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创作发表于新时期文学由“伤痕文学”向“反思文学”过渡的阶段。但是，这篇小说既说不上是伤痕小说，因为它“话语讲述的年代”不是多数伤痕小说所控诉的“文革”；也跟多数反思小说存在意向性上的不同，因为它不像明显带有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反思小说那样对当代中国的政治运动以决然的否定态度加以反思与批判。然而由于“话语讲述的年代”的官方民间合一的意识形态的引导，《西望茅草地》还是遭到了误读，或认为小说主人公的悲剧在于受到封建意识和“左”的思想侵袭做了错事而不自知，{1}或认为“韩少功采用自上而下的启蒙思想，以知识分子的眼光去关照落后、封闭的农村，并对农民骨子里顽固存在的劣根性进行理性透视和深刻批判”{2}。以启蒙观点看《西望茅草地》的研究视角在新世纪仍有出现，可见这篇小说的真实创作意图和独特的思致一直被人忽视，它的超前的问题意识只有在社会再次呼唤“革命”的时候才有所显现。《西望茅草地》确然是一个讲述“革命”的故事，具体说，这个故事讲述的是革命在当代中国的命运。看上去，小说所写的是一个叫做张种田的转业军人的个人人生事业悲剧，而实际上，作为革命队伍的一员，张种田从革命年代进入后革命年代，发自天性地固守革命的思想和行为，既不合时宜又违背事物的规律，既失人心又贻误集体事业，终至所有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这样的悲剧也是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革命的命运写照。小说表达了与革命有着血缘关系的知青一代作家韩少功，在20世纪70、80年代之交的历史转折期，因塑造自我的母体文化遭到了被抛弃的命运，因而自我认同受到质疑而产生的困惑。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将叙述者和人物相重合，泄露了作者在猝然而至的社会变革面前精神价值不得不转换的焦虑。虽说故事的主角是上校军官转业的农场场长，但是跟这个主角发生人生交集的下乡知青小马，同样是重要角色，因为在这个冲突紧张的故事里，正是场长和知青互为镜像，小说才完成了哀叹革命命运的书写冲动。如果仅有张种田的从光彩炽人到英雄迟暮，那么这个人物被时代抛弃，可能不过是一个有过革命经历的人受文化水平的局限而跟不上潮流的个案。然而有了优秀知青小马（“我”）同大老粗场长的由龃龉对抗到惺惺相惜，革命所生成的精神价值是否应该落得被弃绝的命运就是一个后革命时代不可回避的问题。
可以说，从批判以“极左”命名的激进主义思潮，全民进入物质追逐的经济改革大潮，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国家创造了巨大财富，同时也借助权钱交易使社会被巨大的贫富悬殊所撕裂，“革命”与中国社会走向的深层关联，在多数新时期作家那里，都没有成为思维重心，尽管1990年代以来庞大的底层社会（亦称弱势群体）出现早就倒逼中国社会重新考虑革命的作用及价值。例外的是韩少功，早在1980年代之初，就感受到了革命在历史剧变下遭遇到霜冻，随着他一直以冷静的眼光关注社会阶层在变革时代里的一步步错动，“革命”这一20世纪中国不可绕过的轧路机，它对人与社会如何相处的规范作用不能不再一次涌上他的心头。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以超越“左”“右”的姿态写下《革命后记》{3}，让我们得以返回新时期思想解放之初背景下韩少功通过《西望茅草地》对革命价值的超前思考。张种田的个人历史，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是同构的。中国革命所走的道路是通过武装革命夺取政权，建立一个新中国，并竭尽全力建设这个国家，这是一个从战争到建设，即从暴烈行动到和平生产的过程。这一革命的神圣之处在于它受人类崇高的社会理想所牵引，它的所有实践行为超越了处在这一过程中的任何生命个体的生理需求。它的确是乌托邦的，但正因为不可验证不可接近而永远照耀追寻者的前程。革命者相信，失去了它的照耀，人类会堕入生命原罪的黑暗。这是一种道德性的和伦理化的恐惧。《西望茅草地》为革命唱一曲哀歌，就源于这样的恐惧。害怕具有崇高性的革命精神远去，是自我救赎的需要。不幸的是，小说叙述者所忧虑的，在商业化程度愈来愈高的经济主导社会里，我们不再有道德堕落的恐惧，当物质遮住了眼睛，我们就顾不上灵魂的救赎。在这样的以改革为名的欲望膨胀时代，《西望茅草地》才像启示录般值得我们重新诵读。
《西望茅草地》在叙述上充满了矛盾，这是它一再被误读的原因之一。小说对张种田这个转业军人在指挥农场生产和管理农场工人中违背常情常理的过激行为，给予了揶揄甚至是毫不留情的批判性的描写，但同时又以具体事例刻画了这个阎王爷似的茅草地“酋长”的种种美德。对这个看上去很矛盾的人物性格，评论者用韩少功所欣赏的“二律背反”理论{4}加以解释。如王蓉在《论韩少功小说中的二律背反——以〈月兰〉、〈西望茅草地〉、〈飞过蓝天〉为例》一文里就有这样的分析：
《西望茅草地》的主人公张种田，他的精神世界呈现出明显的分裂与困厄，是典型的二律背反人物。他能吃苦，严于律己，率先士卒，大清早扛着大号的锄头走向茅草地深处开荒挖地；是慈爱的，“我”的胶鞋破烂不堪，他硬拉着“我”在供销社买了一双胶鞋，他不容质疑的口气和大大咧咧的方式，让“我”很温暖、很感动；他是大方的，经常拿工资请全农场的干部职工吃鱼吃肉，甚至他的烟也是“共产”的。在道德上，张种田是十全十美的，可以成为道德的圣者与楷模。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我们又该怎样评价张种田？他崇尚蛮干，不怎么相信“科学”，当“我”的制菌肥实验连续四次失败后，他迫不及待地逼迫大家重新挖地、烧荒、锄草和播种，在荒芜贫瘠的土地上进行没有希望也没有意义的劳动；他又是残酷的，认为爱情是阻碍事业成功的洪水猛兽，毫不留情地调走了女儿小雨，禁止小雨与“我”接触，小雨在抑郁中走向了死亡，活生生地扼杀了“我”和小雨的爱情；他是吝啬的，希望大家每时每刻劳作在土地上，会计、秘书也只能利用工余时间做账、写材料，引起大家的强烈不满与反抗，往日垦荒的庄严和神圣之感逐渐消失殆尽，最后不得不解散高投入低产出的农场，张种田也调离了他深深眷恋的这块土地。无疑，张种田身上闪耀着老一代干部朴实善良、迎难前行的人性光辉，但他忽视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认清历史前行的方向，他的蛮干苦干注定被历史抛弃。在道德与历史的二元对立的张力中，张种田的悲剧被放大，显得格外的凝重与悲怆。{5} 这样的分析不能说不符合小说艺术描写的实际。然而，《西望茅草地》的二律背反主要不体现于人物性格的二重性，而在于战争年代对夺取革命胜利行之有效的革命思想与行为，在和平时期的建设活动中照搬后虽然显得荒唐可笑，但是，革命思想和行为背后的崇高理想和精神不见得是可以被一并抛弃的，因为它或许是人之为人的真正体现。这才是这篇小说的立意所在。因为要表达这样的思想，小说的第一人称才十分重要，以叙述者出现的知青小马，与发生过冲突的场长张种田，既是背反的，又是统一的。他俩在后革命语境里一起述说着革命精神传承的文化命题。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对革命的忠诚与意志的坚定。在革命场长张种田的麾下，小马是最合格的革命接班人。没有合格的革命主体，革命要进行下去和取得胜利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老革命张种田才设计了那场黑夜里的演习，暴动的“反×救国先遣军”抓住农场职工进行拷问，果然有人未能经受住考验，丢了党员团员资格，猴子的表现最差劲，本无政治资本可丢的他被罚挑了两个月的大粪。只有“我”面临死亡时表现英勇，受到表扬，让老英雄对他产生很大的好感，给以赞赏和信任。革命与其说是政治，不如说是一种道德，只有具有无私的献身精神，才是符合革命需求的道德人格，只有这种道德人格才能把理想变成实践行为。“我”不仅对猴子的变节行为不屑，对善于钻营的人也相当鄙视。他俩所认同的革命人格，一个来自阶级出身和革命经历，一个更多来自于红色教育（革命历史和英雄主义教育、苏联文学的阅读和《大众哲学》赋予的历史观和人生观）的浸染塑造，虽说是两代人，但是构成他们精神世界的核心的是个人为群体和理想献身。正是在道德取向和人格认同上一致了，“我”才被革命者张种田首肯为合格的革命接班人，他俩也才互为镜像，在革命被后革命时代的大众所抛弃时，惟独“我”对堂吉诃德式的坚持革命的老英雄寄以深切的同情，为茅草地所象征的归于荒芜的崇高革命精神唱出令人心颤的哀歌。
遗憾的是，在革命被清算的社会转折期，人们并没有听懂这样的革命哀歌。这或许是由于韩少功对革命的辩证思考掩饰了他对革命的真正感情。读者更多地注意到张种田在为实现农场的乌托邦前景时对农场职工所采取的过激行为的可笑甚至可恨之处，但忽视了张种田高尚道德人格与中国革命之间生死攸关的关系。由于在小说创作和发表的年代，革命是被反思的对象，读者和批评家就容易受时代思想兴趣的影响，而把《西望茅草地》看成是通过刻画张种田行为的乖时悖理而否定革命观念和作法的小说。其实，如前面分析的，小说的人物设置已经为小说思想倾向的表达设置了一个严整的结构。“我”看上去只是个故事的讲述者，而实际上，“我”不只是事件的见证人，也自始至终是个参与者，同时又是评判者。当过骑兵，转战过不同革命斗争时期的战场，有过光荣的革命历史，转业办农场的张种田，他的故事都是在我的生活里发生的。小说里真正有感受力的是“我”而不是张种田，张种田貌似性格鲜明，实则形同木偶，因为他的行为都是按叙述者的对话目的来设计的，他的故事都是装在“我”的思忆和情感活动这个套子之中的。摒除流行的价值观念，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小说一开头就把受新中国革命教育长大的知青一代的精神形成与上一代革命家联接了起来，它用抒情的笔调如此咏唱：
茅草地，蓝色的茅草地在哪里？在那朵紫红色的云彩之下？在地平线的那一边？在层层的岁月尘土之中？多少往事都被时光的流水冲洗，它却一直在我记忆深处，像我的家乡、我的母校、我的摇篮——广阔的茅草地。{6}
试想，在革命被人鄙弃的时候，将被革命翻耕过的茅草地当作自己的家乡、母校和摇篮，这是怎样一种不合潮流的价值选择？对于在革命教育里成长起来的“我”来说，茅草地不是命运给予他的意外惩罚，而是他为了精神成人的自觉选择。他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那一次知青下乡潮中，不顾父母的极力反对，只带着一只牙刷逃进知青下乡的行列，来到茅草地的。当代中国的知识青年下乡运动，始于1955年，终于1980年。这一运动的发生，包含了多种动机，除了解决城市青年就业问题，缓解城市人口压力之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让知识青年参与农业现代化建设，同时也让农村的艰苦环境来造就一代新人，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目标。“我”“中学毕业那年，正碰上国家动员青年支农和支边——建设祖国的庄严号召，争当英雄的豪迈理想，怎不使一个青年人热血沸腾？”可见，是革命逻辑延伸的时代律令感召了他。这正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为革命事业成功寄予青年一代的革命热情。没有这样的热情，张种田在欢迎知青大会上信心坚定地勾画农场未来的宏伟蓝图，就不会受到欢呼。共和国一代和曾经出生入死的一代，正是在革命理想这条粗大红线上把生命联结在了一起。“我”后来能经受住“敌人”的拷打，宁死不屈，也在这里找到了逻辑联系。虽然，由于场长受知识视野的局限，而一味蛮干，违背科学种田的规律，招致失败，但是他的人格与革命精神在“我”的心里埋下了更深的根，所以他才是这位革命前辈真正的知音，只有他会把张种田的失败看成是自己的失败，在别人为逃离艰苦而庆幸的时候，他独自为革命精神的消逝暗鞠伤情之泪。小说与开头相呼应，既抒情，又沉痛：
明亮的甘溪从落日之处缓缓流来，落霞晚照，水天一色，茅草地似乎在燃烧。那台废拖拉机还摆在山上，像刻记一切往事的碑石，像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的英雄，面对自由的暖风，静静地注视过去和未来。锈红色的空气在微微波动。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锈红色的世界，像一道闪电，就要滑过去了，就要消失了。
车身晃荡，车内一片笑声。猴子与大炮在抢夺香烟，你一掌我一拳的，笑声特别响。他们在笑什么呢？笑手里的香烟？笑今后各自的前景？笑总算离开了茅草地？笑兄弟们终于摆脱了一个不堪回首的地狱？可能，是该笑笑了，但过去的一切都该笑吗？茅草地只配用几声轻薄的哄笑来埋葬？——你们到底笑什么？ 我笑不出来，双手抵住膝，手掌从额头往下遮住眼睛，在任何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流出一滴泪。{7}
从这样的艺术表现中，可以看出叙述者对革命的价值评判。虽然我们不能把叙述者的观点看成是作者的观点，但是征之以韩少功最近在《革命后记》里对“文革”的政治运动的理性分析，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作者创作思想的复杂性。韩少功不是没有看到革命的价值必须历史地确认。革命在本质上是一种装置，在这个机制里，个体生命是零件或工具，不能有欲望，不需要理想，只服务于超越个体差异的总体目标。但是这些零件，又必须是有意志力的工具（已成为精神原子弹），因为这台巨大的机器需要它们提供能源，它们的功能在服务于总体目标的运转中得以实现。如果说，在为了夺取革命胜利的战争年代，个体绝对服从整体需求具有合理性的话，那么，在和平建设年代，人的个体生命需要被完全否定，它就违背了革命的初衷。《西望茅草地》里张种田的悲剧，既是个人的，也是革命的，就在于在转换了的历史场景中，他仍然经验主义地采用战争年代的不得不采取的做法，暴露了革命僵硬的一面。在张种田的做法里，隐含了这样一个曾经的真理，即革命是去欲望化的。所以为了实现赶英超美的大跃进时代办农场的宏伟蓝图，他一味蛮干，要求别人跟着吃苦，而不顾年青一代能否承受看不见尽头的身体折磨。他摒弃一切个人欲望，不准年轻人谈恋爱，把爱美视作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结果招致大家的痛恨和抛弃。正由于经过了理性的思考，韩少功才通过叙述者为他的行为背后隐含的革命精神的被遗弃唱出了无奈的哀歌，也对他在反智主义主导下与科学对抗的背谬行为进行了善意的嘲讽，尽管作者对革命的态度不无暧昧之处。 其实，在小说结尾的描写里，作家借小说人物之口，直接表达了他对革命不容轻薄对待的看法。“过去的一切都该笑吗？茅草地只配用几声轻薄的哄笑来埋葬？”这样的质问，表明在后革命时代来临时，知青一代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对革命采取了断然告别的态度，因为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他们精神生命的成长与革命的滋养密不可分。作品中的知青马小钢，在场长导演的演习里被“敌特”抓住受到威逼，本能反应似的“立刻想起了烈火、刑具和尸体，就是革命电影里的那些场面”，并且在自以为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而不停地高喊“打倒反动派！打倒狗特务！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激烈反抗，足见这代人在当代所接受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已经完成了对他们的人格塑造，甚至定型。在车上，猴子等多数知青为摆脱噩梦般的茅草地而发出的笑声，与小马一人为茅草地的远去而向隅而泣般的暗自流泪，这一对比描写至关重要，不妨看作作者韩少功预感到社会转型期到来革命将要遭遇的处境，所以能在终结革命的20世纪80年代初为革命唱一曲哀歌，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反潮流精神。小说刻画张种田这一背时的英雄人物，采取了明抑暗扬的手法，抑是对反思革命的时代写作语境的应对，扬是对自我既成的革命观的坚持。或许只有读到作者在多年后写作的《革命后记》，人们才恍然大悟于韩少功对革命的理解与时见大异其趣。
《革命后记》试图在深远的历史视野里解释革命乃由于社会矛盾激化而不可避免地发生，以及它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一种方案而具有合理性，其具体的思想观点正确与否难以遽下判断，但是从它多少对革命取辩护态度来看，这个长篇政论随笔可看作《西望茅草地》哀叹革命遭受弃置的思想线索的延伸。小说里的马小钢是张种田经过严格考验而认定的可靠接班人，表明不管革命的现实遭际如何，作为一种精神血缘应该在不同的时代得到延续。这种血缘，不只是通过革命教育来承传，也会烙上阶级的印记。作品中的猴子无论如何是不会成为革命接班人的，在那次演习中，他在枪口下“吓得立即报告他父亲也是国民党员，解放前还是个戴金丝眼镜戳文明棍的人物”{8}，这样的阶级本性遗传，不是不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故事里只有“我”对革命场长的失败报以同情和伤痛。韩少功在《革命后记》里交代过，他的父亲“就是一位曾在解放军214师记过大功的战斗英模，一位在省教育厅等机构受奖无数的干部”。在重读《西望茅草地》时，我们不妨把它看作当年的小说作者将对革命的认同移情于“马小钢”的一个佐证，因为看重阶级出身正是衡量革命主体纯正性的一个要素。
注释：
①罗建南：《是该笑的时候了——<西望茅草地>读后》，《湘图通讯》1981年第2期。
②陈东海：《从〈西望茅草地〉到〈飞过蓝天〉——韩少功小说对启蒙主义的关照》，《学理论》2009年第3期。
③韩少功：《革命后记》，《钟山》2014年第2期。
④韩少功1982年在《上海文学》上发表过《文学的“二律背反”》一文。“二律背反”这一概念，是康德最先提出来的，指两个同具真理性的命题相互冲突和对立，究其原因，即康德说的：“一方面根据一个普遍所承认的原则得到一个论断，另一方面又根据另外一个也是普遍所承认的原则，以最准确的推理得出一个恰好相反的论断。”（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形而上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1页。）
⑤王蓉：《论韩少功小说中的二律背反——以〈月兰〉、〈西望茅草地〉、〈飞过蓝天〉为例》，《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8年第7期。
⑥⑦⑧韩少功：《西望茅草地》，《人民文学》1980年第10期。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 佘 晔
可以说，从批判以“极左”命名的激进主义思潮，全民进入物质追逐的经济改革大潮，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国家创造了巨大财富，同时也借助权钱交易使社会被巨大的贫富悬殊所撕裂，“革命”与中国社会走向的深层关联，在多数新时期作家那里，都没有成为思维重心，尽管1990年代以来庞大的底层社会（亦称弱势群体）出现早就倒逼中国社会重新考虑革命的作用及价值。例外的是韩少功，早在1980年代之初，就感受到了革命在历史剧变下遭遇到霜冻，随着他一直以冷静的眼光关注社会阶层在变革时代里的一步步错动，“革命”这一20世纪中国不可绕过的轧路机，它对人与社会如何相处的规范作用不能不再一次涌上他的心头。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以超越“左”“右”的姿态写下《革命后记》{3}，让我们得以返回新时期思想解放之初背景下韩少功通过《西望茅草地》对革命价值的超前思考。张种田的个人历史，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是同构的。中国革命所走的道路是通过武装革命夺取政权，建立一个新中国，并竭尽全力建设这个国家，这是一个从战争到建设，即从暴烈行动到和平生产的过程。这一革命的神圣之处在于它受人类崇高的社会理想所牵引，它的所有实践行为超越了处在这一过程中的任何生命个体的生理需求。它的确是乌托邦的，但正因为不可验证不可接近而永远照耀追寻者的前程。革命者相信，失去了它的照耀，人类会堕入生命原罪的黑暗。这是一种道德性的和伦理化的恐惧。《西望茅草地》为革命唱一曲哀歌，就源于这样的恐惧。害怕具有崇高性的革命精神远去，是自我救赎的需要。不幸的是，小说叙述者所忧虑的，在商业化程度愈来愈高的经济主导社会里，我们不再有道德堕落的恐惧，当物质遮住了眼睛，我们就顾不上灵魂的救赎。在这样的以改革为名的欲望膨胀时代，《西望茅草地》才像启示录般值得我们重新诵读。
《西望茅草地》在叙述上充满了矛盾，这是它一再被误读的原因之一。小说对张种田这个转业军人在指挥农场生产和管理农场工人中违背常情常理的过激行为，给予了揶揄甚至是毫不留情的批判性的描写，但同时又以具体事例刻画了这个阎王爷似的茅草地“酋长”的种种美德。对这个看上去很矛盾的人物性格，评论者用韩少功所欣赏的“二律背反”理论{4}加以解释。如王蓉在《论韩少功小说中的二律背反——以〈月兰〉、〈西望茅草地〉、〈飞过蓝天〉为例》一文里就有这样的分析：
《西望茅草地》的主人公张种田，他的精神世界呈现出明显的分裂与困厄，是典型的二律背反人物。他能吃苦，严于律己，率先士卒，大清早扛着大号的锄头走向茅草地深处开荒挖地；是慈爱的，“我”的胶鞋破烂不堪，他硬拉着“我”在供销社买了一双胶鞋，他不容质疑的口气和大大咧咧的方式，让“我”很温暖、很感动；他是大方的，经常拿工资请全农场的干部职工吃鱼吃肉，甚至他的烟也是“共产”的。在道德上，张种田是十全十美的，可以成为道德的圣者与楷模。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我们又该怎样评价张种田？他崇尚蛮干，不怎么相信“科学”，当“我”的制菌肥实验连续四次失败后，他迫不及待地逼迫大家重新挖地、烧荒、锄草和播种，在荒芜贫瘠的土地上进行没有希望也没有意义的劳动；他又是残酷的，认为爱情是阻碍事业成功的洪水猛兽，毫不留情地调走了女儿小雨，禁止小雨与“我”接触，小雨在抑郁中走向了死亡，活生生地扼杀了“我”和小雨的爱情；他是吝啬的，希望大家每时每刻劳作在土地上，会计、秘书也只能利用工余时间做账、写材料，引起大家的强烈不满与反抗，往日垦荒的庄严和神圣之感逐渐消失殆尽，最后不得不解散高投入低产出的农场，张种田也调离了他深深眷恋的这块土地。无疑，张种田身上闪耀着老一代干部朴实善良、迎难前行的人性光辉，但他忽视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认清历史前行的方向，他的蛮干苦干注定被历史抛弃。在道德与历史的二元对立的张力中，张种田的悲剧被放大，显得格外的凝重与悲怆。{5} 这样的分析不能说不符合小说艺术描写的实际。然而，《西望茅草地》的二律背反主要不体现于人物性格的二重性，而在于战争年代对夺取革命胜利行之有效的革命思想与行为，在和平时期的建设活动中照搬后虽然显得荒唐可笑，但是，革命思想和行为背后的崇高理想和精神不见得是可以被一并抛弃的，因为它或许是人之为人的真正体现。这才是这篇小说的立意所在。因为要表达这样的思想，小说的第一人称才十分重要，以叙述者出现的知青小马，与发生过冲突的场长张种田，既是背反的，又是统一的。他俩在后革命语境里一起述说着革命精神传承的文化命题。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对革命的忠诚与意志的坚定。在革命场长张种田的麾下，小马是最合格的革命接班人。没有合格的革命主体，革命要进行下去和取得胜利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老革命张种田才设计了那场黑夜里的演习，暴动的“反×救国先遣军”抓住农场职工进行拷问，果然有人未能经受住考验，丢了党员团员资格，猴子的表现最差劲，本无政治资本可丢的他被罚挑了两个月的大粪。只有“我”面临死亡时表现英勇，受到表扬，让老英雄对他产生很大的好感，给以赞赏和信任。革命与其说是政治，不如说是一种道德，只有具有无私的献身精神，才是符合革命需求的道德人格，只有这种道德人格才能把理想变成实践行为。“我”不仅对猴子的变节行为不屑，对善于钻营的人也相当鄙视。他俩所认同的革命人格，一个来自阶级出身和革命经历，一个更多来自于红色教育（革命历史和英雄主义教育、苏联文学的阅读和《大众哲学》赋予的历史观和人生观）的浸染塑造，虽说是两代人，但是构成他们精神世界的核心的是个人为群体和理想献身。正是在道德取向和人格认同上一致了，“我”才被革命者张种田首肯为合格的革命接班人，他俩也才互为镜像，在革命被后革命时代的大众所抛弃时，惟独“我”对堂吉诃德式的坚持革命的老英雄寄以深切的同情，为茅草地所象征的归于荒芜的崇高革命精神唱出令人心颤的哀歌。
遗憾的是，在革命被清算的社会转折期，人们并没有听懂这样的革命哀歌。这或许是由于韩少功对革命的辩证思考掩饰了他对革命的真正感情。读者更多地注意到张种田在为实现农场的乌托邦前景时对农场职工所采取的过激行为的可笑甚至可恨之处，但忽视了张种田高尚道德人格与中国革命之间生死攸关的关系。由于在小说创作和发表的年代，革命是被反思的对象，读者和批评家就容易受时代思想兴趣的影响，而把《西望茅草地》看成是通过刻画张种田行为的乖时悖理而否定革命观念和作法的小说。其实，如前面分析的，小说的人物设置已经为小说思想倾向的表达设置了一个严整的结构。“我”看上去只是个故事的讲述者，而实际上，“我”不只是事件的见证人，也自始至终是个参与者，同时又是评判者。当过骑兵，转战过不同革命斗争时期的战场，有过光荣的革命历史，转业办农场的张种田，他的故事都是在我的生活里发生的。小说里真正有感受力的是“我”而不是张种田，张种田貌似性格鲜明，实则形同木偶，因为他的行为都是按叙述者的对话目的来设计的，他的故事都是装在“我”的思忆和情感活动这个套子之中的。摒除流行的价值观念，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小说一开头就把受新中国革命教育长大的知青一代的精神形成与上一代革命家联接了起来，它用抒情的笔调如此咏唱：
茅草地，蓝色的茅草地在哪里？在那朵紫红色的云彩之下？在地平线的那一边？在层层的岁月尘土之中？多少往事都被时光的流水冲洗，它却一直在我记忆深处，像我的家乡、我的母校、我的摇篮——广阔的茅草地。{6}
试想，在革命被人鄙弃的时候，将被革命翻耕过的茅草地当作自己的家乡、母校和摇篮，这是怎样一种不合潮流的价值选择？对于在革命教育里成长起来的“我”来说，茅草地不是命运给予他的意外惩罚，而是他为了精神成人的自觉选择。他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那一次知青下乡潮中，不顾父母的极力反对，只带着一只牙刷逃进知青下乡的行列，来到茅草地的。当代中国的知识青年下乡运动，始于1955年，终于1980年。这一运动的发生，包含了多种动机，除了解决城市青年就业问题，缓解城市人口压力之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让知识青年参与农业现代化建设，同时也让农村的艰苦环境来造就一代新人，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目标。“我”“中学毕业那年，正碰上国家动员青年支农和支边——建设祖国的庄严号召，争当英雄的豪迈理想，怎不使一个青年人热血沸腾？”可见，是革命逻辑延伸的时代律令感召了他。这正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为革命事业成功寄予青年一代的革命热情。没有这样的热情，张种田在欢迎知青大会上信心坚定地勾画农场未来的宏伟蓝图，就不会受到欢呼。共和国一代和曾经出生入死的一代，正是在革命理想这条粗大红线上把生命联结在了一起。“我”后来能经受住“敌人”的拷打，宁死不屈，也在这里找到了逻辑联系。虽然，由于场长受知识视野的局限，而一味蛮干，违背科学种田的规律，招致失败，但是他的人格与革命精神在“我”的心里埋下了更深的根，所以他才是这位革命前辈真正的知音，只有他会把张种田的失败看成是自己的失败，在别人为逃离艰苦而庆幸的时候，他独自为革命精神的消逝暗鞠伤情之泪。小说与开头相呼应，既抒情，又沉痛：
明亮的甘溪从落日之处缓缓流来，落霞晚照，水天一色，茅草地似乎在燃烧。那台废拖拉机还摆在山上，像刻记一切往事的碑石，像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的英雄，面对自由的暖风，静静地注视过去和未来。锈红色的空气在微微波动。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锈红色的世界，像一道闪电，就要滑过去了，就要消失了。
车身晃荡，车内一片笑声。猴子与大炮在抢夺香烟，你一掌我一拳的，笑声特别响。他们在笑什么呢？笑手里的香烟？笑今后各自的前景？笑总算离开了茅草地？笑兄弟们终于摆脱了一个不堪回首的地狱？可能，是该笑笑了，但过去的一切都该笑吗？茅草地只配用几声轻薄的哄笑来埋葬？——你们到底笑什么？ 我笑不出来，双手抵住膝，手掌从额头往下遮住眼睛，在任何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流出一滴泪。{7}
从这样的艺术表现中，可以看出叙述者对革命的价值评判。虽然我们不能把叙述者的观点看成是作者的观点，但是征之以韩少功最近在《革命后记》里对“文革”的政治运动的理性分析，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作者创作思想的复杂性。韩少功不是没有看到革命的价值必须历史地确认。革命在本质上是一种装置，在这个机制里，个体生命是零件或工具，不能有欲望，不需要理想，只服务于超越个体差异的总体目标。但是这些零件，又必须是有意志力的工具（已成为精神原子弹），因为这台巨大的机器需要它们提供能源，它们的功能在服务于总体目标的运转中得以实现。如果说，在为了夺取革命胜利的战争年代，个体绝对服从整体需求具有合理性的话，那么，在和平建设年代，人的个体生命需要被完全否定，它就违背了革命的初衷。《西望茅草地》里张种田的悲剧，既是个人的，也是革命的，就在于在转换了的历史场景中，他仍然经验主义地采用战争年代的不得不采取的做法，暴露了革命僵硬的一面。在张种田的做法里，隐含了这样一个曾经的真理，即革命是去欲望化的。所以为了实现赶英超美的大跃进时代办农场的宏伟蓝图，他一味蛮干，要求别人跟着吃苦，而不顾年青一代能否承受看不见尽头的身体折磨。他摒弃一切个人欲望，不准年轻人谈恋爱，把爱美视作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结果招致大家的痛恨和抛弃。正由于经过了理性的思考，韩少功才通过叙述者为他的行为背后隐含的革命精神的被遗弃唱出了无奈的哀歌，也对他在反智主义主导下与科学对抗的背谬行为进行了善意的嘲讽，尽管作者对革命的态度不无暧昧之处。 其实，在小说结尾的描写里，作家借小说人物之口，直接表达了他对革命不容轻薄对待的看法。“过去的一切都该笑吗？茅草地只配用几声轻薄的哄笑来埋葬？”这样的质问，表明在后革命时代来临时，知青一代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对革命采取了断然告别的态度，因为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他们精神生命的成长与革命的滋养密不可分。作品中的知青马小钢，在场长导演的演习里被“敌特”抓住受到威逼，本能反应似的“立刻想起了烈火、刑具和尸体，就是革命电影里的那些场面”，并且在自以为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而不停地高喊“打倒反动派！打倒狗特务！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激烈反抗，足见这代人在当代所接受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已经完成了对他们的人格塑造，甚至定型。在车上，猴子等多数知青为摆脱噩梦般的茅草地而发出的笑声，与小马一人为茅草地的远去而向隅而泣般的暗自流泪，这一对比描写至关重要，不妨看作作者韩少功预感到社会转型期到来革命将要遭遇的处境，所以能在终结革命的20世纪80年代初为革命唱一曲哀歌，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反潮流精神。小说刻画张种田这一背时的英雄人物，采取了明抑暗扬的手法，抑是对反思革命的时代写作语境的应对，扬是对自我既成的革命观的坚持。或许只有读到作者在多年后写作的《革命后记》，人们才恍然大悟于韩少功对革命的理解与时见大异其趣。
《革命后记》试图在深远的历史视野里解释革命乃由于社会矛盾激化而不可避免地发生，以及它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一种方案而具有合理性，其具体的思想观点正确与否难以遽下判断，但是从它多少对革命取辩护态度来看，这个长篇政论随笔可看作《西望茅草地》哀叹革命遭受弃置的思想线索的延伸。小说里的马小钢是张种田经过严格考验而认定的可靠接班人，表明不管革命的现实遭际如何，作为一种精神血缘应该在不同的时代得到延续。这种血缘，不只是通过革命教育来承传，也会烙上阶级的印记。作品中的猴子无论如何是不会成为革命接班人的，在那次演习中，他在枪口下“吓得立即报告他父亲也是国民党员，解放前还是个戴金丝眼镜戳文明棍的人物”{8}，这样的阶级本性遗传，不是不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故事里只有“我”对革命场长的失败报以同情和伤痛。韩少功在《革命后记》里交代过，他的父亲“就是一位曾在解放军214师记过大功的战斗英模，一位在省教育厅等机构受奖无数的干部”。在重读《西望茅草地》时，我们不妨把它看作当年的小说作者将对革命的认同移情于“马小钢”的一个佐证，因为看重阶级出身正是衡量革命主体纯正性的一个要素。
注释：
①罗建南：《是该笑的时候了——<西望茅草地>读后》，《湘图通讯》1981年第2期。
②陈东海：《从〈西望茅草地〉到〈飞过蓝天〉——韩少功小说对启蒙主义的关照》，《学理论》2009年第3期。
③韩少功：《革命后记》，《钟山》2014年第2期。
④韩少功1982年在《上海文学》上发表过《文学的“二律背反”》一文。“二律背反”这一概念，是康德最先提出来的，指两个同具真理性的命题相互冲突和对立，究其原因，即康德说的：“一方面根据一个普遍所承认的原则得到一个论断，另一方面又根据另外一个也是普遍所承认的原则，以最准确的推理得出一个恰好相反的论断。”（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形而上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1页。）
⑤王蓉：《论韩少功小说中的二律背反——以〈月兰〉、〈西望茅草地〉、〈飞过蓝天〉为例》，《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8年第7期。
⑥⑦⑧韩少功：《西望茅草地》，《人民文学》1980年第10期。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 佘 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