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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自信是对文化的充分认知、充分认可和充分信任。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是环境的产物。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关系可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充分认知），在中国环境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充分认可），在解决中国问题中具有本质契合性（充分信任）。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创新，推进文化创新是强化文化自信的根本途径；积极面对新的文化矛盾和文化纠结，持续推进“中”“西”“马”不同文化形态的内在融合、融通；慎重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应然”和“实然”矛盾；坚持过程思维，点滴积累，久久为功。
关键词：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文化生态学；文化矛盾；过程思维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7）01-0027-06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中）》，《红旗文稿》， 2010年第16期，第4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在真理性方面，代表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充分认知；在感情上，意味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充分认可；在解决未来中国问题中，意味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充分信任。这种充分认知、充分认可和充分信任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的环境（自然的、社会的、文化的）处在“系统”和“良序”的关系中，反之，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环境的关系自然也是分析我们对其认知、认可、信任程度的重要途径，由此，就进入了文化生态学的视域。
作为文化哲学重要分支和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生态学认为，在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自然环境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社会环境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文化间相互影响，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系统性和有序性是良序文化生态的最显著标志，保持文化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与相邻文化的系统性和有序性是文化优化发展的根本。文化生态学的这些基本立场和观念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入口。
真正的“‘中国话语’是根植于中国人的存在境况和存在经验的话语，是能够抓住当下中国根本问题的话语”，陶东风：《什么是学术研究的“中国话语”》，《民主与科学》，2014年第6期，第56页。文化的形成与自然环境密不可分，与社会环境更是直接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长期的社会剧烈变革中形成的，是在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吸取了西方文化以及世界上诸多文化的精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植根于中国的地理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契合。
中国的地理环境具有广阔、优越、复杂和相对封闭等特点，广阔的地理环境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提供了纵深的空间。“十里不同天”般的复杂地理环境孕育了一体多元、极具包容性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吸收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与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一脉相承，与天人合一的思维相契合；“爱国”与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崇尚国家统一的文化理念以及忠孝文化相契合；“诚信”“友善”与中国传统的诚信文化、礼仪文化等一脉相承。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生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契合，自然适应中国土壤中的文化。
另一方面，在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与自然环境的基础性作用相比，社会环境则起着决定性、主导性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中国社会大变革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在中国的土地上生发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优越性，在1840年之前，中国人不仅没有怀疑过，甚至在内心还具有唯我独尊的荣耀感。1840年之后中国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风雨飘摇的中国在一次次的投降割地赔款中、在一次次委曲求全的退却中、在一次次的心理自信不断被摧残和否定中，在学习西方实业救国（洋务运动）、制度救国（维新变法）、革命救国（资产阶级革命）均遭失败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改造社会必须由表层走向里层，由物质器皿层面走向文化层面，进行文化革命改造国民性。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出路。此时，致力于救国的人们，特别是文人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了旧文化，打倒旧文化成为那个时代革命的先锋。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启蒙运动，这是中国人走向现代，成为现代人的开始。因此， 1840年可以视为中国文化现代化之开端。当然，这种现代化是被动的、被迫的，是被社会环境和国际形势推着走的。
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改造舊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中进入中国并逐渐被中国人接受的，当然，中国人要接受“异族”的、“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作为主导文化并非易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激烈碰撞在所难免。在“问题与主义”“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无政府主义”等三次大论战之后，马克思主义逐渐在中国扩展开来并被更多的人认识、理解和接受。从事实上看，这就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提出并倡导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反对外来压迫，崇尚民族尊严和独立，反对封建迷信，主张文化应为工农大众服务。文化是灵魂，改造文化就改造了灵魂。在这种新文化的塑造下，任人践踏的中国人成了醒来的狮子，历经艰难而不倒且愈战愈勇，最终创造了一个新的时代，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实践证明，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符合中国的社会环境，是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与中国的社会环境高度适应、高度契合，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合法性的根本所在。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环境再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治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来临。革命是断裂、转折、新旧更替，在革命时代，对传统文化的主流态度是否定和彻底的批判；而建设是连续、延续、扬弃，在建设时代，对传统文化的主流态度是肯定和发扬光大。由革命到建设的环境转换意味着革命的文化和文化的革命势必逐渐淡去，适应、促进发展的文化会得到强化。因此，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优秀的传统文化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路径。当前，无论是反腐、改变社会风气、还是解决社会矛盾，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注重向传统寻求智慧。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不适应我国的自然环境，但基本适应变革的社会环境），也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适应社会环境的变革，但基本适应自然环境），而是立足中国的环境，吸收了二者优势的新的文化形态。这种新的文化形态是适应了中国环境的文化，是由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造就的文化形态，与中国环境具有高度的契合性、适应性，是不可替代的、唯一适合于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所以，今天我们的文化自信，是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不是来自于其他的文化。
就文化之间的关系而言，文化生态是“一定时期一定社会文化大系统内部各种具体文化样态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方式和状态。”李学江：《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论析》，《理论学刊》，2004年第10期，第118-120页。文化生态学认为，任何文化的生成和发展都是在文化系统中进行的，任何单一的封闭的文化都无法健康发展，只有在文化的良性系统即生态系统中，文化才能健康发展。形成和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必须在文化间的生态系统中科学把握。
就文化形态而言，中国主要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狭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等四种文化形态。也有学者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统称为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一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创建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够“化”的理论源头。早在明朝末年，西方文化（此处是指狭义的西方文化，广义的西方文化包括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已开始影响我国。清末直到民国，在西方的入侵和中国向西方求索救国道路的大潮中，西方文化开始大量传入中国并深度影响我国的文化。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门的逐渐打开，西方文化在中国已成为一种颇有影响的显性文化形态。
上述四种文化形态在我国长期存在，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开放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品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极吸收其他文化的积极因素，允许和支持多种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在我国学界，“中”“西”“马”三足鼎立的研究格局早已形成。在社会上，“中”“西”“马”也都得以广泛传播：对于广大党员群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占据思想的主流；在广大的乡村特别是偏远的乡村，传统文化的维系功能更加明显；对于在自由市场大潮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而言，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资本主义文化、西方文化的影响显而易见。正是在这种多元发展的文化生态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不断获得其他文化的滋养，实现持续多元的发展。正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科教兴国、依法治国、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创意文化等逐渐形成了政策，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全球视野、国际惯例等西方的话语也成为人们的日常语言，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实践是文化的源头，文化是由人的实践活动创造的。“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7页。作为先发国家，西方社会处在实践的高端，西方文化的发展水平也往往更高，高水平文化对低水平文化的影响远远大于低水平文化对高水平文化的影响。我国是后发国家，实践水平较低，这种制约导致在文化的很多方面我们确实不及西方。在此梯级格局中，学习西方文化无疑是促进我们实现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对外开放，首先是经济的开放、社会的开放、政治乃至军事领域的开放，但是，更高层次的开放是文化的开放，学习外来文化的精髓是所有学习中最深刻、最有影响力的学习。要实现这一点，首先要允許外来文化正常传播、发展。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中国社会允许多元多样文化存在和发展的重要节点，客观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
文化生态不仅包括文化间的“系统”和“良序”，也包括文化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系统”和“良序”。文化包括哪些要素？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只有文化内部诸要素保持良好的生态，处在良序的状态，文化才能健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历来注重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协调发展，注重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注重价值观的培育与日常行为的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不仅体现了物质文化/文明、政治文化/文明、精神文化/文明和社会文化/文明的和谐统一，也注重国家、社会和个人等不同层面文明文化的有机统一。
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在辩证对待“中”“西”“马”的基础上产生的文化形态，与“中”“西”“马”处在良性的文化生态系统中，是“中”“西”“马”不同文化形态的有机结合。在这种文化生态系统中，产生了最符合我国国情的文化形态，这是引领国家发展的文化形态。 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环境的产物，是“中”“西”“马”有机融合的结果，那么，要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就必须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创新，必须面对新的文化矛盾和文化纠结，持续推进“中”“西”“马”的高度融合。
首先，推进文化创新是强化文化自信的根本途径。
世界在快速变化，中国也是日新月异的，自然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环境都在持续改变。因中国的特殊环境而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只有不断创新，不断适应变化的新环境，才能保持其优越性，才能强化其自信。文化创新是文化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文化创新才能促进文化发展，只有文化创新和发展才能从根本上保持文化自信。文化的自信固然要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土，面向过去、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但是，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面向未来，坚持文化的创新，提升文化的创新力。纵览世界历史，很多优秀的文明曾经十分耀眼，却难逃昙花一现的命运，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创新意识、能力不足，无法顺应时代的巨变。凡是不具有创新能力的文化都难以避免被淘汰的命运——要么消亡，要么成为博物馆里的“静观”，只能以静默的方式诉说自己的过去，无法保持鲜活的状态，无法拥抱现在和未来的时代。只有不断坚持文化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才能历久弥坚。
当前，大力推进文化创新，一是要坚持文化理念创新，实现自觉创新。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理念落后，行动必然落后，所以，要让创新的理念融入整个文化系统、文化产业中，把创新变成文化的核心品质。二是要坚持文化科技创新，以此引领文化产业、文化经济的大发展，只有依靠文化科技创新，文化产业才能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三是要坚持文化制度、文化体制创新，以此推动文化治理的现代化。走向现代治理是我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只有通过文化体制、文化机制的创新，才能在文化领域实现现代治理，即文化治理的现代化，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化。四是要坚持文化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创新，推动思想解放。只有不断突破习惯性思维的旧框架、旧观念，才能敢闯敢试敢干，才能适应永无止境的实践。只有通过上述四个方面的协同综合，积极开展文化创新，持续保持文化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巩固文化自信。
其次，正确面对多元文化中的文化矛盾、文化纠结，促进“中”“西”“马”的深度融合。
多元文化的存在是客观现实，多元文化的矛盾也是社会常态。除了学界经常论及的“中”“西”“马”之间的矛盾，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的文化矛盾，如文化的普世主义与文化的民族主义的矛盾，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文化功利主义与文化理想主义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都会贯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过程之中。邴正：《当代文化矛盾与哲学话语系统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第13-15页。
多元文化的存在使大众难免经常陷入文化纠结，在中国，至少存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纠结、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纠结和西方文化的纠结。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涵蓋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抽象地说，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此要坚持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它。但是在现实中，大众难以清晰地划分，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抽象肯定或具体否定，抑或相反者大有人在，推崇中国文化者常陷此纠结。在西方文化中，有进步、科学、文明的成分，也有糟粕、反动、腐朽的成分，且而文化和政治本来就是一体的，在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影响中国的过程中，难免不夹带政治的私货。况且通过影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来改变中国人的政治信念，以宣扬西方的价值理念，这是西方人的一贯做法。崇尚西方文化的人难免陷入文化生活与政治信仰的矛盾纠结之中。“应然”和“实然”的矛盾也常使信仰马克思主义者陷入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纠结。总之，在现阶段文化的纠结是生活的常态。
这些矛盾和纠结的存在，一方面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还不够强大，还没有达到能够“一览众山小”的高度，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我们要正视这些矛盾和纠结，在深层次上推进“中”“西”“马”的融合，科学地融合“中”“西”“马”是文化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时至今日，“中”“西”“马”的融合更多是抽象意义上的、形式上的，“中”“西”“马”泾渭分明的现状依然非常严重。这种现象会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统领地位。科学地融合“中”“西”“马”，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今后要着重推进的方向之一。
再次，慎重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应然”和“实然”矛盾。
理论和实践的矛盾、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在任何文化中都是存在的，这些矛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则突出地表现为“应然”和“实然”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应该是什么样子（即“应然”），在事实上是什么样子（即“实然”），两者之间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会深刻影响人们对“应然”的信任。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崇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应然”之一，但是，由于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的限制，“实然”却是人破坏了自然，污染了环境，存在贫富分化加剧，功利主义膨胀，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下滑等等现象。从辩证法的角度来讲，“应然”和“实然”矛盾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一定阶段中还具有某种合理性。但是，对芸芸众生来说，辩证法在其视野之外，“实然”具有切肤之痛，普通人大多从“实然”的局部角度，而非“应然”和“实然”的辩证角度看问题，可以说，“一叶障目”是常态，比如看病难、买房难、上学难、交通难等等。如果在诸多领域中，“应然”与“实然”差距过大，会大大影响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感和认同。因此，要切实认识到“应然”与“实然”差距过大的危害，切切实实从社会现实问题出发解决“实然”的问题，加快从“实然”到“应然”的转变。这样才能增强大众的文化自信。
最后，文化自信是个不断强化的过程，要坚持过程思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水平和文化自信的程度成正比，文化发展本来就是社会历史动态的永续过程，同样，文化自信的建立和强化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要坚持过程思维，点滴积累，久久为功。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开始算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才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可以说，这是一个新兴的、年轻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在中国革命中起步的，在建设中发展的，未来也必然随着中国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建构和强化文化自信不仅不能故步自封，更不能产生体系圆满的错觉。任何一个强大的文化，哪怕须臾的停止或脱离历史的轨道都会远离时代的聚光灯甚至走向泯灭的结局。我们应该清晰地认识到，文化的成熟与文化自信的深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要坚持在过程中不断地强化。
关键词：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文化生态学；文化矛盾；过程思维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7）01-0027-06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中）》，《红旗文稿》， 2010年第16期，第4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在真理性方面，代表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充分认知；在感情上，意味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充分认可；在解决未来中国问题中，意味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充分信任。这种充分认知、充分认可和充分信任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的环境（自然的、社会的、文化的）处在“系统”和“良序”的关系中，反之，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环境的关系自然也是分析我们对其认知、认可、信任程度的重要途径，由此，就进入了文化生态学的视域。
作为文化哲学重要分支和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生态学认为，在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自然环境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社会环境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文化间相互影响，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系统性和有序性是良序文化生态的最显著标志，保持文化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与相邻文化的系统性和有序性是文化优化发展的根本。文化生态学的这些基本立场和观念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入口。
真正的“‘中国话语’是根植于中国人的存在境况和存在经验的话语，是能够抓住当下中国根本问题的话语”，陶东风：《什么是学术研究的“中国话语”》，《民主与科学》，2014年第6期，第56页。文化的形成与自然环境密不可分，与社会环境更是直接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长期的社会剧烈变革中形成的，是在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吸取了西方文化以及世界上诸多文化的精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植根于中国的地理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契合。
中国的地理环境具有广阔、优越、复杂和相对封闭等特点，广阔的地理环境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提供了纵深的空间。“十里不同天”般的复杂地理环境孕育了一体多元、极具包容性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吸收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与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一脉相承，与天人合一的思维相契合；“爱国”与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崇尚国家统一的文化理念以及忠孝文化相契合；“诚信”“友善”与中国传统的诚信文化、礼仪文化等一脉相承。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生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契合，自然适应中国土壤中的文化。
另一方面，在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与自然环境的基础性作用相比，社会环境则起着决定性、主导性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中国社会大变革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在中国的土地上生发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优越性，在1840年之前，中国人不仅没有怀疑过，甚至在内心还具有唯我独尊的荣耀感。1840年之后中国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风雨飘摇的中国在一次次的投降割地赔款中、在一次次委曲求全的退却中、在一次次的心理自信不断被摧残和否定中，在学习西方实业救国（洋务运动）、制度救国（维新变法）、革命救国（资产阶级革命）均遭失败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改造社会必须由表层走向里层，由物质器皿层面走向文化层面，进行文化革命改造国民性。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出路。此时，致力于救国的人们，特别是文人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了旧文化，打倒旧文化成为那个时代革命的先锋。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启蒙运动，这是中国人走向现代，成为现代人的开始。因此， 1840年可以视为中国文化现代化之开端。当然，这种现代化是被动的、被迫的，是被社会环境和国际形势推着走的。
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改造舊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中进入中国并逐渐被中国人接受的，当然，中国人要接受“异族”的、“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作为主导文化并非易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激烈碰撞在所难免。在“问题与主义”“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无政府主义”等三次大论战之后，马克思主义逐渐在中国扩展开来并被更多的人认识、理解和接受。从事实上看，这就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提出并倡导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反对外来压迫，崇尚民族尊严和独立，反对封建迷信，主张文化应为工农大众服务。文化是灵魂，改造文化就改造了灵魂。在这种新文化的塑造下，任人践踏的中国人成了醒来的狮子，历经艰难而不倒且愈战愈勇，最终创造了一个新的时代，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实践证明，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符合中国的社会环境，是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与中国的社会环境高度适应、高度契合，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合法性的根本所在。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环境再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治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来临。革命是断裂、转折、新旧更替，在革命时代，对传统文化的主流态度是否定和彻底的批判；而建设是连续、延续、扬弃，在建设时代，对传统文化的主流态度是肯定和发扬光大。由革命到建设的环境转换意味着革命的文化和文化的革命势必逐渐淡去，适应、促进发展的文化会得到强化。因此，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优秀的传统文化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路径。当前，无论是反腐、改变社会风气、还是解决社会矛盾，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注重向传统寻求智慧。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不适应我国的自然环境，但基本适应变革的社会环境），也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适应社会环境的变革，但基本适应自然环境），而是立足中国的环境，吸收了二者优势的新的文化形态。这种新的文化形态是适应了中国环境的文化，是由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造就的文化形态，与中国环境具有高度的契合性、适应性，是不可替代的、唯一适合于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所以，今天我们的文化自信，是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不是来自于其他的文化。
就文化之间的关系而言，文化生态是“一定时期一定社会文化大系统内部各种具体文化样态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方式和状态。”李学江：《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论析》，《理论学刊》，2004年第10期，第118-120页。文化生态学认为，任何文化的生成和发展都是在文化系统中进行的，任何单一的封闭的文化都无法健康发展，只有在文化的良性系统即生态系统中，文化才能健康发展。形成和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必须在文化间的生态系统中科学把握。
就文化形态而言，中国主要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狭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等四种文化形态。也有学者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统称为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一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创建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够“化”的理论源头。早在明朝末年，西方文化（此处是指狭义的西方文化，广义的西方文化包括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已开始影响我国。清末直到民国，在西方的入侵和中国向西方求索救国道路的大潮中，西方文化开始大量传入中国并深度影响我国的文化。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门的逐渐打开，西方文化在中国已成为一种颇有影响的显性文化形态。
上述四种文化形态在我国长期存在，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开放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品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极吸收其他文化的积极因素，允许和支持多种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在我国学界，“中”“西”“马”三足鼎立的研究格局早已形成。在社会上，“中”“西”“马”也都得以广泛传播：对于广大党员群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占据思想的主流；在广大的乡村特别是偏远的乡村，传统文化的维系功能更加明显；对于在自由市场大潮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而言，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资本主义文化、西方文化的影响显而易见。正是在这种多元发展的文化生态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不断获得其他文化的滋养，实现持续多元的发展。正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科教兴国、依法治国、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创意文化等逐渐形成了政策，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全球视野、国际惯例等西方的话语也成为人们的日常语言，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实践是文化的源头，文化是由人的实践活动创造的。“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7页。作为先发国家，西方社会处在实践的高端，西方文化的发展水平也往往更高，高水平文化对低水平文化的影响远远大于低水平文化对高水平文化的影响。我国是后发国家，实践水平较低，这种制约导致在文化的很多方面我们确实不及西方。在此梯级格局中，学习西方文化无疑是促进我们实现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对外开放，首先是经济的开放、社会的开放、政治乃至军事领域的开放，但是，更高层次的开放是文化的开放，学习外来文化的精髓是所有学习中最深刻、最有影响力的学习。要实现这一点，首先要允許外来文化正常传播、发展。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中国社会允许多元多样文化存在和发展的重要节点，客观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
文化生态不仅包括文化间的“系统”和“良序”，也包括文化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系统”和“良序”。文化包括哪些要素？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只有文化内部诸要素保持良好的生态，处在良序的状态，文化才能健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历来注重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协调发展，注重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注重价值观的培育与日常行为的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不仅体现了物质文化/文明、政治文化/文明、精神文化/文明和社会文化/文明的和谐统一，也注重国家、社会和个人等不同层面文明文化的有机统一。
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在辩证对待“中”“西”“马”的基础上产生的文化形态，与“中”“西”“马”处在良性的文化生态系统中，是“中”“西”“马”不同文化形态的有机结合。在这种文化生态系统中，产生了最符合我国国情的文化形态，这是引领国家发展的文化形态。 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环境的产物，是“中”“西”“马”有机融合的结果，那么，要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就必须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创新，必须面对新的文化矛盾和文化纠结，持续推进“中”“西”“马”的高度融合。
首先，推进文化创新是强化文化自信的根本途径。
世界在快速变化，中国也是日新月异的，自然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环境都在持续改变。因中国的特殊环境而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只有不断创新，不断适应变化的新环境，才能保持其优越性，才能强化其自信。文化创新是文化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文化创新才能促进文化发展，只有文化创新和发展才能从根本上保持文化自信。文化的自信固然要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土，面向过去、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但是，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面向未来，坚持文化的创新，提升文化的创新力。纵览世界历史，很多优秀的文明曾经十分耀眼，却难逃昙花一现的命运，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创新意识、能力不足，无法顺应时代的巨变。凡是不具有创新能力的文化都难以避免被淘汰的命运——要么消亡，要么成为博物馆里的“静观”，只能以静默的方式诉说自己的过去，无法保持鲜活的状态，无法拥抱现在和未来的时代。只有不断坚持文化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才能历久弥坚。
当前，大力推进文化创新，一是要坚持文化理念创新，实现自觉创新。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理念落后，行动必然落后，所以，要让创新的理念融入整个文化系统、文化产业中，把创新变成文化的核心品质。二是要坚持文化科技创新，以此引领文化产业、文化经济的大发展，只有依靠文化科技创新，文化产业才能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三是要坚持文化制度、文化体制创新，以此推动文化治理的现代化。走向现代治理是我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只有通过文化体制、文化机制的创新，才能在文化领域实现现代治理，即文化治理的现代化，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化。四是要坚持文化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创新，推动思想解放。只有不断突破习惯性思维的旧框架、旧观念，才能敢闯敢试敢干，才能适应永无止境的实践。只有通过上述四个方面的协同综合，积极开展文化创新，持续保持文化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巩固文化自信。
其次，正确面对多元文化中的文化矛盾、文化纠结，促进“中”“西”“马”的深度融合。
多元文化的存在是客观现实，多元文化的矛盾也是社会常态。除了学界经常论及的“中”“西”“马”之间的矛盾，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的文化矛盾，如文化的普世主义与文化的民族主义的矛盾，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文化功利主义与文化理想主义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都会贯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过程之中。邴正：《当代文化矛盾与哲学话语系统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第13-15页。
多元文化的存在使大众难免经常陷入文化纠结，在中国，至少存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纠结、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纠结和西方文化的纠结。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涵蓋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抽象地说，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此要坚持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它。但是在现实中，大众难以清晰地划分，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抽象肯定或具体否定，抑或相反者大有人在，推崇中国文化者常陷此纠结。在西方文化中，有进步、科学、文明的成分，也有糟粕、反动、腐朽的成分，且而文化和政治本来就是一体的，在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影响中国的过程中，难免不夹带政治的私货。况且通过影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来改变中国人的政治信念，以宣扬西方的价值理念，这是西方人的一贯做法。崇尚西方文化的人难免陷入文化生活与政治信仰的矛盾纠结之中。“应然”和“实然”的矛盾也常使信仰马克思主义者陷入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纠结。总之，在现阶段文化的纠结是生活的常态。
这些矛盾和纠结的存在，一方面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还不够强大，还没有达到能够“一览众山小”的高度，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我们要正视这些矛盾和纠结，在深层次上推进“中”“西”“马”的融合，科学地融合“中”“西”“马”是文化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时至今日，“中”“西”“马”的融合更多是抽象意义上的、形式上的，“中”“西”“马”泾渭分明的现状依然非常严重。这种现象会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统领地位。科学地融合“中”“西”“马”，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今后要着重推进的方向之一。
再次，慎重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应然”和“实然”矛盾。
理论和实践的矛盾、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在任何文化中都是存在的，这些矛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则突出地表现为“应然”和“实然”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应该是什么样子（即“应然”），在事实上是什么样子（即“实然”），两者之间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会深刻影响人们对“应然”的信任。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崇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应然”之一，但是，由于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的限制，“实然”却是人破坏了自然，污染了环境，存在贫富分化加剧，功利主义膨胀，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下滑等等现象。从辩证法的角度来讲，“应然”和“实然”矛盾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一定阶段中还具有某种合理性。但是，对芸芸众生来说，辩证法在其视野之外，“实然”具有切肤之痛，普通人大多从“实然”的局部角度，而非“应然”和“实然”的辩证角度看问题，可以说，“一叶障目”是常态，比如看病难、买房难、上学难、交通难等等。如果在诸多领域中，“应然”与“实然”差距过大，会大大影响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感和认同。因此，要切实认识到“应然”与“实然”差距过大的危害，切切实实从社会现实问题出发解决“实然”的问题，加快从“实然”到“应然”的转变。这样才能增强大众的文化自信。
最后，文化自信是个不断强化的过程，要坚持过程思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水平和文化自信的程度成正比，文化发展本来就是社会历史动态的永续过程，同样，文化自信的建立和强化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要坚持过程思维，点滴积累，久久为功。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开始算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才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可以说，这是一个新兴的、年轻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在中国革命中起步的，在建设中发展的，未来也必然随着中国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建构和强化文化自信不仅不能故步自封，更不能产生体系圆满的错觉。任何一个强大的文化，哪怕须臾的停止或脱离历史的轨道都会远离时代的聚光灯甚至走向泯灭的结局。我们应该清晰地认识到，文化的成熟与文化自信的深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要坚持在过程中不断地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