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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读图时代的到来，读者大多会被文本的“图”所吸引，更多地去追求文本的“秒杀”效应，这对于图书的出版规划以及文本内容的构思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就小说创作而言，仅仅依靠“图像效应”，是无法真正生存并发展的。文章以蒋一谈的小说为例，分析其如何在顺应读图热潮的时代大前提下，通过充分利用读者的期待视野，运用“互文性”的文本特征，将封面人物植入当下社会，让名人与当代社会构成共鸣与冲突；充分利用对话的方式，营构真实的生活场景等故事讲述策略建构具有创意的短篇小说，从而呈现出蒋一谈短篇小说别具一格的魅力。
［关键词］读图时代；讲述策略；蒋一谈小说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292(2014)02-0118-04
［收稿日期］2013-12-06
［作者简介］张明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小说。
一
伊斯特伍德，鲁迅，赫本。
当三位在不同领域中的杰出人物的照片或图像同时出现在你的面前，相信你会同笔者一样，不禁会有错愕，疑惑之感。三人并没有任何联系，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当然，对我们读者来说，三人并不陌生。面对三人的头像，或深邃，或冷峻，或清纯，而在作家蒋一谈的这三部近似于同名专辑的小说集中，他让这三位名人在文本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蒋一谈又要以何种方式为读者讲述他笔下的“中国故事”？
蒋一谈是读图时代出版公司的掌门人，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图书出版工作，相信他对“读图时代”这一名称，一定有他切身的体认。随着“后现代”及我国文化事业转轨的到来，“读图时代”的呼声与趋势也愈演愈烈。当我们每天热衷于上网浏览网页，观看视频图片时，我们的阅读取向已在大众媒介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发生了变化。现代人似乎对于死板的“大部头”经典文本越来越不“感冒”，对于“短、平、快”的图文故事则更情有独钟。一味地追求视觉冲击力，“秒杀效应”成为当代读者的共同表征。对此，作为文化事业重镇的小说，如何吸引读者，扭转当下文学“式微”的尴尬处境，在与大众媒介的融合中使小说重振雄风，成了一个难题。正如陈平原先生所言：“真正影响大众的文化消费的，再也不是训练有素的艺术家和批评家，而是书商和大众传媒。”［1］在商言商，相信蒋一谈深谙其中玄机。因此，再看三本小说集的封面设计，我们就不难理解蒋一谈的用意所在了。精致的装帧设计，不同特点的人物选取以及多种图像形式（照片、手绘插图、木版画）的巧妙安排，使得我们在接受蒋一谈的三本小说时，并未产生审美疲劳，相反，面对三位名人图像，我们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新文本唤起读者（听众）在其他本文中熟悉的期待视野和‘游戏规则’”［2］（P111-112）。作为牛仔的伊斯特伍德是否还能一骑绝尘？鲁迅的胡子是否与中国文化的守夜人息息相关？优雅高贵的“安妮”公主，《蒂凡尼早餐》中的俏皮扮相是否经得起“赫本啊赫本”的由衷赞叹？这三人我们都不陌生，读者依据自身经验所唤醒的“前理解”是否会产生购买、阅读的冲动？如果是，那么，这正是读图时代的一次胜利。但是，蒋一谈的小说集的封面设计真的就是单纯地为了博得眼球，刺激购买吗？
与某些专家所忧虑的使阅读浅层化，图片泛滥的快餐文学不同，《伊斯特伍德的雕像》中每个故事仅配一张相得益彰的插图，而在后两部小说集中，仅仅是单纯的封面图像。图片并未喧宾夺主。蒋一谈曾说：“在我国，一直比较注重图片，图书的插图形式在明清刻本上的应用就已经极为普遍，古人特别强调‘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像于图，索理于书’的书籍刊印思路。”［3］蒋一谈的小说更类似于这种古代的“绣像本”小说，以文字为主。并非当下所流行的“图文并茂”。而且当笔者读到《赫本啊赫本》的后记时，蒋一谈说：“感谢吴颖女士的协助，封面奥黛丽•赫本的肖像图片得到了美国Everett和TPG公司的正式授权。”［3］从这一近似于“吹毛求疵”的举动中，我们根本无法把惟利是图的市侩商人与作家蒋一谈联系起来。是的，对于这位试图花十年气力来穿越短篇小说“窄门”的作家，我们不能，也不该否认他对文学的虔诚与挚爱。通过阅读这三部小说集，笔者看到蒋一谈并未以这三位名人的故事及图像为噱头，也许大多数读者在这三本小说中并未发现自己所期望的关于封面人物的逸闻趣事，甚至有种被“欺骗”的感觉，但这正是蒋一谈叙事策略的一部分，是大众传媒与接受美学的一次巧妙融合。封面图像成功地起到了唤醒读者期待视野的作用。在文本中，读者会发现封面人物逼近我们当下现实的别样人生。蒋一谈曾说他喜欢有三个“+”号的短篇小说，即故事创意+语感+叙事节奏+阅读后的想象空间。封面图像的设计对阅读后的想象空间起到了一定的帮助。相信每一位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或是读完全部后，掩卷遐思时，都会对着封面出神，将自己心中的这三个人同小说中的故事相比照，在阅读的适应与受挫中，达到“视野交融的性能”。而这种想象空间的营造，封面图像似乎就是一个助推器，为读者与文本的“相遇”提供了平台。
如果说蒋一谈喜欢有三个“+”号的短篇小说，封面设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那么，在这三部近似于“故事新编”的小说集中，另外几个元素又是如何构成的？在“读图时代”的大趋势下，蒋一谈又会运用怎样的“名人效应”，以及通过何种故事讲述策略进而呈现浮躁年代的安静小说呢？
二
在这三部小说集中，封面人物除了唤醒读者的期待视野，他们的作用并没有结束。三位人物好似一座桥梁，沟通读者与文本，使读者迅速消弭二者之间的审美距离，让读者自己去文本中找寻心中既定的答案，在现实与文本的比较中，封面人物与文本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而这种互文关系也是读者了解蒋一谈这一系列小说及故事讲述策略的又一门径。“朱立亚•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为指涉（intertextuality）这一术语，表示任何一部文学文本‘应和’（echo）其他的文本，或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文本互相关联的种种方法。这些方法可以是公开的或隐蔽的引证和引喻；较晚的文本对较早的文本特征的同化；对文学代码和惯例的一种共同积累的参与等”［4］（P373）。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观点提醒我们，在蒋一谈的小说中，将过去的人物植入到现实社会，鲁迅、赫本等人走入我们当下社会，正是文本通过“引证”对于图像的“应和”。
当笔者阅读《鲁迅的胡子》时，一直都对如何将小人物沈全与鲁迅攀上关系，如何将这种互文完美的展现出来充满好奇。正如沈全自己所言，除了都是男的，二人似乎没有联系。然而，这正是蒋一谈所谈到的故事创意所在。他用一种现下很普遍的“选秀”方式，让一名足底保健店的老板成了“鲁迅”。可是当鲁迅真的从过去穿越来到当下，人们对他的态度又如何呢？这种“互文性”只是再次证明了鲁迅与时代的疏离。鲁迅与民众在生前是隔膜的，当下依然如此。当沈全以一身长袍的鲁迅扮相坐在出租车里时，司机虽然对其似曾相识，然而绞尽脑汁之后的答案竟然是“濮存昕”。老百姓之所以让“鲁迅”按摩脚，完全是出于一种好奇，从名人为自己的服务中，获得一种满足，有人甚至想将这一趣事写进日记；两位工商管理人员的貌似正义的苛责与质问，在面对沈全的反问时的语塞，表明他们又对鲁迅了解多少呢？……沈全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现在的鲁迅似乎只存在课本里、书架上了，还有谁会关注鲁迅？”［5］如果研究鲁迅的“学院派”看到这些场景，不知是否会汗颜？对于鲁迅的推崇与在当下社会的不相容，二者构成了绝妙的反讽。当对鲁迅这位“大熊猫”级别的人物的膜拜达到一定高度时，我们是否该反省一下，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离“地气”越来越远。鲁迅的穿越并没有结束，“鲁迅元素”依然在这部小说集中回荡。“比如《鲁迅的胡子》中的老教授与孔乙己，《保佑》中的房客与祥林嫂，以及在精神胜利法麻醉下的芸芸众生”［6］。
蒋一谈笔下的人物多是些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人物，足底按摩师、出租车司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这种“我手写他心”的小说，让笔者想到了20世纪80年代流行一时的“新写实”小说。这些小说充斥着“一地鸡毛”的琐碎，平常人单调乏味的生活在文本中得到了翔实的记录。然而蒋一谈并未在这种“流水账”似的抄录中止步，他在这平凡甚至有些残酷的生活图景中注入了一股暖色。在《鲁迅的胡子》中那位可悲但又有几分可爱的“老副教授”——这位执着的“堂吉诃德”，蒋一谈最后帮助他完成了见鲁迅的梦想，“作家之所以费尽心思、倾注情感和激情地要进行虚构，就是因为他对已经拥有的现实世界的不满意，他需要重建理想的世界，需要改善不堪入目的现实”［7］。正因如此，作家没让老人带着遗憾离开人间，而沈全也通过这件事，“想实实在在地生活”。对靠鲁迅发财这一念头的排拒，仿佛是鲁迅扛住黑暗闸门而透过的一缕阳光。虽然它很微弱，仅仅是感动了他的妻子，但这正是奔突的地火。图像与文本的互文得到了完美的结合，这时再看封面的鲁迅，一抹黑色的胡子，似乎也轻松了许多。
如果说鲁迅的穿越还有几分隔膜，那么，赫本在文本中的出现，则再次证明了“天使在人间”。这是一则近似于“戏中戏”的故事，外层的故事是讲父女二人之间的隔膜，进而通过赫本，链接到内层故事——为什么父女二人会有如此的隔膜，以及赫本故事的前世今生。在文本中，父女二人曾有一段“隔空对话”，在这里主人公小树为父亲和读者讲述了奥黛丽•赫本的故事。“‘赫本是个从小就缺失父爱的女孩。’（父亲微微皱了一下眉）”［8］。她的父亲也未必意识到小树与赫本成长经历的相似性。在此，赫本与父女隔阂的故事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浅层互文关系，蒋一谈也证明了这则故事创意的成功。但这种互文仅是对于外层故事而言，在更吸引读者的内层故事中，赫本又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内层故事讲述了小树的父亲因为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在战场上遇到自己的初恋情人安慧，但残酷的战争致使他失去了右腿，安慧也在战斗中牺牲。战争的阴影长时间挥之不去，而他在战场上得到的关于赫本的杂志，则一直伴随着他，只因为赫本长得像安慧。在解释父女二人隔阂的过程中，又将父亲与安慧的故事镶嵌其中，从未接触过赫本的父亲，由于对安慧的记忆，使他产生了对于赫本的喜爱。在这里，赫本的故事更为刻骨铭心。我们发现赫本的形象游走于外层故事（父女之间）、内层故事（战争与父亲，父亲与家人）以及内层故事中的故事（父亲与安慧）。“赫本与小说的情节和人物之间，竟然潜伏、隐含着人性深处固执的、不可更改的积淀”［7］。笔者认为，这种“积淀”正是人类对于善良、纯粹的追求与向往。我们不会忘记，这些关于赫本的杂志的由来——在敌人的碉堡中缴获。依据我们的阅读经验知道，赫本所具有的优秀品质是她为人所喜爱的重要原因。而她迷人的气质已经超越战争，超越民族，纯净、善良，这是人类共同关心和追求的母题，即使他是“敌人”，我们仍无法剥夺这种权利。虽然蒋一谈将赫本放置于战争中，但是“天使”的光芒却未曾减弱。
“任何本文都是互本文；在一个本文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本文”［9］。这种互文性通过文本与作为表意代码的图像构成了一张连通过去与现在的网络，将我们熟悉的人物与当下社会连接在一起，因而，蒋一谈使封面人物与文本之间构成了完美的契合，使封面人物更加熠熠生辉。
三
让名人在当下中国巧妙复活的故事创意，在三本小说集中得到了很好的证明。蒋一谈为了使读者的想象空间进一步扩大，在语感和叙事节奏上也做了细致的安排，当读者在阅读文本时，感觉到蒋一谈为我们营造了一幅幅近似于电影的空间画面，或对话，或回忆，仿佛我们就在讲述者的身边，聆听离我们并不遥远的“中国故事”。
读完这三部小说集，相信每一位读者都会同笔者一样，对文本中大量的对话留下深刻印象。仅以《微笑》为例，在文本的后半部分甚至出现了“萧俊”与“倪雪”的对话体，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话语一样，没有过分的修饰，言语简洁，不拖沓。也许有的读者会认为这种对话过于简单，不吸引人，可是又有谁能否认我们每天不是生活在这样的语境中？“陌生化”的语言只适合存在于文本之中，但蒋一谈的这种类似于海明威电报体的“极简风格”才是真实生活的写照。“说话，不可能每一个句子都很规整，主语、谓语、附加语全都齐备，像教科书上的语言。教科书的语言是呆板的语言。要使语言生动，要把句子尽量写得短，能切开就切开，这样的语言才明确”［10］。相信蒋一谈是深得其中三味的。在这里，笔者并没有否定“陌生化”语言的价值，正如蒋一谈在《赫本啊赫本》的后记中引用的那句话：“我想让读者感受到的惊奇之处，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发生的方式。”［8］蒋一谈只是选择了一种还原生活本真的叙事方式。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蒋一谈的所有文本都归为对话模式。在这里，作者在文本中消隐，在追求“我手写他心”中，借他人之口将不同层次、不同性格的人物表现出来。文本中的主人公不仅在人与人之间对话，同时，在倾诉者缺席的情况下，主人公仍能将内心的故事展现在读者面前（《赫本啊赫本》中小树与父亲的隔空对话），而且人与动物也能进行交谈（《一条会说话的狗》）。而这种对话模式像是一部部的戏剧，蒋一谈将人物活动空间尽量压到最小，在有限的空间内，将对话摆到了突出的位置。正如巴赫金所说：“生活中一切全是对话，也就是对话性的对立”［11］，“生活就其本质说是对话的：提问、聆听、应答、赞同等等。人是整个地以其全部生活参与到这一对话之中”［11］。因而，我们无法拒绝这种简单而又不能忽略的叙述方式。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情节，但是“现代读者要求的是真实，想读的是生活，生活本身”［10］。蒋一谈在将短篇小说中的对话进行到底的同时，他也将读者带入到特定的语境中，在“话剧”的氛围中感受故事。在三部小说集中，蒋一谈的故事讲述方式，大致分为两种：一是以第三人称视角来讲述故事，如《夏末秋初》、《中国鲤》、《坐禅入门》等，在这类故事中，蒋一谈并没有借书中人物立言，而是冷静地客观叙述，使读者迅速进入文本，进而适应文本中人物的对话。二是以第一人称为叙事视角，但这里的“我”，并非作者本人，仍是“他者”，如《鲁迅的胡子》、《赫本啊赫本》、《说服》等，这里的每则故事，更像是“我”在对读者讲述曾经发生的事情，如“对了，我儿子上小学择校的大难事就是被我这双手捏碎的”［5］（《鲁迅的胡子》）；“我叫何西递，出生在徽州古村落西递……我和艾树就是因为‘西递’这两个字认识的”［8］（《马克•吕布或吴冠中先生》）。在这里读者可以感觉到“我”似乎就坐在读者的对面，在讲一件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我”陷入这种回忆时，就出现了“戏中戏”的套盒效应，故事的主线变成了回忆中的情节。如果说第一种讲述方式是读者直接进入故事文本，那么，第二种讲述方式则是由“我”先做简单介绍，然后由“我”带领读者进入故事。读者所要做的就是倾听对话。在文本中，蒋一谈没有过度地强调自己小说家的身份，他一直恪守并践行着“我手写他心”的信念。他懂得：“作者和读者的地位是平等的。最好不要想到我写小说，你看。而是，我们来谈谈生活。生活，是没有多少情节的。”［10］
在读图时代要想取得读者对自身的认可，能够在短时间内吸引读者是十分必要的，但这种秒杀之后，又该怎样呢？仅有漂亮的封面装帧是绝对不够的，故事的讲述策略，以及观众对这种策略的接受，更是在读图时代取得成功的关键。蒋一谈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践行着这种理想。但是当蒋一谈准备陆续推出所喜欢的人物的短篇小说时，当乔布斯、苏菲•玛索、海明威来到我们身边，并以《赫本啊赫本》等书的形式出现后，读者是否会有审美疲劳？蒋一谈会采用哪种方式，从而在读图时代独领风骚呢？笔者认为，凭借蒋一谈对于短篇小说的挚爱以及营构故事的本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蒋一谈一定又会以别样的方式，让其笔下的故事与我们的期待视野达成互文，从而使二者达到完美融合。
正如李洱所说：“蒋一谈的短篇小说值得我们一谈再谈。”笔者对此深信不疑。
［参考文献］
［1］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考察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 ［联邦德国］姚斯，［美］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 ［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3］王化兵﹒读图时代的图文出版——访北京读图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蒋一谈 ［J］﹒中国民营书业，2008（5）
［4］［美］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5］蒋一谈﹒鲁迅的胡子 ［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6］吴义勤﹒对短篇小说的“痴情”与梦想——读蒋一谈的短篇小说创作 ［J］﹒ 当代作家评论， 2012（1）
［7］张学昕﹒如何穿越短篇小说的“窄门”——蒋一谈短篇小说论 ［J］﹒当代作家评论 ，2012（1）
［8］蒋一谈﹒赫本啊赫本 ［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
［9］王一川﹒语言的乌托邦 ［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10］汪曾祺﹒晚翠文谈 ［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
［11］［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 ［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薄刚］2014年第2期(总第21期)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No2，2014Total No21
［关键词］读图时代；讲述策略；蒋一谈小说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292(2014)02-0118-04
［收稿日期］2013-12-06
［作者简介］张明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小说。
一
伊斯特伍德，鲁迅，赫本。
当三位在不同领域中的杰出人物的照片或图像同时出现在你的面前，相信你会同笔者一样，不禁会有错愕，疑惑之感。三人并没有任何联系，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当然，对我们读者来说，三人并不陌生。面对三人的头像，或深邃，或冷峻，或清纯，而在作家蒋一谈的这三部近似于同名专辑的小说集中，他让这三位名人在文本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蒋一谈又要以何种方式为读者讲述他笔下的“中国故事”？
蒋一谈是读图时代出版公司的掌门人，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图书出版工作，相信他对“读图时代”这一名称，一定有他切身的体认。随着“后现代”及我国文化事业转轨的到来，“读图时代”的呼声与趋势也愈演愈烈。当我们每天热衷于上网浏览网页，观看视频图片时，我们的阅读取向已在大众媒介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发生了变化。现代人似乎对于死板的“大部头”经典文本越来越不“感冒”，对于“短、平、快”的图文故事则更情有独钟。一味地追求视觉冲击力，“秒杀效应”成为当代读者的共同表征。对此，作为文化事业重镇的小说，如何吸引读者，扭转当下文学“式微”的尴尬处境，在与大众媒介的融合中使小说重振雄风，成了一个难题。正如陈平原先生所言：“真正影响大众的文化消费的，再也不是训练有素的艺术家和批评家，而是书商和大众传媒。”［1］在商言商，相信蒋一谈深谙其中玄机。因此，再看三本小说集的封面设计，我们就不难理解蒋一谈的用意所在了。精致的装帧设计，不同特点的人物选取以及多种图像形式（照片、手绘插图、木版画）的巧妙安排，使得我们在接受蒋一谈的三本小说时，并未产生审美疲劳，相反，面对三位名人图像，我们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新文本唤起读者（听众）在其他本文中熟悉的期待视野和‘游戏规则’”［2］（P111-112）。作为牛仔的伊斯特伍德是否还能一骑绝尘？鲁迅的胡子是否与中国文化的守夜人息息相关？优雅高贵的“安妮”公主，《蒂凡尼早餐》中的俏皮扮相是否经得起“赫本啊赫本”的由衷赞叹？这三人我们都不陌生，读者依据自身经验所唤醒的“前理解”是否会产生购买、阅读的冲动？如果是，那么，这正是读图时代的一次胜利。但是，蒋一谈的小说集的封面设计真的就是单纯地为了博得眼球，刺激购买吗？
与某些专家所忧虑的使阅读浅层化，图片泛滥的快餐文学不同，《伊斯特伍德的雕像》中每个故事仅配一张相得益彰的插图，而在后两部小说集中，仅仅是单纯的封面图像。图片并未喧宾夺主。蒋一谈曾说：“在我国，一直比较注重图片，图书的插图形式在明清刻本上的应用就已经极为普遍，古人特别强调‘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像于图，索理于书’的书籍刊印思路。”［3］蒋一谈的小说更类似于这种古代的“绣像本”小说，以文字为主。并非当下所流行的“图文并茂”。而且当笔者读到《赫本啊赫本》的后记时，蒋一谈说：“感谢吴颖女士的协助，封面奥黛丽•赫本的肖像图片得到了美国Everett和TPG公司的正式授权。”［3］从这一近似于“吹毛求疵”的举动中，我们根本无法把惟利是图的市侩商人与作家蒋一谈联系起来。是的，对于这位试图花十年气力来穿越短篇小说“窄门”的作家，我们不能，也不该否认他对文学的虔诚与挚爱。通过阅读这三部小说集，笔者看到蒋一谈并未以这三位名人的故事及图像为噱头，也许大多数读者在这三本小说中并未发现自己所期望的关于封面人物的逸闻趣事，甚至有种被“欺骗”的感觉，但这正是蒋一谈叙事策略的一部分，是大众传媒与接受美学的一次巧妙融合。封面图像成功地起到了唤醒读者期待视野的作用。在文本中，读者会发现封面人物逼近我们当下现实的别样人生。蒋一谈曾说他喜欢有三个“+”号的短篇小说，即故事创意+语感+叙事节奏+阅读后的想象空间。封面图像的设计对阅读后的想象空间起到了一定的帮助。相信每一位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或是读完全部后，掩卷遐思时，都会对着封面出神，将自己心中的这三个人同小说中的故事相比照，在阅读的适应与受挫中，达到“视野交融的性能”。而这种想象空间的营造，封面图像似乎就是一个助推器，为读者与文本的“相遇”提供了平台。
如果说蒋一谈喜欢有三个“+”号的短篇小说，封面设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那么，在这三部近似于“故事新编”的小说集中，另外几个元素又是如何构成的？在“读图时代”的大趋势下，蒋一谈又会运用怎样的“名人效应”，以及通过何种故事讲述策略进而呈现浮躁年代的安静小说呢？
二
在这三部小说集中，封面人物除了唤醒读者的期待视野，他们的作用并没有结束。三位人物好似一座桥梁，沟通读者与文本，使读者迅速消弭二者之间的审美距离，让读者自己去文本中找寻心中既定的答案，在现实与文本的比较中，封面人物与文本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而这种互文关系也是读者了解蒋一谈这一系列小说及故事讲述策略的又一门径。“朱立亚•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为指涉（intertextuality）这一术语，表示任何一部文学文本‘应和’（echo）其他的文本，或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文本互相关联的种种方法。这些方法可以是公开的或隐蔽的引证和引喻；较晚的文本对较早的文本特征的同化；对文学代码和惯例的一种共同积累的参与等”［4］（P373）。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观点提醒我们，在蒋一谈的小说中，将过去的人物植入到现实社会，鲁迅、赫本等人走入我们当下社会，正是文本通过“引证”对于图像的“应和”。
当笔者阅读《鲁迅的胡子》时，一直都对如何将小人物沈全与鲁迅攀上关系，如何将这种互文完美的展现出来充满好奇。正如沈全自己所言，除了都是男的，二人似乎没有联系。然而，这正是蒋一谈所谈到的故事创意所在。他用一种现下很普遍的“选秀”方式，让一名足底保健店的老板成了“鲁迅”。可是当鲁迅真的从过去穿越来到当下，人们对他的态度又如何呢？这种“互文性”只是再次证明了鲁迅与时代的疏离。鲁迅与民众在生前是隔膜的，当下依然如此。当沈全以一身长袍的鲁迅扮相坐在出租车里时，司机虽然对其似曾相识，然而绞尽脑汁之后的答案竟然是“濮存昕”。老百姓之所以让“鲁迅”按摩脚，完全是出于一种好奇，从名人为自己的服务中，获得一种满足，有人甚至想将这一趣事写进日记；两位工商管理人员的貌似正义的苛责与质问，在面对沈全的反问时的语塞，表明他们又对鲁迅了解多少呢？……沈全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现在的鲁迅似乎只存在课本里、书架上了，还有谁会关注鲁迅？”［5］如果研究鲁迅的“学院派”看到这些场景，不知是否会汗颜？对于鲁迅的推崇与在当下社会的不相容，二者构成了绝妙的反讽。当对鲁迅这位“大熊猫”级别的人物的膜拜达到一定高度时，我们是否该反省一下，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离“地气”越来越远。鲁迅的穿越并没有结束，“鲁迅元素”依然在这部小说集中回荡。“比如《鲁迅的胡子》中的老教授与孔乙己，《保佑》中的房客与祥林嫂，以及在精神胜利法麻醉下的芸芸众生”［6］。
蒋一谈笔下的人物多是些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人物，足底按摩师、出租车司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这种“我手写他心”的小说，让笔者想到了20世纪80年代流行一时的“新写实”小说。这些小说充斥着“一地鸡毛”的琐碎，平常人单调乏味的生活在文本中得到了翔实的记录。然而蒋一谈并未在这种“流水账”似的抄录中止步，他在这平凡甚至有些残酷的生活图景中注入了一股暖色。在《鲁迅的胡子》中那位可悲但又有几分可爱的“老副教授”——这位执着的“堂吉诃德”，蒋一谈最后帮助他完成了见鲁迅的梦想，“作家之所以费尽心思、倾注情感和激情地要进行虚构，就是因为他对已经拥有的现实世界的不满意，他需要重建理想的世界，需要改善不堪入目的现实”［7］。正因如此，作家没让老人带着遗憾离开人间，而沈全也通过这件事，“想实实在在地生活”。对靠鲁迅发财这一念头的排拒，仿佛是鲁迅扛住黑暗闸门而透过的一缕阳光。虽然它很微弱，仅仅是感动了他的妻子，但这正是奔突的地火。图像与文本的互文得到了完美的结合，这时再看封面的鲁迅，一抹黑色的胡子，似乎也轻松了许多。
如果说鲁迅的穿越还有几分隔膜，那么，赫本在文本中的出现，则再次证明了“天使在人间”。这是一则近似于“戏中戏”的故事，外层的故事是讲父女二人之间的隔膜，进而通过赫本，链接到内层故事——为什么父女二人会有如此的隔膜，以及赫本故事的前世今生。在文本中，父女二人曾有一段“隔空对话”，在这里主人公小树为父亲和读者讲述了奥黛丽•赫本的故事。“‘赫本是个从小就缺失父爱的女孩。’（父亲微微皱了一下眉）”［8］。她的父亲也未必意识到小树与赫本成长经历的相似性。在此，赫本与父女隔阂的故事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浅层互文关系，蒋一谈也证明了这则故事创意的成功。但这种互文仅是对于外层故事而言，在更吸引读者的内层故事中，赫本又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内层故事讲述了小树的父亲因为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在战场上遇到自己的初恋情人安慧，但残酷的战争致使他失去了右腿，安慧也在战斗中牺牲。战争的阴影长时间挥之不去，而他在战场上得到的关于赫本的杂志，则一直伴随着他，只因为赫本长得像安慧。在解释父女二人隔阂的过程中，又将父亲与安慧的故事镶嵌其中，从未接触过赫本的父亲，由于对安慧的记忆，使他产生了对于赫本的喜爱。在这里，赫本的故事更为刻骨铭心。我们发现赫本的形象游走于外层故事（父女之间）、内层故事（战争与父亲，父亲与家人）以及内层故事中的故事（父亲与安慧）。“赫本与小说的情节和人物之间，竟然潜伏、隐含着人性深处固执的、不可更改的积淀”［7］。笔者认为，这种“积淀”正是人类对于善良、纯粹的追求与向往。我们不会忘记，这些关于赫本的杂志的由来——在敌人的碉堡中缴获。依据我们的阅读经验知道，赫本所具有的优秀品质是她为人所喜爱的重要原因。而她迷人的气质已经超越战争，超越民族，纯净、善良，这是人类共同关心和追求的母题，即使他是“敌人”，我们仍无法剥夺这种权利。虽然蒋一谈将赫本放置于战争中，但是“天使”的光芒却未曾减弱。
“任何本文都是互本文；在一个本文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本文”［9］。这种互文性通过文本与作为表意代码的图像构成了一张连通过去与现在的网络，将我们熟悉的人物与当下社会连接在一起，因而，蒋一谈使封面人物与文本之间构成了完美的契合，使封面人物更加熠熠生辉。
三
让名人在当下中国巧妙复活的故事创意，在三本小说集中得到了很好的证明。蒋一谈为了使读者的想象空间进一步扩大，在语感和叙事节奏上也做了细致的安排，当读者在阅读文本时，感觉到蒋一谈为我们营造了一幅幅近似于电影的空间画面，或对话，或回忆，仿佛我们就在讲述者的身边，聆听离我们并不遥远的“中国故事”。
读完这三部小说集，相信每一位读者都会同笔者一样，对文本中大量的对话留下深刻印象。仅以《微笑》为例，在文本的后半部分甚至出现了“萧俊”与“倪雪”的对话体，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话语一样，没有过分的修饰，言语简洁，不拖沓。也许有的读者会认为这种对话过于简单，不吸引人，可是又有谁能否认我们每天不是生活在这样的语境中？“陌生化”的语言只适合存在于文本之中，但蒋一谈的这种类似于海明威电报体的“极简风格”才是真实生活的写照。“说话，不可能每一个句子都很规整，主语、谓语、附加语全都齐备，像教科书上的语言。教科书的语言是呆板的语言。要使语言生动，要把句子尽量写得短，能切开就切开，这样的语言才明确”［10］。相信蒋一谈是深得其中三味的。在这里，笔者并没有否定“陌生化”语言的价值，正如蒋一谈在《赫本啊赫本》的后记中引用的那句话：“我想让读者感受到的惊奇之处，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发生的方式。”［8］蒋一谈只是选择了一种还原生活本真的叙事方式。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蒋一谈的所有文本都归为对话模式。在这里，作者在文本中消隐，在追求“我手写他心”中，借他人之口将不同层次、不同性格的人物表现出来。文本中的主人公不仅在人与人之间对话，同时，在倾诉者缺席的情况下，主人公仍能将内心的故事展现在读者面前（《赫本啊赫本》中小树与父亲的隔空对话），而且人与动物也能进行交谈（《一条会说话的狗》）。而这种对话模式像是一部部的戏剧，蒋一谈将人物活动空间尽量压到最小，在有限的空间内，将对话摆到了突出的位置。正如巴赫金所说：“生活中一切全是对话，也就是对话性的对立”［11］，“生活就其本质说是对话的：提问、聆听、应答、赞同等等。人是整个地以其全部生活参与到这一对话之中”［11］。因而，我们无法拒绝这种简单而又不能忽略的叙述方式。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情节，但是“现代读者要求的是真实，想读的是生活，生活本身”［10］。蒋一谈在将短篇小说中的对话进行到底的同时，他也将读者带入到特定的语境中，在“话剧”的氛围中感受故事。在三部小说集中，蒋一谈的故事讲述方式，大致分为两种：一是以第三人称视角来讲述故事，如《夏末秋初》、《中国鲤》、《坐禅入门》等，在这类故事中，蒋一谈并没有借书中人物立言，而是冷静地客观叙述，使读者迅速进入文本，进而适应文本中人物的对话。二是以第一人称为叙事视角，但这里的“我”，并非作者本人，仍是“他者”，如《鲁迅的胡子》、《赫本啊赫本》、《说服》等，这里的每则故事，更像是“我”在对读者讲述曾经发生的事情，如“对了，我儿子上小学择校的大难事就是被我这双手捏碎的”［5］（《鲁迅的胡子》）；“我叫何西递，出生在徽州古村落西递……我和艾树就是因为‘西递’这两个字认识的”［8］（《马克•吕布或吴冠中先生》）。在这里读者可以感觉到“我”似乎就坐在读者的对面，在讲一件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我”陷入这种回忆时，就出现了“戏中戏”的套盒效应，故事的主线变成了回忆中的情节。如果说第一种讲述方式是读者直接进入故事文本，那么，第二种讲述方式则是由“我”先做简单介绍，然后由“我”带领读者进入故事。读者所要做的就是倾听对话。在文本中，蒋一谈没有过度地强调自己小说家的身份，他一直恪守并践行着“我手写他心”的信念。他懂得：“作者和读者的地位是平等的。最好不要想到我写小说，你看。而是，我们来谈谈生活。生活，是没有多少情节的。”［10］
在读图时代要想取得读者对自身的认可，能够在短时间内吸引读者是十分必要的，但这种秒杀之后，又该怎样呢？仅有漂亮的封面装帧是绝对不够的，故事的讲述策略，以及观众对这种策略的接受，更是在读图时代取得成功的关键。蒋一谈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践行着这种理想。但是当蒋一谈准备陆续推出所喜欢的人物的短篇小说时，当乔布斯、苏菲•玛索、海明威来到我们身边，并以《赫本啊赫本》等书的形式出现后，读者是否会有审美疲劳？蒋一谈会采用哪种方式，从而在读图时代独领风骚呢？笔者认为，凭借蒋一谈对于短篇小说的挚爱以及营构故事的本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蒋一谈一定又会以别样的方式，让其笔下的故事与我们的期待视野达成互文，从而使二者达到完美融合。
正如李洱所说：“蒋一谈的短篇小说值得我们一谈再谈。”笔者对此深信不疑。
［参考文献］
［1］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考察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 ［联邦德国］姚斯，［美］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 ［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3］王化兵﹒读图时代的图文出版——访北京读图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蒋一谈 ［J］﹒中国民营书业，2008（5）
［4］［美］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5］蒋一谈﹒鲁迅的胡子 ［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6］吴义勤﹒对短篇小说的“痴情”与梦想——读蒋一谈的短篇小说创作 ［J］﹒ 当代作家评论， 2012（1）
［7］张学昕﹒如何穿越短篇小说的“窄门”——蒋一谈短篇小说论 ［J］﹒当代作家评论 ，2012（1）
［8］蒋一谈﹒赫本啊赫本 ［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
［9］王一川﹒语言的乌托邦 ［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10］汪曾祺﹒晚翠文谈 ［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
［11］［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 ［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薄刚］2014年第2期(总第21期)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No2，2014Total No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