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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认为哲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是黑格尔哲学中的基本问题，他试图在思辨哲学和自由精神的基础上使哲学与基督教获得新的综合。但在这种思辨综合中黑格尔哲学却成为现代灵知主义的代表，既背离了基督教的原初意义，也背离了哲学的原初意义。
关键词：黑格尔；思辨哲学；基督教； 自由精神；灵知主义
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6)03－0017－07
在当今所谓的后现代，黑格尔哲学仍然具有活力。从科耶夫借助于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来推进世界政治，到福山借助于黑格尔哲学为自己的“历史终结论”论证，都证明了黑格尔思想的活力。黑格尔思想的活力在于他把西方思想史的基本问题即哲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作为自己思考的中心，并且提出了全新的思路来试图解决哲学与基督教的古老冲突。可以说，哲学与基督教的关系问题构成了黑格尔思想的基本问题。
一、哲学与宗教的“片面”对立
我们知道，哲学与宗教的冲突，或者说理性与信仰的冲突，是西方思想史上的核心问题。宗教与哲学的冲突起源于两者都涉及到最高存在的问题，关系到什么是美好生活的问题。哲学推崇理性，否定权威，力图凭借理性掌握世界和人生。而宗教推崇爱和顺从，只有对最高权威如上帝、天道或者祖先的服从才是最高的德性。哲学家把凭借人类理性的生活看作是最高的，而宗教把对上帝的顺从和爱看作是最高的。两者处于水火不相容的地位。所以在西方思想史上，一方面存在着哲学对宗教的批判，如苏格拉底、卢克莱修、斯宾诺莎、马克思等。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宗教对哲学的批判，如保罗、德尔图良、路德、克尔凯郭尔等。但是同时，也存在很多思想家致力于哲学与宗教的综合。在中世纪，安瑟伦试图以理性论证上帝的存在，协调两者的冲突。托马斯·阿奎那创立的神学一哲学体系一定程度上调和了这种冲突。基督教与古代哲学建立起一种亲密关系。古代哲学特别是新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成为基督教的理论范式的主要来源。但是到了17、18世纪，古代哲学的思想范式受到新哲学思想的冲击，哲学与宗教的冲突再次突显出来，宗教的虔诚派以宗教虔诚攻击启蒙派，启蒙派以自由理性攻击虔诚派。
对于这种思想状况，一方面，黑格尔对传统基督教教义持否定态度。在早期，他认为基督教是国家专制政治的工具和外衣，而专制政治则为基督教提供保护，两者共同对精神自由进行压迫，“基督教使艺术和科学衰败，使在践踏人性、人道、自由的每一个美丽的花朵时的痛苦的忍耐，使对君主的服从，都成为制度，它充当了专制主义最可怕的罪行的辩护士和最激烈的颂扬者”。他还认为基督教的人格神概念阻碍了宗教生活的完善，基督徒在他们感情最深处渴望与耶稣的合一，但是由于耶稣是一个个人，这个个人经常在他们前面，存留在他们的意识里，这种合一也就永远不可能，不能使宗教成为完善的生活。因此他认为要使宗教生活达到完善，就必须取消耶稣的位格存在。这使黑格尔神学被看作泛神论。他认为基督教的最大问题是仍然受到二元论的制约，这构成了基督教的命运：“教会与国家、崇拜与生活、虔诚与道德、精神活动与世间活动决不能溶合为一，——这就是基督教的命运。”他认为必须以一元论扬弃这种二元论对立。
另一方面，他也对启蒙理性哲学持批判意见。他认为启蒙理性片面坚持哲学与基督教的对立，彻底否定宗教存在的合理性。在他看来，宗教是人的本性的需要，不可能通过哲学批判的方式消除：“人的本性永远地并且必然地以宗教情感作为他的一个较高需要，而且他用以满足这种需要的方式，这就是说，他的信仰、他的崇拜、他的义务的体系决不能是纯粹的愚昧，也不能是为一切不道德的行为留活动余地的不纯粹的愚昧。”同时，他对启蒙的自然神论、理性神学也持批判态度，认为知性所坚持的上帝概念只是一个空洞抽象的无确定性的本质，一种毫无生命的产物。对于康德认为上帝的本质不可知的思想，黑格尔指出，康德的批判哲学导致了一种浮泛的习气，“批判哲学曾经把这种对永恒和神圣对象的无知当成了良知，因为它确信曾证明了我们对永恒、神圣、真理什么也不知道。这种臆想的知识甚至也自诩为哲学。”所以他认为必须用新的理性来扬弃启蒙理性观。
黑格尔认为在宗教虔诚派和启蒙理性派的对立之中，宗教虔诚派因为排斥哲学而陷入了主观自负的夸大狂，哲学启蒙派也同样陷入抽象的知性思维。两者都陷入僵化的宗教与哲学的对立，都不利于对真理的寻求，“宗教上的虔诚派与它所直接作为攻击和排斥的对象的启蒙派，都同样缺乏科学的和一般精神的内容。注意抽象理智的启蒙派凭借它的形式的抽象的无内容的思维已把宗教的一切内容都排除净尽了，与那将需要归结为念主呀主呀的口头禅的虔诚派之空无内容，实并无二致。”黑格尔认为哲学与宗教互相对立又互相需要。哲学如果没有宗教，就会陷入理智的狂妄。而宗教没有哲学，就会成为单纯的迷信，就会陷入神秘主义和无知的宗教狂热。为了正确探讨真理，两者必须都进入到哲学的领域之中。
总之，在黑格尔看来，基督教传统教义和启蒙理性哲学都不能完成新时代的思想使命，必须为哲学和基督教寻找新基础，并在这个新基础上消除哲学与基督教的“片面”对立，使两者得到综合。
二、思辨理性——哲学与宗教综合的新形式
黑格尔认为基督教不应该建立在愚昧的基础上，而应该建立在哲学思维的基础上。他早期就力图借助于启蒙的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对基督教进行哲学解释。在《耶稣传》中，他对耶稣进行了道德主义的解释。在《基督教的精神与命运》中，他又对基督教进行了浪漫主义的解释。但是他发现两者都不能使自己满意。直到从《精神现象学》开始，他建立了自己的思辨哲学体系，对基督教进行思辨化解释，创立了思辨神学。可以说，他的思辨哲学同时就是思辨神学，是哲学与宗教在新时代的新的综合形式。
黑格尔认为哲学与宗教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它们都是绝对精神的不同表现形式。它们的差别只是形式上的，即思维与表象的差别。哲学是概念思维，而宗教是表象思维。所谓表象是指我们所意识到的情绪、直观、欲望、意志等规定。黑格尔认为表象思维没有达到精神或者思维的本质。“表象思维的习惯可以称为一种物质的思维，一种偶然的意识，它完全沉浸在材料里，因而很难从物质里将它自身摆脱出来而同时还能独立存在。”所以只有哲学思维才符合精神的本质。哲学思维也就是辩证理性或者思辨理性，不同于一般的知性理性。知性思维虽然超越了表象思维，是一种概念认识，但是它坚持概念的抽象的同一性，坚持概念之间的抽象区分和对立，陷入了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观念里，没有把各种概念看作是统一的辨证运动的整体，而思辨理性把概念之间的对立看作是概念本身的自我发展、自我异化、自我返回的统一整体。因此只有思辨思维才是真正的哲学思维，哲学的本质是思维对思维自身的概念式认识，认识不过是精神或者思维的自我认识。因此哲学是以自己为开端和基础的，哲学的根据不在自身之外，而是在自身之内，所以哲学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圆圈。“哲学是由于思维的自由活动，而 建立其自身于这样的观点上，即哲学是独立自为的，因而自己创造自己的对象，自己提供自己的对象，……哲学就俨然是一个自己返回自己的圆圈，因而哲学便没有与别的科学同样意义的起点。……简言之，达到概念的概念，自己返回自己，自己满足自己，就是哲学这一科学唯一的目的、工作和目标。””所以思辨思维高于表象思维和知性思维。在表象思维和知性思维中，实体和偶性的传统区分仍然被坚持着，实体是偶性的基础，实体是主词，偶性是宾词。但是如果偶性或者宾词也是实体，那么，表象思维就被超越了，“表象思维，由于按它的本性来说是以偶性或宾词为依据而进行的思维，并且有权超越它们，因为它们不过是偶性或宾词而已，所以当具有命题里的宾词形式的东西即是实体自身的时候，表象思维的进行就受到了阻碍。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它遭到了反击。”因为在辩证思维看来，一切偶性都是实体的表达，这样，实体转化为偶性，偶性也转化为实体。实体与偶性的区分就不是固定的。这就意味着主词与宾词的同一。进一步，同样在实体经过辩证的否定后，也必然认识到自己就是主体。这就意味着实体与主体的同一。“当实体己完全表明其自己即是主体的时候，精神也就使它的具体存在与它的本质同一了，它既是它自己又是它自己的对象，而知识与真实性之间的直接性和分裂性所具有的那种抽象因素于是克服了。存在于是被绝对中介了，成了实体性的内容，它同样是自我的财产，是自身性的，或者说精神概念。”也就是说，在表象思维和知性思维中的思维与存在、偶性与实体的传统区分在思辨哲学中消失了，实现了辩证的同一。所以思辨哲学是绝对知识，绝对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哲学的历史就是发现关于“绝对”的思想的历史。哲学也是无限知识，因为当思维以一个思想作为思考的对象时，思维便是在自身内，自我或者思维就是无限的。哲学也是普遍知识，因为概念的本质是普遍的。所以思辨哲学是大全的具体的唯一的真理。
在这种新的思辨哲学的基础上，黑格尔对基督教进行了重新解释。他认为在哲学的概念思维看来，基督教关于创世、堕落、拯救、道成肉身、复活、末世审判等是一种神话和隐喻，仍然停留在表象层面，基督教真理仍然是不完全的，没有达到概念的形式。“在宗教中，真理的东西一般是在感觉、直观之内，在预感、在表象和祈祷之内，虽说也交织着思想，但真理在此并不是在真理的形式之内。”但是思辨哲学和基督教具备了综合的条件，它们都以真理为自己的对象，“哲学的对象与宗教的对象诚然大体上是相同的。两者皆以真理为对象——就真理的最高意义而言，上帝即是真理，而且惟有上帝才是真理。”作为一神论的基督教最接近哲学的唯一真理形式，“只要宗教有一个信仰，一个教义，一个信条，那么它便具有哲学所从事寻求的东西——真理——在真理里面，哲学与宗教便可结合起来。”所以黑格尔认为唯一的思辨真理与唯一的宗教真理具有最大的相似性，把思辨哲学与基督教综合起来是可能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黑格尔的三段论的思辨哲学就是对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即三位一体论的“解神话化”，或者说基督教教义的纯粹概念式表达就是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两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正如古留加指出的：“他把神圣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解释为作为他的哲学体系之基础的三段论法。””具体说，黑格尔的逻辑学相当于基督教的圣父王国，自然哲学相当于圣子王国，精神哲学相当于圣灵王国。逻辑学是研究纯粹理念的科学，理念仍然停留在自在或者潜在阶段。而基督教的圣父王国是创世以前的上帝，是普遍的隐而不显的上帝。自然哲学是精神自我异化的阶段，以自然的现象显示自己。而圣子王国的本质同样是异化，这种异化表现为即上帝的创世和道成肉身两方面，是上帝在世界历史之中的自我显示。精神哲学是精神返回到自身，认识到外物或者实体不过是自己，从而扬弃自己的潜在性获得了现实性。圣灵王国则是圣父王国与圣子王国的综合，其本质是上帝对人的启示和拯救，人类将团结在圣灵的教会之中而获得普遍拯救。因此，在黑格尔思辨神学那里，上帝不再是神秘的存在，而是完全向人的理性敞开了自己的“精神”，作为精神的上帝不是被预设的静止的表象，而是自我发展、自我否定、自我实现的运动，“上帝是自己扬弃中介，包含中介在自身内、真正直接的、原始的、自依而不依他的存在。”因此人类的普遍历史成为上帝的自我运动的必然场所，“‘景象万千，事态纷纭的世界历史’，是‘精神’的发展和实现的过程——这是真正的辩神论，真正在历史上证实了上帝。只有这一种认识才能够使‘精神’和‘世界历史’同现实相调和——以往发生的种种和现在每天发生的种种，不但不是没有上帝，却根本是‘上帝自己的作品’。”所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本质上是历史神学，使历史具有了道义论色彩，由此开启了现代历史理性主义的先河。
从一定意义说，在黑格尔那里，思辨哲学同时就是思辨神学。一方面哲学神学化了，带有了神秘主义色彩，是一种“逻辑泛神论”。另一方面，神学哲学化了，基督教变成纯粹概念式的宗教，其神话和情感因素(即黑格尔所谓的表象因素)被彻底剔除了。正如在古希腊后期，新柏拉图主义是晚期希腊宗教的哲学解释，黑格尔哲学就是晚期基督教的哲学解释，但这种基督教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基督教。
三、自由精神——哲学与宗教综合的真精神
黑格尔整个哲学都是对精神的自我认识、自我实现，从自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性过程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一种论证和说明。因此精神概念是黑格尔思辨哲学和思辨神学的基本概念。在他看来，哲学的绝对和宗教的上帝都是“精神”，精神概念构成了哲学与基督教的共同基础，那么精神的具体含义是什么?黑格尔明确指出精神的本质就是自由：“‘物质’的‘实体’是重力或者地心吸力，所以‘精神’的实体或者‘本质’就是‘自由’。我们说‘精神’除有其他属性以外，也赋有‘自由’，这话是任何人都欣然同意的。但是哲学的教训却说‘精神’的一切属性都从‘自由’而得成立，又说一切都是为着要取得‘自由’的手段，又说一切都是在追求‘自由’和产生‘自由’。‘自由’是‘精神’的唯一的真理，乃是思辨的哲学的一种结论。”可以说，以精神为核心的哲学和基督教都是以自由为最高目标。
黑格尔认为哲学的目标就是自由。我们知道，黑格尔大体上把精神分为表象和思维两个层次，精神的本质是理性或者思维。因此，在表象领域中没有自由，表象中的自由或者受到冲动支配的自由并不是自由，至多只是“形式上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就是精神进入到纯粹的思维或者理性层次，根据普遍理性或者思维而自我决定。“认识真理最完善的方式，就是思维的纯粹形式。人采取纯思维方式时，也就最为自由。”而哲学作为纯粹思维才符合精神的本质的活动，哲学的任务就是把表象转化为思维，以思想、范畴、概念去代替表象。而且在黑格尔看来，理性思维不但构成了人的本质，还构成了世界的本质。同时概念或者理性是世界的灵魂，构成了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本性。所以作为理性的表达形式的概念或者普遍之物构成了个体事物的本质和核心，哲学认识到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认识到事物的概念。同时概念思维本质上是普遍的，只有进行思维的人才是一个普遍者。因此人只有凭借哲学思维才 能把握世界的本性、普遍力量和根本目的。精神认识到世界和人类自己的本质都是普遍的理性或者概念，从而从自己的表象、异己存在等特殊性和个体性中解放出来实现自己的本质达到自由。个体依据普遍性而生活就意味着超越了自己的有限性和特殊性，并借助于这种普遍性而进入自由境界。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哲学思维与精神自由是一回事。思辨哲学就是普遍哲学和自由哲学。“哲学也可以看成是自由的科学。因为在哲学中各对象的异己特性消失，从而意识的有限性也会消失，所以也惟有在它之内偶然性、自然必然性以及一般地同某种外在性的关系才会中止，以此依存性、渴求与恐惧也达于中止。只有在哲学中理性才全然在它自身。”
同样，在他看来，基督教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发现了人类的普遍自由。基督教的自我意识也是人类的普遍自由，“各日尔曼民族在基督教的影响下，首次取得了这个意识，知道人类之为人类是自由的：知道‘精神’的自由造成它最特殊的本性。”基督教就是力图通过神话和隐喻使人类从普遍的尘世奴役中解放出来而获得普遍的自由。这种自由或者得救是通过对上帝的爱和信仰以及上帝的恩典实现的。因此，黑格尔认为基督教是一种普遍宗教，“宗教指引我们达到一个普遍，这普遍广包一切，为一切其他的东西所由以产生的绝对，此绝对也不是感官的对象，而只是精神和思维的对象。”但是基督教的爱和信仰仍然不是哲学理性的认识，它对真理和自由的追求仍然外在于精神的本质，因此基督教仍然没有把这种普遍的自由意识提高到哲学的概念的程度，必须通过哲学使这种普遍自由意识成为自觉意识，也就是使自由获得现实性。但是勿庸置疑的是，普遍的自由意识却是首次在基督教中出现的，而在其他宗教中真理和自由的意识都没有出现。因此基督教是一种高于自然宗教和艺术宗教的绝对宗教，其核心就是道成肉身：“这种神圣本质之变成肉身，换句话说，神圣本质直接地本质上具有自我意识的形态，就是绝对宗教的简单内容，在绝对宗教里，神圣本质被认识到即是精神，换句话说，绝对宗教就是神圣本质对自己的意识，意识到自己是精神。”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基督教是一种坚持唯一真理和普遍自由的宗教，“基督教是绝对自由的宗教，自由对于基督徒，人才被当作人，有其无限性和普遍性。”黑格尔的基督教成为与现代自由社会的基本原则相一致的“真理与自由的宗教”。
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哲学和基督教都是共同致力于人类的普遍自由，两者在自由精神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自由思维的结果与基督教的教义应该是一致的，因为基督教的教义就是理性的启示。”所以正是通过把精神的本质解释为自由，同时把哲学的本质和宗教的本质都解释为自由，黑格尔实现了哲学与宗教的“和解”。这种和解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隐秘主题。他把哲学与基督教的目的都看作是和解。“哲学是一种真正的神正论，不同于艺术和宗教以及两者所唤起的感情，——它是一种精神的和解，并且是这样一种精神的和解，这精神在它的自由里和在它的丰富内容里把握住了自己的现实性。”同样，在他看来，基督教之所以高于其他宗教，在于基督教首先提出了神人和解问题，这种神人和解就表现为上帝的道成肉身和为人类而死的历史性事件。“黑格尔把基督教称为比什么宗教都好的绝对而完善的宗教。在基督教中，黑格尔说，最终发生了神和人的和解。”正是在这种和解中，绝对精神的自由史才真正开始，在这种和解之前的阶段只是绝对精神的自由本质处于潜在阶段尚未获得现实性的“史前史”。“世界精神现在已经成功地排除了一切异己的、对象性的本质，最后把自己理解为绝对精神，并且任何对于它是对象性的东西都是从自身创造出来的，从而以安静的态度把它保持在自身权力的支配之下。有限的自我意识同绝对的自我意识的斗争，即由于后来好像是在前者之外而引起斗争就停止了。于是那有限的自我意识也不再是有限的了，而另一方面绝对意识也获得了它前此所没有的现实性了。”在这种和解中，绝对精神通过成为有限精神而获得了现实性，而有限精神通过成为绝对精神消除了自己的有限性。绝对精神和有限精神、哲学与宗教的古老冲突从此结束了，世界历史将从此(确切地说是从法国大革命和黑格尔哲学)进入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就是人类的真正的自由的历史的开端。可以说，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体系就是精神逐渐认识、并且实现自己的自由本质的论证。
四、黑格尔的灵知主义及其双重批判
那么，黑格尔对哲学与基督教的综合是否成功?其结果又是什么?我们可以说，黑格尔的综合既背离了原初的哲学精神，也背离了原初的基督教精神，而是一种新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灵知主义(即诺斯替主义)。黑格尔哲学的精神和自由的概念实际上是一种现代灵知主义的概念。根据鲁多夫(Kun Rudolph)的研究，灵知主义的基本主题包括，根本的一元论、对立面的二元论、世界的堕落和拯救、对物质自然的贬低、对灵魂解脱(自由)的推崇、对知识与拯救之间的关系的强调等。而黑格尔的整个思辨哲学体系都与这种灵知主义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所以陶伯斯(Jakob Taubes)指出：“辩证思维是一种历史逻辑，以终末论世界观为基础。这种逻辑由否定性因素的力量这一问题决定，而这一问题是在启示问题和灵知中提出来的。黑格尔那经常被谈到、但却很少被理解的逻辑的基础就在启示文学和灵知论之中。”托匹茨也指出：“无可争议的是，在青年黑格尔的思维中，灵知论的基本主题，即否定性因素的问题及其克服，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它逐渐生长出辩证法。”所以我们可以把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一神学称为灵知主义，黑格尔是通过对哲学和基督教的“灵知化”而对哲学和基督教进行综合的，这种新综合根本不可能消除哲学与宗教的本质上的对立和冲突。
因此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一神学遭到了来自基督教和哲学的双重批判。
在基督教神学方面，黑格尔的思辨神学已经背离了基督教中包含的神和人的紧张关系。基督教对人提出的爱的福音(爱上帝和爱人如己)远远超出了人的自然本性，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尖锐挑战。神的爱和人的爱之间的冲突不可调和。十字架正是神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的表现。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新约·马太福音，10：34)保罗也指出：“因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新约·罗马书，7：15)路德认为人类认识上帝不是凭借自然和理性，而是凭借十字架，十字架是人类的软弱无力和上帝的神圣介入的象征。克尔凯郭尔也以“生存神学”使理性与信仰重新对立起来，强调基督教信仰的荒谬性、主观性和个体性，把上帝看作“绝对的他者”，对黑格尔思辨神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特洛尔奇认为黑格尔泛神论意义上的末世论是错误的，必须坚持位格主义的末世论，“这种末世论认为，使人从自然约束、有限的自私和由此而产生的罪性中得到超脱，便是靠恩典得救，这种救赎引导我们脱离牢牢抓住我们的有限的自私的自我，这种救赎必须在通过上帝共契完全消除有限的自我之后达到完成。但这种完成由于关涉到个体，不可能以种属之终极完成的形式在尘世内的生活中达到，如黑格尔 国家学说和社会主义社会学说所宣扬的那样”。可以说，正是基督教中包含的这种内在的紧张关系使基督教保持活力，而这种张力的丧失是基督教没落的表现。黑格尔单纯把基督教看作是为了使人达到普遍自由的观点是片面的，忽视了基督教内部的神人紧张关系。
在哲学方面，黑格尔左派强化了黑格尔思想中的哲学无神论的因素，把上帝看作人的精神的外在化。大卫·施特劳斯把福音书看作民族的无意识创造出来的神话。鲍威尔把福音书看作“无限的自我意识”的产物。费尔巴哈把上帝的本质还原为人的本质的异化。马克思进一步把宗教批判推进到政治和法学领域。另外，叔本华则把世界和人的本质看作生命意志，否定了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并且以悲观主义对抗黑格尔的乐观主义。但是哲学之中同样存在的一种紧张关系也被他们遗忘了，即哲学家与政治城邦的紧张关系。因为真正的哲学思考必然对政治社会的基本原则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必然使政治社会的基本原则的权威性发生动摇。因此哲学家与政治城邦的紧张关系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苏格拉底之死正是哲学与政治城邦的紧张关系的最大表现。对此柏拉图认为哲学只是少数人的事业，所以他创立了相对封闭的“柏拉图学园”。西塞罗也指出：“真正的哲学只是满足于少数评判者的，它有意地避免群众。因为对于群众，哲学是可厌的，可疑的。所以假如任何人想要攻击哲学，他是很能够得到群众的赞许的。”而黑格尔也看到了哲学与政治的紧张关系：“他们思考上帝、自然和国家，他们深信只是通过思想，人们就可以认识到真理是什么，不是通过感官，或者通过偶然的表象和意见就能达到。当他们这样思想时，其结果便渐渐严重影响到生活的最高关系。传统的典章制度皆因思想的行使而失去了权威，国家的宪章成为思想的牺牲品，宗教受到了思想的打击；许多素来被认作天启的坚固的宗教观念也被思想摧毁了，在许多人心中，传统的宗教信仰根本动摇了。例如在希腊，哲学家起来反对旧式宗教，因而摧毁了旧式宗教的信仰。因此便有哲学家由于摧毁宗教，动摇政治，而被驱逐被处死的事，因为宗教与政治本质上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正如青年黑格尔派一样，黑格尔也接受了启蒙主义对哲学的推崇态度，认为必须维护思维的权威，以哲学衡量政治宗教的合理性。于是随着哲学地位的提升，哲学与政治宗教的紧张关系公开化了，由此导致各种“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勃兴，使人类政治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和精神生活的虚无主义危机之中。
面对当代这种思想状况，施特劳斯认为哲学与政治宗教的紧张关系的被遗忘是哲学遗忘自己的政治一宗教处境，或者说哲学丧失自我意识的表现。他把政治哲学看作“第一哲学”，把哲人与政治城邦的紧张关系作为哲学的“第一问题”，反对现代以来“综合”哲学与宗教的各种尝试，坚决强调了哲学与政治一宗教的永恒冲突：“《创世记》较之任何其他圣典都更为清晰地使我们遭逢这样的一个选择：顺从启示的生活——顺从中的生活，或者自由人的生活——希腊哲学家所代表的生活。(人类)从来没有摆脱过这种选择，尽管相信能够有一个令人愉悦的综合，这一综合优越于那些孤立的要素之上，这些要素一方面是《圣经》，另一方面是哲学。这种综合是不可能的，综合总会牺牲其中一方的决定性诉求。”他认为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张力是西方精神生活的活力的根源，两者缺一不可。同时他认为哲学与政治宗教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也不应该公开化，哲学思想及其写作应该采取保守的隐微写作艺术，使哲学思想如“金苹果”一般若隐若现，使它只能被少数人发现并借此提升自己的思考。这样的写作艺术既保留哲学思考的自由，又不至于使民众受到因为哲学的自由思考而带来的政治宗教的动荡，从而使哲学和宗教这对立的两极处于微妙的张力关系之中，这对人类的精神生活的健康和平衡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任何综合只会导致精神生活的萎缩，从而使精神市侩和精神侏儒大行其道，使真正的自由精神遭到压制和毁灭。
关键词：黑格尔；思辨哲学；基督教； 自由精神；灵知主义
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6)03－0017－07
在当今所谓的后现代，黑格尔哲学仍然具有活力。从科耶夫借助于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来推进世界政治，到福山借助于黑格尔哲学为自己的“历史终结论”论证，都证明了黑格尔思想的活力。黑格尔思想的活力在于他把西方思想史的基本问题即哲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作为自己思考的中心，并且提出了全新的思路来试图解决哲学与基督教的古老冲突。可以说，哲学与基督教的关系问题构成了黑格尔思想的基本问题。
一、哲学与宗教的“片面”对立
我们知道，哲学与宗教的冲突，或者说理性与信仰的冲突，是西方思想史上的核心问题。宗教与哲学的冲突起源于两者都涉及到最高存在的问题，关系到什么是美好生活的问题。哲学推崇理性，否定权威，力图凭借理性掌握世界和人生。而宗教推崇爱和顺从，只有对最高权威如上帝、天道或者祖先的服从才是最高的德性。哲学家把凭借人类理性的生活看作是最高的，而宗教把对上帝的顺从和爱看作是最高的。两者处于水火不相容的地位。所以在西方思想史上，一方面存在着哲学对宗教的批判，如苏格拉底、卢克莱修、斯宾诺莎、马克思等。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宗教对哲学的批判，如保罗、德尔图良、路德、克尔凯郭尔等。但是同时，也存在很多思想家致力于哲学与宗教的综合。在中世纪，安瑟伦试图以理性论证上帝的存在，协调两者的冲突。托马斯·阿奎那创立的神学一哲学体系一定程度上调和了这种冲突。基督教与古代哲学建立起一种亲密关系。古代哲学特别是新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成为基督教的理论范式的主要来源。但是到了17、18世纪，古代哲学的思想范式受到新哲学思想的冲击，哲学与宗教的冲突再次突显出来，宗教的虔诚派以宗教虔诚攻击启蒙派，启蒙派以自由理性攻击虔诚派。
对于这种思想状况，一方面，黑格尔对传统基督教教义持否定态度。在早期，他认为基督教是国家专制政治的工具和外衣，而专制政治则为基督教提供保护，两者共同对精神自由进行压迫，“基督教使艺术和科学衰败，使在践踏人性、人道、自由的每一个美丽的花朵时的痛苦的忍耐，使对君主的服从，都成为制度，它充当了专制主义最可怕的罪行的辩护士和最激烈的颂扬者”。他还认为基督教的人格神概念阻碍了宗教生活的完善，基督徒在他们感情最深处渴望与耶稣的合一，但是由于耶稣是一个个人，这个个人经常在他们前面，存留在他们的意识里，这种合一也就永远不可能，不能使宗教成为完善的生活。因此他认为要使宗教生活达到完善，就必须取消耶稣的位格存在。这使黑格尔神学被看作泛神论。他认为基督教的最大问题是仍然受到二元论的制约，这构成了基督教的命运：“教会与国家、崇拜与生活、虔诚与道德、精神活动与世间活动决不能溶合为一，——这就是基督教的命运。”他认为必须以一元论扬弃这种二元论对立。
另一方面，他也对启蒙理性哲学持批判意见。他认为启蒙理性片面坚持哲学与基督教的对立，彻底否定宗教存在的合理性。在他看来，宗教是人的本性的需要，不可能通过哲学批判的方式消除：“人的本性永远地并且必然地以宗教情感作为他的一个较高需要，而且他用以满足这种需要的方式，这就是说，他的信仰、他的崇拜、他的义务的体系决不能是纯粹的愚昧，也不能是为一切不道德的行为留活动余地的不纯粹的愚昧。”同时，他对启蒙的自然神论、理性神学也持批判态度，认为知性所坚持的上帝概念只是一个空洞抽象的无确定性的本质，一种毫无生命的产物。对于康德认为上帝的本质不可知的思想，黑格尔指出，康德的批判哲学导致了一种浮泛的习气，“批判哲学曾经把这种对永恒和神圣对象的无知当成了良知，因为它确信曾证明了我们对永恒、神圣、真理什么也不知道。这种臆想的知识甚至也自诩为哲学。”所以他认为必须用新的理性来扬弃启蒙理性观。
黑格尔认为在宗教虔诚派和启蒙理性派的对立之中，宗教虔诚派因为排斥哲学而陷入了主观自负的夸大狂，哲学启蒙派也同样陷入抽象的知性思维。两者都陷入僵化的宗教与哲学的对立，都不利于对真理的寻求，“宗教上的虔诚派与它所直接作为攻击和排斥的对象的启蒙派，都同样缺乏科学的和一般精神的内容。注意抽象理智的启蒙派凭借它的形式的抽象的无内容的思维已把宗教的一切内容都排除净尽了，与那将需要归结为念主呀主呀的口头禅的虔诚派之空无内容，实并无二致。”黑格尔认为哲学与宗教互相对立又互相需要。哲学如果没有宗教，就会陷入理智的狂妄。而宗教没有哲学，就会成为单纯的迷信，就会陷入神秘主义和无知的宗教狂热。为了正确探讨真理，两者必须都进入到哲学的领域之中。
总之，在黑格尔看来，基督教传统教义和启蒙理性哲学都不能完成新时代的思想使命，必须为哲学和基督教寻找新基础，并在这个新基础上消除哲学与基督教的“片面”对立，使两者得到综合。
二、思辨理性——哲学与宗教综合的新形式
黑格尔认为基督教不应该建立在愚昧的基础上，而应该建立在哲学思维的基础上。他早期就力图借助于启蒙的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对基督教进行哲学解释。在《耶稣传》中，他对耶稣进行了道德主义的解释。在《基督教的精神与命运》中，他又对基督教进行了浪漫主义的解释。但是他发现两者都不能使自己满意。直到从《精神现象学》开始，他建立了自己的思辨哲学体系，对基督教进行思辨化解释，创立了思辨神学。可以说，他的思辨哲学同时就是思辨神学，是哲学与宗教在新时代的新的综合形式。
黑格尔认为哲学与宗教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它们都是绝对精神的不同表现形式。它们的差别只是形式上的，即思维与表象的差别。哲学是概念思维，而宗教是表象思维。所谓表象是指我们所意识到的情绪、直观、欲望、意志等规定。黑格尔认为表象思维没有达到精神或者思维的本质。“表象思维的习惯可以称为一种物质的思维，一种偶然的意识，它完全沉浸在材料里，因而很难从物质里将它自身摆脱出来而同时还能独立存在。”所以只有哲学思维才符合精神的本质。哲学思维也就是辩证理性或者思辨理性，不同于一般的知性理性。知性思维虽然超越了表象思维，是一种概念认识，但是它坚持概念的抽象的同一性，坚持概念之间的抽象区分和对立，陷入了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观念里，没有把各种概念看作是统一的辨证运动的整体，而思辨理性把概念之间的对立看作是概念本身的自我发展、自我异化、自我返回的统一整体。因此只有思辨思维才是真正的哲学思维，哲学的本质是思维对思维自身的概念式认识，认识不过是精神或者思维的自我认识。因此哲学是以自己为开端和基础的，哲学的根据不在自身之外，而是在自身之内，所以哲学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圆圈。“哲学是由于思维的自由活动，而 建立其自身于这样的观点上，即哲学是独立自为的，因而自己创造自己的对象，自己提供自己的对象，……哲学就俨然是一个自己返回自己的圆圈，因而哲学便没有与别的科学同样意义的起点。……简言之，达到概念的概念，自己返回自己，自己满足自己，就是哲学这一科学唯一的目的、工作和目标。””所以思辨思维高于表象思维和知性思维。在表象思维和知性思维中，实体和偶性的传统区分仍然被坚持着，实体是偶性的基础，实体是主词，偶性是宾词。但是如果偶性或者宾词也是实体，那么，表象思维就被超越了，“表象思维，由于按它的本性来说是以偶性或宾词为依据而进行的思维，并且有权超越它们，因为它们不过是偶性或宾词而已，所以当具有命题里的宾词形式的东西即是实体自身的时候，表象思维的进行就受到了阻碍。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它遭到了反击。”因为在辩证思维看来，一切偶性都是实体的表达，这样，实体转化为偶性，偶性也转化为实体。实体与偶性的区分就不是固定的。这就意味着主词与宾词的同一。进一步，同样在实体经过辩证的否定后，也必然认识到自己就是主体。这就意味着实体与主体的同一。“当实体己完全表明其自己即是主体的时候，精神也就使它的具体存在与它的本质同一了，它既是它自己又是它自己的对象，而知识与真实性之间的直接性和分裂性所具有的那种抽象因素于是克服了。存在于是被绝对中介了，成了实体性的内容，它同样是自我的财产，是自身性的，或者说精神概念。”也就是说，在表象思维和知性思维中的思维与存在、偶性与实体的传统区分在思辨哲学中消失了，实现了辩证的同一。所以思辨哲学是绝对知识，绝对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哲学的历史就是发现关于“绝对”的思想的历史。哲学也是无限知识，因为当思维以一个思想作为思考的对象时，思维便是在自身内，自我或者思维就是无限的。哲学也是普遍知识，因为概念的本质是普遍的。所以思辨哲学是大全的具体的唯一的真理。
在这种新的思辨哲学的基础上，黑格尔对基督教进行了重新解释。他认为在哲学的概念思维看来，基督教关于创世、堕落、拯救、道成肉身、复活、末世审判等是一种神话和隐喻，仍然停留在表象层面，基督教真理仍然是不完全的，没有达到概念的形式。“在宗教中，真理的东西一般是在感觉、直观之内，在预感、在表象和祈祷之内，虽说也交织着思想，但真理在此并不是在真理的形式之内。”但是思辨哲学和基督教具备了综合的条件，它们都以真理为自己的对象，“哲学的对象与宗教的对象诚然大体上是相同的。两者皆以真理为对象——就真理的最高意义而言，上帝即是真理，而且惟有上帝才是真理。”作为一神论的基督教最接近哲学的唯一真理形式，“只要宗教有一个信仰，一个教义，一个信条，那么它便具有哲学所从事寻求的东西——真理——在真理里面，哲学与宗教便可结合起来。”所以黑格尔认为唯一的思辨真理与唯一的宗教真理具有最大的相似性，把思辨哲学与基督教综合起来是可能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黑格尔的三段论的思辨哲学就是对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即三位一体论的“解神话化”，或者说基督教教义的纯粹概念式表达就是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两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正如古留加指出的：“他把神圣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解释为作为他的哲学体系之基础的三段论法。””具体说，黑格尔的逻辑学相当于基督教的圣父王国，自然哲学相当于圣子王国，精神哲学相当于圣灵王国。逻辑学是研究纯粹理念的科学，理念仍然停留在自在或者潜在阶段。而基督教的圣父王国是创世以前的上帝，是普遍的隐而不显的上帝。自然哲学是精神自我异化的阶段，以自然的现象显示自己。而圣子王国的本质同样是异化，这种异化表现为即上帝的创世和道成肉身两方面，是上帝在世界历史之中的自我显示。精神哲学是精神返回到自身，认识到外物或者实体不过是自己，从而扬弃自己的潜在性获得了现实性。圣灵王国则是圣父王国与圣子王国的综合，其本质是上帝对人的启示和拯救，人类将团结在圣灵的教会之中而获得普遍拯救。因此，在黑格尔思辨神学那里，上帝不再是神秘的存在，而是完全向人的理性敞开了自己的“精神”，作为精神的上帝不是被预设的静止的表象，而是自我发展、自我否定、自我实现的运动，“上帝是自己扬弃中介，包含中介在自身内、真正直接的、原始的、自依而不依他的存在。”因此人类的普遍历史成为上帝的自我运动的必然场所，“‘景象万千，事态纷纭的世界历史’，是‘精神’的发展和实现的过程——这是真正的辩神论，真正在历史上证实了上帝。只有这一种认识才能够使‘精神’和‘世界历史’同现实相调和——以往发生的种种和现在每天发生的种种，不但不是没有上帝，却根本是‘上帝自己的作品’。”所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本质上是历史神学，使历史具有了道义论色彩，由此开启了现代历史理性主义的先河。
从一定意义说，在黑格尔那里，思辨哲学同时就是思辨神学。一方面哲学神学化了，带有了神秘主义色彩，是一种“逻辑泛神论”。另一方面，神学哲学化了，基督教变成纯粹概念式的宗教，其神话和情感因素(即黑格尔所谓的表象因素)被彻底剔除了。正如在古希腊后期，新柏拉图主义是晚期希腊宗教的哲学解释，黑格尔哲学就是晚期基督教的哲学解释，但这种基督教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基督教。
三、自由精神——哲学与宗教综合的真精神
黑格尔整个哲学都是对精神的自我认识、自我实现，从自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性过程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一种论证和说明。因此精神概念是黑格尔思辨哲学和思辨神学的基本概念。在他看来，哲学的绝对和宗教的上帝都是“精神”，精神概念构成了哲学与基督教的共同基础，那么精神的具体含义是什么?黑格尔明确指出精神的本质就是自由：“‘物质’的‘实体’是重力或者地心吸力，所以‘精神’的实体或者‘本质’就是‘自由’。我们说‘精神’除有其他属性以外，也赋有‘自由’，这话是任何人都欣然同意的。但是哲学的教训却说‘精神’的一切属性都从‘自由’而得成立，又说一切都是为着要取得‘自由’的手段，又说一切都是在追求‘自由’和产生‘自由’。‘自由’是‘精神’的唯一的真理，乃是思辨的哲学的一种结论。”可以说，以精神为核心的哲学和基督教都是以自由为最高目标。
黑格尔认为哲学的目标就是自由。我们知道，黑格尔大体上把精神分为表象和思维两个层次，精神的本质是理性或者思维。因此，在表象领域中没有自由，表象中的自由或者受到冲动支配的自由并不是自由，至多只是“形式上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就是精神进入到纯粹的思维或者理性层次，根据普遍理性或者思维而自我决定。“认识真理最完善的方式，就是思维的纯粹形式。人采取纯思维方式时，也就最为自由。”而哲学作为纯粹思维才符合精神的本质的活动，哲学的任务就是把表象转化为思维，以思想、范畴、概念去代替表象。而且在黑格尔看来，理性思维不但构成了人的本质，还构成了世界的本质。同时概念或者理性是世界的灵魂，构成了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本性。所以作为理性的表达形式的概念或者普遍之物构成了个体事物的本质和核心，哲学认识到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认识到事物的概念。同时概念思维本质上是普遍的，只有进行思维的人才是一个普遍者。因此人只有凭借哲学思维才 能把握世界的本性、普遍力量和根本目的。精神认识到世界和人类自己的本质都是普遍的理性或者概念，从而从自己的表象、异己存在等特殊性和个体性中解放出来实现自己的本质达到自由。个体依据普遍性而生活就意味着超越了自己的有限性和特殊性，并借助于这种普遍性而进入自由境界。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哲学思维与精神自由是一回事。思辨哲学就是普遍哲学和自由哲学。“哲学也可以看成是自由的科学。因为在哲学中各对象的异己特性消失，从而意识的有限性也会消失，所以也惟有在它之内偶然性、自然必然性以及一般地同某种外在性的关系才会中止，以此依存性、渴求与恐惧也达于中止。只有在哲学中理性才全然在它自身。”
同样，在他看来，基督教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发现了人类的普遍自由。基督教的自我意识也是人类的普遍自由，“各日尔曼民族在基督教的影响下，首次取得了这个意识，知道人类之为人类是自由的：知道‘精神’的自由造成它最特殊的本性。”基督教就是力图通过神话和隐喻使人类从普遍的尘世奴役中解放出来而获得普遍的自由。这种自由或者得救是通过对上帝的爱和信仰以及上帝的恩典实现的。因此，黑格尔认为基督教是一种普遍宗教，“宗教指引我们达到一个普遍，这普遍广包一切，为一切其他的东西所由以产生的绝对，此绝对也不是感官的对象，而只是精神和思维的对象。”但是基督教的爱和信仰仍然不是哲学理性的认识，它对真理和自由的追求仍然外在于精神的本质，因此基督教仍然没有把这种普遍的自由意识提高到哲学的概念的程度，必须通过哲学使这种普遍自由意识成为自觉意识，也就是使自由获得现实性。但是勿庸置疑的是，普遍的自由意识却是首次在基督教中出现的，而在其他宗教中真理和自由的意识都没有出现。因此基督教是一种高于自然宗教和艺术宗教的绝对宗教，其核心就是道成肉身：“这种神圣本质之变成肉身，换句话说，神圣本质直接地本质上具有自我意识的形态，就是绝对宗教的简单内容，在绝对宗教里，神圣本质被认识到即是精神，换句话说，绝对宗教就是神圣本质对自己的意识，意识到自己是精神。”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基督教是一种坚持唯一真理和普遍自由的宗教，“基督教是绝对自由的宗教，自由对于基督徒，人才被当作人，有其无限性和普遍性。”黑格尔的基督教成为与现代自由社会的基本原则相一致的“真理与自由的宗教”。
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哲学和基督教都是共同致力于人类的普遍自由，两者在自由精神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自由思维的结果与基督教的教义应该是一致的，因为基督教的教义就是理性的启示。”所以正是通过把精神的本质解释为自由，同时把哲学的本质和宗教的本质都解释为自由，黑格尔实现了哲学与宗教的“和解”。这种和解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隐秘主题。他把哲学与基督教的目的都看作是和解。“哲学是一种真正的神正论，不同于艺术和宗教以及两者所唤起的感情，——它是一种精神的和解，并且是这样一种精神的和解，这精神在它的自由里和在它的丰富内容里把握住了自己的现实性。”同样，在他看来，基督教之所以高于其他宗教，在于基督教首先提出了神人和解问题，这种神人和解就表现为上帝的道成肉身和为人类而死的历史性事件。“黑格尔把基督教称为比什么宗教都好的绝对而完善的宗教。在基督教中，黑格尔说，最终发生了神和人的和解。”正是在这种和解中，绝对精神的自由史才真正开始，在这种和解之前的阶段只是绝对精神的自由本质处于潜在阶段尚未获得现实性的“史前史”。“世界精神现在已经成功地排除了一切异己的、对象性的本质，最后把自己理解为绝对精神，并且任何对于它是对象性的东西都是从自身创造出来的，从而以安静的态度把它保持在自身权力的支配之下。有限的自我意识同绝对的自我意识的斗争，即由于后来好像是在前者之外而引起斗争就停止了。于是那有限的自我意识也不再是有限的了，而另一方面绝对意识也获得了它前此所没有的现实性了。”在这种和解中，绝对精神通过成为有限精神而获得了现实性，而有限精神通过成为绝对精神消除了自己的有限性。绝对精神和有限精神、哲学与宗教的古老冲突从此结束了，世界历史将从此(确切地说是从法国大革命和黑格尔哲学)进入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就是人类的真正的自由的历史的开端。可以说，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体系就是精神逐渐认识、并且实现自己的自由本质的论证。
四、黑格尔的灵知主义及其双重批判
那么，黑格尔对哲学与基督教的综合是否成功?其结果又是什么?我们可以说，黑格尔的综合既背离了原初的哲学精神，也背离了原初的基督教精神，而是一种新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灵知主义(即诺斯替主义)。黑格尔哲学的精神和自由的概念实际上是一种现代灵知主义的概念。根据鲁多夫(Kun Rudolph)的研究，灵知主义的基本主题包括，根本的一元论、对立面的二元论、世界的堕落和拯救、对物质自然的贬低、对灵魂解脱(自由)的推崇、对知识与拯救之间的关系的强调等。而黑格尔的整个思辨哲学体系都与这种灵知主义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所以陶伯斯(Jakob Taubes)指出：“辩证思维是一种历史逻辑，以终末论世界观为基础。这种逻辑由否定性因素的力量这一问题决定，而这一问题是在启示问题和灵知中提出来的。黑格尔那经常被谈到、但却很少被理解的逻辑的基础就在启示文学和灵知论之中。”托匹茨也指出：“无可争议的是，在青年黑格尔的思维中，灵知论的基本主题，即否定性因素的问题及其克服，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它逐渐生长出辩证法。”所以我们可以把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一神学称为灵知主义，黑格尔是通过对哲学和基督教的“灵知化”而对哲学和基督教进行综合的，这种新综合根本不可能消除哲学与宗教的本质上的对立和冲突。
因此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一神学遭到了来自基督教和哲学的双重批判。
在基督教神学方面，黑格尔的思辨神学已经背离了基督教中包含的神和人的紧张关系。基督教对人提出的爱的福音(爱上帝和爱人如己)远远超出了人的自然本性，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尖锐挑战。神的爱和人的爱之间的冲突不可调和。十字架正是神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的表现。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新约·马太福音，10：34)保罗也指出：“因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新约·罗马书，7：15)路德认为人类认识上帝不是凭借自然和理性，而是凭借十字架，十字架是人类的软弱无力和上帝的神圣介入的象征。克尔凯郭尔也以“生存神学”使理性与信仰重新对立起来，强调基督教信仰的荒谬性、主观性和个体性，把上帝看作“绝对的他者”，对黑格尔思辨神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特洛尔奇认为黑格尔泛神论意义上的末世论是错误的，必须坚持位格主义的末世论，“这种末世论认为，使人从自然约束、有限的自私和由此而产生的罪性中得到超脱，便是靠恩典得救，这种救赎引导我们脱离牢牢抓住我们的有限的自私的自我，这种救赎必须在通过上帝共契完全消除有限的自我之后达到完成。但这种完成由于关涉到个体，不可能以种属之终极完成的形式在尘世内的生活中达到，如黑格尔 国家学说和社会主义社会学说所宣扬的那样”。可以说，正是基督教中包含的这种内在的紧张关系使基督教保持活力，而这种张力的丧失是基督教没落的表现。黑格尔单纯把基督教看作是为了使人达到普遍自由的观点是片面的，忽视了基督教内部的神人紧张关系。
在哲学方面，黑格尔左派强化了黑格尔思想中的哲学无神论的因素，把上帝看作人的精神的外在化。大卫·施特劳斯把福音书看作民族的无意识创造出来的神话。鲍威尔把福音书看作“无限的自我意识”的产物。费尔巴哈把上帝的本质还原为人的本质的异化。马克思进一步把宗教批判推进到政治和法学领域。另外，叔本华则把世界和人的本质看作生命意志，否定了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并且以悲观主义对抗黑格尔的乐观主义。但是哲学之中同样存在的一种紧张关系也被他们遗忘了，即哲学家与政治城邦的紧张关系。因为真正的哲学思考必然对政治社会的基本原则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必然使政治社会的基本原则的权威性发生动摇。因此哲学家与政治城邦的紧张关系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苏格拉底之死正是哲学与政治城邦的紧张关系的最大表现。对此柏拉图认为哲学只是少数人的事业，所以他创立了相对封闭的“柏拉图学园”。西塞罗也指出：“真正的哲学只是满足于少数评判者的，它有意地避免群众。因为对于群众，哲学是可厌的，可疑的。所以假如任何人想要攻击哲学，他是很能够得到群众的赞许的。”而黑格尔也看到了哲学与政治的紧张关系：“他们思考上帝、自然和国家，他们深信只是通过思想，人们就可以认识到真理是什么，不是通过感官，或者通过偶然的表象和意见就能达到。当他们这样思想时，其结果便渐渐严重影响到生活的最高关系。传统的典章制度皆因思想的行使而失去了权威，国家的宪章成为思想的牺牲品，宗教受到了思想的打击；许多素来被认作天启的坚固的宗教观念也被思想摧毁了，在许多人心中，传统的宗教信仰根本动摇了。例如在希腊，哲学家起来反对旧式宗教，因而摧毁了旧式宗教的信仰。因此便有哲学家由于摧毁宗教，动摇政治，而被驱逐被处死的事，因为宗教与政治本质上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正如青年黑格尔派一样，黑格尔也接受了启蒙主义对哲学的推崇态度，认为必须维护思维的权威，以哲学衡量政治宗教的合理性。于是随着哲学地位的提升，哲学与政治宗教的紧张关系公开化了，由此导致各种“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勃兴，使人类政治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和精神生活的虚无主义危机之中。
面对当代这种思想状况，施特劳斯认为哲学与政治宗教的紧张关系的被遗忘是哲学遗忘自己的政治一宗教处境，或者说哲学丧失自我意识的表现。他把政治哲学看作“第一哲学”，把哲人与政治城邦的紧张关系作为哲学的“第一问题”，反对现代以来“综合”哲学与宗教的各种尝试，坚决强调了哲学与政治一宗教的永恒冲突：“《创世记》较之任何其他圣典都更为清晰地使我们遭逢这样的一个选择：顺从启示的生活——顺从中的生活，或者自由人的生活——希腊哲学家所代表的生活。(人类)从来没有摆脱过这种选择，尽管相信能够有一个令人愉悦的综合，这一综合优越于那些孤立的要素之上，这些要素一方面是《圣经》，另一方面是哲学。这种综合是不可能的，综合总会牺牲其中一方的决定性诉求。”他认为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张力是西方精神生活的活力的根源，两者缺一不可。同时他认为哲学与政治宗教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也不应该公开化，哲学思想及其写作应该采取保守的隐微写作艺术，使哲学思想如“金苹果”一般若隐若现，使它只能被少数人发现并借此提升自己的思考。这样的写作艺术既保留哲学思考的自由，又不至于使民众受到因为哲学的自由思考而带来的政治宗教的动荡，从而使哲学和宗教这对立的两极处于微妙的张力关系之中，这对人类的精神生活的健康和平衡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任何综合只会导致精神生活的萎缩，从而使精神市侩和精神侏儒大行其道，使真正的自由精神遭到压制和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