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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来高度重视教育培训工作，并将之作为完成任务、实现目标的一项重要保障措施，根据每个时期任务的不同，有针对性地培训干部，使之能够较好理解党的方针、政策，从而自觉为实现党提出的任务而努力。
从历史来看，上世纪20年代，为发动农民群众，我们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民运动领导者。30年代，为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壮大革命武装，我们举办红军大学，培养军事干部。30年代至40年代的延安时期，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持久抗战的需要，党中央把“必须大数量地培养干部”确定为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毛泽东同志认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提出培养干部是“共产党的大事”。延安时期我党先后建立了30多所成人学校，除了我们熟悉的抗大之外，还有陕北公学、鲁艺、自然科学院、女子学院等。为此，中央还成立了干部教育部，张闻天同志担任部长，毛泽东同志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中央陆续出台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关于学习的指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等。从干部培养的类型上看，这个时期的培训，已经不仅仅着眼于培养军事干部，更不仅为了当时延安和解放区的需要，而是在为建立新中国储备人才。延安时期培养的大批人才，不仅为我们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干部保障，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治国理政培养了人才。延安时期的干部培训，体现了我党的远大理想和志向，给后来的干部培训工作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党的十六大以来，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党中央提出了要培养和造就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较高政治理论素养和开拓精神，掌握现代科学文化和管理知识，并经过实践考验的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人才队伍；培养和造就具有公仆意识、廉洁、勤政、高素质、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提出要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先后颁发了《人才中长期规划纲要（2010-2020）》、《干部教育培训条例》、《2006-2010年全国教育培训规划》、《关于2008-2012年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的实施意见》、《2010-2020年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等。从现实要求来看，为了完成党提出的新时期的任务，我们面临着如何提高干部队伍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解决复杂问题能力、应对复杂多变国际形势的能力以及提高干部队伍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等问题。可以说，加强干部培训工作，大幅度提高干部队伍素质，是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时期新阶段之后，国际竞争日趋激烈。面对竞争，我们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拥有一批善于治国理政的党政人才、熟悉国际市场和国际惯例的企业家、掌握世界前沿科学技术的专业技术人才。面对新的形势，党中央对培训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在国内培训的基础上，选派少数有发展潜力的同志到国外培训，了解发达国家的现状与发展，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与经验，以加快我们发展的步伐。
国外培训是干部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内培训的基础上选派少数骨干出国培训，既是干部培养的要求，也是现在面临的环境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自上个世纪80年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之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发展越来越快，互联网的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竞争越来越加剧，对我们干部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为了保持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全面与持续快速发展，参加到全球经济竞争之中，实现党中央提出的“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的目标，我们需要一批既熟悉国内情况，又了解国外动态，熟悉国际市场运作规律和国际贸易规则、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复合型领导人才。
我党历来十分重视出国（境）培训工作。“文革”以后，1985年启动了在职人员赴国外培训工作。自1985年到现在，围绕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选派人员出国（境）培训。首先是选派专业技术人员出国。这是因为“文革”之后，各行各业都处于百废待兴状态，我国的工业生产水平尤其落后，因此把提高工业领域的技术水平放在了第一位。后来，实践使我们逐步认识到管理的重要性，同时我们的产品需要大量打入国际市场，自1989年起开始选派企业管理人员出国培训。上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993年11月，中央做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经验”。搞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领导干部必须了解什么是市场经济，方能谈得上领导市场经济。这个时期开始选派党政领导干部出国（境）培训，学习研究如何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来，中央作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开始选送高级领导干部到哈佛大学研究政府管理。通过出国（境）培训，我们学到了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加快了经济发展步伐；了解了国外市场运作规律，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创造了条件；加强了国家交流，缩小了我国科技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少走了弯路，节约了经费，缩短了时间。可以肯定地说，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组成部分，出国（境）培训为我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贡献了力量，没有出国（境）培训，我们的发展不会有今天的成果。
出国（境）培训为我们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实现党提出的目标提供了重要保证。出国（境）培训任重道远，其历史使命远未完成。在当今形势下，要实现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提出的宏伟目标，仍需选派一部分同志走出去，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学习了解国际先进的知识、技术与经验，进一步开阔视野，开阔思维。除此之外，当前世界各国在政治、外交、安全等方面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无论是合作，还是斗争，在内容、方式、手段上都更加复杂多变，我们也需要有更多的领导干部了解国际，知己知彼。今后的出国（境）培训，应该更加有针对性，在坚持围绕中心任务的同时，针对我国的实际，严格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选派人员和制订培训内容；要多与国外的著名大学、大企业和研究机构合作，不断提高培训的质量。
从历史来看，上世纪20年代，为发动农民群众，我们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民运动领导者。30年代，为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壮大革命武装，我们举办红军大学，培养军事干部。30年代至40年代的延安时期，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持久抗战的需要，党中央把“必须大数量地培养干部”确定为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毛泽东同志认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提出培养干部是“共产党的大事”。延安时期我党先后建立了30多所成人学校，除了我们熟悉的抗大之外，还有陕北公学、鲁艺、自然科学院、女子学院等。为此，中央还成立了干部教育部，张闻天同志担任部长，毛泽东同志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中央陆续出台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关于学习的指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等。从干部培养的类型上看，这个时期的培训，已经不仅仅着眼于培养军事干部，更不仅为了当时延安和解放区的需要，而是在为建立新中国储备人才。延安时期培养的大批人才，不仅为我们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干部保障，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治国理政培养了人才。延安时期的干部培训，体现了我党的远大理想和志向，给后来的干部培训工作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党的十六大以来，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党中央提出了要培养和造就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较高政治理论素养和开拓精神，掌握现代科学文化和管理知识，并经过实践考验的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人才队伍；培养和造就具有公仆意识、廉洁、勤政、高素质、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提出要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先后颁发了《人才中长期规划纲要（2010-2020）》、《干部教育培训条例》、《2006-2010年全国教育培训规划》、《关于2008-2012年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的实施意见》、《2010-2020年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等。从现实要求来看，为了完成党提出的新时期的任务，我们面临着如何提高干部队伍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解决复杂问题能力、应对复杂多变国际形势的能力以及提高干部队伍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等问题。可以说，加强干部培训工作，大幅度提高干部队伍素质，是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时期新阶段之后，国际竞争日趋激烈。面对竞争，我们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拥有一批善于治国理政的党政人才、熟悉国际市场和国际惯例的企业家、掌握世界前沿科学技术的专业技术人才。面对新的形势，党中央对培训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在国内培训的基础上，选派少数有发展潜力的同志到国外培训，了解发达国家的现状与发展，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与经验，以加快我们发展的步伐。
国外培训是干部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内培训的基础上选派少数骨干出国培训，既是干部培养的要求，也是现在面临的环境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自上个世纪80年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之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发展越来越快，互联网的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竞争越来越加剧，对我们干部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为了保持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全面与持续快速发展，参加到全球经济竞争之中，实现党中央提出的“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的目标，我们需要一批既熟悉国内情况，又了解国外动态，熟悉国际市场运作规律和国际贸易规则、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复合型领导人才。
我党历来十分重视出国（境）培训工作。“文革”以后，1985年启动了在职人员赴国外培训工作。自1985年到现在，围绕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选派人员出国（境）培训。首先是选派专业技术人员出国。这是因为“文革”之后，各行各业都处于百废待兴状态，我国的工业生产水平尤其落后，因此把提高工业领域的技术水平放在了第一位。后来，实践使我们逐步认识到管理的重要性，同时我们的产品需要大量打入国际市场，自1989年起开始选派企业管理人员出国培训。上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993年11月，中央做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经验”。搞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领导干部必须了解什么是市场经济，方能谈得上领导市场经济。这个时期开始选派党政领导干部出国（境）培训，学习研究如何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来，中央作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开始选送高级领导干部到哈佛大学研究政府管理。通过出国（境）培训，我们学到了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加快了经济发展步伐；了解了国外市场运作规律，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创造了条件；加强了国家交流，缩小了我国科技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少走了弯路，节约了经费，缩短了时间。可以肯定地说，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组成部分，出国（境）培训为我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贡献了力量，没有出国（境）培训，我们的发展不会有今天的成果。
出国（境）培训为我们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实现党提出的目标提供了重要保证。出国（境）培训任重道远，其历史使命远未完成。在当今形势下，要实现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提出的宏伟目标，仍需选派一部分同志走出去，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学习了解国际先进的知识、技术与经验，进一步开阔视野，开阔思维。除此之外，当前世界各国在政治、外交、安全等方面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无论是合作，还是斗争，在内容、方式、手段上都更加复杂多变，我们也需要有更多的领导干部了解国际，知己知彼。今后的出国（境）培训，应该更加有针对性，在坚持围绕中心任务的同时，针对我国的实际，严格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选派人员和制订培训内容；要多与国外的著名大学、大企业和研究机构合作，不断提高培训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