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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对外开发的窗口，深圳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孕育了大批优秀的内资企业。
深圳发展进入到第二个十年里，特别是邓小平“南巡”后，一批国企率先打破“旧思维”，
迅速成长起来，而另一批“敢为天下先”的实干家也纷纷独立出来创办企业。
正是有了这样一批改革先锋的摸索和开拓，深圳的内资PCB企业才得以日渐成长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我国电子工业有了快速的发展。工业总产值从1992年的1087亿元提高到1996年的2966亿元，实现产值年均增长27.34%，实现利税年均增长26.6%。一批有一定规模的大公司正在形成，产业的集中度不断提高，电子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增强。其中，在1996～2000年期间，中国内地PCB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25.8％。其年产值由1996年的90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313亿元人民币。据当时调查数据表明，1997年中国PCB产量已达2210万平方米，1998年产量2680万平方米。2001年PCB的产值又增长到360亿元人民币，首次在产值上超过中国台湾，仅次于日本、美国，成为居第三位的世界PCB生产地。
当时中国内地的PCB生产企业有约600家。加之与PCB业相关的设备、材料生产厂家的数量，生产厂家已超过1000家。在厂家的规模上,中小型企业的数量占90％以上。在中国内地，中外合资企业和海外独资企业占有相当高的数量比例。在投资规模、生产技术、生产量方面，外资企业也占有很大的比例。但是，内资企业也紧跟时代大潮，开始崭露头角，并且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特别是深圳的一些PCB厂，比如兴森科技、崇达电路、五洲电路、博敏电子、华祥电子等都是90年代成立，现在已是年销售过五亿甚至十几亿的大企业。
南山村：深圳线路板企业的摇篮
改革开放实际上从1978年开始，前十年基本是处在摸索、探究的阶段，真正大发展是从1992年开始的。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给深圳的改革开放吃了个“定心丸”，各方面得到快速发展，也给中国的经济“松了绑”。 中国经济自91年开始出现回升，GDP增长也从90年3.9%的波谷上升到8.0%，92年更是达到了13.2%。整个90年代中国的GDP增长速度都是以两位数的速度在增长，处于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高峰期。
被誉为深圳“特区中的特区”的蛇口工业区率先形成完整的开放模式，成为深圳对外开放的窗口。紧邻蛇口的南山村则成为民营PCB行业的聚集地。当时众多小型的线路板企业都集中在深圳南山村，从那里起步和发家，成为深圳民营线路板企业的摇篮。当时在南山村及附近的PCB企业有崇达、兴森、博敏、环基、鑫敬、生溢快捷、中富、捷迅、顺和、东建等一大批。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印制电路板样板、快件、小批量板的设计及制造服务商兴森快捷就是在这里成长起来并走上上市之路的，南山村可以说是线路板企业发展壮大的风水宝地。
20世纪90年代以伟创力为首的全球电子制造业开始了大范围的产业转移，在这次浪潮中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转移呈现出多梯度性和高度化。欧、美、日、韩等跨国资本明显加快了来华投资的速度。经过近20年来的发展，由发达国家研发并提供知识型服务和高技术制造，周边经济体提供代工、销售及售后服务，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利用低成本优势进行加工组装，最终产品外销欧美市场的国际生产体系已基本形成。从改革开放伊始，我国珠三角地区特别是深圳凭借得天独厚优势，抓住港澳台地区及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机遇，大力发展“三来一补”等外向型工业，走出了一条典型的以外源型经济为先导的发展道路。而那些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拥有强大的品牌优势和销售渠道，已经组织起了全球性的商品流通网络，通过全球采购和代工生产，也驱动了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制造业的飞速发展。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日本、韩国的一些电子企业，还有欧美的大中型公司基于成本考虑，纷纷把产业转移到中国来。“四小龙”虽然在97年金融风暴中受到重创，但随着产业调整，外国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加大转移力度和资本投入，这个时候，大量的线路板民营企业得到了起步、扩大的发展契机。我国沿海PCB产业，尤其是深圳PCB行业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抓住发达国家和地区PCB产业转移的契机，不断发展壮大的。90年代，PCB生产企业多集中在中国东南部的沿海地区，初期以珠江三角洲为最多，在深圳涌现出了一大批外资、合资、民营PCB企业；到90年代末期，长三角地区的PCB企业也借助政策的东风，逐渐发展起来。
为国内配套 国内PCB企业成长快
中国电子工业是因国防建设的需要建立起来的，特别是原电子工业部的直属企业，从其建立之日起，长期坚持“以军为主”的方针，不生产或很少生产民品。随着战争年代的远去，军工企业开始出现“找米下锅”的情况，而这时候民用市场需求越来越大。到80年代军工企业开始向民企转变，1981年成立国家机械委，电子工业由军口划归民口，四机部更名为电子工业部。江泽民同志1982年到电子工业部工作，为电子工业“保军转民”、加快民品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从这时起，中国电子工业的发展模式较快地从以军为主转向了以民为主，从主要为军工服务转向全面为四化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
改革开放初期，为支持深圳特区建设，首先进驻深圳的企业大部分都是带有军工背景的国企，这些企业以其雄厚的实力背景和技术经验积累，迅速地成为行业的中流砥柱，引领行业快速发展。这一时期的深圳PCB企业如华发、景丰、华丰、深南等大都是国资背景的独资式合资企业，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为国内消费电子生产配套，并依靠内需的不断扩大迅速成长起来。深南电路，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984年，深圳市深南电路有限公司成立，初期起步也是借鉴当时的流行模式。到1990年成功改制，更名为“深圳中航企业集团深南电路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下属企业)开始，整个90年代，深南电路完成了一系列转换：从最初的游戏机板向通讯行业转换，95年公司搬迁至南山区华桥城中航南沙河工业区，生产面积扩大到6500平方米，生产能力扩大到4倍；97年公司随中航实业捆绑在香港及H股上市；99年被确认为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获得了飞速发展，并成长为PCB行业的佼佼者。带着军工企业、航天企业的实力和背景，早期深南电路就能生产双面和多层印制电路板，应该说当时的技术在国内也是较为领先的。在搬到华侨城的生产地点后，深南引进了大量的高端生产线，而产品向生产背板转变，专为通讯行业的大型企业如中兴、华为做配套，奠定了21世纪持续快速成长的基础。 除了家电行业快速发展外，90年代的通讯行业也在这时期崛起。深圳，成就了一批有名的通讯企业，比如当时如日中天的“巨大中华”，如今的华为、中兴依然在引领电子产业的趋势。90年代的华为，还蜗居在南山南油工业区一栋旧厂房里，从几十人的小厂起步，依靠做防爆器材打出名声，继而逐步转向消费电子，并顺应时势抓住了通讯产业的发展机遇，壮大成世界瞩目的集团型国际化企业。当时深圳的几大电子信息支柱：一个计算机，以长城为首；一个是家电，康佳、创维、TCL；另一个是通讯电子，华为和中兴。这几大类电子企业，推动了深圳PCB企业的繁荣和进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国内PCB企业一般都是给国内电子厂配套，到后来，看准国外市场的巨大需求，很多企业纷纷试水出口外单，如深南也做了大量的外销。看到中国的印制板价格低廉、质量过硬，这对急需降低采购成本的国外厂商来说是极大的诱惑。90年代大量外资进入中国，就是看中这边的的成本低廉，在全球来说，珠三角的电子元器件是最便宜的，全球的采购中心也大都在珠三角尤其是集聚在深圳。这一时期的线路板行业占到了全国的七成。直到90年代中后期，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PCB集群才慢慢发展起来。
民营企业生存有道 借势萌芽
经过80年代的产业启萌、90年代初期的技术及资金积累后，珠三角PCB企业中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财务人才慢慢成长起来，而沿海城市市场经济的发酵及体制的逐步放开，让一部分敢闯敢干的行业精英看到了机会和潜力，民营PCB企业就在这时候开始萌芽、并逐渐枝繁叶茂。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高端人才，一是89年六四以后，一部分在政治上看开、并开始往经济方面努力的大学生，另外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更多的知识分子从政府机关、国企中勇敢走出来，纷纷南下加入了“下海”的队伍。对全球化看好、追随改革、思想率先解放的这两批知识分子的加入，使深圳企业家的成分和数值有了一个大的改变和提升。
民营企业在成立初期，遇到了重重困难，缺资金、设备差、原材料依赖进口等都成为拦路虎。虽然这一批人掌握了线路板的技术，他们有可能是技术人员、或是企业的市场人员、财务人员，互相找一些互补人员就出来创业，但早期的创业仍然是相当艰辛的。PCB行业的资深前辈杨兴全工程师，从80年代末起，见证了深圳近30多年来PCB行业尤其是民营PCB企业的发展历程。在谈到90年代民营企业的时候，他感慨道：那时候的PCB厂尤其是民营厂大都是几十到上百人左右的小厂，还有很多只是家庭作坊式的企业，当时的主要产品以单面板和双面板为主，那时的干膜丝印工艺还很流行，湿膜才刚开始引进，远未形成规模，数控钻机更是少见。这些民营企业的技术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国内大型国营工厂；二是港台地区的技术引进和借鉴，而整个PCB行业的生产技术传承，都是师徒相传、口口相授。
当时普遍情况都是如此，但民营PCB企业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努力寻找生存机会，并抓住机遇突破成长的。现在的博敏电子产值攀升至数亿元，当初也只是南油一个弱小的民企。1994年，深圳市晨方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开创深圳市最早的快件印制板厂，1996年更名为深圳市博敏电子有限公司。但是，直到1998年杨工到博敏任副总经理的时候，博敏的员工才30～40人，主要也是以单面板、双面板为主，产量仅在3000平方米左右，主要是销往内地。90年代中期这些民营企业基本上处于缓慢发展状态，直到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他们迎来了发展的高峰期。所谓危机，就是“危中有机”。
市场经济时代，任何行业都有产能过剩的时候，特别是中国在进入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但猝然迎来金融风暴的PCB专用配套设备企业。当产能过剩的时候，他们选择把设备打折或以分期付款、折合股份等多种形式提供给这些民营企业的创业者们。而那些有着很好的终端市场营销能力和诚信守信的创业者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创了属于他们的事业。比如某个线路板企业家当时看到了钻孔代工的利润，在企业内集资购买了第一台钻孔机，并利用赚回的资金滚动发展不断添置先进设备，从而扩大生产规模，分享市场成长的红利。可以说早期这些材料商和设备商极大地帮助和成就了民营企业的茁壮成长。
在总结民营企业快速发展阶段时，杨工说到几个重要经验：1. 在内部管理上，注重人才的培养；2. 订立准确的考核目标；3. 改计时为计件，效率大幅提高；4. 重视技术的研发与创新；5. 擅于抓住机遇，98年金融危机给工厂带来大量机会。谈到博敏的人才管理，杨工表示：那时候高中生都是“紧缺性高素质人才”，当时就是花了大力气才招了一批高中生。这些员工，一般都是因为家里穷、学习成绩不错，但没有钱读大学而出来找工作的。这些高素质的人才很快地就掌握了工厂生产的技术要领，为企业发展储备了复合型人才。如今颇令杨工自豪的是，当初他带的员工，能在PCB行业坚持下来的，现在大都已成为各大公司的骨干，另一部分已再创业成功，个个身价不菲。
深圳：民营企业成长的乐土
深圳发展的第一个十年，依靠国家政策与区位优势，迅速的从一个边陲小镇变成一个现代化城市。这一时期主要是外资企业特别是港资，为深圳发展奠定经济基础。进入第二个十年，特别是邓小平92年南巡以后，深圳的内资企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首先，一批国企率先打破“旧思维”，迅速成长起来，一批“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先锋；另一方面，当时掌握了市场、技术、资金的实干家，纷纷独立出来创办企业，这一批民营企业在困难中摸索前进，也闯出了一片天空。
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深圳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孕育了大批企业。90年代全球进入了信息时代，大量电子产品普及到平常百姓家中，这就促使电子行业需要更多的印制电路板，当时很多民营企业还以内销为主，以电视机为主导的几大品牌如长虹、康佳、TCL、创维等，加上家电需求旺盛，促使国内PCB行业快速发展，而后期的外销也为产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初期的特区政策优势下，深圳率先建立了以外向型市场经济为特征的高速增长的“深圳模式”，强化了深圳经济及文化的吸收力和扩散力，在外资企业的带动下，国内PCB产业迈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年轻人构成了城市的主体，少了沉重的传统自我优越感“包袱”，也没有强烈的“排外”心态，这种包容开放的文化是深圳建立超常规增长的外向型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础。90年代有数十万的科研人员和行政干部下海来到深圳，大大改善了深圳的人力资源结构，大量高学历人才的进入，解决了企业发展初期人力瓶颈问题。
在90年代末期，随着外资企业的壮大，内资PCB企业与他们的交流日渐增多，更多的企业逐渐明确了解决问题的方向。这一时期大部分PCB企业通过学习成长，纷纷在公司推行各种管理体系，并通过注册认证，管理开始逐步与国际接轨。在中外融合的大潮下，借鉴国外先进企业的经验教训，民营企业也开始切实转变企业经营运作方式，从工厂制转变为公司制；重视人才、重视现代化管理，逐步突破以家族为核心的管理权分配方式；购进先进管理设备的同时引进先进的管理观念和方法，软硬双管齐下，建立起一套与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具有民营经济特色的、高效的管理体制。在21世纪的今天，当初弱不禁风的小作坊已经成长为参天大树，在跨越生存与规模扩张的初级阶段后，国内的PCB企业，将不断践行社会责任与环保生产，永续经营、百年常青。
深圳发展进入到第二个十年里，特别是邓小平“南巡”后，一批国企率先打破“旧思维”，
迅速成长起来，而另一批“敢为天下先”的实干家也纷纷独立出来创办企业。
正是有了这样一批改革先锋的摸索和开拓，深圳的内资PCB企业才得以日渐成长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我国电子工业有了快速的发展。工业总产值从1992年的1087亿元提高到1996年的2966亿元，实现产值年均增长27.34%，实现利税年均增长26.6%。一批有一定规模的大公司正在形成，产业的集中度不断提高，电子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增强。其中，在1996～2000年期间，中国内地PCB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25.8％。其年产值由1996年的90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313亿元人民币。据当时调查数据表明，1997年中国PCB产量已达2210万平方米，1998年产量2680万平方米。2001年PCB的产值又增长到360亿元人民币，首次在产值上超过中国台湾，仅次于日本、美国，成为居第三位的世界PCB生产地。
当时中国内地的PCB生产企业有约600家。加之与PCB业相关的设备、材料生产厂家的数量，生产厂家已超过1000家。在厂家的规模上,中小型企业的数量占90％以上。在中国内地，中外合资企业和海外独资企业占有相当高的数量比例。在投资规模、生产技术、生产量方面，外资企业也占有很大的比例。但是，内资企业也紧跟时代大潮，开始崭露头角，并且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特别是深圳的一些PCB厂，比如兴森科技、崇达电路、五洲电路、博敏电子、华祥电子等都是90年代成立，现在已是年销售过五亿甚至十几亿的大企业。
南山村：深圳线路板企业的摇篮
改革开放实际上从1978年开始，前十年基本是处在摸索、探究的阶段，真正大发展是从1992年开始的。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给深圳的改革开放吃了个“定心丸”，各方面得到快速发展，也给中国的经济“松了绑”。 中国经济自91年开始出现回升，GDP增长也从90年3.9%的波谷上升到8.0%，92年更是达到了13.2%。整个90年代中国的GDP增长速度都是以两位数的速度在增长，处于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高峰期。
被誉为深圳“特区中的特区”的蛇口工业区率先形成完整的开放模式，成为深圳对外开放的窗口。紧邻蛇口的南山村则成为民营PCB行业的聚集地。当时众多小型的线路板企业都集中在深圳南山村，从那里起步和发家，成为深圳民营线路板企业的摇篮。当时在南山村及附近的PCB企业有崇达、兴森、博敏、环基、鑫敬、生溢快捷、中富、捷迅、顺和、东建等一大批。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印制电路板样板、快件、小批量板的设计及制造服务商兴森快捷就是在这里成长起来并走上上市之路的，南山村可以说是线路板企业发展壮大的风水宝地。
20世纪90年代以伟创力为首的全球电子制造业开始了大范围的产业转移，在这次浪潮中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转移呈现出多梯度性和高度化。欧、美、日、韩等跨国资本明显加快了来华投资的速度。经过近20年来的发展，由发达国家研发并提供知识型服务和高技术制造，周边经济体提供代工、销售及售后服务，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利用低成本优势进行加工组装，最终产品外销欧美市场的国际生产体系已基本形成。从改革开放伊始，我国珠三角地区特别是深圳凭借得天独厚优势，抓住港澳台地区及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机遇，大力发展“三来一补”等外向型工业，走出了一条典型的以外源型经济为先导的发展道路。而那些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拥有强大的品牌优势和销售渠道，已经组织起了全球性的商品流通网络，通过全球采购和代工生产，也驱动了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制造业的飞速发展。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日本、韩国的一些电子企业，还有欧美的大中型公司基于成本考虑，纷纷把产业转移到中国来。“四小龙”虽然在97年金融风暴中受到重创，但随着产业调整，外国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加大转移力度和资本投入，这个时候，大量的线路板民营企业得到了起步、扩大的发展契机。我国沿海PCB产业，尤其是深圳PCB行业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抓住发达国家和地区PCB产业转移的契机，不断发展壮大的。90年代，PCB生产企业多集中在中国东南部的沿海地区，初期以珠江三角洲为最多，在深圳涌现出了一大批外资、合资、民营PCB企业；到90年代末期，长三角地区的PCB企业也借助政策的东风，逐渐发展起来。
为国内配套 国内PCB企业成长快
中国电子工业是因国防建设的需要建立起来的，特别是原电子工业部的直属企业，从其建立之日起，长期坚持“以军为主”的方针，不生产或很少生产民品。随着战争年代的远去，军工企业开始出现“找米下锅”的情况，而这时候民用市场需求越来越大。到80年代军工企业开始向民企转变，1981年成立国家机械委，电子工业由军口划归民口，四机部更名为电子工业部。江泽民同志1982年到电子工业部工作，为电子工业“保军转民”、加快民品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从这时起，中国电子工业的发展模式较快地从以军为主转向了以民为主，从主要为军工服务转向全面为四化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
改革开放初期，为支持深圳特区建设，首先进驻深圳的企业大部分都是带有军工背景的国企，这些企业以其雄厚的实力背景和技术经验积累，迅速地成为行业的中流砥柱，引领行业快速发展。这一时期的深圳PCB企业如华发、景丰、华丰、深南等大都是国资背景的独资式合资企业，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为国内消费电子生产配套，并依靠内需的不断扩大迅速成长起来。深南电路，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984年，深圳市深南电路有限公司成立，初期起步也是借鉴当时的流行模式。到1990年成功改制，更名为“深圳中航企业集团深南电路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下属企业)开始，整个90年代，深南电路完成了一系列转换：从最初的游戏机板向通讯行业转换，95年公司搬迁至南山区华桥城中航南沙河工业区，生产面积扩大到6500平方米，生产能力扩大到4倍；97年公司随中航实业捆绑在香港及H股上市；99年被确认为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获得了飞速发展，并成长为PCB行业的佼佼者。带着军工企业、航天企业的实力和背景，早期深南电路就能生产双面和多层印制电路板，应该说当时的技术在国内也是较为领先的。在搬到华侨城的生产地点后，深南引进了大量的高端生产线，而产品向生产背板转变，专为通讯行业的大型企业如中兴、华为做配套，奠定了21世纪持续快速成长的基础。 除了家电行业快速发展外，90年代的通讯行业也在这时期崛起。深圳，成就了一批有名的通讯企业，比如当时如日中天的“巨大中华”，如今的华为、中兴依然在引领电子产业的趋势。90年代的华为，还蜗居在南山南油工业区一栋旧厂房里，从几十人的小厂起步，依靠做防爆器材打出名声，继而逐步转向消费电子，并顺应时势抓住了通讯产业的发展机遇，壮大成世界瞩目的集团型国际化企业。当时深圳的几大电子信息支柱：一个计算机，以长城为首；一个是家电，康佳、创维、TCL；另一个是通讯电子，华为和中兴。这几大类电子企业，推动了深圳PCB企业的繁荣和进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国内PCB企业一般都是给国内电子厂配套，到后来，看准国外市场的巨大需求，很多企业纷纷试水出口外单，如深南也做了大量的外销。看到中国的印制板价格低廉、质量过硬，这对急需降低采购成本的国外厂商来说是极大的诱惑。90年代大量外资进入中国，就是看中这边的的成本低廉，在全球来说，珠三角的电子元器件是最便宜的，全球的采购中心也大都在珠三角尤其是集聚在深圳。这一时期的线路板行业占到了全国的七成。直到90年代中后期，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PCB集群才慢慢发展起来。
民营企业生存有道 借势萌芽
经过80年代的产业启萌、90年代初期的技术及资金积累后，珠三角PCB企业中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财务人才慢慢成长起来，而沿海城市市场经济的发酵及体制的逐步放开，让一部分敢闯敢干的行业精英看到了机会和潜力，民营PCB企业就在这时候开始萌芽、并逐渐枝繁叶茂。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高端人才，一是89年六四以后，一部分在政治上看开、并开始往经济方面努力的大学生，另外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更多的知识分子从政府机关、国企中勇敢走出来，纷纷南下加入了“下海”的队伍。对全球化看好、追随改革、思想率先解放的这两批知识分子的加入，使深圳企业家的成分和数值有了一个大的改变和提升。
民营企业在成立初期，遇到了重重困难，缺资金、设备差、原材料依赖进口等都成为拦路虎。虽然这一批人掌握了线路板的技术，他们有可能是技术人员、或是企业的市场人员、财务人员，互相找一些互补人员就出来创业，但早期的创业仍然是相当艰辛的。PCB行业的资深前辈杨兴全工程师，从80年代末起，见证了深圳近30多年来PCB行业尤其是民营PCB企业的发展历程。在谈到90年代民营企业的时候，他感慨道：那时候的PCB厂尤其是民营厂大都是几十到上百人左右的小厂，还有很多只是家庭作坊式的企业，当时的主要产品以单面板和双面板为主，那时的干膜丝印工艺还很流行，湿膜才刚开始引进，远未形成规模，数控钻机更是少见。这些民营企业的技术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国内大型国营工厂；二是港台地区的技术引进和借鉴，而整个PCB行业的生产技术传承，都是师徒相传、口口相授。
当时普遍情况都是如此，但民营PCB企业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努力寻找生存机会，并抓住机遇突破成长的。现在的博敏电子产值攀升至数亿元，当初也只是南油一个弱小的民企。1994年，深圳市晨方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开创深圳市最早的快件印制板厂，1996年更名为深圳市博敏电子有限公司。但是，直到1998年杨工到博敏任副总经理的时候，博敏的员工才30～40人，主要也是以单面板、双面板为主，产量仅在3000平方米左右，主要是销往内地。90年代中期这些民营企业基本上处于缓慢发展状态，直到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他们迎来了发展的高峰期。所谓危机，就是“危中有机”。
市场经济时代，任何行业都有产能过剩的时候，特别是中国在进入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但猝然迎来金融风暴的PCB专用配套设备企业。当产能过剩的时候，他们选择把设备打折或以分期付款、折合股份等多种形式提供给这些民营企业的创业者们。而那些有着很好的终端市场营销能力和诚信守信的创业者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创了属于他们的事业。比如某个线路板企业家当时看到了钻孔代工的利润，在企业内集资购买了第一台钻孔机，并利用赚回的资金滚动发展不断添置先进设备，从而扩大生产规模，分享市场成长的红利。可以说早期这些材料商和设备商极大地帮助和成就了民营企业的茁壮成长。
在总结民营企业快速发展阶段时，杨工说到几个重要经验：1. 在内部管理上，注重人才的培养；2. 订立准确的考核目标；3. 改计时为计件，效率大幅提高；4. 重视技术的研发与创新；5. 擅于抓住机遇，98年金融危机给工厂带来大量机会。谈到博敏的人才管理，杨工表示：那时候高中生都是“紧缺性高素质人才”，当时就是花了大力气才招了一批高中生。这些员工，一般都是因为家里穷、学习成绩不错，但没有钱读大学而出来找工作的。这些高素质的人才很快地就掌握了工厂生产的技术要领，为企业发展储备了复合型人才。如今颇令杨工自豪的是，当初他带的员工，能在PCB行业坚持下来的，现在大都已成为各大公司的骨干，另一部分已再创业成功，个个身价不菲。
深圳：民营企业成长的乐土
深圳发展的第一个十年，依靠国家政策与区位优势，迅速的从一个边陲小镇变成一个现代化城市。这一时期主要是外资企业特别是港资，为深圳发展奠定经济基础。进入第二个十年，特别是邓小平92年南巡以后，深圳的内资企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首先，一批国企率先打破“旧思维”，迅速成长起来，一批“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先锋；另一方面，当时掌握了市场、技术、资金的实干家，纷纷独立出来创办企业，这一批民营企业在困难中摸索前进，也闯出了一片天空。
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深圳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孕育了大批企业。90年代全球进入了信息时代，大量电子产品普及到平常百姓家中，这就促使电子行业需要更多的印制电路板，当时很多民营企业还以内销为主，以电视机为主导的几大品牌如长虹、康佳、TCL、创维等，加上家电需求旺盛，促使国内PCB行业快速发展，而后期的外销也为产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初期的特区政策优势下，深圳率先建立了以外向型市场经济为特征的高速增长的“深圳模式”，强化了深圳经济及文化的吸收力和扩散力，在外资企业的带动下，国内PCB产业迈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年轻人构成了城市的主体，少了沉重的传统自我优越感“包袱”，也没有强烈的“排外”心态，这种包容开放的文化是深圳建立超常规增长的外向型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础。90年代有数十万的科研人员和行政干部下海来到深圳，大大改善了深圳的人力资源结构，大量高学历人才的进入，解决了企业发展初期人力瓶颈问题。
在90年代末期，随着外资企业的壮大，内资PCB企业与他们的交流日渐增多，更多的企业逐渐明确了解决问题的方向。这一时期大部分PCB企业通过学习成长，纷纷在公司推行各种管理体系，并通过注册认证，管理开始逐步与国际接轨。在中外融合的大潮下，借鉴国外先进企业的经验教训，民营企业也开始切实转变企业经营运作方式，从工厂制转变为公司制；重视人才、重视现代化管理，逐步突破以家族为核心的管理权分配方式；购进先进管理设备的同时引进先进的管理观念和方法，软硬双管齐下，建立起一套与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具有民营经济特色的、高效的管理体制。在21世纪的今天，当初弱不禁风的小作坊已经成长为参天大树，在跨越生存与规模扩张的初级阶段后，国内的PCB企业，将不断践行社会责任与环保生产，永续经营、百年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