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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0月的一个上午，时值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之际，笔者陪同祖父前往南通县北山宾馆，看望前来参加纪念活动的40年代初南通县抗日民族政府第一任县长兼保安旅旅长、新四军苏中军区九分区司令员梁灵光。年少时一直听祖父说起梁司令在通如海启地区的战斗经历，久闻大名却素未谋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梁司令。梁老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位慈祥和蔼的长者，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西装，一头银发和两道白眉，笑容可掬、精神矍铄。梁司令正在与几位老同志叙话，祖父健步如飞向前：“梁司令，您好！”梁司令站起来与我们亲切地握手，并与祖父相拥，彼此关切问候。
我的祖父曹颂康（1917年3月—2007年10月），出身于南通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早先在海门、启东中学任教，1940年参加革命并加入新四军。1941年初春，苏中区四分区税务局局长陈国栋分派我祖父前往海门担任苏中四分区税务六分处稽核兼海门大豫镇征收所长。同年深秋，祖父奉命协同姜卓同志筹办新四军苏中军区干部培训学校（后为作掩护更名为“私立弘毅职中”），姜卓任校长，祖父任校务主任。干部学校的开学典礼上，祖父与前来作报告的梁灵光相识，并结下了长达65年的深厚友谊。
笔者根据祖父生前的口述和遗稿，特写此文来纪念梁灵光司令。
独闯虎穴，接管南通县城
梁灵光（1916年11月—2006年2月），福建永春人。他出生于一个较富裕的儒商家庭，年轻时即追求真理，向往革命。1935年参加上海的爱国学生运动，后辗转到南洋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尊孔中学任教，继续开展革命。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身在马来西亚的梁灵光决定投笔从戎。1938年夏天，他几经辗转至江苏淮阴县，联络当地抗日人士，组建了“江苏省民众抗日自卫队独立第一支队”。
1938年3月，南通城镇相继沦陷。日军攻占南通后，以何润章为首的国民党南通县政府面对日伪军的疯狂蚕食，一味退缩，县政府驻地撤至金沙、北兴桥。消极避战助长了日伪的嚣张气焰，南通地区的对敌形势急转直下，抗战局面岌岌可危。
1940年10月，新四军军长陈毅建议苏中行政公署主任、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季方在掘港召开苏四区党政军联席会议，会上宣布并成立了苏四区抗日游击指挥部。季方和当地爱国人士同时致电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请求新四军派兵进驻通如海启地区。梁灵光闻讯后即向指挥部主动请缨去南通县开展工作，后被任命为南通县县长。得知新四军委派梁灵光担任南通县长的消息后，国民党南通县长兼保安旅长的何润章等国民党军政头目和地方土豪劣绅举行紧急会议，决定武力对抗，并宣布县城北兴桥镇实行戒严，命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企图与新四军决一死战，抵制接管。
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原计划派侦察连护送梁灵光上任，当时 24岁的梁灵光，为避免摩擦，坚持未要部队护送，带着秘书和警卫员一行3人于11月24日下午从掘港出发，前往南通县北兴桥。他镇定自若，提前派人深入南通县城进行侦察，掌握到保安旅内部派系林立，保安旅地方派和泗阳派矛盾重重的情况。保安旅一团中校团副季莘是地方实力派，梁灵光充分利用季莘想当保安一团团长的野心，对季莘进行策反。在季莘的接应下，梁灵光顺利地进入南通县政府。与此同时，季莘解除了县政府警卫排武装，切断了县政府同外界的联系，并扣押了何润章和保安旅副旅长以及一团团长等少数反动军官。为了团结稳定保安旅，梁灵光于次日上午宣布保留大多团以下军官的原有职务，并由自己亲任保安旅旅长，正式接管南通县政权。
12月1日，梁灵光在县政府驻地北兴桥召开了首次行政会议，宣布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建立。为使各界人士统一思想团结抗日，梁灵光向与会人员晓以民族大义，宣传党和新四军的抗日主张，并分析了当前的抗战形势、阐明了我党我军团结抗日的立场。他欢迎通如海启的广大军民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列中来，一起开创抗日新局面。就这样，梁灵光顺利地接管了南通县政权。
在建立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的过程中，梁灵光对保安旅这支国民党地方武装进行整训、改造，并使之发展壮大以形成较强的战斗力，同时发动群众减租减息。这一系列举措得到了南通地区广大军民的拥护。在党和新四军的领导下通如海启地区的抗战局面揭开的新的篇章。
解放战争期间，梁灵光历任新四军华中九分区司令员兼专员、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三十三旅旅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九军参谋长、军党委常委，并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福州战役。
百废待兴，任轻工业部长
1977年12月，梁灵光调任轻工业部部长。 在那个物资严重匮乏的年代，轻工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长期处于被“挤”，被“让”的地位，轻、重工业比例长期失调，重“重”轻“轻”也成为常态。上任伊始，梁灵光首先考虑改变现状，加大日常消费品的生产，抓好糖、食品飲料、盐、洗涤剂、手表、自行车、缝纫机、造纸等民生最需要的商品，保证市场供应平衡。当时许多省份轻工业一直上不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轻工业投资被排挤。为此，梁灵光多次奔赴各地、深入基层调研，提拔并重用各类专业人才，对轻工业存在的问题，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和整顿，逐步使轻工业的发展走上一个新台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1月，梁灵光召集轻工业部在上海召开了全国轻工业局长会议。在会上，他作了题为《轻工业工作重点的转移和今后轻工业发展指导方针》的长篇报告。会议要求企业把主要精力用于抓生产、抓科技，提高自身管理水平;变抓产值、抓产量为抓质量、抓品种并就如何扩大出口、多创外汇、搞好企业的挖潜、革新、新技术和外资引进等多个问题进行阐述;明确各级领导和企业须按照轻工业自身的特点搞好专业化生产和协作，同时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真正做到以轻养重，使轻工业得到有序、有质的发展。此次会议提出的工作重点逐步成为长期指导轻工业发展的原则和方针。
1979年4月，应日方邀请，梁灵光率领中国轻工业代表团对日本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访问，在日本各主要城市考察了各行业的57个单位。考察期间丰田、松下、三洋、资生堂、王子造纸等企业均表达了强烈的合作和投资意愿。梁灵光重点会见了松下公司的松下幸之助，为松下公司在上海、北京、广东、辽宁投资办厂打下良好的基础。此次考察，拓视野，找差距，谈项目，为我国轻工业目标的确定和其后的赶超汲取了先进的丰富的经验。 从1977年12月到1980年10月，梁灵光主持轻工业部在调整产品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方面的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卷烟、糖、酒、自行车、缝纫机、钟表、皮革及制品、家具、服装、工业美术品等品类经过不断调整和充实，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同时家电行业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基本改变了以前轻工业被“挤”、被“让”的现象，使重视轻工业的发展逐渐成为全党全民的共识。
主政广东，推进改革开放
1980年10月，为广东和经济特区的起飞进行先行探索，中央经考虑，决定调梁灵光和任仲夷去广东，负责广东的工作。10月31日至11月6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姚依林等领导人先后接见了梁灵光和任仲夷，要求他们到任后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发挥广东的优势，努力把广东的经济搞上去。带着中央领导的指示和嘱托，梁灵光于11月8日南下广东。任仲夷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梁灵光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
截至1978年，广东工农业生产发展速度连续14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梁灵光和任仲夷到任后决定一方面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调整方针，另一方面根据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政策，坚持发展生产和对外搞活，把经济调整和实行特殊政策结合起来，积极举措、多管齐下，发挥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大抓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对全省企业进行整顿并实施初步改革;以调整工业结构，创名优部优产品为企业的工作重点;改革外贸体制，扩大出口;减少流通环节，促进农业发展;进一步加大对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特区的建设;开放广州和湛江两个港口城市;建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在全国率先进行价格体制的改革;推进财政金融体制的改革;同时注重加强地方的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科教和文化卫生事业，并打击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
通过以上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政策制定、改革方案的落实和推进，从1981年到1985年，广东全省国民经济获得了持续稳定的发展，在改革开放、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85年，广东全省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国民收入在5年内均实现了年均13%以上的增速。
梁灵光同志主政广东的5年间，打开了对外经济的新局面，引进了大批外资和先进技术设备，在全省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多功能的沿海开放地带，基本建成了一个适应扩大对外改革开放和技术交流的网络，与世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开了贸易往来，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先行示范和排头兵的作用。
数访故地，情系通如启海
1985年9月，年届70的梁灵光同志在广东省委书记、省长任上离休，随后任广东省顾委主任，兼任香港中旅集团第一任董事长、同时兼任暨大校长、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名誉会长。1988年5月，梁灵光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他是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二、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6年10月，江苏盐城新四军纪念馆落成，在海安举行了苏中七战七捷40周年纪念会。1990年，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五十周年，中共南通县委、南通县人民政府在原北兴桥乡政府院内竖立了由梁灵光题写碑名的“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纪念碑”;1993年10月，南通市委、市政府组织举行了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活动;1996年11月，梁老撰写的《梁灵光回忆录》一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2005年4月，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举办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老战士座谈会。这些纪念活动期间，梁灵光同志应邀出席并作讲话。数次重回故地，梁老高度关注南通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生，并为地方的发展献计献策。
每次回南通期间梁老总不忘邀请我的祖父曹颂康一起前来相聚，畅聊南通的发展和离休岁月里的诗文创作。记得在《梁灵光回忆录》付梓成书的次年，梁老回南通之际向我祖父赠书，亲笔题赠“曹颂康同志留念”。这次见面，二位老人把酒言欢，回忆当年的革命岁月。酒过三巡，梁老对我祖父说：“颂康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今天应该是战争年代后的40多年里我们第一次一起喝酒。”二人相谈甚欢，虽已耄耋之年，但豪气不减当年。
此后多年我祖父一直和梁老保持书信往来，他和我多次讲起梁灵光同志的革命经历和丰功伟绩。他说，梁老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儒将，光明磊落、廉洁奉公。無论从军还是从政，梁司令都把为国为民谋福祉放在首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鞠躬尽瘁。
从儒将到人民的公仆，梁灵光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更是为国为民耕耘的一生。
（作者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责任编辑 崖丽娟 姚亚茜
我的祖父曹颂康（1917年3月—2007年10月），出身于南通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早先在海门、启东中学任教，1940年参加革命并加入新四军。1941年初春，苏中区四分区税务局局长陈国栋分派我祖父前往海门担任苏中四分区税务六分处稽核兼海门大豫镇征收所长。同年深秋，祖父奉命协同姜卓同志筹办新四军苏中军区干部培训学校（后为作掩护更名为“私立弘毅职中”），姜卓任校长，祖父任校务主任。干部学校的开学典礼上，祖父与前来作报告的梁灵光相识，并结下了长达65年的深厚友谊。
笔者根据祖父生前的口述和遗稿，特写此文来纪念梁灵光司令。
独闯虎穴，接管南通县城
梁灵光（1916年11月—2006年2月），福建永春人。他出生于一个较富裕的儒商家庭，年轻时即追求真理，向往革命。1935年参加上海的爱国学生运动，后辗转到南洋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尊孔中学任教，继续开展革命。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身在马来西亚的梁灵光决定投笔从戎。1938年夏天，他几经辗转至江苏淮阴县，联络当地抗日人士，组建了“江苏省民众抗日自卫队独立第一支队”。
1938年3月，南通城镇相继沦陷。日军攻占南通后，以何润章为首的国民党南通县政府面对日伪军的疯狂蚕食，一味退缩，县政府驻地撤至金沙、北兴桥。消极避战助长了日伪的嚣张气焰，南通地区的对敌形势急转直下，抗战局面岌岌可危。
1940年10月，新四军军长陈毅建议苏中行政公署主任、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季方在掘港召开苏四区党政军联席会议，会上宣布并成立了苏四区抗日游击指挥部。季方和当地爱国人士同时致电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请求新四军派兵进驻通如海启地区。梁灵光闻讯后即向指挥部主动请缨去南通县开展工作，后被任命为南通县县长。得知新四军委派梁灵光担任南通县长的消息后，国民党南通县长兼保安旅长的何润章等国民党军政头目和地方土豪劣绅举行紧急会议，决定武力对抗，并宣布县城北兴桥镇实行戒严，命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企图与新四军决一死战，抵制接管。
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原计划派侦察连护送梁灵光上任，当时 24岁的梁灵光，为避免摩擦，坚持未要部队护送，带着秘书和警卫员一行3人于11月24日下午从掘港出发，前往南通县北兴桥。他镇定自若，提前派人深入南通县城进行侦察，掌握到保安旅内部派系林立，保安旅地方派和泗阳派矛盾重重的情况。保安旅一团中校团副季莘是地方实力派，梁灵光充分利用季莘想当保安一团团长的野心，对季莘进行策反。在季莘的接应下，梁灵光顺利地进入南通县政府。与此同时，季莘解除了县政府警卫排武装，切断了县政府同外界的联系，并扣押了何润章和保安旅副旅长以及一团团长等少数反动军官。为了团结稳定保安旅，梁灵光于次日上午宣布保留大多团以下军官的原有职务，并由自己亲任保安旅旅长，正式接管南通县政权。
12月1日，梁灵光在县政府驻地北兴桥召开了首次行政会议，宣布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建立。为使各界人士统一思想团结抗日，梁灵光向与会人员晓以民族大义，宣传党和新四军的抗日主张，并分析了当前的抗战形势、阐明了我党我军团结抗日的立场。他欢迎通如海启的广大军民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列中来，一起开创抗日新局面。就这样，梁灵光顺利地接管了南通县政权。
在建立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的过程中，梁灵光对保安旅这支国民党地方武装进行整训、改造，并使之发展壮大以形成较强的战斗力，同时发动群众减租减息。这一系列举措得到了南通地区广大军民的拥护。在党和新四军的领导下通如海启地区的抗战局面揭开的新的篇章。
解放战争期间，梁灵光历任新四军华中九分区司令员兼专员、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三十三旅旅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九军参谋长、军党委常委，并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福州战役。
百废待兴，任轻工业部长
1977年12月，梁灵光调任轻工业部部长。 在那个物资严重匮乏的年代，轻工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长期处于被“挤”，被“让”的地位，轻、重工业比例长期失调，重“重”轻“轻”也成为常态。上任伊始，梁灵光首先考虑改变现状，加大日常消费品的生产，抓好糖、食品飲料、盐、洗涤剂、手表、自行车、缝纫机、造纸等民生最需要的商品，保证市场供应平衡。当时许多省份轻工业一直上不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轻工业投资被排挤。为此，梁灵光多次奔赴各地、深入基层调研，提拔并重用各类专业人才，对轻工业存在的问题，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和整顿，逐步使轻工业的发展走上一个新台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1月，梁灵光召集轻工业部在上海召开了全国轻工业局长会议。在会上，他作了题为《轻工业工作重点的转移和今后轻工业发展指导方针》的长篇报告。会议要求企业把主要精力用于抓生产、抓科技，提高自身管理水平;变抓产值、抓产量为抓质量、抓品种并就如何扩大出口、多创外汇、搞好企业的挖潜、革新、新技术和外资引进等多个问题进行阐述;明确各级领导和企业须按照轻工业自身的特点搞好专业化生产和协作，同时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真正做到以轻养重，使轻工业得到有序、有质的发展。此次会议提出的工作重点逐步成为长期指导轻工业发展的原则和方针。
1979年4月，应日方邀请，梁灵光率领中国轻工业代表团对日本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访问，在日本各主要城市考察了各行业的57个单位。考察期间丰田、松下、三洋、资生堂、王子造纸等企业均表达了强烈的合作和投资意愿。梁灵光重点会见了松下公司的松下幸之助，为松下公司在上海、北京、广东、辽宁投资办厂打下良好的基础。此次考察，拓视野，找差距，谈项目，为我国轻工业目标的确定和其后的赶超汲取了先进的丰富的经验。 从1977年12月到1980年10月，梁灵光主持轻工业部在调整产品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方面的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卷烟、糖、酒、自行车、缝纫机、钟表、皮革及制品、家具、服装、工业美术品等品类经过不断调整和充实，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同时家电行业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基本改变了以前轻工业被“挤”、被“让”的现象，使重视轻工业的发展逐渐成为全党全民的共识。
主政广东，推进改革开放
1980年10月，为广东和经济特区的起飞进行先行探索，中央经考虑，决定调梁灵光和任仲夷去广东，负责广东的工作。10月31日至11月6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姚依林等领导人先后接见了梁灵光和任仲夷，要求他们到任后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发挥广东的优势，努力把广东的经济搞上去。带着中央领导的指示和嘱托，梁灵光于11月8日南下广东。任仲夷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梁灵光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
截至1978年，广东工农业生产发展速度连续14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梁灵光和任仲夷到任后决定一方面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调整方针，另一方面根据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政策，坚持发展生产和对外搞活，把经济调整和实行特殊政策结合起来，积极举措、多管齐下，发挥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大抓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对全省企业进行整顿并实施初步改革;以调整工业结构，创名优部优产品为企业的工作重点;改革外贸体制，扩大出口;减少流通环节，促进农业发展;进一步加大对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特区的建设;开放广州和湛江两个港口城市;建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在全国率先进行价格体制的改革;推进财政金融体制的改革;同时注重加强地方的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科教和文化卫生事业，并打击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
通过以上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政策制定、改革方案的落实和推进，从1981年到1985年，广东全省国民经济获得了持续稳定的发展，在改革开放、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85年，广东全省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国民收入在5年内均实现了年均13%以上的增速。
梁灵光同志主政广东的5年间，打开了对外经济的新局面，引进了大批外资和先进技术设备，在全省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多功能的沿海开放地带，基本建成了一个适应扩大对外改革开放和技术交流的网络，与世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开了贸易往来，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先行示范和排头兵的作用。
数访故地，情系通如启海
1985年9月，年届70的梁灵光同志在广东省委书记、省长任上离休，随后任广东省顾委主任，兼任香港中旅集团第一任董事长、同时兼任暨大校长、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名誉会长。1988年5月，梁灵光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他是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二、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6年10月，江苏盐城新四军纪念馆落成，在海安举行了苏中七战七捷40周年纪念会。1990年，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五十周年，中共南通县委、南通县人民政府在原北兴桥乡政府院内竖立了由梁灵光题写碑名的“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纪念碑”;1993年10月，南通市委、市政府组织举行了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活动;1996年11月，梁老撰写的《梁灵光回忆录》一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2005年4月，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举办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老战士座谈会。这些纪念活动期间，梁灵光同志应邀出席并作讲话。数次重回故地，梁老高度关注南通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生，并为地方的发展献计献策。
每次回南通期间梁老总不忘邀请我的祖父曹颂康一起前来相聚，畅聊南通的发展和离休岁月里的诗文创作。记得在《梁灵光回忆录》付梓成书的次年，梁老回南通之际向我祖父赠书，亲笔题赠“曹颂康同志留念”。这次见面，二位老人把酒言欢，回忆当年的革命岁月。酒过三巡，梁老对我祖父说：“颂康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今天应该是战争年代后的40多年里我们第一次一起喝酒。”二人相谈甚欢，虽已耄耋之年，但豪气不减当年。
此后多年我祖父一直和梁老保持书信往来，他和我多次讲起梁灵光同志的革命经历和丰功伟绩。他说，梁老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儒将，光明磊落、廉洁奉公。無论从军还是从政，梁司令都把为国为民谋福祉放在首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鞠躬尽瘁。
从儒将到人民的公仆，梁灵光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更是为国为民耕耘的一生。
（作者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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