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高考选学的日子。回想上大学那年,在20 世纪90 年代的小城市里,没有网络,也无从获取大学的资讯,面对填报志愿那一本被众多家长翻破了的学校名录,完全丧失了判断,只能从一个学校和专业不超过10 个字的名称,来幻想、推测接下来的几年要在哪里度过。最后我把选学校和专业这个环节,交托给有着工程师职称的父亲。
　　直到进入学校后,我才发现父亲为我挑选的这个学校和专业和我自己并不合适,以至于很长时间对父亲颇有不满。后来我才认识到,这不是他的责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连各学科门类的在校生数量都属于保密的范围!对于大学的挑选,和千千万万的父母一样,我的父亲所掌握的信息并不比一个中学生更多。
　　今天上网一查,便能获知各类学校大致情况,更有各式各样的排行榜,将各大学排好座次。这种从封神榜、水浒一百单八将、百晓生兵器谱延续而来的方法,用排座次来帮助孩子们挑选未来。
　　上个月初,《人民日报》报道了中国某著名的大学排行榜的制订人武书连向成都理工大学收取“赞助费”,一时之间置疑大学排行榜的声音充斥舆论,教育部也一如既往地表态不支持搞排行榜,反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不管怎么说,获得有限的信息,也比完全无信息地去瞎猜未来要强。所以,当年我入学后,在图书馆找到一本翻印台湾版的《全美TOP100 大学资料大全》,第二天便激动地跑到某出版社,找到素不相识的社长,建议出一本类似的介绍中国大学的图书,以惠后来者。而武书连这十几年做的,似乎便正是这样的工作。
　　问题是,武书连涉嫌以排行榜与高校来做交易,让人对他的排行榜失去信心。但我并不觉得他的工作没有意义和价值,那种排行榜会误人子弟的说法完全不成立,只有公共领域信息的不透明才会耽误高考生的青春。我们太需要将大学这样的公共事业,真正公之于众的信息,排行榜不过是其中的一种。上个月热议的湖南邵东县罗彩霞高考被调包案,也反映了公众对于高等教育作为公共领域事件的基本认识,上大学,应该是全体公民的事情。
　　既然是公共领域的事情,那就该交由公民们自行操作,谁都可以制订一张大学排行榜,让排行榜们自行竞争,自然会筛选出各式各样、符合“科学”、有说服力的排行榜;如果我们的大学有更好的渠道向我们提供完整丰富的信息,我们甚至于用不着排行榜。这样,我们的孩子在未来填报高校志愿时,便不会再两眼一抹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