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三星堆是古蜀文明的象征；雅安市荥经县，同样留有古蜀文明的大量遗存。 但是，同是古蜀文物，可这两地的差别咋就那么大呢！难道是两者并非一系，出现了“文明断层”？这是一个曾经让考古学家们困扰的学术之谜。
　　文化谜案
　　“断代”的古蜀文明
　　雅安市荥经县，曾为古蜀王国边陲重镇。上个世纪，陆续在这里出土了一大批战国时期的珍贵文物。而就是这些古蜀文明遗留下来的文物，却因为自己的不同之处，使人们对自己和三星堆文明“一脉相承”的身份，产生了疑问。
　　“和三星堆古蜀文物的比较中，荥经古蜀墓葬出土的大量文物，无论外形还是色泽，包括墓葬风格，都与三星堆的古蜀文物迥异。在同一文明，相同的文化背景下，文物的差别是不可能如此之大的。”雅安市文物管理所所长李炳中介绍道，“因此，有不少人觉得，雅安出土的古蜀文物，并不是古蜀文明的遗存。”
　　荥经古蜀文明到底是不是三星堆古蜀文明的一部分？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拨开这片迷雾，同样需要依靠荥经出土的战国文物。
　　残缺的证据
　　“卢氏戈” 显现解秘线索
　　良弓劲弩，皆出于韩。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素以生产兵器精良著称。秦国在兼并六国的战争中，十分钟爱缴获来的韩国兵器，常常将得来的韩国武器奖励给立有战功的将士。这类韩式戈在中原各国军队普遍装备，统称为“中原戈”。
　　1986年，荥经县同心村的战国墓葬中，出土了一支青铜戈，戈上“七年，卢氏命韩岁厥工师司马队作余”的铭文，表明这‘卢氏戈’，就是在一位姓卢的官吏命令下，由韩国工匠‘司马队’完成的“中原戈”。
　　李炳中向记者介绍道。“公元前316年，秦军入川灭蜀，之后东进灭巴国。然后，对蜀国故地采取‘以巴治蜀’的策略，派大量巴人官员士吏西进，治理蜀地。这支戈，就是当年秦军带入四川，为秦任命的军吏所用；在重庆市涪陵区巴王墓，也出土了‘中原戈’，这可以提供一种可能，那就是古蜀文明后期受到了巴文明的强烈影响，进而产生了与三星堆文明的诸多不同。”
　　如果说在古蜀国灭亡后，因巴人治蜀而大范围入蜀的巴文化和蜀文化全面融合，这倒可以解释为什么荥经古蜀文物和三星堆文物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
　　但是，“卢氏戈”所提供的证据，却有一个无法证明的缺陷。
　　“如果，这支戈是秦军灭巴以后，由秦人或者是巴人带回四川，那么就可以证明在战国后期，巴文明入川并对古蜀产生了影响，可我们却没有证据证明，这支戈就是自东而来，而不是从北边秦国入川的，因此，‘卢氏戈’所提供的证据是不充分的。”李炳中说道。
　　战国三铁证
　　荥经古蜀文明“身份证”
　　三件同时期的古蜀文化遗存，成为了拨开这一团考古迷雾的决定性证据。巴文化影响蜀地，产生文化融合，并导致荥经蜀文明和三星堆的“前辈”迥异，其直接证据之一，是同心村和南罗坝出土的文物“罍 ”。
　　据李炳中介绍，罍在古巴国故地重庆市也有实物出土。同一时期的同一器物在巴蜀两地同时出现，是对巴蜀文化互相作用进而融合，产生文明特点变化的重要证据。而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战国船棺。“这些战国文物都是在荥经同心村墓葬发现的。”李炳中介绍道，“这墓葬使用的是船棺，而船棺，就是巴人典型的墓葬形式。”
　　巴民族世代生活于长江流域，西迁至今重庆一带后，仍旧依大江而生，故喜水爱船，就连棺椁也是做成船形，形成了独特的“船棺”墓葬形式。在荥经发现的大量船棺，可以证明巴文明对古蜀文化的强大影响。但却无法说明在当时，雅安所存在的文明，就是那个延续了千年的灿烂古蜀。
　　那么，荥经古蜀文化，到底靠什么来“验明正身”？“很幸运的是，我们荥经的船棺内发现了‘巴蜀图语’印章！”李炳中说着有些兴奋，“荥经出土的‘巴蜀图语’印章，比全国其他地区出土的总和还多。作为古蜀文明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巴蜀图语’印章的大量出土，足以证明荥经的战国文物，确系千年一脉相承的古蜀文明遗存！”
　　到这里，荥经和三星堆文明的“不连续性”谜团终于解开。两千多年前，作为强盛古蜀王国的边陲重镇，荥经成为古蜀文明与其他文化接触融合的要冲，中原，巴，楚，西羌……不同的民族文化在这里和古老灿烂的蜀文明碰撞，融合，在开放的古蜀王国身上留下了文化大融合的深深烙印。
　　这一切，都铭刻在那些沉睡地底两千余年的文物上，在重见天日之后，向现世的人们，述说那一段传奇史诗。
　　（据《雅安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