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 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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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四合院,是指由东、西、南、北四面房子围合起来形成的内院式住宅,又称四合房。它是老北京人世代居住的主要建筑形式,可向纵深和两侧任意发展,适合不同规模的家庭居住。四合院作为中国传统居住建筑的典范,驰名中外,世人皆知。
  


  北京四合院有丰富的文化意蕴,它的每一处雕饰彩绘、每一幅匾额楹联,都与社会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人们的信仰追求、文化修养有直接的联系。四合院的建筑格局和空间构成体现着以家长为中心的封建家庭秩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组成细胞;四合院的建筑构造和工艺技术,反映出中国民居建筑技术所达到的高超水平,是一部生动的中国居住建筑技术史。
  
  历史成就了建筑典范
  
  在中国这种四合院式居住建筑的形成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从目前能够见到的史料看,早在商周时代,我们祖先的居住建筑就已采取了四合院的形式。陕西岐山凤雏出土的西周建筑遗址平面呈矩形,中轴线上由南至北分别为门道、前堂、后室。前堂与后室之间有廊相通,院两侧为前后相连的厢房,中间形成两组院落,是一座相当工整的四合院。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一座四合院。到了汉代,这种四合式院落的发展已很普遍。成都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的庭院,很明显地看出四合院的格局。汉代有钱人的宅第常有前堂、后寝、大门、中门以及楼、阁、室、井、灶、庑、囷等内容,由一个或多个四合式院落构成。在汉代明器中还可看到坞堡式四合院落。隋、唐时期四合院式住宅的史料更加丰富,无论从绘画、明器,还是壁画、绢画中,均可看到这种四合院式宅第。至于宋代留下的有关四合院式住宅的资料就更多了。无论是宋画《文姬归汉图》中的大型住宅,还是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中的小型住宅,从中都可以看出四合院式的格局。四合院这种居住建筑形式的形成和发展,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有人把北京四合院的历史追溯到元代在北京建都,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元代建都北京,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公元1276年,在金中都原址东北部建大都城,元始祖忽必烈“昭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赀高(有钱人)及居职(在朝廷做官)者为先,乃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听民作室”。于是,元朝的贵族、官僚就按此规定在大都城盖起一座座院落。
  元代四合院目前在北京已无实物,唯一能供参考的就是在元大都旧址上发掘出来的后英房元代住宅遗址。这座遗址所反映的院落布局、开间尺寸、工字厅、旁门等内容,与历代的四合院十分近似,说明元代四合院与历代居住建筑间密切的承袭关系。
  明王朝建立后,社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为维持封建秩序,明代对各阶层人士的居住建筑从制度、规模、色彩各方面均作了严格规定。明代住宅保留至今的,除安徽等地有少量遗存以外,在北京已极难见到实物。从《三才图会》、《鲁班经》等书中的插图可以看到,明代住宅仍沿袭了元代四合院的形式。这从北方的山西、南方的许多地区保留至今的明代住宅可窥见一二。
  


  清代定都北京后,大量吸收汉文化,完全承袭了明代北京城的建筑风格,对北京的居住建筑四合院也予以全面继承。清代最有代表性的居住建筑是宫室式宅第,这就是官僚、地主、富商们居住的大中型四合院。之所以称之为宫室式宅第,主要是因为它在规制、格局方面承袭了古代宫室建筑的特点。这种大中型四合院均设有客厅、饭厅、主人房、佣人房、车轿房等建筑,院落二三重乃至多重,气派而豪华。
  明清北京四合院与元代四合院相比有较明显的变异,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院落布局的改变、工字形平面的取消以及占地面积的减少。由于明清时期北京人口增长较快,元代每户八亩地的大院落已不敷分配,明清四合院占地普遍较小,小者一亩,大者也不过三五亩(王府等大型府第除外)。这些是明清四合院与元代四合院的主要区别。
  清代四合院在北京的遗存很多,至今仍在沿袭使用,成为当今北京古都文明风景线的重要内容。
  北京四合院是我国古代诸多传统民居形式中颇具代表性的一种。它集各种民居形式之长,在华夏诸种民居建筑中堪称典范。这些特点的形成,与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特殊政治历史地位是分不开的。长期居住在北京这块土地上的各朝代贵族、士大夫阶层对家居环境有着相当高的要求,这就从各个方面促进了北京四合院的发展与完善;加上北京地区的地理位置、气候特点和传统民俗,共同构成了北京四合院独具特色的传统居住建筑文化。
  
  建筑正在起变化
  
  清代是北京四合院发展的巅峰时期。自清代后期起,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北京四合院的发展也开始逐步走下坡路。
  在外族入侵和西方文化渗入的影响下,北京传统住宅建筑也受到一定影响。这个时期建造的四合院,或多或少加进了一些西洋建筑的装饰成分,最典型的就是圆明园式宅门的出现。受“西学东渐”之风影响较深的人为标榜自己为“新派”代表,也有一些在宅内兴建“洋楼”的例子,但为数不多。总的来说,这个时期,北京的传统民居基本保持了明清型制。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市民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很多原来住独门独院的居民已没有能力养更多的房子,只好将多余的房子出租,以租金来补贴生活。居民的住房越来越少,院里的房客越来越多。独门独户的四合院开始变成多户杂居的大杂院,四合院的居住性质发生了变化。
  1949年以后,北京传统四合院在使用上出现了根本性变化。由于所有制的变更,很多清代遗留下来的王府、宅院由私产变为公产。它们不再为昔日的贵族所占有,转而成为国家机关、学校、医院、工厂、幼儿园、俱乐部等公共用房。使用功能的改变,使得建筑本身与使用者的需求之间产生了难以解决的矛盾,最终的结果,不是人服从建筑,而是建筑被人所改造。那些仍作为住宅用的院落,已不再为独家占有,变为多户居住的“大杂院”。这些用途上的变化,使四合院再难保持昔日的深邃、安谧、幽雅和温馨,四合院被分割、改造、瓜分成了普遍现象。
  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是北京四合院罹难最为严重的时期。60年代末的红卫兵“扫四旧”,将四合院中精美的砖雕、木雕、石刻、彩绘尽行扫荡,无数价值极高的艺术品,或被砸成碎块,或被抹上泥灰,得以幸存者为数寥寥。紧接着发生的为“备战”搞的全民挖洞运动,进一步破坏了四合院的原有格局和排水系统。1976年唐山大地震更是雪上加霜。为避震灾,在已经很拥挤的院子里塞满了“抗震棚”,随着人口增长,这些抗震棚后来成了永久性建筑,把四合院及其环境搞得面目全非。
  


  “文革”以后,北京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中确定了四合院保护方针,使上述恶化趋势有所控制,但紧跟而来的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与四合院的保护又出现了尖锐的矛盾,建设性破坏时有发生,如何解决好旧城改造和四合院保护的矛盾,仍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四合院的新生
  
  在80年代初至今的二十多年中,北京的四合院聚集区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景象:一些移居北京的侨民和在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人们,抱着怀旧心理和对传统文化的强烈追求,在四合院集中的地方买下旧院,重新翻建新四合院。有些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也征地建房,住进了传统的中国民居。这种新四合院大多采用传统建筑的外形和色彩,室内则是暖气、上下水、卫生间、空调等现代化设施和高档装修。经过翻建的四合院,由多家居住的大杂院重新变成一家一户的私宅,院落宽敞,花草丰茂,景致幽雅,安恬静谧,四合院似又回到了它的鼎盛时期。
  这种新的景象近年来愈演愈烈,大有蓬勃发展之势。这种现象,是北京四合院的复苏,还是传统住宅建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目前尚未有人进行研究和界定,但它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历史现象,已在北京四合院的发展史上书写了新的一笔。
  作为中国传统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北京四合院,近年来受到各方面越来越多的关注。政府和规划部门关注着它——它是体现北京六朝古都传统风貌的重要内容,要保护古都风貌,必须认真保护北京传统四合院;文物部门、旅游部门关注着它——它是北京重要的文物遗存和不可缺少的旅游资源,受到中外人士的青睐;旅居海外的华人关注着它——在祖国日益强大的今天,他们渴望落叶归根,并想重新住进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象的四合院;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酷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们关注着它——他们不惜重金,购买旧院,建造新宅,过起独门独院的安逸生活;对中华文化情有独钟的外国人关注着它——他们以能住进中国传统四合院为时髦和荣耀,纷纷在京城买地建宅,心安理得地当起了“北京人”;房地产商也关注着它——他们看准了北京四合院这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高档住宅的潜在市场,纷纷投资,改造旧街区,开发新街区,把资本转向四合院的开发建设……凡此种种都表明,在高楼大厦林立的都市中,正涌动着一股传统民居四合院复兴的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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