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熬的中国公益组织眼下怎么生存？公益组织该怎样面对质疑？从四川汶川地震开始的赈灾中，公益组织有哪些经验和教训？为此，《中国青年报》记者独家专访了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
　　质疑不可怕
　　四川芦山地震后，微博爆发了大量质疑和谣言，公益行业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不少网民变得悲观或无所适从：“再这样下去，哪个公益组织我也不敢相信了。”
　　但身为公益组织一员的何道峰，却不悲观。“当人们发问和质疑的时候，大家不要感到泄气和悲哀。”何道峰说，“因为所谓的不信任，不是针对某几个组织，而是不信任政府长期包办、垄断的公益行业。”
　　他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不信任”发生的深层背景。2012年，我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6100美元，城镇化率超过50%，城市人口超过了7亿。
　　“社会文明发展到一个程度，就出现了政府管辖之外的公共空间。政府不能用垄断的方法管，要把这部分权力交给社会。”大量人口住进城里，教育程度提升了，信息的密集度增加了。这让更多公众开始追问：政府应当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目前，国务院政府行政职能改革方案已公布了明确的改革方向。在何道峰看来，此次赈灾中，民政部首次没有发动全国性的行政性捐款，也首次不指定捐给某些非政府组织，是“最精彩的两大改革，最大的历史性进步”。
　　“每个组织不要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产生效率。”何道峰说。“公益组织更要改造自身，满足人们的善心和对公共空间构建的需求。”
　　想改变国家，先改变自己
　　由何道峰召集的“中国基金会4.20救灾行动自律联盟”正式成立后，由参与芦山地震救援、过渡安置和灾后重建的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自愿加入。
　　目前，自愿加入自律联盟的有29家公募基金会和13家非公募基金会。它们承诺将全程公布接受、拨付和使用捐款的情况，接受捐款人和社会监督，接受政府监管，承担一切相关法律责任。
　　“各种各样的基金会都带着历史走到今天，都有不足，但我们要倡导以向善的力量来整治自己的内部结构，不要简单抱怨政府、社会，要从自己做起。”
　　何道峰坦率地说，不可能单凭一个“自律联盟”解决公益行业存在的问题。“这不是道德的约束，这是我们专业的约束。目前加入的42个基金会能不能做好，我不能妄评。但所有的研究、咨询机构、媒体，每一个公民都是第三方。它既然加入联盟，公开承诺自律，落实到白纸黑字就要考虑被监督。我们可以察其言而观其行。如果哪家基金会做得不好，就是心口不一，不仅会被开除出联盟，更会遭到公信力丧失的打击。”
　　“作为公益行业的一员，我们想改变整个国家的公益慈善行业，但首先得改变我们自己。有同样想法的基金会，从自律联盟开始，迈出了改变自己的第一步。”
　　何道峰坦率地说：“今天，每一个非公募基金会，日子都不好过，这是应该的。”2010年“郭美美事件”以前，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捐款基本冲到了6亿元。“郭美美事件”后，一下掉到2亿元。时至今日，扶贫基金会的2013年度目标还是3亿元。“虽然“郭美美事件”给整个行业带来了募款的难处，但长远来讲有巨大的好处，就是揭开了公益组织中政府垄断的问题。那就是捐款一定要建立在自愿、明明白白的基础上，一定要建立在不是‘被慈善’、‘被募捐’、‘被人利用’的前提下。”
　　中国公益慈善组织的财务问题饱受诟病，社会迫切要求它们的财务账目公开、透明。但同时，社会还不能理性地接受公益组织把一些捐款花在自身管理上，许多草根公益组织也出不起审计费。这一矛盾，如何解决？何道峰认为，解决这个问题要靠“新的志愿者”。
　　“过去我们只看到搬运物资的志愿者，但忽略了志愿者的实质都是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帮助别人。现在社会还需要很多种志愿者，如财务审计、工程监理等等。”
　　（摘自《中国青年报》 本文作者：庄庆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