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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8日，以纪念40周年之名，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再登舞台。
盛衰荣辱，大起大落，毁誉褒贬，各达其极。《红色娘子军》风雨四十载，成就一个真实的神话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作为一个特定时代政治话语的文艺表达，在当时中央最高层领导的关注下诞生，并成长为中国芭蕾舞的经典。
从诞生之初便承载了沉重的意识形态负荷，到沦陷在历史风暴的中心；在消逝十余年后，这部当年中国人最熟悉的红色文艺作品重现舞台，今日人们再看《红色娘子军》，早已超越对它艺术价值的怀念，而是作为一代人的集体文化记忆，被观者重复品味。
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刚刚熬过三年自然灾害，文化缓慢复苏。1963年，周恩来总理观看完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之后提出由中央芭蕾舞团自己创作一部革命舞剧，他建议可以从“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等外国题材入手。《红色娘子军》伴随着这一年底音乐舞蹈座谈会上发出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号召应运而生，成为中国第一代芭蕾舞艺术家的第一次大胆尝试。
一群深受压迫摧残的妇女，在共产党的组织下，揭竿而起，成立队伍，一年之内参加八次大型战斗连连获胜，最终在国民党正规军围剿中喋血海岛，被迫解散。这是30年代海南岛上一支女子特务队的传奇。而谢晋把它演绎成吴琼花、洪常青们的故事搬上银幕，鲜明的阶级矛盾冲突与“女儿当自强”的浪漫理想准确地切中了当时时代政治文化的命脉，一时之间风靡大江南北。当李承祥、蒋祖慧等雄心勃勃地准备将这部电影改编成芭蕾舞剧时，大部分人将信将疑，欧洲艺术与中国风格、古典贵族艺术与人民革命题材会怎样结合呢？
1964年9月底，《红色娘子军》经过半年的排练在天桥剧场首演，这台彻头彻尾的民族化芭蕾令周恩来十分惊喜，演出结束后，他上台第一句话是：“我的思想比你们保守了。”
10月6日夜里，剧组接到来自中央的紧急电话，让他们连夜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装台准备10月8日演出。直到大幕拉开，他们才知道这一次台下的观众是毛泽东和十几位中央高层领导。李承祥回忆起当初的情形：“毛主席上台与演员们握手时，整个礼堂回荡着‘毛主席万岁!’的高声欢呼。我扮演南霸天，不敢站到前面，也不敢痛痛快快地欢呼，只好暗地里鼓励扮演洪常青的演员替我多喊几声。”就是在这次演出中，毛泽东留下了著名的三句话：“革命是成功的，艺术是好的，方向是对的。”由此给《红色娘子军》定了性。10月8日，也被确立为这台芭蕾舞剧的生日。
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后，周恩来决定用这台舞剧招待外国元首。起初外事办表示反对，他们觉得《红色娘子军》不中不洋，风格古怪，担心遭致非议。但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剧组首先为西哈努克表演，良好的反响打消了方方面面的疑虑。从此，《红色娘子军》便成为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六七十年代，这些芭蕾舞演员也同时是中国外交史的见证人，他们的演出在那些特殊的历史时刻充当着奇妙的“润滑剂”。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的舞台二十年不变地上演着同一出戏，幕起幕落间台下走过的是一拨拨世界各国政要。
《红色娘子军》的芭蕾舞显然比《红灯记》的京剧更容易为外宾所接受，而颠覆芭蕾传统风格的民族化改造又彰显了“中国”特色，每每令外宾们备感新鲜。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周恩来非常重视，特地抽出时间视察排练情况，叮嘱演员们务求发挥最佳水平。尼克松在回忆录中称赞《红色娘子军》“令人眼花缭乱的精湛表演艺术和技巧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他还评价这部戏是“一个兼有歌剧、小歌剧、音乐喜剧、古典芭蕾舞、现代舞剧和体操等因素的大杂烩”。
后来一批美国艺术家创作了一出名为《尼克松在中国》的歌剧，这段插曲也被他们排入戏中——众美国演员模仿《红色娘子军》的造型和舞蹈，效果十分滑稽。
“娘子军们”的红色经历
与生俱来的“红色”烙印决定了这部芭蕾舞剧40载命运始终与政治风云变幻息息相关，甚至于被推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最前线。早在1964年观看了《红色娘子军》首场演出后，江青就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65年开始，她陆续提出一些修改指示。
1967年5月，《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8部戏参加在北京的会演，几大权威报纸竭力渲染加以“样板戏”之名。在江青提出“八个样板戏占领舞台”的口号下，这些作品一夜之间被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那样一个历史阶段几乎成为中国文艺的惟一内容，《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更创造了举国上下学芭蕾的奇观。
这期间，周恩来一直给予《红色娘子军》最多的关怀和支持。他知道舞蹈演员穿得单薄，经常出大汗，关节怕冷，就派人用人民大会堂装修剩下的材料给舞团的宿舍铺上木地板。由于经常陪同外宾观看舞剧，他几乎认识芭蕾舞团的每个人。现中芭团长赵汝蘅最早扮演红莲一角，后这个角色出于整体考虑被取消了，调整之后的首场演出结束时，周恩来一到台上就询问起“那个小姑娘去哪儿啦？”
平时他总不忘嘘寒问暖，跟年轻人开开玩笑，“宋琛琛，怎么不叫宋‘深深’啊？”宋琛琛对周总理的随和尤其印象深刻。白淑湘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情绪低落，周恩来也细心地加以开导。
由于《红色娘子军》地位特殊，演员们亦经常有机会接触到那些原本遥不可及的中央领导，甚至看到他们生活中的一面。
每周六、周日中央在北京饭店举办小规模舞会让领导们放松休息，芭蕾舞团的一些演员被安排参加。宋琛琛还记得当时的兴奋与紧张：“开始总是害羞地不敢跳，可看着别人跟总理跳舞又很羡慕，后来终于鼓起勇气上前怯怯地邀请总理跟我跳舞。”她觉得周恩来舞跳得最好，无论节奏的掌握抑或体态、步伐均稍胜一筹。
掀开尘封的记忆
彼时的风光与辉煌终究只是过眼云烟，政治时局的变化再次扭转了《红色娘子军》的命运。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样板戏的地位一落千丈。四人帮的鼓吹似乎成了这些作品无法抹去的污点，令它们被打入禁区，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摆脱文革的梦魇。
文艺界也对《红色娘子军》作出反思，产生了不少异议。有人提出所谓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教条化创作方法破坏了艺术规律，完全令艺术沦为政治工具。那些握拳挺胸、怒目金刚式的动作脱胎自变异的政治气氛下强化的政治表达，放在正常环境中显然与观众欣赏习惯存在距离。作家白先勇后来更直言不讳地批评它“斩断了芭蕾文化之根，把浪漫优雅的舞蹈变成杀气腾腾的场面是十分怪诞的产物。”
直到1992年，被尘封的《红色娘子军》获得政府首肯后才恢复排练，时间已经冲淡了伤痛，人们开始心平气和地重新审视曾经被扭曲的红色激情。如今，“红色”依旧，“激情”不再。它作为红色经典供人回忆，却不再被人膜拜。第一次重新演出时，音乐一响起，团里和台下不少人都洒下热泪。
《红色娘子军》犹如一处历史的遗址，供一代人集体凭吊他们的似水年华与创伤过去。
盛衰荣辱，大起大落，毁誉褒贬，各达其极。《红色娘子军》风雨四十载，成就一个真实的神话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作为一个特定时代政治话语的文艺表达，在当时中央最高层领导的关注下诞生，并成长为中国芭蕾舞的经典。
从诞生之初便承载了沉重的意识形态负荷，到沦陷在历史风暴的中心；在消逝十余年后，这部当年中国人最熟悉的红色文艺作品重现舞台，今日人们再看《红色娘子军》，早已超越对它艺术价值的怀念，而是作为一代人的集体文化记忆，被观者重复品味。
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刚刚熬过三年自然灾害，文化缓慢复苏。1963年，周恩来总理观看完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之后提出由中央芭蕾舞团自己创作一部革命舞剧，他建议可以从“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等外国题材入手。《红色娘子军》伴随着这一年底音乐舞蹈座谈会上发出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号召应运而生，成为中国第一代芭蕾舞艺术家的第一次大胆尝试。
一群深受压迫摧残的妇女，在共产党的组织下，揭竿而起，成立队伍，一年之内参加八次大型战斗连连获胜，最终在国民党正规军围剿中喋血海岛，被迫解散。这是30年代海南岛上一支女子特务队的传奇。而谢晋把它演绎成吴琼花、洪常青们的故事搬上银幕，鲜明的阶级矛盾冲突与“女儿当自强”的浪漫理想准确地切中了当时时代政治文化的命脉，一时之间风靡大江南北。当李承祥、蒋祖慧等雄心勃勃地准备将这部电影改编成芭蕾舞剧时，大部分人将信将疑，欧洲艺术与中国风格、古典贵族艺术与人民革命题材会怎样结合呢？
1964年9月底，《红色娘子军》经过半年的排练在天桥剧场首演，这台彻头彻尾的民族化芭蕾令周恩来十分惊喜，演出结束后，他上台第一句话是：“我的思想比你们保守了。”
10月6日夜里，剧组接到来自中央的紧急电话，让他们连夜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装台准备10月8日演出。直到大幕拉开，他们才知道这一次台下的观众是毛泽东和十几位中央高层领导。李承祥回忆起当初的情形：“毛主席上台与演员们握手时，整个礼堂回荡着‘毛主席万岁!’的高声欢呼。我扮演南霸天，不敢站到前面，也不敢痛痛快快地欢呼，只好暗地里鼓励扮演洪常青的演员替我多喊几声。”就是在这次演出中，毛泽东留下了著名的三句话：“革命是成功的，艺术是好的，方向是对的。”由此给《红色娘子军》定了性。10月8日，也被确立为这台芭蕾舞剧的生日。
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后，周恩来决定用这台舞剧招待外国元首。起初外事办表示反对，他们觉得《红色娘子军》不中不洋，风格古怪，担心遭致非议。但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剧组首先为西哈努克表演，良好的反响打消了方方面面的疑虑。从此，《红色娘子军》便成为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六七十年代，这些芭蕾舞演员也同时是中国外交史的见证人，他们的演出在那些特殊的历史时刻充当着奇妙的“润滑剂”。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的舞台二十年不变地上演着同一出戏，幕起幕落间台下走过的是一拨拨世界各国政要。
《红色娘子军》的芭蕾舞显然比《红灯记》的京剧更容易为外宾所接受，而颠覆芭蕾传统风格的民族化改造又彰显了“中国”特色，每每令外宾们备感新鲜。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周恩来非常重视，特地抽出时间视察排练情况，叮嘱演员们务求发挥最佳水平。尼克松在回忆录中称赞《红色娘子军》“令人眼花缭乱的精湛表演艺术和技巧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他还评价这部戏是“一个兼有歌剧、小歌剧、音乐喜剧、古典芭蕾舞、现代舞剧和体操等因素的大杂烩”。
后来一批美国艺术家创作了一出名为《尼克松在中国》的歌剧，这段插曲也被他们排入戏中——众美国演员模仿《红色娘子军》的造型和舞蹈，效果十分滑稽。
“娘子军们”的红色经历
与生俱来的“红色”烙印决定了这部芭蕾舞剧40载命运始终与政治风云变幻息息相关，甚至于被推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最前线。早在1964年观看了《红色娘子军》首场演出后，江青就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65年开始，她陆续提出一些修改指示。
1967年5月，《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8部戏参加在北京的会演，几大权威报纸竭力渲染加以“样板戏”之名。在江青提出“八个样板戏占领舞台”的口号下，这些作品一夜之间被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那样一个历史阶段几乎成为中国文艺的惟一内容，《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更创造了举国上下学芭蕾的奇观。
这期间，周恩来一直给予《红色娘子军》最多的关怀和支持。他知道舞蹈演员穿得单薄，经常出大汗，关节怕冷，就派人用人民大会堂装修剩下的材料给舞团的宿舍铺上木地板。由于经常陪同外宾观看舞剧，他几乎认识芭蕾舞团的每个人。现中芭团长赵汝蘅最早扮演红莲一角，后这个角色出于整体考虑被取消了，调整之后的首场演出结束时，周恩来一到台上就询问起“那个小姑娘去哪儿啦？”
平时他总不忘嘘寒问暖，跟年轻人开开玩笑，“宋琛琛，怎么不叫宋‘深深’啊？”宋琛琛对周总理的随和尤其印象深刻。白淑湘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情绪低落，周恩来也细心地加以开导。
由于《红色娘子军》地位特殊，演员们亦经常有机会接触到那些原本遥不可及的中央领导，甚至看到他们生活中的一面。
每周六、周日中央在北京饭店举办小规模舞会让领导们放松休息，芭蕾舞团的一些演员被安排参加。宋琛琛还记得当时的兴奋与紧张：“开始总是害羞地不敢跳，可看着别人跟总理跳舞又很羡慕，后来终于鼓起勇气上前怯怯地邀请总理跟我跳舞。”她觉得周恩来舞跳得最好，无论节奏的掌握抑或体态、步伐均稍胜一筹。
掀开尘封的记忆
彼时的风光与辉煌终究只是过眼云烟，政治时局的变化再次扭转了《红色娘子军》的命运。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样板戏的地位一落千丈。四人帮的鼓吹似乎成了这些作品无法抹去的污点，令它们被打入禁区，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摆脱文革的梦魇。
文艺界也对《红色娘子军》作出反思，产生了不少异议。有人提出所谓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教条化创作方法破坏了艺术规律，完全令艺术沦为政治工具。那些握拳挺胸、怒目金刚式的动作脱胎自变异的政治气氛下强化的政治表达，放在正常环境中显然与观众欣赏习惯存在距离。作家白先勇后来更直言不讳地批评它“斩断了芭蕾文化之根，把浪漫优雅的舞蹈变成杀气腾腾的场面是十分怪诞的产物。”
直到1992年，被尘封的《红色娘子军》获得政府首肯后才恢复排练，时间已经冲淡了伤痛，人们开始心平气和地重新审视曾经被扭曲的红色激情。如今，“红色”依旧，“激情”不再。它作为红色经典供人回忆，却不再被人膜拜。第一次重新演出时，音乐一响起，团里和台下不少人都洒下热泪。
《红色娘子军》犹如一处历史的遗址，供一代人集体凭吊他们的似水年华与创伤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