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我们伟大杰出的康熙帝，操着一口和本山大叔一样的东北口音与大臣们议事是一种怎样的情景，估计很多人都会觉得大跌眼镜，甚至忍俊不禁。
　　中国地大物博，民族文化差异较大，如果连语言都不通，可想而知交流会有多么不顺畅。现在推广了普通话，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基本无障碍。那么，在普通话还没有推广的古代，人们是怎么交流的呢？
　　柳宗元讲话靠翻译
　　自古以来，中国官场便有一种不得在籍贯或出生地为官的规定。此种规定也带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古代官员与当地百姓常常因语言不通而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唐代大文豪柳宗元在广西柳州做刺史时，对此就颇有感叹。他在《柳州峒氓》中写道：“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广西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他在柳州时，必须与当地少数民族打交道，以致“愁向公庭问重译”。重译即翻译，为了正常开展工作，柳宗元不得不在办公室内设立翻译一职。
　　不仅柳宗元无法听懂当地方言，当地人也听不懂柳宗元讲话。柳宗元到了柳州，就如同身处异国他乡，如果没有翻译，根本无法与当地人对话，有些事情用手比画也说不清。说话用翻译，效率便大减。有时柳宗元审个案子，正常用一个时辰，用了翻译后，得审一天，别提心里有多郁闷了。
　　说起来，柳宗元的老家是山西运城，而他本人出生在京城长安，后又在长安学习、工作。所以，柳宗元既懂山西话，又会当时的官话（相当于普通话）。但广西当时属烟瘴之地，极其封闭落后，很多少数民族连汉字都不认识。语言不通，文字也无法沟通，可想而知，柳宗元这官当得多郁闷。
　　康熙皇帝不说北京话
　　清军入关十年后，康熙皇帝在北京出生。当时，皇宫里的人全部是从辽宁迁移过来的，所以整个皇宫说的都是满语。满语不完全等同于东北话，但相似度非常高。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可以想象，康熙皇帝的东北口音有多浓重。
　　康熙皇帝的祖籍在现今辽宁省新宾县，这个地方属于抚顺，距离赵本山的老家铁岭直线距离只有一百千米。所以，康熙皇帝与本山大叔的口音相似度至少在一半以上，从康熙皇帝批阅的奏折上也可看出一二，如“专治疟疾……连吃两服，可以出根”中，“可以出根”实为“可以除根”，而东北话讲“除”就是第一声的“出”。还有，“解京又费一凡事，不如存库……”，这其中“费一凡事”，实为“费一番事”，用东北话讲“番”正是第二声的“凡”。
　　后来，随着满汉语言的快速融合以及汉臣的大幅增加，在民间形成的北京话才慢慢成为宫廷中的主要语言。但康熙皇帝年事已高，毕竟又是皇帝，不可能再学北京话。在电视剧《康熙王朝》中，最经典的一个情节就是康熙皇帝训斥大臣，试想当时那段经典的发言是用东北话说的，该是多么有趣。
　　不给皇帝面子的曾国藩
　　作为晚清重臣，曾国藩对大清国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无论是谋略、学问，还是治军、做人，曾国藩都堪称“杰出典范”。但唯一令人懊恼的是，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湘乡话在中国方言里极其难懂，甚至比潮汕话和闽南话还难懂。曾国藩一直到23岁都没离开过湖南，所以地方口音甚是浓重。很多与他打交道的人都有些犯怵，尤其是他的部下。领导的讲话听不清，又不敢多问，但搞不懂又恐办事有误，麻烦更大，弄得下属备受煎熬。
　　李鸿章是曾国藩非常赏识的弟子，二人无话不谈，有时候还会说笑。谈话间，老曾说了一句“冒得卵味啊”，李鸿章大惊：“这是骂人的话吗？老师为何突然如此？”李鸿章不明白，大胆求解，老曾哈哈大笑。原来，“冒得卵味”是湖南湘乡方言，就是“没意思”。
　　曾国藩还是一个性格耿直的人。洪秀全起事后，他多次上书，直言不讳。有时候，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他也不管皇帝爱听不爱听，操着一口湘乡方言叽里呱啦就是一顿说。平时听惯北京话的皇帝有时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时不时打断。满朝文武想笑又不敢笑。曾国藩没办法，放慢语速，一字一句地说给皇帝听。结果，皇帝听懂了，也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