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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风云变幻的2019年成为昨天，作为中国经济发展重要节点的2020年正向我们走来。清醒地分析经济形势，前瞻把握2020年宏观经济政策，对于非常国际经济环境下的中国经济至关重要。
全球增长继续放缓，中国增长平稳
2020年美国经济可能延续放缓趋势，主要原因是制造业生产和投资较为疲软，前期减税的边际效用减弱。预计2020年适度放缓到2.2%。美国经济可能不会出现市场担心的衰退，仍有多种因素支撑美国经济保持增长。美国就业状况较好，非农数据已经回升；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增长势头良好；消费增长较为平稳，将稳住经济增长中枢；美联储降息和扩表的刺激作用将逐渐显效，未来仍有可能继续降息。
受需求疲弱、债务压力和英国脱欧等因素的影响，欧洲经济将继续低位盘整，欧央行将分层降息并可能扩大QE规模，欧洲核心国家将加大财政政策力度。日本已经将消费税提高至10%，将削弱2020年经济增长内生动能。全球性降息潮有助于新兴市场资金流出压力减小，但有的新兴经济国家存在不确定性。综合来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到3.1%，其中发达国家经济增长2.2%，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增长4%。
2020年全球经济依然存在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全球性贸易摩擦可能继续发生；低利率和负利率环境孕育新的债务泡沫风险；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面临偿债高峰期；地缘政治问题可能引发黑天鹅风险。
综合出口、投资、消费、房地产和物价的趋势行变化进行判断，2020年GDP增速可能小幅放缓到6%左右，保持中高速增长，顺利完成翻两番目标。在中美谈判达成协议后贸易摩擦缓解带动出口增长和逆周期政策调节下，经济增速有望保持平稳。2020年经济运行两方面风险值得关注：一是中小型房企和部分民企经营风险可能上升。二是区域性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将增大。
稳健货币政策下金融环境将趋改善
2020年信贷增速将稳中有升，融资成本下行继续。在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外部不确定性尚存的背景下，宏观政策面的调节发力将提升实体企业融资需求。减税降费进一步落实，实体企业信用状况逐步改善，专项债发行有所扩容等都将助推信贷需求回升。中美贸易局势改善，对此前受贸易摩擦冲击的相关出口企业信贷增长也具有积极效应。表内融资结构则因房地产调控更加倾向于因城施策，居民与企业部门之间新增贷款比进一步回落的可能性较小。预计2019年信贷增速有重回13.0%之上的可能，全年信贷投放在19.5万亿左右。主要受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的推动，融资成本有望继续下行。LPR新报价机制后，加点幅度以及MLF利率下调共同推动LPR已回落16BP，预计2020年LPR还将下行25～30BP。社融增速反弹趋势逐渐清晰，M2增速适度回升。2020年逆周期调节力度逐渐加大，企业基本面和融资需求的改善将有助于全年社融增速可能反弹至11%之上。结合央行对于广义货币增速维持与名义GDP增速相匹配的区间和强化逆周期调节的政策要求，M2增速在2020年总体趋势与社融应是携手反弹，其增速预计大概率落在8.5～9%区间。
2020年债市投资的积极因素主要在于，货币政策偏松调节，中外利差仍保持一定水平会吸引更多外资机构进入中国债市。预计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可能运行在3.0%附近。受中美贸易摩擦缓和，全球低利率环境、中国经济增长持稳、货币政策稳健偏松以及人民币一定程度升值的影响，股票市场2020年上半年会有较好的表现。
国际收支将保持双顺差格局
展望2020年，经常账户顺差可能小幅收窄。中美贸易摩擦缓和，中国将扩大自美进口，而外需偏弱，前期加征关税的负面影响仍可能拖累上半年出口，货物贸易顺差可能有一定幅度收窄。中国内地赴港旅游及赴美国旅游人数可能下降，旅行逆差可能减少将带动服务贸易逆差小幅收窄。2020年，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顺差或将扩大。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对外开放深入推进，国际低利率负利率背景下大量低成本海外资金流入，将使证券投资顺差扩大。而直接投资顺差将总体稳定，其他投资逆差有望收窄。总体考虑，预计2020年国际收支仍将保持双顺差格局。
在贸易摩擦缓和的情形下，乐观情绪将在短期内主导人民币汇率走势。而随着贸易磋商积极推进，市场对外贸的悲观预期逐步修复，也有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中有升。中期来看，随着美国与全球经济增长差收敛，美元总体可能震荡走弱，人民币汇率回稳的外部条件逐步好转。2020年人民币汇率会走出一波升值。但中美利差处于近年来高位，未来可能收窄；未来中美之间依然存在一些必须重视和妥善处理的深层次问题；加之地缘政治风险加大，人民币汇率仍可能出现波动。
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将提质增效
积极的财政政策会更加注重质效。2020年财政政策对稳增长的力度可能加大，在保稳定和促进六稳上发挥更大作用。财政赤字率预计有所提升，可能会达到3%左右，财政支出额度提升到26.5万亿左右。地方专项债券规模预计扩大，可能达到2.5万亿左右，将专项债券作为项目资本金的范围将会扩大。未来将加快步伐落实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提升地方稅分成比重。调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将部分消费税后移到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扩大地方财政税源，提升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地方政府稳增长的责任，消除不作为现象。在2019年大规模减税降费之后，进一步大幅度减税降费可能不是重点。
货币政策维持稳健适度，向偏松方向操作，调节将以疏通和提效为主。预计增信用政策可以一定程度缓解中小企业风险偏高与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下降之间的矛盾。具体方式将从提高监管对于银行风险监管指标容忍度、定向为商业银行补充流动性等方面入手，以改善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积极性。2020将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结构性的金融资源调配，灵活地组合使用多重工具，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水平。预计未来MLF操作利率将引导市场预期、主动调节的功能逐步提升。2020年，MLF的调整空间大概率会依货币政策所需力度而定。综合预计，2020年存准率可能全面或结构性下调2～3次，MLF操作利率可能下调25～30BP。
房地产政策不会大幅松动，可能局部调整。在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和“三稳”原则下，房地产调控还将在较长时间内继续保持总体框架，2020年房地产政策不会大幅放松。但在“全面落实因城施策”的背景下，相关政策可能出现局部性松动。其中，需求侧的行政政策、信贷政策具备调整空间：一是各地从“人才引进”和不同规模城市人口流动政策松动的角度因城施策，进一步放松人才落户和购房条件、提供购房优惠；二是对刚需及置换型、改善型需求群体放松过于严苛的限贷条件，如“认房又认贷”中有贷款记录即视为二套房的认定标准。而供给侧的融资政策尚无明显放松的迹象，可能相对保持定力。
（作者为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全球增长继续放缓，中国增长平稳
2020年美国经济可能延续放缓趋势，主要原因是制造业生产和投资较为疲软，前期减税的边际效用减弱。预计2020年适度放缓到2.2%。美国经济可能不会出现市场担心的衰退，仍有多种因素支撑美国经济保持增长。美国就业状况较好，非农数据已经回升；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增长势头良好；消费增长较为平稳，将稳住经济增长中枢；美联储降息和扩表的刺激作用将逐渐显效，未来仍有可能继续降息。
受需求疲弱、债务压力和英国脱欧等因素的影响，欧洲经济将继续低位盘整，欧央行将分层降息并可能扩大QE规模，欧洲核心国家将加大财政政策力度。日本已经将消费税提高至10%，将削弱2020年经济增长内生动能。全球性降息潮有助于新兴市场资金流出压力减小，但有的新兴经济国家存在不确定性。综合来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到3.1%，其中发达国家经济增长2.2%，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增长4%。
2020年全球经济依然存在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全球性贸易摩擦可能继续发生；低利率和负利率环境孕育新的债务泡沫风险；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面临偿债高峰期；地缘政治问题可能引发黑天鹅风险。
综合出口、投资、消费、房地产和物价的趋势行变化进行判断，2020年GDP增速可能小幅放缓到6%左右，保持中高速增长，顺利完成翻两番目标。在中美谈判达成协议后贸易摩擦缓解带动出口增长和逆周期政策调节下，经济增速有望保持平稳。2020年经济运行两方面风险值得关注：一是中小型房企和部分民企经营风险可能上升。二是区域性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将增大。
稳健货币政策下金融环境将趋改善
2020年信贷增速将稳中有升，融资成本下行继续。在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外部不确定性尚存的背景下，宏观政策面的调节发力将提升实体企业融资需求。减税降费进一步落实，实体企业信用状况逐步改善，专项债发行有所扩容等都将助推信贷需求回升。中美贸易局势改善，对此前受贸易摩擦冲击的相关出口企业信贷增长也具有积极效应。表内融资结构则因房地产调控更加倾向于因城施策，居民与企业部门之间新增贷款比进一步回落的可能性较小。预计2019年信贷增速有重回13.0%之上的可能，全年信贷投放在19.5万亿左右。主要受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的推动，融资成本有望继续下行。LPR新报价机制后，加点幅度以及MLF利率下调共同推动LPR已回落16BP，预计2020年LPR还将下行25～30BP。社融增速反弹趋势逐渐清晰，M2增速适度回升。2020年逆周期调节力度逐渐加大，企业基本面和融资需求的改善将有助于全年社融增速可能反弹至11%之上。结合央行对于广义货币增速维持与名义GDP增速相匹配的区间和强化逆周期调节的政策要求，M2增速在2020年总体趋势与社融应是携手反弹，其增速预计大概率落在8.5～9%区间。
2020年债市投资的积极因素主要在于，货币政策偏松调节，中外利差仍保持一定水平会吸引更多外资机构进入中国债市。预计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可能运行在3.0%附近。受中美贸易摩擦缓和，全球低利率环境、中国经济增长持稳、货币政策稳健偏松以及人民币一定程度升值的影响，股票市场2020年上半年会有较好的表现。
国际收支将保持双顺差格局
展望2020年，经常账户顺差可能小幅收窄。中美贸易摩擦缓和，中国将扩大自美进口，而外需偏弱，前期加征关税的负面影响仍可能拖累上半年出口，货物贸易顺差可能有一定幅度收窄。中国内地赴港旅游及赴美国旅游人数可能下降，旅行逆差可能减少将带动服务贸易逆差小幅收窄。2020年，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顺差或将扩大。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对外开放深入推进，国际低利率负利率背景下大量低成本海外资金流入，将使证券投资顺差扩大。而直接投资顺差将总体稳定，其他投资逆差有望收窄。总体考虑，预计2020年国际收支仍将保持双顺差格局。
在贸易摩擦缓和的情形下，乐观情绪将在短期内主导人民币汇率走势。而随着贸易磋商积极推进，市场对外贸的悲观预期逐步修复，也有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中有升。中期来看，随着美国与全球经济增长差收敛，美元总体可能震荡走弱，人民币汇率回稳的外部条件逐步好转。2020年人民币汇率会走出一波升值。但中美利差处于近年来高位，未来可能收窄；未来中美之间依然存在一些必须重视和妥善处理的深层次问题；加之地缘政治风险加大，人民币汇率仍可能出现波动。
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将提质增效
积极的财政政策会更加注重质效。2020年财政政策对稳增长的力度可能加大，在保稳定和促进六稳上发挥更大作用。财政赤字率预计有所提升，可能会达到3%左右，财政支出额度提升到26.5万亿左右。地方专项债券规模预计扩大，可能达到2.5万亿左右，将专项债券作为项目资本金的范围将会扩大。未来将加快步伐落实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提升地方稅分成比重。调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将部分消费税后移到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扩大地方财政税源，提升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地方政府稳增长的责任，消除不作为现象。在2019年大规模减税降费之后，进一步大幅度减税降费可能不是重点。
货币政策维持稳健适度，向偏松方向操作，调节将以疏通和提效为主。预计增信用政策可以一定程度缓解中小企业风险偏高与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下降之间的矛盾。具体方式将从提高监管对于银行风险监管指标容忍度、定向为商业银行补充流动性等方面入手，以改善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积极性。2020将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结构性的金融资源调配，灵活地组合使用多重工具，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水平。预计未来MLF操作利率将引导市场预期、主动调节的功能逐步提升。2020年，MLF的调整空间大概率会依货币政策所需力度而定。综合预计，2020年存准率可能全面或结构性下调2～3次，MLF操作利率可能下调25～30BP。
房地产政策不会大幅松动，可能局部调整。在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和“三稳”原则下，房地产调控还将在较长时间内继续保持总体框架，2020年房地产政策不会大幅放松。但在“全面落实因城施策”的背景下，相关政策可能出现局部性松动。其中，需求侧的行政政策、信贷政策具备调整空间：一是各地从“人才引进”和不同规模城市人口流动政策松动的角度因城施策，进一步放松人才落户和购房条件、提供购房优惠；二是对刚需及置换型、改善型需求群体放松过于严苛的限贷条件，如“认房又认贷”中有贷款记录即视为二套房的认定标准。而供给侧的融资政策尚无明显放松的迹象，可能相对保持定力。
（作者为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