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关于“艺术是生活的镜子”的论断，一度被人们当作文学指南，但现在已很少被人提及了，似乎已经过时。过时的文学观还有许多，如作家是法官、医生啦，作家应具有使命感、责任感啦，等等。当然这是以前的论调，现在若有人还提这些，准会被笑掉大牙：落伍落伍，都什么年代了，还固守这一套？
　　诚然，得承认上述文学观在某些方面有些老旧，或许还有些偏颇，过于强调作家与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忽视其文学性。从而导致作品在过度追求理性中消减了艺术光泽。
　　然而想想，如果说将“使命”“责任”之类加在作家头上有些不堪重负的话，那么希望作家的作品能如镜子般映照出社会生活的真实景象，这总不是强人所难了吧？然而不行，即使后退一大步，却仍难以被人接受：文学是纯粹的，不能有任何杂质，即使是一面镜子，也只能照进自己存身一隅，还有“内心”。
　　由此说来，“明镜高悬”的《验明正身》以及本人以前那些致力于呈现出社会人生本相的作品，对不起，就不能归于纯粹文学“这一堆”了。
　　说实在话，长久以来看了那么多被各方叫好又实是无趣的作品，也确实无意加入高雅得不食人间烟火的“那一堆”。
　　《验明正身》不仅希望人们能广而深地看到社会人生大世界，更想让人们看到那些几近被全社会遗忘的一隅，以及浪迹于这一隅被视为“下脚料”的黑孩子们。
　　起意写这个关乎黑孩子命运的故事，倒不是缘于什么“使命”“责任”所致，而是感同身受：作为社会一分子，本人也曾为某黑孩的亲生父亲。因违犯计生政策，险些被除名，女儿从出生到上学之前一直没有户口。我并不抵触，但多年来为能将女儿黑洗白，能上幼儿园、能上学，可谓心力交瘁，说《验明正身》有感而发并不为过。
　　说起来女儿还算不幸中之大幸，尚能够在爱与“富养”的环境中慢慢长大。而那些出生在农村的黑孩子们便不同了，他们被完全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贫穷无援，干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计谋生，前途除了绝望还是绝望，许多人不可避免地走上了犯罪之路，而接受法律的制裁。这便是他们的宿命。
　　《验明正身》的故事本身并不复杂，写法也没走“公安题材”的套路，主要人物也只有警官汪一明与黑孩小龙两个，典型的警察与罪犯的故事。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命运对小龙终是网开一面，他遇到了好人或曰“贵人”汪一明。在小龙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汪队”运筹帷幄不遗余力地将其从死亡线上拉回。这个故事也由此有了一个光明的尾巴，让所有人松了一口气。
　　回到前面，我想托翁的话是没有过时的，作家应该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哈伯”艺术之镜，不断探索人类社会的辽远“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