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受访者陈文英，采访者卢彦名，南京，中国。” 美国南加州大学大屠杀基金会（USC Shoah Foundation）的视频文件及后期制作主管扎克在镜头前打了场记板后，采访开始。
　　90岁的陈文英背对着客厅的窗户，斜坐在轮椅上，黯红色棉袄裹着老人瘦小的身体，略显臃肿。她女儿说，不久前，老人因不慎摔倒骨折了。
　　客厅里除了陈文英，只有作为采访者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研究员卢彦名博士以及摄影师、录音师。
　　另一间屋子里，则坐着美国南加州大学大屠杀基金会（以下简称“大屠杀基金会”）研究文献部主任凯伦·江格布拉及其助手方程，陈文英的女儿陪在一旁。
　　面对镜头，陈文英回忆道：1925年，自己出生于一个纺织商人的家庭，有三个姐妹和一个哥哥。在南京大屠杀中，她的哥哥被射杀了，对她格外好的三姐被日本人强奸后又惨遭杀害。讲到三姐时，老人有些抽搐，流出了眼泪。
　　监视器后的凯伦，转头问老人的女儿，需不需要停下采访。女儿说，不要紧。凯伦犹豫了一下，没有打断采访。
　　陈文英老人是这个团队采访的第35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这35名受访者，平均年龄为85岁，其中年龄最大的94岁。
　　“我们有很多不同领域的员工，他们被称之为内容生产团队，在世界各地按照我们的流程记录幸存者的证言。”凯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93年，反映二战期间纳粹屠杀犹太人历史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让世界动容。在次年举行的第66届奥斯卡金像奖和第51届金球奖上，影片各获得7项大奖。之后，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用电影全部所得成立了大屠杀基金会，致力于记录和保存大屠杀幸存者的影像证言。
　　如今，大屠杀基金会已搜集了5.3万多位幸存者的证言，涉及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以及世界范围内其他有计划的种族灭绝和屠杀。
　　2012年，大屠杀基金会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以下简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开始合作，共同记录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年底，拍摄团队用普通话采访了首批12位幸存者。第二批18位幸存者的采访在2014年秋天完成。这一次，该团队计划采访第三批20名幸存者。
　　这些幸存者的影像证言除了被纳入美国南加州大学的视觉历史与教育影像库以外，还将被剪辑成一部50分钟的纪录片，通过美国知名传媒集团NBC环球发行。
　　“只有这样，这些幸存者的故事才不会被遗忘。这项工作的意义不仅仅会影响中国，还会通过我们的数字平台影响世界。”凯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小历史中的大历史

　　“我已经太老了，也不想再看外面的世界了，更不想再参加和大屠杀有关的活动了。”采访进行到约四十分钟时，泪水再次从陈文英满是皱纹的脸上流下，她攥紧了膝盖上的暖水袋。长时间陷入对过往痛苦经历的回忆，让陈文英的情绪有些难以自已。
　　“停，我们休息一下。”凯伦暂停了拍摄。
　　凯伦格外注意受访幸存者的情绪。在采访开始前，凯伦单膝跪在轮椅前，握着老人的手：“您好吗？如果一会采访中觉得哪里不舒服，我们就停下来。”
　　她一再向老人确认，是否对灯光感到刺眼。而在布景、打光、试音等拍摄准备工作完成后，除了采访者卢彦名博士以及摄影师、录音师，其他团队人员要么进入监视器所在的房间，要么撤到了门外。
　　在老人休息的时候，凯伦将卢彦名拉到一旁，小声交谈了一阵，希望在下一段的采访中补充几个问题。
　　因为陈文英提到她在大屠杀结束后曾给一家日本商人带小孩当保姆。凯伦希望卢彦名问一下她，既然她的哥哥姐姐死于大屠杀，她再去日本人家当保姆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为什么去日本人家当保姆？如果日本人提议要带她去日本的时候她是什么样的感受？如果真有那样的机会，她会不会去日本？
　　但凯伦也一直对团队强调，不能强迫一个幸存者讲她不愿意讲的内容。凯伦曾告诉卢彦名，如果发现幸存者情绪比较激动或是避讳谈一个问题的时候，需要停下。
　　卢彦名是大屠杀基金会与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合作的南京大屠杀影像记录项目的采访者之一。而作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研究员，卢彦名也是纪念馆参与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和美国团队的磨合也一直在进行。第一批的12名幸存者我采访得不好，问题比较宏观，没有要问出细节的意识。”卢彦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所以，采访间隙美方团队往往要补充很多问题。
　　此外，美国团队还很重视追问。通过合作，卢彦名逐渐也能意识到，好的采访就是听完受访者的回答，马上找出其中要点，接着再补充问题。
　　“比如今天陈文英老人讲母亲的眼睛不好，如果我不问为什么不好，凯伦肯定会让我追问为什么眼睛不好。我知道她会追问，所以我当场就把问题问了。然后老人就讲，实际上是因为想陈文英的姐姐、哥哥、父亲，母亲天天哭，眼睛哭坏了。”卢彦名说。
　　在每次采访中，凯伦都会在监视器前，记录采访者和家属沟通过程中了解的幸存者的信息以及他在镜头前遗漏的问题，然后在采访的第二阶段把所漏的问题补充进去。所以，对幸存者的采访一般都会分为三段，第一段是了解幸存者的基本情况，第二段是补充问题，第三段会邀请幸存者的亲属和幸存者一起接受采访。
　　曾经向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捐赠过几百件文物的南京航空联谊会理事、南京黄埔亲属联谊会会员陈功，是卢彦名之外的另一位采访者。在当天的拍摄活动中，他作为大屠杀基金会的注册合作伙伴，担任起拍摄团队制片主任的角色。 　　陈功回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早前也曾拍摄过部分幸存者的证言视频，主题是围绕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回忆。而中美双方此番合作拍摄的内容，则增加了受访者的家庭历史以及抗战胜利后的经历。
　　有些受访的幸存者已经形成了惯性，讲述时往往很快地且不自觉地进入到南京大屠杀时期内容的讲述中。他们颇为好奇，为什么凯伦一行对他们的童年和大屠杀之后的经历感兴趣。
　　对于凯伦一行而言，采访不仅是要了解南京大屠杀时期这一段历史，他们也想了解幸存者过去和现在的生活状态，希望把每个幸存者的人生作为一个整体，而并非仅仅是战争的受害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沙托夫在和斯塔夫罗金以这样的方式对话：“在无限无穷的世界里，我们是最后一次相遇的两个生物……别用那种腔调，像人一样说话吧。至少，用人的声音说一次话。”
　　拍摄团队与幸存者们展开的正是这样的一次次对话。在采访中，那些如何看待战争的问题被省略了，被忽视的日常生活被大量记录下来。
　　“我很少问及他们怎样受到侵害或者看待历史，我让他们谈童年、爱好、家人、爱与人生，通过这些细节讲述这一代幸存者的生活经历。这种方法能从日常生活中体现灾难并讲出抵达人心的故事。”凯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14年秋天，凯伦与扎克等同事再次来到中国，和中方人员一起执行项目第二阶段的采访。在8天的时间里，他们又记录了18名幸存者的证言。
　　其中两名受访者是一对姐妹。她们分别出生于1923年和1926年。两个人自打出生起，就从未搬离过那栋存在已超过100年的老宅子。
　　如今的南京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摩天大楼环绕着她们满布风霜的家，但她们仍然从一口古井中舀水喝。采访当天，凯伦和同事们不得不穿过一个小胡同，“从一个繁华的城市街道步行到老人家的门口，就像是在做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
　　摄制团队分别采访了这对姐妹，然后又让她们一起接受采访。交谈变得细密起来。她们回忆起了遭遇艰难时期的经历，也谈论少女时代一起做的游戏。
　　凯伦发现，两位九旬上下的姐妹仍然有稚气的一面，不时互相纠正细节，仿佛她们还是当时的那对小女孩。
　　这次采访随后还扩展成对一个家族的访谈，两位姐妹的许多亲戚都在采访的这段时间登门，急欲一吐为快。这对姐妹的儿女们还领着凯伦参观临近的老房子，告诉她哪些是二战中留下的遗迹。他们清楚地指出，哪些地点曾有防空洞。
　　虽然采访的脚本被打乱，但凯伦不觉得繁琐或是失控。相反，她觉得只有在立体的叙事手法和采访对象的即兴发挥中，才能看到挣扎、焦愁、慌乱、冒险和欢喜，“人的成分”会特别浓厚。
　　两位老人的儿孙辈们似乎也很少听母亲和祖母谈起她们那已经有些久远的童年故事以及南京大屠杀时期的经历。但那一刻，叙述历史让他们围坐在一处。
　　“这家人很感激我们的到访，听到他们每个人都表达出尊重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件令人鼓舞的事情。这种感受真实又强烈，我真的希望大屠杀基金会所有的职员都能经历那一刻。”凯伦回忆道。
　　她说，幸存者们讲述自己的小历史，但大历史也从中展现出来。在采访中，经历过战争的人们的生活场景显现了出来，这是历史文献无法占领的地带。

你怎么不早点来问问我

　　作为大屠杀基金会研究文献部主任，凯伦已经与全球各地的合作方共同记录了世界范围内多次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但她坦言，在中美双方启动共同记录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的项目之前，自己对南京这段历史知之甚少，“我只是了解到在那次大屠杀中有多少人遇难等基本信息。” 而在美国，像凯伦一样不了解南京大屠杀的民众不在少数。
　　2011年，大屠杀基金会执行主任史蒂文·史密斯在香港出差，听人推荐后临时决定前去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那一次，他见到了当时的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两个人都谈到记录幸存者证言的重要性这一问题，并立即就大屠杀基金会和纪念馆的合作事宜达成了共识。
　　2012年4月，南京大学犹太和以色列研究所所长徐新教授受南加州大学邀请赴美国进行学术交流。彼时，记录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的项目已被纳入该校大屠杀基金会的规划。在与史密斯和凯伦的首次见面中，对方告知，希望能与徐新以及他所在的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有进一步的合作。
　　早在1993年，徐新就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策划了一次纳粹屠杀犹太人主题展览。当时美国派代表团来参观，他们看到展馆里还有许多和纳粹屠犹的相似场景时，深感震撼。那时，他们大多不知道南京大屠杀。
　　美国代表团提出能不能把这个展览搬到美国去，徐新随即同朱成山商量。但因为政策上不允许把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拿到国外去展览，这个提议没有得到落实。
　　这让徐新一直觉得遗憾。犹太文化是徐新研究的重点课题，他一直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借鉴犹太人的做法，让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以及背后的这段历史为更多世人所知。因为如果能有机会把这些史料带到海外展览，会有更多人、在更早时间就会了解这场人类浩劫。
　　而大屠杀基金会的提议，与徐新多年的夙愿殊途同归。“大屠杀基金会做的项目影响力很大。作为中国人，面对这样的机会，我当然要参与进去，发出自己的声音。”徐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回到南京后，徐新就开始进行准备。他问当时自己带的博士后卢彦名是否愿意协助美方团队做采访，卢彦名一口答应了。
　　在2005年到2006年时，卢彦名翻译过《南京大屠杀海外史料集》系列丛书的第十卷。研究方向为犹太思想与文化的他，曾去以色列交流一年，一直希望有一个能将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两段历史的研究连接起来的机会。
　　初次参与这个项目时，卢彦名只是以采访者、翻译这个身份参与其中。后来，他还逐渐做了联络、协调以及实地调研等多项工作。2013年他入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后，便以纪念馆研究人员的身份继续参与到项目中。 　　在中美双方团队以及有关方面的努力和推动下，项目在2012年12月正式启动，并用了约一周的时间，采访了首批12位幸存者。所录的影像资料随后被带到南加州大学，并被处理成可以进行检索的视频资料。
　　以前，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和美国华盛顿大屠杀纪念馆都曾采集过其他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但他们的素材是不能被检索的。而大屠杀基金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制作可被检索的影像资料。如今，该基金会的视觉历史档案库中收录了超过107000小时的幸存者的影像资料，而这些资料中含有6.2万个关键词、130万个名字和628323张图片。
　　目前，大屠杀基金会的视觉历史档案库的部分数据资料可以在33个国家的199个网站检索到。而部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影像资料，也被上载到了这个视觉历史档案库的网站上，以供查阅。
　　“证言的检索可以精确到一分钟以内。我们在南加州大学调研期间，确定了影像中的关键词可以检索成功，那个时候才决定真正合作。”徐新介绍。
　　在中美合作的这一项目正式启动后，史蒂文·史密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说犹太人在推动历史知识的深化方面有什么经验，那就是叙事的重要性。他希望找到历史事实和当下受众之间的联结点，让南京大屠杀的故事“国际化”，使得世界各地的人们认识到这不仅仅是一国、一地、一些人的事，而是普世的、全人类的事。
　　在参与项目的过程中，徐新反复审视纳粹屠杀犹太人与南京大屠杀的交叠之处。他认为，屠杀的反人类本质是一样的，但犹太人的遭遇在世界上更广为人知、更被承认，得益于他们从不间断的申诉。“英国历史学家大卫·欧文曾经否认纳粹屠杀，多少犹太人出钱出力跟他打官司！最后犹太人胜诉，奥地利法院判囚历史学家三年。”
　　关于这个项目的影响，徐新强调了“格局和视野”。犹太人斯皮尔伯格创立的大屠杀基金会影像计划也包括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南京大屠杀，而不仅限于犹太人的历史。
　　接下来，中美双方的团队还有可能会合作进行第四阶段的采访。如今，这已经变成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在采访过程中，有幸存者问卢彦名，你怎么不前几年来问问我，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更多，我们已经等了太久了。
　　2007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收录了上世纪60年代以来收集的幸存者资料，共计2592名。2010年，这些幸存者中，健在者有300多人，但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统计，如今健在的幸存者仅有百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