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三地在历史上同属一个行政区划，京津两个大都市与河北省北部地区形成的“包围与被包围”的区域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上经历了“首都经济圈”、“大北京经济圈”、“环渤海经济链”、“京津冀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等不同的表述方式，但是在这30多年的探索中对京津冀区域关系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人们都在期待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三地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新变化，但需要清楚的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涉及京津冀三地的长远发展，三地之间的合作方式、合作程度以及合作质量等对以大都市为核心的跨行政区划的区域经济合作会形成较大的示范效应。所以，冷静审视京津冀协同发展，前瞻性地考虑问题，避免区域整合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实现合作方双赢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由近及远实行“分步”发展
　　河北省的区域特征是北宽南狭，河北省与京津大都市的关系随着与京津距离变大，进行一体化发展的程度也会出现差异。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就需要采取“分步走”的发展方式有步骤地进行一体化，首先实现近京津的河北省地区与京津大都市的协同发展，逐渐弱化“环京津贫困带”问题。廊坊由于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会走在前面。以廊坊为节点城市，在京津之间构建起城市走廊，这应该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第一步。随后京津与近京津的河北省各个城市都逐步构建起“京张”、“京承”、“京唐”、“京保”等城市走廊，使近京津的河北省地区在京津的影响下率先得到发展，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第二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第三步，即冀北地区在京津大都市的带动下得到全面发展后，通过冀北带动冀中南，使得石家庄以南的河北省地区也得到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实行“分步走”的一体化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就能够避免由于平均用力以及河北省相对于京津面积过大而造成的“遍地开花不能产生协同优势”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并不意味着在京津大都市的带动下，整个河北省地区进行“齐步走”的一体化，一体化应该是“有先有后”的一体化。“分步走”意味着以京津大都市为核心，通过“由近及远”在京津周围逐步构建起分层发展的城市环，从这个意义上讲，“分布发展”就是“分层发展”，这也是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以大都市为核心构建城市体系的一般选择。
　　二、构建多个核心，形成“分片”格局
　　“分片”发展与“分层”发展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在“分层”发展过程中，需要以京津大都市为核心构建多个次级核心城市。根据京津与河北省不同部分的区位关系，近京津的河北省地区需要区分为京津东区、京津北区、京津南区等三个区域，石家庄以南的河北省地区可以作为“远京津地区”。①京津东区。京津东区需要以唐山为中心，通过整合秦皇岛，在京津东侧构建“大唐山”子城市群，唐山目前已经构建起了分散发展的城市体系，以唐山主城区为中心，遵化、玉田、迁西、迁安、曹妃甸和乐亭等以“唐山主城+古冶+丰润”为中心，成为了“大唐山”外围的“卫星城”。②京津北区。京津北区以张家口和承德为次级城市中心建立与京津的联系。目前的问题在于“京张”城市走廊和“京承”城市走廊正在加速建设，但“张家口—承德”还缺乏必要的联系。如果完善“张承城市走廊”，就能够在北京、张家口和承德之间形成“京张承三角形”，崇礼、赤城、丰宁、滦平等县级中心地也会由于“京张承三角形”的完善而得到发展。③京津南区。京津南区涉及保定和沧州两个中等城市，两个城市整合发展形成京津南侧的“双子核”，与京津东侧的“大唐山”呼应。保定位于京津石三角形的中心位置处，与京津大都市形成“京津保三角形”，保定成为京津南侧的子中心城市，也成为连接京津与石家庄的节点城市。④远京津地区。石家庄以南（包括石家庄）的河北省地区，包括衡水、沧州、邯郸和邢台等区域，区域形状呈“倒靴型”，该区域距离京津较远，需要构建以石家庄为核心的城市体系，在河北省最南端形成“远京津城市子团”。
　　三、以京津为“双核”构建城市体系
　　冀北地区呈“空心的拳头”形状，“拳头”的中心就是京津两个大都市。京津大都市与近京津的河北省区域以行政区划为界，两侧出现了较大的发展差距。为此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就需要以京津大都市为核心构建跨越行政区划的城市体系，将京津周边的张家口、承德、保定、沧州和唐山等整合为大都市的卫星城。唐山和保定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非常典型的两个城市，相对于京津冀区域内除了廊坊以外的其他城市，这两个城市具有近邻京津的区位优势，并且城市规模排在了河北省其他城市的前面，以京津为“双核”构建城市体系的过程中首先就需要将保定和唐山整合到“大北京”城市体系中，在京津冀区域内形成“双核+双子”的发展格局，同时构建“京津保三角形”和“京津唐三角形”，然后分别以唐山和保定为次级核心城市继续向外围空间扩展，在此基础上将“双子”影响范围内的更多县级中心地发展为小城市，打造以京津为核心的多层次城市体系。“双核”城市体系目前还没有形成，虽然目前三地在一体化进程中行政区划的限制还没有被打破，但以京津两个大都市构建“双核”城市体系是该区域进行城市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四、提升保定的“节点”城市地位
　　保定在由“三区”变为“五区”后，市区面积扩展到现在的8倍，周围更多的县级中心地与市区接壤。保定在城市化进程中原先的“小马拉大车”的状况会从根本上得到扭转。位于保定北侧的发展基础较好的小城市涿州、高碑店和位于保定南侧的发展基础较好的小城市安国和定州，会逐渐发展成为以保定为核心的次级中心城市。这样保定通过由“一城三星”演变为“一城多星”，在京津冀地区的影响力就会进一步扩大。保定的市区面积通过扩展并且在“五区”通过充分整合后，保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整合力和影响力都进一步提升，向北通过高碑店、涿州等小城市与北京连接在一起，向南通过定州、安国以及正定等小城市与石家庄连接在一起。保定通过与京津大都市构建“京津保三角形”与大都市形成鼎足发展格局，与此同时保定又位于“京津石三角形”的中心位置上，所以保定在京津冀区域内实际上扮演着重要的节点城市的角色。保定作为“京津石三角形”中的重要节点城市，不但将京津石大城市连接在了一起，而且为自身发展赢得了更多的机会。在1968年河北省省会由保定搬迁到石家庄后，石德铁路、石太铁路以及京广铁路交汇于石家庄，使得石家庄的发展势头迅速超过了保定，但是保定近邻京津大都市的区位优势始终是河北省除廊坊以外的其他城市所无法替代的，在京津石三个城市中的节点城市的地位也是其他城市不能相提并论的。 　　五、修通“断头路”和“直达路”，提升区域通达程度
　　道路是将城市连接起来的纽带，世界城市化进程的经验表明，便捷的交通方式能够尽量降低交通成本，将空间距离较远的大城市整合在一起。通达性较高的交通网络在修建过程中不应该受到行政区划的影响，尤其是在行政区划对接地方的交通线路更应该保持通畅，如果在行政区划的边界处存在“断头路”，就会影响邻近的行政区划间进行一体化发展的进程，邻近城市间进行整合的成本也就会增加。目前在京津冀地区内还存在多处这样的“断头路”，如“遵化—平谷”、“平山—阜平”、“张家口—承德”、“雄县—安新—徐水”等。行政区划边界处存在“断头路”，说明在道路网络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地方本位主义因素。京津冀虽然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划，但只有通过资源互补才能够使合作各方都能够从中获益。与“断头路”同等重要的是“直达路”，有些城市间虽然有道路相连，但这些道路实际上都是弯度较大的弧线，在适当情况下将曲线裁弯取直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城市间沟通的成本。“断头路”、“直达路”得以完善后，某些相对孤立的城市就会与周边城市建立联系，或者成为大城市腹地内的子中心城市，或者以自身为中心尽快构建起子城市体系，从而使腹地内的城市化速度得到整体提升。在城市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大城市相对于中小城市更具有优势，在构建路网的过程中，应该更加积极地与中小城市联手修通“断头路”，为构建跨行政区划的大都市奠定基础。
　　六、京津大都市树立“分散”发展理念
　　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随着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吸纳资源的能力也会越强，资源在有限的区域内通过有效整合就能够展示出较好的聚集经济效应。根据经济学原理，可变要素投入到不变要素上去时，当不变要素得到充分利用后，如果继续投入可变要素，可变要素就不能像先前那样高效率地发挥作用，于是出现边际收益递减问题。这时候虽然边际收益递减，但由于边际效应为正，所以总效应还是递增的。但是当可变要素增加到一定程度时，由于资源内耗等多种原因，边际效应就会出现负值，这时候总效应也会逐渐下降。大城市的发展过程与上述类似，由聚集经济发展为聚集不经济，说明大城市需要进入分散发展阶段。京津大都市已经进入到了过度发展阶段，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规模不经济问题会严重影响城市的发展质量，所以京津大都市需要树立分散发展理念，京津大都市部分职能向外围城市疏解，一方面能够为都市减负，另一方面能够强化外围城市与京津大都市间的合作关系，在京津外围区域内构建更多的卫星城。在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大都市具有相对优势，但合作是建立在双赢的基础上，不能由于地方本位主义等因素阻碍一体化的效率。大都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进入分散发展阶段是国际大都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前瞻性地考虑分散发展并在京津冀大区域内进行城市体系的整体布局，就能够让一体化进程有条不紊地进行。
　　（作者单位：华北电力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责任编辑：杨再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