始记录。 在龙门工作结束之后，河南府尹在府衙宴请了弗利尔和他的考察队员们。弗利尔还参观了洛阳关林庙，拍摄了一些照片。他原本打算接着去访问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但考察队员们都觉得钱挣够了，全部拒绝继续前往山西。同时，洪水又阻止了他访问西安的道路。于是，弗利尔和他意气消沉的队员们只好返回北京。
回到北京后，弗利尔的时间都被购买陶瓷器、青铜器、绘画所占据。12月21日，弗利尔离开北京前往沈阳，去访问那里的宫廷文物收藏。圣诞节之后，他行至大连与旅顺，随后于1911年1月前乘船往上海。在上海，他见到了著名收藏家庞元济（1864—1949）的文物精品，并购买了庞的一些艺术品。庞元济，字莱臣，号虚斋，浙江吴兴南浔人，被誉为“全世界最负盛名”的中国书画收藏大家。庞元济收藏文物的资本来自他创办的实业。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起，他与人合资先后在杭州拱宸桥、德清塘栖（今余杭塘栖）开设世经、大纶缫丝厂和通益公纱厂。后在上海与人合资创办龙章机器造纸有限公司，任总经理。此外，在南浔、绍兴、苏州、杭州等地开设米行、酱园、酒坊、中药店、当铺、钱庄等大小企业，并在上述地方拥有大量田产和房地产。庞元济既有财力，又精于鉴赏，富藏铜器、瓷器、书画、玉器等文物，尤以书画最精，与于右任（1879—1964）、张大千（1899—1983）、吴昌硕（1844—1927）等人均有交往。弗利尔从庞元济手中购买的文物，包括传为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601—673）《锁谏图》的元明时期摹本。此图表现的是十六国中前赵国（304—329）廷尉陈元达向皇帝刘聪（310—318年在位）冒死进谏的情景，画面气氛紧张，人物表情十分传神生动，是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中国人物画中的杰作之一。
在弗利尔的中国画收藏中，有传为北宋范宽（950—1032）的《溪山独钓图》《华岳睛岚图》、传为郭熙（约1000—约1090）的《溪山秋霁图》、米芾（1051—1107）的《云起楼图》，南宋阎次于的《山村归骑图》册页、夏圭的《洞庭秋月图》，元代盛懋的《山水图》团扇、王蒙（1308—1385）的《夏山隐居图》以及钱选（1239—1299）的《贵妃上马图》等。还有很多明清绘画杰作。南宋临摹的无款《洛神赋图》就是他收藏的一件珍贵作品。此画原是端方的藏品。端方死后被福开森买下，后者向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索价十万美元，遭到拒绝。弗利尔知道后，就痛快地买下了。
《洛神赋图》是东晋名画家顾恺之根据曹植的《洛神赋》创作的。曹植借由对梦境中人神恋爱的追求，抒發了爱情失意的自我感伤。顾恺之所作原本现已亡佚，迄今存世的《洛神赋图》摹本有七种，分藏在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美国弗利尔美术馆、伦敦大英博物馆等处。各本均仿六朝绘画风格，将故事情节分为五幕十二景，其中的代表作品是故宫藏本和大英博物馆藏本。辽博藏《洛神赋图》应为南宋高宗时期（约1162年之前）的摹本。故宫藏本在各段没有附诗赋说明，卷中有乾隆的御题和藏印，还有元代赵孟頫（1254—1322）行书抄录的《洛神赋》全文，及历代皇帝的题跋。弗利尔藏本和故宫藏本一样也无赋文，两者绘制形象近似，同属于宋人摹本。今人研究此图，多采用大英博物馆的藏本。书画鉴定者对此卷有许多争论，但从未真正动摇过顾恺之作为原画作者的地位。一般观点认为：现存此画均不是顾恺之的原作，应是后人根据他的稿本临摹的。有人说是唐人摹，也有人说是宋人摹，说法不一。
弗利尔收藏的《洛神赋图》是一件公认的南宋摹本。有学者认为，这幅山水画很明显地展示了一角构图，与13世纪的马远（约1140—约1225）、夏圭的绘画传统有关。但画中的最大特点仍是人大于山，这是六朝山水画的主要特征。因此，此画仍是研究六朝山水画以及顾恺之原作画风的重要参考资料。 弗利尔还收藏了330多件中国佛教雕塑，材质包括鎏金铜、石雕、木雕、夹苎干漆、铁铸、瓷塑等，上自南北朝，下迄清代，可以贯穿大部分中国佛教雕塑史。其中有来自龙门石窟、巩县石窟、响堂山石窟等地的珍贵石刻，也有唐代武则天（624—705）资助的长安城光宅寺七宝台的两件石刻观音像。而一件由刘国之于刘宋元嘉二十八年（451）造的金铜弥勒坐像更是不可多得的南朝早期佛教造像。
弗利尔美术馆也会举办一些特别展，根据主题挑选展品，来展示东方艺术的某个特殊方面。《赠品契约》特别禁止将馆内藏品借往他地展出，也禁止别地收藏的艺术品进入弗利尔美术馆展出。1951年，弗利尔美术馆建立了保存科学实验室，承担了东方艺术品制作方法与制作材料的研究项目。这项研究具有双向目的：增进人们对亚洲艺术品制作技术历史的认识，使美术馆能更好地保存与保护这些受弗利尔嘱托的艺术品。
今天，屹立在华盛顿国家大广场上的弗利尔美术馆宛如一座历史丰碑，体现着弗利尔卓越的理想。馆里的东方艺术收藏仍在不断地增长，不仅在艺术种类方面有所扩展，在艺术品的质量上也有所提高。馆内工作人员和学界的相关研究也不断地开启人们对艺术品的宗教、历史、物质起源的新见解。历任馆长力求将馆里的各项工作保持在同样的高度，不忘创建人弗利尔对美术馆发展前景的嘱托。
（常青/美国堪萨斯大学）
注·释
[1] 史密森博物学院位于美国首府华盛顿，是全世界最大的博物馆群，管辖19座博物馆和美术馆、国家动物园以及9家研究机构。
[2] 本文有关弗利尔生平的内容，来源于John A. Pope，《序言》（Preface），收录于《弗利尔美术馆：中国》（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China，Tokyo： Kodansha Ltd.， 1971），9—14页。及〔美〕查尔斯·朗·弗利尔著，李雯、王伊悠译，《佛光无尽——弗利尔1910年龙门纪行》，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版。
[3] 南明远为弗利尔日记原文中“Nan Mingyuan”之音译。
[4] 见弗利尔给赫克的信，参见霍大为，《前言》，收录于前揭《佛光无尽——弗利尔1910年龙门纪行》，10页。
[5] 见弗利尔在1910年、1911年写给赫克的信，参见霍大为，《前言》，收录于前揭《佛光无尽——弗利尔1910年龙门纪行》，17、23页。
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人用炮火打开了中国的通商大门。1868年在日本开始的明治维新，使日本人主动“脱亚入欧”，投入了西方的怀抱。从此，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领域里兴起了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热，掀起了一股去遥远东方探险的热潮。西方的探险家们认为在古代贯通欧亚的丝绸之路上蕴藏着巨大的文化宝藏，于是纷纷踏上了中国这片东方神秘的国土。在那寂寞荒凉、杳无人迹的沙漠之中，在那残垣断壁的佛寺之中，在那无人问津的山崖间的石窟之中，去探寻中国古代的文化宝藏。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俄国人、德国人、美国人相继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些西方探险家们的所谓“壮举”，引起了外国收藏家与古董商们的极大兴趣。于是，在20世纪上半叶，大量的外国收藏家与古董商前往中国搜求古代艺术品，而中国的古董商也紧紧抓住商机，不甘落后。还有不计其数的破落贵族子弟、穷途末路的不法之徒、图谋暴利的各色人等也纷纷加入了贩售甚至盗取文物的大军。数以百万计的珍贵文物就在这些中外人士合作牟利的过程中，流往西方与日本，进入到各种博物馆与个人收藏序列。美国各大博物馆的中国艺术收藏便是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之下的产物。
在其生命的后19年里，弗利尔以极大的兴趣专心致力于艺术品的收藏与研究。他是从19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艺术品收藏的，购买的第一批艺术品是蚀刻版画与平版印刷品。在其最早收藏的艺术品之中，有1887年购买的美国著名印象派画家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1834—1903）的一套蚀版画作品《威尼斯：第二系列》（Venice， Second Series）。1888年，他在访问英格兰时遇见了惠斯勒。从那时起，他将自己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了日本艺术。在经历对日本浮世绘版画的短暂兴趣之后，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日本古代绘画、屏风画与陶瓷艺术，并由此将收藏方向逐渐转向了中国古典艺术。
弗利尔于1895年、1907年、1909年、1910年至1911年共四次访问东亚国家。在这些旅行与访问之中，他对一些公共与私人艺术品收藏进行了研究，与当地学者、收藏家们探讨有关问题，同时购买他感兴趣的艺术品以丰富个人收藏。弗利尔的日记与信件展现了他从这些访问中学到的知识，以及他对自己学识的谦虚。即便成为受人赞誉的重要收藏家之后，他仍以谦恭待人。
弗利尔首次访问中国是在1895年，时年39岁。实际上，他的首次中国行是前往日本途中的意外停留。弗利尔当时对香港作了三天的短暂访问，然后又访问上海一周，再乘船前往日本进行为期四个月的旅行。这次计划外的访问，使弗利尔对中国这个他仅为之短短一瞥的国家极为欣赏。在1895年4月到达日本之后，弗利尔偶遇了大丝绸出口商与艺术收藏家原富太郎（1868—1937）。之后，弗利尔成了位于横滨郊区的原富太郎公馆的常客，并得以研究原富收藏的许多艺术精品。原富还介绍弗利尔认识了另一位收藏家，即具有国际声誉的三井住友银行总裁——益田孝（1848—1938）。以这样得天独厚的机遇，弗利尔保持着与这两位日本大收藏家的友谊，并在他们的指导下发展自己在远东艺术领域的兴趣与知识，开始构筑自身的亚洲艺术收藏。 1907年，当弗利尔在12年后再次访问中国时，已是闻名遐迩的收藏家。但他仍以谦逊的态度把这次中国之行当作进一步学习中国艺术的机会。与前次相同，他的这次中国行也很短暂。弗利尔抵达香港时，正值星期日复活节（3月31日），他在那里购买了一些中国陶瓷器。然后于4月2日前往广东，搜买更多的艺术品，这是他的首次中国内陆之行。被古城墙围绕着的广州，与香港的西化风格形成鲜明对比，给他留下了极佳的印象。随后，他返回香港，又买了一些陶器和青铜器，再前往上海。在上海逗留的三天时间里，他集中精力购买了一些文物，然后乘船前往日本。
在先后两次访问日本的12年间，弗利尔与他的收藏已闻名于日本。因此，对于他的这次访问，所有日本收藏家均表示欢迎，并希望弗利尔参观和购买他们的藏品。在他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这次日本之行非常满意，因为他欣赏到了日本博物馆与私人收藏家手中所有的早期中国绘画作品。
两年以后的1909年，弗利尔再次来到香港。他住在德国驻港总领事位于山间的别墅里，可以远眺欣赏香港湾的美景。德国总领事也十分喜爱中国古代艺术，介绍弗利尔认识了许多来自广东与香港的古玩专家、收藏家与古董商人。他们二人常在一起探讨学习。之后，弗利尔前往上海作了短期停留，再前往山东青岛（当时为德国所占）。接着，他经由天津前往北京。在天津期间，他参观了满洲贵族、清末政治家、金石学家、收藏家端方（1861—1911）的私人收藏。在弗利尔的眼中，这是他所见过的最好的私人收藏，而端方也是他遇到过的最热情、最有才情的收藏家。
端方（1861—1911），托忒克氏，字午桥，号匋斋，谥号忠敏，清末政治家、金石学家、收藏家。曾历任员外郎、候补郎中、直隶霸昌道、主持农工商局、陕西按察使、布政使、代理陕西巡抚、河南布政使、湖北巡抚、代理湖广总督、代任两江总督、湖南巡抚、直隶总督等职。作为封疆大吏，端方于内政外交尤有心，并鼓励学子出洋留学，被誉为开明人士。从政之余，端方醉心于古玩收藏，是中国著名的收藏家之一，他亦喜藏书，且收藏颇富，精品亦多。并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1878—1945）等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在北京，弗利尔参观了几个最为著名的历史丰碑性的建筑，包括天坛、先农坛、鼓楼等。为了方便处理自己的生意，他在北京内城租了几间房子。他非常高兴地发现：许多中国古董商认为他是为一些美国拍卖行收购中国文物的商人。喧闹的北京内城极大地吸引着他，他认为这里与同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埃及开罗、土耳其君士坦丁堡相比肩。在北京城外的旅行中，他参观了颐和园、长城、明十三陵。在四周半的北京之行里，弗利尔积累了大量的藏品，包括青铜器、陶瓷器与绘画。离开北京之前，他把购买的所有中国艺术品打包装了八个货运箱，运往他的位于底特律的家。弗利尔极为自豪地写道，这些艺术品使其中国藏品的水平超越了他的日本与波斯藏品。这次中国首都之行的巨大成功，促使他于第二年再次访问北京。
最值得纪念的是弗利尔于1910年至1911年的最后一次中国之行。在此期间，弗利尔整日忙于工作与学习研究，他的日记与通信里充满了古董商、收藏家以及知名古董鉴赏家的名字，如美国德裔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美国的中国艺术史学者兼收藏家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美国考古学家与东亚艺术史学家华尔纳（Langdon Warner，1881—1955）、美国艺术评论家与收藏家巴尔（A. W. Bahr，1877—1959）等。
1910年9月11日，弗利尔从日本长崎市抵达上海，当天就前往一些地点参观中国陶瓷器与绘画作品。三天后，他乘船前往青岛，并在当月21日之前返回北京。他有幸参加了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战争部长及其妻子举办的正式晚会，并由此得以参观了清廷的紫禁城。他又一次访问了住在天津的端方，欣赏了以前没有看到的著名藏品。
在前往龙门之前，弗利尔咨询了北京清政府下辖的河南省副总督，后者特意拨给弗利尔考察队六名士兵全程保护。这支考察队还包括有河南府派来制作拓片的宗先生、厨师贾、从北京带来的用人蔡、当地的一个用人、名叫石头的劳工、摄影师周裕泰、向导兼翻译南明远[3]。南明远同时也是弗利尔考察团队的主管。清政府非常关心这位显要的访问者的安全，不论他到哪里，总是被至少四名士兵贴身保护。洛阳地方官员还命令自己的卫兵去龙门一带巡逻，有时对天鸣枪以吓走那些土匪。持续不断的枪声缓解了考察队员们对土匪的紧张与恐惧感。弗利尔和他的队员们每天都在龙门石窟工作很长时间。他们在伊水两岸的龙门山崖间拍摄了大量的关于各种洞窟与雕刻的照片，还制作了很多浮雕拓片。这些照片和拓片保存在弗利尔美术馆档案部，为学习与研究中国佛教雕塑的学者与学生们提供了关于这一历史遗迹的重要原始记录。 在龙门工作结束之后，河南府尹在府衙宴请了弗利尔和他的考察队员们。弗利尔还参观了洛阳关林庙，拍摄了一些照片。他原本打算接着去访问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但考察队员们都觉得钱挣够了，全部拒绝继续前往山西。同时，洪水又阻止了他访问西安的道路。于是，弗利尔和他意气消沉的队员们只好返回北京。
回到北京后，弗利尔的时间都被购买陶瓷器、青铜器、绘画所占据。12月21日，弗利尔离开北京前往沈阳，去访问那里的宫廷文物收藏。圣诞节之后，他行至大连与旅顺，随后于1911年1月前乘船往上海。在上海，他见到了著名收藏家庞元济（1864—1949）的文物精品，并购买了庞的一些艺术品。庞元济，字莱臣，号虚斋，浙江吴兴南浔人，被誉为“全世界最负盛名”的中国书画收藏大家。庞元济收藏文物的资本来自他创办的实业。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起，他与人合资先后在杭州拱宸桥、德清塘栖（今余杭塘栖）开设世经、大纶缫丝厂和通益公纱厂。后在上海与人合资创办龙章机器造纸有限公司，任总经理。此外，在南浔、绍兴、苏州、杭州等地开设米行、酱园、酒坊、中药店、当铺、钱庄等大小企业，并在上述地方拥有大量田产和房地产。庞元济既有财力，又精于鉴赏，富藏铜器、瓷器、书画、玉器等文物，尤以书画最精，与于右任（1879—1964）、张大千（1899—1983）、吴昌硕（1844—1927）等人均有交往。弗利尔从庞元济手中购买的文物，包括传为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601—673）《锁谏图》的元明时期摹本。此图表现的是十六国中前赵国（304—329）廷尉陈元达向皇帝刘聪（310—318年在位）冒死进谏的情景，画面气氛紧张，人物表情十分传神生动，是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中国人物画中的杰作之一。
在弗利尔的中国画收藏中，有传为北宋范宽（950—1032）的《溪山独钓图》《华岳睛岚图》、传为郭熙（约1000—约1090）的《溪山秋霁图》、米芾（1051—1107）的《云起楼图》，南宋阎次于的《山村归骑图》册页、夏圭的《洞庭秋月图》，元代盛懋的《山水图》团扇、王蒙（1308—1385）的《夏山隐居图》以及钱选（1239—1299）的《贵妃上马图》等。还有很多明清绘画杰作。南宋临摹的无款《洛神赋图》就是他收藏的一件珍贵作品。此画原是端方的藏品。端方死后被福开森买下，后者向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索价十万美元，遭到拒绝。弗利尔知道后，就痛快地买下了。
《洛神赋图》是东晋名画家顾恺之根据曹植的《洛神赋》创作的。曹植借由对梦境中人神恋爱的追求，抒發了爱情失意的自我感伤。顾恺之所作原本现已亡佚，迄今存世的《洛神赋图》摹本有七种，分藏在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美国弗利尔美术馆、伦敦大英博物馆等处。各本均仿六朝绘画风格，将故事情节分为五幕十二景，其中的代表作品是故宫藏本和大英博物馆藏本。辽博藏《洛神赋图》应为南宋高宗时期（约1162年之前）的摹本。故宫藏本在各段没有附诗赋说明，卷中有乾隆的御题和藏印，还有元代赵孟頫（1254—1322）行书抄录的《洛神赋》全文，及历代皇帝的题跋。弗利尔藏本和故宫藏本一样也无赋文，两者绘制形象近似，同属于宋人摹本。今人研究此图，多采用大英博物馆的藏本。书画鉴定者对此卷有许多争论，但从未真正动摇过顾恺之作为原画作者的地位。一般观点认为：现存此画均不是顾恺之的原作，应是后人根据他的稿本临摹的。有人说是唐人摹，也有人说是宋人摹，说法不一。
弗利尔收藏的《洛神赋图》是一件公认的南宋摹本。有学者认为，这幅山水画很明显地展示了一角构图，与13世纪的马远（约1140—约1225）、夏圭的绘画传统有关。但画中的最大特点仍是人大于山，这是六朝山水画的主要特征。因此，此画仍是研究六朝山水画以及顾恺之原作画风的重要参考资料。 弗利尔还收藏了330多件中国佛教雕塑，材质包括鎏金铜、石雕、木雕、夹苎干漆、铁铸、瓷塑等，上自南北朝，下迄清代，可以贯穿大部分中国佛教雕塑史。其中有来自龙门石窟、巩县石窟、响堂山石窟等地的珍贵石刻，也有唐代武则天（624—705）资助的长安城光宅寺七宝台的两件石刻观音像。而一件由刘国之于刘宋元嘉二十八年（451）造的金铜弥勒坐像更是不可多得的南朝早期佛教造像。
弗利尔美术馆也会举办一些特别展，根据主题挑选展品，来展示东方艺术的某个特殊方面。《赠品契约》特别禁止将馆内藏品借往他地展出，也禁止别地收藏的艺术品进入弗利尔美术馆展出。1951年，弗利尔美术馆建立了保存科学实验室，承担了东方艺术品制作方法与制作材料的研究项目。这项研究具有双向目的：增进人们对亚洲艺术品制作技术历史的认识，使美术馆能更好地保存与保护这些受弗利尔嘱托的艺术品。
今天，屹立在华盛顿国家大广场上的弗利尔美术馆宛如一座历史丰碑，体现着弗利尔卓越的理想。馆里的东方艺术收藏仍在不断地增长，不仅在艺术种类方面有所扩展，在艺术品的质量上也有所提高。馆内工作人员和学界的相关研究也不断地开启人们对艺术品的宗教、历史、物质起源的新见解。历任馆长力求将馆里的各项工作保持在同样的高度，不忘创建人弗利尔对美术馆发展前景的嘱托。
（常青/美国堪萨斯大学）
注·释
[1] 史密森博物学院位于美国首府华盛顿，是全世界最大的博物馆群，管辖19座博物馆和美术馆、国家动物园以及9家研究机构。
[2] 本文有关弗利尔生平的内容，来源于John A. Pope，《序言》（Preface），收录于《弗利尔美术馆：中国》（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China，Tokyo： Kodansha Ltd.， 1971），9—14页。及〔美〕查尔斯·朗·弗利尔著，李雯、王伊悠译，《佛光无尽——弗利尔1910年龙门纪行》，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版。
[3] 南明远为弗利尔日记原文中“Nan Mingyuan”之音译。
[4] 见弗利尔给赫克的信，参见霍大为，《前言》，收录于前揭《佛光无尽——弗利尔1910年龙门纪行》，10页。
[5] 见弗利尔在1910年、1911年写给赫克的信，参见霍大为，《前言》，收录于前揭《佛光无尽——弗利尔1910年龙门纪行》，17、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