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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梁启超是早期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他通过选择传统的佛教理论作为阐释工具，以清末“群学”为理论基础，用中国本土思想转化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观念。这种对西方自由观念的创造性阐释，既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精神，又结合中国晚清社会实际情况而做出了富于创造性的解释，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梁启超；自由主义；自由
中图分类号：B256 文献标识码：A
一、梁启超自由主义思想的建立
梁启超幼年开始接受的是正统的儒家教育，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直到1890年他师从康有为，进入康有为开办的万木草堂学习时才认识西学。虽然在维新变法时他介绍过一些西方思想，但总的来说，在流亡日本之前，梁启超的思想仍然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首先他认为学习西学必须以中学为根本，中学比西学优越。他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提到：“舍中学而言西学，其学必为无本。”，“西人今日所讲求而未得之者，而吾圣人于数千年前发之”。其次他主张将中西学融合，“言西政，必推求于古，以求其从国之迹”，这些类似的观点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很多。这种观点也是近代中国文化界一种常见的表现。
1899～1904年梁启超在日本流亡，他一边学习日本翻译的大量西方自由主义著作，一边撰文将其输入中国思想界。这些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包括霍布斯、卢梭、孟德斯鸠、边沁、康德、培根、笛卡尔、斯宾塞等人。梁启超对自由主义的认识还借鉴了中江兆民之的《理学沿革史》、加藤弘之和平田东助所译的《国家论》中的思想。
二、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政治观
梁启超的政治观主要体现在他对国家、民族与个人的关系的认识上。他对这个问题做了很多的思考，认为当时的中国在一些条件上不成熟只能实行民族主义，也就是发动民众反对外国势力，而国家则要维护国民的权利和自由，不能剥夺个人自由和实行集权，要用自由平等的观点教育开化民众。他的《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中谈到，政府的一个主要职责就是维护个人的利益和自由不受非法侵害，“纵观数千年之史乘，大率由政府滥用权限，侵越其民，以致衰致乱者，殆十而八九焉。若中国又其尤其者也。故本论之宗旨，以政府对人民之权限为主眼，以人民对政府之权限为附庸。……政府之义务虽千端万绪，要可括以两言：一日助人民自营力所不逮，二日防人民自由权之被侵而已。”其主要思想就是主张限制政府权力，以维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把自由与权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倡导自由主义，认为这是教育开化民众的一条主要道路。
梁启超所提倡的自由，并不是不受约束的自由。他认为自由是有限制的，“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他也不过分强调个人的自由，而是将国家民族的自由和个人的自由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要求既要实现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又要保障个人的自由，从而达到他的“向上以求宪法”、“排外以伸国权”的目标。但又认为两者间存在矛盾，“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梁启超所处的是中国面临严重民族危机的时代，其自由观念思想不可避免地受这个时代的影响。虽然个人自由是自由的最终目标，但在当时来讲，只有国家民族自由后才谈得上个人的真正自由，过分强调个人不利于发动广大民众为民族国家之解放付出牺牲，因此他对自由的看法比较侧重国家民族的自由，这也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宣传家在当时所采用的一种必要的策略。
三、梁启超的自由主义经济观
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兴起于18世纪中期，倡导给企业和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建立自由企业制度，保护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等等。这一思潮适应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的时代趋势，成为欧美社会转向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动力。在19世纪末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进入中国，梁启超对其也给予了很多关注。他认为“西国之兴，不过近数百年，其所以兴者，种因虽多，而生计学之发明，亦其最要之端也。自今以往，兹学左右世界之力，将日益大。国之兴亡，种之存灭，胥视其焉。”“生计界之竞争，是今日地球上一最大问题也。各国所以亡我者在此，我国之所以争自存者亦当在此。国家之荣辱消长惟于国民生计之胜败决之?”他认为发展近代经济，建设富强国家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的必由之路。
虽然梁启超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十分欣赏，但也不盲目崇拜，认为其不一定适合中国，中国不能完全照搬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斯密之言，治当时欧洲之良药，而非治今日中国之良药也。”和马克思、恩格斯等社会主义者一样，他认识到了这种自由竞争虽然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解放，给社会带来了更多的财富，但是同样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分化，毫无约束的恶性自由发展是资本主义的致命缺陷之一，他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终极阶段。他曾提到：“欧洲所以演出工业革命之恶果而迫今后之社会革命使不能不发生者，固由瓦特机器之发明，骤变其生产之方，亦由斯密放任之学说，助长其竞争之焰，两者缺一，其惨剧当不至若是之甚。”因而“西方经济之发展，全由于资本主义，乃系一种不自然之状态，并非合理之组织。现在虽十分发达，然已将趋末路，且其积重难返，不能挽救，势必破裂。”果然，在一战后，由于贫富分化所导致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彻底地表现出来，西方价值观也遭到了怀疑和动摇。在这样一种悲观氛围下，他对资本主义的前途也产生了疑惑，但认为这些问题也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前车之鉴，只要避免西方文明在发展中的问题，解决诸如贫富分化等尖锐矛盾，就能够因此他提出一些主张：一是“有非资本主义的生产，以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相为骈进，一面政治上若稍有转机，则国家公营，地方公营之事业，便当划出范围，在人民严密监督之下，渐图举办”，“使全国生产之中枢，渐移归公众之手”，防止产生垄断行为。二是发挥资本和劳动的互助精神。现在各国工厂所给工人的利益及方便，要调查详备，尽力尽施；一面还要国家从税则及其他种种立法上，力求分配趋于公平，防止产生贫富分化。
四、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文化观
梁启超在各个时期其文化观的基本立场没有发生变化，即强调根据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在保持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去学习西方文化。
一方面他强调文化的主体性，反对当时部分知识分子认为的“西学中源”说。首先他强调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对于当时一些人的“西学中源”说法提出了批评。承认它与中国文化不同源，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其次是尊重但不崇拜科学。反对“科学万能”说，批评人们对物质的过分崇拜和精神的空虚。但他并不是反对科学，对科学的重要性有着正确的认识，对西方文化的特征和合理性，是持认同态度的。在中国经历了甲午战争惨败后国内出现的学习西方热和一战后西方世界出现的悲观情绪的影响下，梁启超对近代西方文化的精神和命运有着很清醒的认识，难能可贵。
另一方面他反对全盘西化的文化取向，对西方文化保持冷静的态度。对于西方冲击下中国文化的发展持一种比较理性的看法。首先他反对“西学中源”说，承认西学的独立性和重要意义：其次他认为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力图寻求一条中西文化“化合”之路，构筑一种人类的新文化。他主张文化重建。就是用现代理念对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做出新的诠释，形成一种新文化，对中西文化是一种“中庸”、“调和”态度。虽然中西方文化在内涵上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在地位上两者并无优劣之分，是平等的。梁启超主张文化的多元性，在文化领域体现了自由民主的思想，这种文化观不仅能使我们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发扬其中的优秀部分，而且也能使我们更理性地对待西方文化，使中国文化延绵发展。
关键词：梁启超；自由主义；自由
中图分类号：B256 文献标识码：A
一、梁启超自由主义思想的建立
梁启超幼年开始接受的是正统的儒家教育，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直到1890年他师从康有为，进入康有为开办的万木草堂学习时才认识西学。虽然在维新变法时他介绍过一些西方思想，但总的来说，在流亡日本之前，梁启超的思想仍然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首先他认为学习西学必须以中学为根本，中学比西学优越。他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提到：“舍中学而言西学，其学必为无本。”，“西人今日所讲求而未得之者，而吾圣人于数千年前发之”。其次他主张将中西学融合，“言西政，必推求于古，以求其从国之迹”，这些类似的观点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很多。这种观点也是近代中国文化界一种常见的表现。
1899～1904年梁启超在日本流亡，他一边学习日本翻译的大量西方自由主义著作，一边撰文将其输入中国思想界。这些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包括霍布斯、卢梭、孟德斯鸠、边沁、康德、培根、笛卡尔、斯宾塞等人。梁启超对自由主义的认识还借鉴了中江兆民之的《理学沿革史》、加藤弘之和平田东助所译的《国家论》中的思想。
二、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政治观
梁启超的政治观主要体现在他对国家、民族与个人的关系的认识上。他对这个问题做了很多的思考，认为当时的中国在一些条件上不成熟只能实行民族主义，也就是发动民众反对外国势力，而国家则要维护国民的权利和自由，不能剥夺个人自由和实行集权，要用自由平等的观点教育开化民众。他的《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中谈到，政府的一个主要职责就是维护个人的利益和自由不受非法侵害，“纵观数千年之史乘，大率由政府滥用权限，侵越其民，以致衰致乱者，殆十而八九焉。若中国又其尤其者也。故本论之宗旨，以政府对人民之权限为主眼，以人民对政府之权限为附庸。……政府之义务虽千端万绪，要可括以两言：一日助人民自营力所不逮，二日防人民自由权之被侵而已。”其主要思想就是主张限制政府权力，以维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把自由与权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倡导自由主义，认为这是教育开化民众的一条主要道路。
梁启超所提倡的自由，并不是不受约束的自由。他认为自由是有限制的，“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他也不过分强调个人的自由，而是将国家民族的自由和个人的自由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要求既要实现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又要保障个人的自由，从而达到他的“向上以求宪法”、“排外以伸国权”的目标。但又认为两者间存在矛盾，“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梁启超所处的是中国面临严重民族危机的时代，其自由观念思想不可避免地受这个时代的影响。虽然个人自由是自由的最终目标，但在当时来讲，只有国家民族自由后才谈得上个人的真正自由，过分强调个人不利于发动广大民众为民族国家之解放付出牺牲，因此他对自由的看法比较侧重国家民族的自由，这也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宣传家在当时所采用的一种必要的策略。
三、梁启超的自由主义经济观
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兴起于18世纪中期，倡导给企业和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建立自由企业制度，保护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等等。这一思潮适应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的时代趋势，成为欧美社会转向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动力。在19世纪末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进入中国，梁启超对其也给予了很多关注。他认为“西国之兴，不过近数百年，其所以兴者，种因虽多，而生计学之发明，亦其最要之端也。自今以往，兹学左右世界之力，将日益大。国之兴亡，种之存灭，胥视其焉。”“生计界之竞争，是今日地球上一最大问题也。各国所以亡我者在此，我国之所以争自存者亦当在此。国家之荣辱消长惟于国民生计之胜败决之?”他认为发展近代经济，建设富强国家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的必由之路。
虽然梁启超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十分欣赏，但也不盲目崇拜，认为其不一定适合中国，中国不能完全照搬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斯密之言，治当时欧洲之良药，而非治今日中国之良药也。”和马克思、恩格斯等社会主义者一样，他认识到了这种自由竞争虽然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解放，给社会带来了更多的财富，但是同样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分化，毫无约束的恶性自由发展是资本主义的致命缺陷之一，他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终极阶段。他曾提到：“欧洲所以演出工业革命之恶果而迫今后之社会革命使不能不发生者，固由瓦特机器之发明，骤变其生产之方，亦由斯密放任之学说，助长其竞争之焰，两者缺一，其惨剧当不至若是之甚。”因而“西方经济之发展，全由于资本主义，乃系一种不自然之状态，并非合理之组织。现在虽十分发达，然已将趋末路，且其积重难返，不能挽救，势必破裂。”果然，在一战后，由于贫富分化所导致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彻底地表现出来，西方价值观也遭到了怀疑和动摇。在这样一种悲观氛围下，他对资本主义的前途也产生了疑惑，但认为这些问题也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前车之鉴，只要避免西方文明在发展中的问题，解决诸如贫富分化等尖锐矛盾，就能够因此他提出一些主张：一是“有非资本主义的生产，以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相为骈进，一面政治上若稍有转机，则国家公营，地方公营之事业，便当划出范围，在人民严密监督之下，渐图举办”，“使全国生产之中枢，渐移归公众之手”，防止产生垄断行为。二是发挥资本和劳动的互助精神。现在各国工厂所给工人的利益及方便，要调查详备，尽力尽施；一面还要国家从税则及其他种种立法上，力求分配趋于公平，防止产生贫富分化。
四、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文化观
梁启超在各个时期其文化观的基本立场没有发生变化，即强调根据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在保持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去学习西方文化。
一方面他强调文化的主体性，反对当时部分知识分子认为的“西学中源”说。首先他强调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对于当时一些人的“西学中源”说法提出了批评。承认它与中国文化不同源，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其次是尊重但不崇拜科学。反对“科学万能”说，批评人们对物质的过分崇拜和精神的空虚。但他并不是反对科学，对科学的重要性有着正确的认识，对西方文化的特征和合理性，是持认同态度的。在中国经历了甲午战争惨败后国内出现的学习西方热和一战后西方世界出现的悲观情绪的影响下，梁启超对近代西方文化的精神和命运有着很清醒的认识，难能可贵。
另一方面他反对全盘西化的文化取向，对西方文化保持冷静的态度。对于西方冲击下中国文化的发展持一种比较理性的看法。首先他反对“西学中源”说，承认西学的独立性和重要意义：其次他认为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力图寻求一条中西文化“化合”之路，构筑一种人类的新文化。他主张文化重建。就是用现代理念对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做出新的诠释，形成一种新文化，对中西文化是一种“中庸”、“调和”态度。虽然中西方文化在内涵上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在地位上两者并无优劣之分，是平等的。梁启超主张文化的多元性，在文化领域体现了自由民主的思想，这种文化观不仅能使我们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发扬其中的优秀部分，而且也能使我们更理性地对待西方文化，使中国文化延绵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