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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现在才排队，我2006年住进五福的时候就排了1个月。”幸运的张洁老人刚刚从北京市第五社会福利院搬进新近投入使用的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二期项目。
81岁的张洁老人，身子瘦小，一头银发，她是典型的“空巢老人”，爱人去世得早，女兒不在身边。“从五福搬到一福我等了5年时间。”
这两所北京市最好的公办养老院，同样处于朝阳区华严里社区，事实上是左右邻居。说起为什么要搬家，老人告诉《投资者报》记者，因为“五福只管可以自理的老人，一福接待的老人可以管到死，而且这边有医院。”
张洁老人所说的公立养老院排队现象也得到了官方的承认。日前，北京市民政局局长吴世民做客城管广播，公开回应“养老难”，坦言目前北京公办养老院“一床难求”，“排队7000人”的现象确实存在。
“公办的养老机构每张床位的投资是80万元，而民办的只有30万元，而且公办机构还享受税收、床位补贴、水电费等各项政策优惠，使得公办机构设施好，服务也好，收费也低，理所当然成为大家争夺的对象。”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华老龄》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刘红尘对《投资者报》记者如是说。
公办养老院投入“不计成本”
4月10日，《投资者报》记者走访了被媒体报道为“排号7000，要等十年”的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见到了刚刚搬进新家不久的张洁老人。今年81岁的她是印尼归国华侨，50年代随丈夫到香港，二十余年后随着香港回归重回内地，曾在北京市侨联任职。
老伴回国后没两年，脑溢血去世了。她有两个女儿，一个还在香港，一个在北京市怀柔区，是典型的“空巢老人”。她在回内地时把香港的房子卖了，在北京通州重新购买的房子，现在靠出租房子养老。在北京的女儿大概一两个月会来看她一次，不过她并不在意，“我是一个特别自立的人，不太需要女儿照顾。”
华侨身份或许使她格外受到公办养老院的青睐，她2006年比较顺利地入住北京市第五福利院，住一个带阳台的单间，“不是现在才排队，我2006年住进五福的时候就排了1个月。”
最近她刚刚搬进排队等候5年的“新家”——第一福利院的二期项目。这间朝南的房间含卫生间足有二三十平方米，里面液晶电视、冰箱、洗衣机等电器崭新而齐全，完全称得上是五星级酒店的标准。“要不是阳面我还不过来呢，充足的阳光和良好的空气对我们老年人的健康很重要。” 张洁老人一脸幸福地说。
她说，之所以搬到“一福”是因为这边有医院，可以管到死，“五福”只收住能够自理的老人。
张洁老人告诉记者，她一个月交给福利院3000元，加上供暖费，年平均是3200元左右，比她在第五福利院住的时候还便宜200块钱。张洁老人说，“一福是北京市的形象和窗口，逢年过节的时候好多国家领导人都来这里看望老人。”对比记者日前走访的一家民办养老机构，比这小不少的房间，一个床位收费1800元，如果住单间就是3600元，而与张洁老人目前居住同样大小的房间，可以放5个床位。
记者日前走访一家开业不到半年的民办养老机构——朝阳区太阳宫老年公寓，这个养老公寓是一座五层的楼房，身处居民小区之中，无论从规模和周围环境来说都比上述公办机构逊色不少。记者看到，老年公寓护工人数不多，都是四五十岁的妇女，公寓一共五层除去一层作为老人活动室共有166个床位，现在入住率三分之一都不到。
刘红尘告诉《投资者报》记者，一床难求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公办养老院的投入不计成本，但这类养老院的经营效率并不一定比民办机构高。
为此，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此前在出席全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会议时不得不指出，养老机构在建设档次上，一般应当保持非营利属性，不得片面追求高档、豪华;公办养老机构尤其要杜绝档次偏高现象，避免产生社会福利分配不公问题。
床位分配欠缺公开、透明
事实上，随着中国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4-2-1”家庭结构日益普遍，空巢家庭不断增多。社会对专业化机构养老的需求与日俱增。许多专家将中国目前面临的养老困境概括为“未富先老”、“未备先老”。
而有数据显示，每千位65岁以上老人所拥有的机构养老床位，以荷兰为较多，接近90张床;其次是瑞典，有87张;美国为40张左右，英国大概为35张。此外，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千人床位比也很高，每千人拥有床位数接近100张。而在中国内地，截至2010年底，全国各类养老机构养老床位314.9万张，床位数占老人总数比例仅为1.77%。也就是说，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数为17.7张。
床位的紧缺加剧了“排队”现象。但到目前为止，公办养老院选择接收老人仍旧欠缺一个公开透明的标准。记者走访中发现，北京市几家大型公办养老院都对自己的收住对象有一些原则性的要求，但并没有公开透明的具体标准，批准老人入住的权力完全由院方自行掌握。
记者曾就“公办养老机构一床难求”、“想进需要托关系”等情况向北京市第四福利院一位黄姓副院长求证，他并没有否认，只是说民政局局长都承认了“一床难求”。
北京市第四福利院坐落在清河桥西，在几家市级公办养老院里算条件稍差的。记者以老人家属身份咨询有无床位时，工作人员一开始称没有，要登记等候。随后对老人的情况进行了询问，主要关心老人是否能自理和有无各种疾病。
当记者以非常确定的口气说家里老人没有任何疾病、头脑清楚时，对方表示有一个两人间的床位，并提示有时间可以过来看看。记者随后就此向院办求证是否存在挑选入住对象的情况，在院办工作的一名女士说，“不存在，都是按登记顺序入住的”，她以记者未携带采访证件为由拒绝进一步采访。
“一些公办养老院为了管理方便、降低风险倾向于接收完全自理的老人，使得养老院资源没有让最需要的人群享用。”刘红尘告诉记者，他曾向有关部门建议出台《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资格评估标准》，由独立第三方负责审核老人的入住资格，受到很多阻力。
扶持民营被指“灯下黑”
一边是公办养老机构一床难求，一边是作为“生力军”快速发展的民办养老机构入住率偏低，太阳宫老年公寓的孙院长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媒体能关注民营养老院的生存现状。
她承认民营养老院的硬件设施不如公办养老院，但同时强调“我们的服务肯定要比公办机构好，我们是用心照顾老人，靠口碑来吸引老人入住。”
事实上，差距不仅仅在硬件设施上，医疗服务水平也是影响民办养老机构入住率的重要因素。一些民办养老机构负责人公开表示，一直在申请建立正规挂牌的医务室，并为老人开通医保结算服务，但就是批不下来。由于这项工作涉及到卫生、人力社保等部门，作为养老机构主管单位的民政局虽努力协调，仍收效甚微。
据记者了解，入住养老院的老年人大部分都是七八十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他们往往都患有一些慢性疾病，所以医护条件是老人选择养老机构的重要条件。住在北京市第四福利院的老人王峦，是清华大学退休教授，他告诉记者就是因为医疗条件好选择的这里。
医疗方面公办养老机构也具有明显优势，2011年北京市政协调研数据显示，北京369家养老机构中，只有100多家内设医务室，比例不足三分之一。其中绝大部分是公办机构，而能与北京市医保联网结算的只有32家，几乎没有民办的。
“很多政策层面的东西，不是民政部门一家可以解决的，需要市政府层面统一协调。”刘红尘如是告诉《投资者报》记者。长期投身养老服务事业的他有着多重身份，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寸草心敬老志愿者联盟主席，还是一家民办养老机构北京翠湖老年庄园的副院长。
他形容北京市政府对民办养老机构的扶持政策为“灯下黑”，很多优惠措施停留在文件上，看得见摸不着。他向记者举例，政府对养老机构，按照建设标准的高低，每张床位可给予8000-16000元的一次性基本建设资金补助；运营期间，每张床位每月还可以享受200元-300元的运营补贴。
但这些扶持政策都设有一定的“门槛”，比如养老机构建设用地不能是租赁的，床位数达到一定的标准，必须配备医务室等等，而“目前民办养老机构大多数为租赁场所经营，光这一条就卡住很多人”。
太阳宫老年公寓就是如此。孙院长告诉《投资者报》记者，目前该养老机构没有获得任何政府补贴。而公办养老机构则实实在在享受了大量优惠政策，刘红尘将此形容为政策优惠“偏爱锦上添花，不愿雪中送炭”。
社会养老亟待产业化
事实上，民政部门非常希望民间力量进入到社会养老领域，也一直强调机构养老的非营利属性。据记者调查了解，目前，北京共有养老院401家，其中民办养老院195家，但绝大部分民办养老机构处于亏损状态。
为什么在这个政府限定为非营利的领域，在普遍亏损的状况下，还有这么多社会资金参与到民办养老机构经营上来呢？
“民间力量在政策还不完善的情况下都愿意进来肯定说明办养老机构是有利可图的，虽然现在不能赢利，未来的发展空间是巨大的。”清华大学老年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教授裴晓梅认为，社会养老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朝阳产业”。
据相关部门推算，2015年我国老年人护理服务和生活照料的潜在市场规模将超过4500亿元，养老服务就业岗位潜在需求将超过500万个。
刘红尘向本报记者表示，“将来即使1%的老人选择社会养老，也够这些机构忙活的了。”
裴晓梅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政府的社会养老补助应该给予民办养老机构更多的照顾，以体现政策的公平性。具体操作上，她建议补贴应该发给最需要机构养老的老人，让他们自由选择养老机构。“补贴随着失能、失智老年人的入住机构走，在同样的服务标准下，谁照顾老人多就得到补贴多。也就是说，无论公办民办，只要办得好，都能獲得补贴；这样将更加有助于机构养老的良好发展和运行。”
裴晓梅认为，无可否认社会养老具有公益属性，但并不意味着不能产业化，不能营利。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允许营利更有利于产业的健康发展。熟悉国外养老情况的她，不赞同政府再大量新建公办养老机构，“只有中国的养老机构以公办为主,发达国家都以民办为主,由政府批准和统一监管。政府要做的是完善相应法律法规，为产业发展提供公平健康的环境。”
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孙义群同样熟悉国外的养老模式，他向《投资者报》记者介绍，在发达国家社会养老主要是民间在做，公益性质和营利性同时存在。“美国的社会养老分成很多层次，有社区养老院、私人开的高级养老院,还有服务于贫困人群的养老院等等，各种人群都能得到照顾。”
他认为国内对社会养老有一种认识偏差，“一说产业化就想到暴利，社会养老虽然具有明显的公益属性，但不是说不可以赢利，追求适当的利润反而有利于产业的发展。”■
81岁的张洁老人，身子瘦小，一头银发，她是典型的“空巢老人”，爱人去世得早，女兒不在身边。“从五福搬到一福我等了5年时间。”
这两所北京市最好的公办养老院，同样处于朝阳区华严里社区，事实上是左右邻居。说起为什么要搬家，老人告诉《投资者报》记者，因为“五福只管可以自理的老人，一福接待的老人可以管到死，而且这边有医院。”
张洁老人所说的公立养老院排队现象也得到了官方的承认。日前，北京市民政局局长吴世民做客城管广播，公开回应“养老难”，坦言目前北京公办养老院“一床难求”，“排队7000人”的现象确实存在。
“公办的养老机构每张床位的投资是80万元，而民办的只有30万元，而且公办机构还享受税收、床位补贴、水电费等各项政策优惠，使得公办机构设施好，服务也好，收费也低，理所当然成为大家争夺的对象。”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华老龄》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刘红尘对《投资者报》记者如是说。
公办养老院投入“不计成本”
4月10日，《投资者报》记者走访了被媒体报道为“排号7000，要等十年”的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见到了刚刚搬进新家不久的张洁老人。今年81岁的她是印尼归国华侨，50年代随丈夫到香港，二十余年后随着香港回归重回内地，曾在北京市侨联任职。
老伴回国后没两年，脑溢血去世了。她有两个女儿，一个还在香港，一个在北京市怀柔区，是典型的“空巢老人”。她在回内地时把香港的房子卖了，在北京通州重新购买的房子，现在靠出租房子养老。在北京的女儿大概一两个月会来看她一次，不过她并不在意，“我是一个特别自立的人，不太需要女儿照顾。”
华侨身份或许使她格外受到公办养老院的青睐，她2006年比较顺利地入住北京市第五福利院，住一个带阳台的单间，“不是现在才排队，我2006年住进五福的时候就排了1个月。”
最近她刚刚搬进排队等候5年的“新家”——第一福利院的二期项目。这间朝南的房间含卫生间足有二三十平方米，里面液晶电视、冰箱、洗衣机等电器崭新而齐全，完全称得上是五星级酒店的标准。“要不是阳面我还不过来呢，充足的阳光和良好的空气对我们老年人的健康很重要。” 张洁老人一脸幸福地说。
她说，之所以搬到“一福”是因为这边有医院，可以管到死，“五福”只收住能够自理的老人。
张洁老人告诉记者，她一个月交给福利院3000元，加上供暖费，年平均是3200元左右，比她在第五福利院住的时候还便宜200块钱。张洁老人说，“一福是北京市的形象和窗口，逢年过节的时候好多国家领导人都来这里看望老人。”对比记者日前走访的一家民办养老机构，比这小不少的房间，一个床位收费1800元，如果住单间就是3600元，而与张洁老人目前居住同样大小的房间，可以放5个床位。
记者日前走访一家开业不到半年的民办养老机构——朝阳区太阳宫老年公寓，这个养老公寓是一座五层的楼房，身处居民小区之中，无论从规模和周围环境来说都比上述公办机构逊色不少。记者看到，老年公寓护工人数不多，都是四五十岁的妇女，公寓一共五层除去一层作为老人活动室共有166个床位，现在入住率三分之一都不到。
刘红尘告诉《投资者报》记者，一床难求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公办养老院的投入不计成本，但这类养老院的经营效率并不一定比民办机构高。
为此，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此前在出席全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会议时不得不指出，养老机构在建设档次上，一般应当保持非营利属性，不得片面追求高档、豪华;公办养老机构尤其要杜绝档次偏高现象，避免产生社会福利分配不公问题。
床位分配欠缺公开、透明
事实上，随着中国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4-2-1”家庭结构日益普遍，空巢家庭不断增多。社会对专业化机构养老的需求与日俱增。许多专家将中国目前面临的养老困境概括为“未富先老”、“未备先老”。
而有数据显示，每千位65岁以上老人所拥有的机构养老床位，以荷兰为较多，接近90张床;其次是瑞典，有87张;美国为40张左右，英国大概为35张。此外，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千人床位比也很高，每千人拥有床位数接近100张。而在中国内地，截至2010年底，全国各类养老机构养老床位314.9万张，床位数占老人总数比例仅为1.77%。也就是说，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数为17.7张。
床位的紧缺加剧了“排队”现象。但到目前为止，公办养老院选择接收老人仍旧欠缺一个公开透明的标准。记者走访中发现，北京市几家大型公办养老院都对自己的收住对象有一些原则性的要求，但并没有公开透明的具体标准，批准老人入住的权力完全由院方自行掌握。
记者曾就“公办养老机构一床难求”、“想进需要托关系”等情况向北京市第四福利院一位黄姓副院长求证，他并没有否认，只是说民政局局长都承认了“一床难求”。
北京市第四福利院坐落在清河桥西，在几家市级公办养老院里算条件稍差的。记者以老人家属身份咨询有无床位时，工作人员一开始称没有，要登记等候。随后对老人的情况进行了询问，主要关心老人是否能自理和有无各种疾病。
当记者以非常确定的口气说家里老人没有任何疾病、头脑清楚时，对方表示有一个两人间的床位，并提示有时间可以过来看看。记者随后就此向院办求证是否存在挑选入住对象的情况，在院办工作的一名女士说，“不存在，都是按登记顺序入住的”，她以记者未携带采访证件为由拒绝进一步采访。
“一些公办养老院为了管理方便、降低风险倾向于接收完全自理的老人，使得养老院资源没有让最需要的人群享用。”刘红尘告诉记者，他曾向有关部门建议出台《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资格评估标准》，由独立第三方负责审核老人的入住资格，受到很多阻力。
扶持民营被指“灯下黑”
一边是公办养老机构一床难求，一边是作为“生力军”快速发展的民办养老机构入住率偏低，太阳宫老年公寓的孙院长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媒体能关注民营养老院的生存现状。
她承认民营养老院的硬件设施不如公办养老院，但同时强调“我们的服务肯定要比公办机构好，我们是用心照顾老人，靠口碑来吸引老人入住。”
事实上，差距不仅仅在硬件设施上，医疗服务水平也是影响民办养老机构入住率的重要因素。一些民办养老机构负责人公开表示，一直在申请建立正规挂牌的医务室，并为老人开通医保结算服务，但就是批不下来。由于这项工作涉及到卫生、人力社保等部门，作为养老机构主管单位的民政局虽努力协调，仍收效甚微。
据记者了解，入住养老院的老年人大部分都是七八十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他们往往都患有一些慢性疾病，所以医护条件是老人选择养老机构的重要条件。住在北京市第四福利院的老人王峦，是清华大学退休教授，他告诉记者就是因为医疗条件好选择的这里。
医疗方面公办养老机构也具有明显优势，2011年北京市政协调研数据显示，北京369家养老机构中，只有100多家内设医务室，比例不足三分之一。其中绝大部分是公办机构，而能与北京市医保联网结算的只有32家，几乎没有民办的。
“很多政策层面的东西，不是民政部门一家可以解决的，需要市政府层面统一协调。”刘红尘如是告诉《投资者报》记者。长期投身养老服务事业的他有着多重身份，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寸草心敬老志愿者联盟主席，还是一家民办养老机构北京翠湖老年庄园的副院长。
他形容北京市政府对民办养老机构的扶持政策为“灯下黑”，很多优惠措施停留在文件上，看得见摸不着。他向记者举例，政府对养老机构，按照建设标准的高低，每张床位可给予8000-16000元的一次性基本建设资金补助；运营期间，每张床位每月还可以享受200元-300元的运营补贴。
但这些扶持政策都设有一定的“门槛”，比如养老机构建设用地不能是租赁的，床位数达到一定的标准，必须配备医务室等等，而“目前民办养老机构大多数为租赁场所经营，光这一条就卡住很多人”。
太阳宫老年公寓就是如此。孙院长告诉《投资者报》记者，目前该养老机构没有获得任何政府补贴。而公办养老机构则实实在在享受了大量优惠政策，刘红尘将此形容为政策优惠“偏爱锦上添花，不愿雪中送炭”。
社会养老亟待产业化
事实上，民政部门非常希望民间力量进入到社会养老领域，也一直强调机构养老的非营利属性。据记者调查了解，目前，北京共有养老院401家，其中民办养老院195家，但绝大部分民办养老机构处于亏损状态。
为什么在这个政府限定为非营利的领域，在普遍亏损的状况下，还有这么多社会资金参与到民办养老机构经营上来呢？
“民间力量在政策还不完善的情况下都愿意进来肯定说明办养老机构是有利可图的，虽然现在不能赢利，未来的发展空间是巨大的。”清华大学老年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教授裴晓梅认为，社会养老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朝阳产业”。
据相关部门推算，2015年我国老年人护理服务和生活照料的潜在市场规模将超过4500亿元，养老服务就业岗位潜在需求将超过500万个。
刘红尘向本报记者表示，“将来即使1%的老人选择社会养老，也够这些机构忙活的了。”
裴晓梅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政府的社会养老补助应该给予民办养老机构更多的照顾，以体现政策的公平性。具体操作上，她建议补贴应该发给最需要机构养老的老人，让他们自由选择养老机构。“补贴随着失能、失智老年人的入住机构走，在同样的服务标准下，谁照顾老人多就得到补贴多。也就是说，无论公办民办，只要办得好，都能獲得补贴；这样将更加有助于机构养老的良好发展和运行。”
裴晓梅认为，无可否认社会养老具有公益属性，但并不意味着不能产业化，不能营利。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允许营利更有利于产业的健康发展。熟悉国外养老情况的她，不赞同政府再大量新建公办养老机构，“只有中国的养老机构以公办为主,发达国家都以民办为主,由政府批准和统一监管。政府要做的是完善相应法律法规，为产业发展提供公平健康的环境。”
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孙义群同样熟悉国外的养老模式，他向《投资者报》记者介绍，在发达国家社会养老主要是民间在做，公益性质和营利性同时存在。“美国的社会养老分成很多层次，有社区养老院、私人开的高级养老院,还有服务于贫困人群的养老院等等，各种人群都能得到照顾。”
他认为国内对社会养老有一种认识偏差，“一说产业化就想到暴利，社会养老虽然具有明显的公益属性，但不是说不可以赢利，追求适当的利润反而有利于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