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在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生态环境脆弱的中国，都市化与中小城镇化何种城市化模式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存在争议。通过对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韩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南非等发达国家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城镇人口比重等宏观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揭示城市化客观规律，并与中国实际结合。研究表明：其一，百万以上人口城市的都市化更符合生态资源的可持续性。其显著降低人均生态足迹与生态环境压力，并倾向于增加人均生态承载力。如此促进生态资源的供给，削减生态资源的人均需求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其二，百万以下人口城市的中小城镇化显著增加生态足迹与生态环境压力。其布局结构松散，倾向于占用大量生态环境资源，减少生态承载力供给；而低效、分散、粗放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增加生态足迹，总体不利可持续发展。其三，人均固定资本存量、人均储蓄、政府购买都对可持续发展具有潜在的促进作用。最后，建议中国推行都市化战略，充分发挥大都市的规模经济效应，提高生态环境资源的利用效率；适度限制城镇化，避免中小城镇遍地开花对资源环境造成显著危害；学习国际优秀城市化经验及相关配套制度，并与中国结合；注重技术创新，发挥高新科技及资本带来的生产方式改进与效率提升。
关键词城市化；城镇化；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2-0047-10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2.007
城市化是由传统的农林牧渔业为主的乡村社会，向以第二、三产业为中心的现代城市社会演变的过程，包括人口分布、产业结构、地域空间等多维转化。罗淳[1]认为城市化为人口聚居城市化、产业发展非农化和社会生活现代化的“三化”合一现象，且往往表现出一个递次演进和逐级提升的过程。城市化是现代人类社会高度发展的体现，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达到了很高的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基本在75%以上。截至2012年，全球50%以上人口生活在城镇，且自1992年起，城镇人口数量上升了45%；美国城市化率达到83%，城市人口2.6亿；而诸多经济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城市或快或慢地进行扩张。中国社科院的《社会蓝皮书：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至2013年底，中国城镇人口超过总人口的54%，预计2018年将达到60%[2]。中国城市化中，政府的宏观规划力量极大。李强等人认为中国城市化模式为政府主导、大范围规划、整体推动，体现了中国的制度创新性及灵活性，但如何更尊重经济规律，规避政策风险，选择科学的发展模式，亦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3]。
与城市化并行，资源日渐枯竭与生态环境恶化则是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威胁。而城市化导致的土地利用形态与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势必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生态环境。集约、细致、文明的城市化使居民的生活与生产效率，文明程度大幅提高，可能使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保护。规划高效合理的城市也可以通过发达集约的公共交通运输系统减少直接碳排放。但粗放的、缺乏长远规划的城市化方式则可能对资源环境施加压力甚至造成毁坏。就人口与土地而言，王桂新指出在1991-2010 年的20年间，中国市镇常住人口增长1.15倍，然而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1.86倍，特别在2001-2010年，二者分别增长45.9%与785%。城镇用地的疯狂扩张，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4]。
在经济总量巨大、人口密集、人均资源存量并不富裕的中国，城市化能否保证经济长久可持续发展，仍须仔细思考。
因城市化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为研究方便，本文将城市化分为“城镇化”与“都市化”两种形态，认为城镇化是以小型地级市、县级市、县城、乡镇等中小型城市的发展扩张为主的城市化过程；而都市化则为以国际大都会、省会城市、大型地级市等超大或大城市的扩张为主的城市化过程。为了方便利用世界银行数据，本文实证中认为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化为都市化，百万以下为城镇化。
我们提出问题：何种类型的城市化不会对可持续发展带来过多压力与挑战，甚至对可持续发展有利？反之，何种城市化方式可能带来生态环境与资源的巨大破坏与浪费，甚至最终威胁经济社会的发展？
对此类问题，张健雄最早撰文指出城市人口规模越大， 土地利用效率越高，为保护与高效利用自然生态资源，走人口高度集中的大城市化是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之下的必由之路[5]。随后，王放分析了1950-1999年间中国各级规模城市的增长状况与新城市的规模及数量，研究表明中国不应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应当充分利用大城市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从追求小城市和城镇的数量扩张转变为增强城市功能、促进城市人口适度集中[6]。冯云廷指出中国传统的农村城镇化战略走的是一条忽略资源有限性的粗放发展的道路，而集约型城市化则要求摆脱这种以小城镇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走要素聚集、结构优化、运行高效、资源低耗、系统平衡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城市化过程中的“聚集经济效应”就是源于资源的集约使用和生产力的集中布局。为此，中国农村城市化战略必须从城镇化战略转变为城市化战略[7]。辜胜阻等也认为必须发挥大都市圈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8]。另外，从人口配置效率、城镇发展资金等方面出发，秦尊文认为城市化的主角应当是城市，小城镇应该退居配角，从主导地位还原为补充地位[9]。
城市的生态可持续发展方面，潘家华认为，构筑生态安全，需从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消耗足迹双方考察。奢华、浪费的消费习惯下，无论生产方式如何改进，生态足迹超越生态系统承载能力亦是必然，生态安全难以实现[10]。刘耀彬与陈斐认为只有依靠科技进步转化生产方式，坚持紧凑集约的城市规划建设方针，倡导并坚持“节约型”的城市化理念，中国城市化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11]。
与此不尽相同，长期以来，也有学者坚持城镇化道路，而非都市化，而其研究视角多为就业、产业、区域经济等，较少考虑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金钟范总结了韩国小城镇化历程的一些经验，建议中国适当采用[12]。陈美球甚至认为小城镇道路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13]。中国金融40人论坛课题组随后也提出较为中道的新型城镇化主张：扩大城镇建设用地供给，改革建设用地供地方式，转变粮食自给观，加强环境保护，尊重特大型城市和功能性城市的自身发展规律；对城镇化不搞一刀切等观点[14]。 那么，究竟城镇化还是以都市化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本文建立较为严格的分析框架，利用世界银行及联合国最新相关数据，试图以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韩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南非等世界上13个具备较长期的稳定发展历程、并具一定经济规模的发达国家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揭示数据背后的隐藏规律，进而结合中国现状给出答案。
1中国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的衡量指标
11中国城市化演变
以城镇与都市的人口比重作为描述城镇化与都市化的指标。图1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为中国自1978年，城镇与都市人口比例演进示意，可见其扩张速度的快慢具有一定互补消长关系，拐点出现在2000年左右，之前都市化快于城镇化，而其后则城镇化加快速度，都市化有所放缓。
1.2生态足迹
当前国内外学者多用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两个指标来量化探讨可持续发展问题，其指标设计也围绕森林、耕地、草地等各类土地、以及海洋等自然生态资源展开。生态足迹衡量的是为“供养”一定居民或单位特定的生活方式，所需的标准化生产型土地面积；一国的生态足迹便为该国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土地与水域的总面积。按照中国目前居民的收入水平与生
活习惯，2008年，人均生态足迹为2.1 hm2，为世界平均水平的80%[15]，排名世界第74位。
图2为中国生态足迹及其分类足迹构成的演变示意。可看出，在2000年左右生态足迹发生了拐点，开始加速增长，尤其是碳足迹，增长非常迅猛；此外，耕地足迹也增长，超过了人均0.5 hm2，即人均所需耕地的面积增加了，这可能是饮食结构更加倾向于肉食带来的。实际上2000年正好是中小城镇化加快实施的时间段，也是城镇化人口比重演进的拐点所在，如前文图1所示。
1.3生态承载力
生态承载力刻画可再生资源的生产潜力，可视为一国的生态资源禀赋。匮乏的生态承载力严重制约居民经济生活，甚至威胁能源、粮食等必需品的供给。图3为中国生态承载力及其分类足迹构成演变示意，可以看出30多年来，人均生态承载力呈现下降趋势，其中农田则呈现出先增长后下降的态势，前期增长的原因应该是耕地承包制的实施与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但1998年后，尤其是2000年后，农田承载力下降明显，这可能与城镇化过程中大量耕地被占用有关。唯一处于增长期的生态承载力分类就是森林承载力，可见中国90年代之后的天保工程、退耕还林等自然保护等措施见效明显。但总体形势并不乐观，以
农田为首的多项生态承载力指标都在下降。
生态环境压力加剧来自两个方面，即生态足迹的增加与生态承载力的退化。如图4，对于中国，生态足迹已经远超过生态承载力，即使除却生态足迹中的碳足迹，其它足迹的总和也早在1998年便超过了承载力。
2城市规模与生态可持续性的关系
2.1城市规模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机制
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即城市规模与生态足迹等变量的动态潜在关系。我们认为在同样的收入及消费水平、文化背景、资源禀赋之下，每个城市的人均生态足迹因人口规模或有差异。
城市规模对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土地占用、人口聚集与居民生活、城市经济、废物处理等。城市的土地占用特征因城市规模大不相同，大城市单体占地多，但占地密度高；小城镇单体占地小，但用地松散，这会对生态足迹中人均建筑足迹产生影响。显然，人口聚集与居民生活直接影响生态足迹，也间接影响生产承载力。因人口集中一处，便腾出其他空间，即以加重局部生态压力而缓解周边大面积生态压力。城市经济一般正相关于城市规模，而生态环境的治理则有赖于城市财力，因此，城市规模通过影响城市对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修复的财力，进而影响生态足迹与承载力。城市废
弃物则通过占用废弃物足迹，污染水域等方式造成生态足迹的加剧与生态承载力的损害。总之，城市规模的诸多效应都构成影响生态环境直接或间接的传导链条。但因结构的复杂性，这些关系并不易，也不需要在微观层面逐一量化，下文建立宏观模型以表明关系。
2.2城市规模与人均生态足迹的若干可能性关系
这里示意性地给出三种假设的城市人均生态足迹关于城市人口规模的函数形态。即当控制了其他因素后，唯独考虑城市化，如果人均生态足迹在城市扩大初期为人口规模的增函数，那么，关于任意城市i的人均生态足迹ef（si）的函数图象最可能为以下三种形态：
如图5，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大，人均生态足迹一直增长，那么超大都市的人均生态足迹必然大于大都市，进而大于中小城镇。根据城市的分布，加总平均后必然对应表1的情形1。
如图6，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大，人均生态足迹先增大再减少，即于s1处达到极值efmax，随后递减，但不会减至0，而是趋于一个正的极限ef∞，并且此极限大于初始农村平均生态足迹，ef∞>efru。
如图7，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大，人均生态足迹先增大再减少，即于s1处达到极值efmax，随后递减，但不会减至0，而是趋于一个正的极限ef∞，并且此极限小于初始农村平均生态足迹，ef∞ 3实证框架与数据说明
将中小城市人口比重变量，即The population proportion
实证数据分析中，需要特别注意两个问题：其一，生态足迹需要用消除净贸易影响后的本土生态足迹数据。理由是净出口中的生态足迹不是本国居民消费的，在考虑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中，我们主要关注本国居民自身生活状态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而净出口生态足迹具有多变性与随机性，在长期的研究中暂不考虑。其二，要注意到碳足迹的均匀性与外部性。碳足迹的均匀性是指，因CO2气体只要排放出去，就会在全球大气层中极其迅速地完成均匀分布，那么其外部性自然是因CO2损害并不局限于其排放国境内，而是均匀散布在全球范围内。 本文的样本数据来自1978-2008年13个国家的扣除贸易后本土的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包括其森林、耕地、建筑用地、草地等分类承载力；核心变量为各国百万以上大城市的人口比重与百万以下中小城镇的人口比重；控制变量分别选择人均消费、人均政府购买、人均储蓄、人均固定资本存量、人口密度、人均CO2排放量等。需要指出，我们考虑了数据潜在的多重共线性，回归时采取分别控制的方式。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的数据来自“环球足迹网络”（http：//www.footprint network.org）；其他宏观经济指标均来自世界银行世界人类发展指标。
4计量结果与分析：都市化优胜城镇化
为了细致且稳健，在实证中，我们从生态环境的总体效应、生态资源消耗、生态资源生产三方面进行回归，并通过选择不同的控制变量，用多种模型和方法，对解释变量
进行面板数据Robust回归。上文所述，由于CO2的外部性，在计算本国的生态环境压力时，予以扣除。定义生态环境压力为：
E=EF-CFBI=ef-cfbi
其中cf为人均碳足迹下文分别实证研究都市化、城镇化对生态环境压力与生态足迹，乃至生态承载力的影响，并分析其原因。
4.1城镇化及都市化对生态环境压力的影响分析
4.1.1回归结果
在表2中，除了模型1b为随机效应稳健性面板数据回归，其他都是固定效应稳健性面板数据回归，其选择理由是国家层面倾向于有系统性的差异，而非随机性差异，而豪斯曼检验也强烈证实这一点。无论是从模型1到模型4，还是加一期因变量滞后的动态面板回归中，城镇化都表现出了显著的加重生态环境压力的效应，并且在模型1a至模型4中，都在0.01的水平上显著，其弹性系数接近于1，即城镇化人口比重的增长率引致几乎生态环境压力同等的增长比率，这是很大的影响；而动态面板0.10水平上的显著是因为一期滞后因变量存在的缘故。截然相反，都市化表现出对生态环境压力显著的缓解作用，模型1a至模型4，前三个均显示出0.01水平的显著性，后两个也显示出0.05水平的显著，即都市化存在显著的降低生态
4.1.2结果解释
一般而言中小城镇无法形成规模经济。因其技术、规模、资金、人才、理念等约束限制，缺乏对土地及生态资源的科学规划与利用，占地松散，公共设施的运行成本较高，能源利用效率受限，往往无法大面积统一实现地铁、甚至公交运输系统，无法普及燃气系统、大范围公共取暖系统、污水处理系统、乃至垃圾处理设施等有规模经济的公共设施。其居民生活方式不及都市文明程度高，生活习惯能耗高、污染大，加重了生态环境压力。尤其山区的小城镇，其生态环境负面效应愈加严峻。因此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在大都市中，空间高度集中的居住与工作环境，错综高效的交通、取暖、燃气、排污、电力等系统大力提高了市民的能源利用效率，如多人乘坐的公交系统甚至地铁，具有非常大的规模经济效应，使得每人的出行能耗降到远远小于自驾；统一的取暖则极大地提高了燃料的利用效率，降低人均能耗。较为文明的生活方式也使得人们生活较为细致，这些都降低了人均生态足迹，此在下文表3中得到佐证；而空间集聚的住所也吸纳了众多周边地区的人口，则为自然界腾出了空间，有望增加人均生态承载力，这在下文的表4中得以证实，因此都市化最终降低了生态环境压力，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4.1.3控制变量的附加说明
选择人均生态承载力作为控制变量是考虑到各国的生态环境资源禀赋差异很大，资源丰富的国家中，人们鉴于宽松的资源约束，或许习惯较高水平的生态能源消耗，而为了提炼出两类城市化的影响，便需要做资源禀赋控制，为此选择人均生态承载力。又考虑到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乃至消费习惯有所差异，发达国家与高消费的习惯往往会拉大人均生态足迹，因此选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y与人均消费水平c作为控制变量，当然考虑二者强烈的相关关系，我们分别将其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并不同时放入模型，分别为模型2与模型4。技术水平的差异或许也需要控制，而技术水平难以直接衡量，考虑到现代技术主要物化于设备中，因此我们用人均固定资本存量作为控制变量，即为模型3。因技术的进步往往使得资源环境的利用效率得到改善，同等收入水平下，人们的生活趋于节能绿色的文明方式，因此为0.01水平非常显著的削减生态环境压力效应。
总之，无论采取何种合理的控制方式，结果都是类似的，这从系数的横向对比可以看出，不仅符号一致，参数估计值大小也是接近的。
4.2城镇化及都市化对生态足迹的影响分析
明确了都市化与城镇化分别对生态环境压力的影响效应后，我们具体从供求两方面再做实证，一看端倪。如表3所示，模型1到模型6为静态面板回归，被解释变量为人均生态足迹的对数。这时，仍旧看出城镇化对人均生态足迹具有显著的拉升作用，6个模型中，第一个为0.01水平显著，其余为0.05水平显著，弹性系数在0.61到0.85之间，可以认为相当大。而都市化则对人均生态足迹表现出了显著的抑制作用，模型1与模型3为0.1水平显著，其余至少为0.05水平显著，其弹性系数为-0.36到-0.51之间，抑制作用相当可观。大致地，城镇化人口比重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人均生态足迹增长大半个百分点；而都市化人口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人均生态足迹下降少半个百分点，并且这种规律是显著存在的。而在动态面板中，因控制了因变量的一期滞后而导致预测性能增强，调整的R2达到0.931的高水平，但也隐藏了部分城市化的显著性，即一期滞后内化了部分效果。即便如此，当期的城镇化仍在0.1水平显著，而都市化在0.05水平显著，
结论依然不变。
控制变量的选择基本与表2类同，只是增加了人均CO2排放量、政府购买与人均储蓄存量。同样考虑了固定资本存量与储蓄存量，消费与产出之间潜在的相关性等问题，我们并不使其同时成为控制变量。 之所以选择人均CO2作为控制变量是因为，生态足迹的统计中包含的碳足迹，表现出对生态足迹非常显著的贡献效应，而我们更加关心对实际本土的足迹影响，鉴于CO2的外部性，将其影响控制起来。政府购买则可能是生态环境等支出的较好的替代变量，因二者常成固定比例。因此政府购买的生态足迹弹性为负值，虽然显著性不强，但也合理；其余控制变量，生态承载力自然给予国家生态足迹消费的资源禀赋支持，故基本为正的显著效应；消费本来与生态占用相关，因此基本也是正的显著效应；固定资本所代表的技术仍旧为显著的削减生态足迹效应，与表2结果一致，原因是蕴含现代技术的固定资本存量可以提高某些流动资本等生态投入的效率，进而避免了刀耕火种式的高消耗、低收获的生产方式。
综上所述，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表1的第6种情况更加接近现实，即控制收入、消费等因素，大都市的人均生态足迹可能小于农村的人均生态足迹，而最大是城镇的人均生态足迹。
4.3关于城镇化及都市化对承载力因素的影响分析
表4列出了从生态供给方面的回归，被解释变量为总人均生态承载力与生态承载力除海洋之外的分类承载力足迹，即森林、耕地、草地与建筑用地。回归结果可以看
出：城镇化除了对草地承载力有正的显著效应，对其余变量都是负的显著效应。换言之，城镇化明显占用了森林、耕地、建筑用地等足迹资源，导致总生态承载力的降低，这非常不利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保持，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都市化除了对草地有显著的保护意义外，对其余分类承载力并没有显著影响；对总的人均生态承载力仍旧是起到促进作用。
上述结果的背后原因为：其一，草原上人口与城市都稀少，无论是城镇化还是都市化都能腾出大片的草原面积，促进草原资源的维护。其二，城镇化因大面积使用土
地，使得遍地开花的市镇挤占诸多森林资源，尤其是山区的小城镇化，同时城镇化占去了大量建筑用地与耕地，耕地的减少弹性较大。其三，都市化因将众多人口集中到有限的大都市之内，反而有利于耕地与林地的整合与保护。因大都市往往远离山区等地，大都市大量吸引市民居住，集约生活的方式，远离对自然界的直接破坏，便缓解了周围的生态环境压力。
对于控制变量，DP表示人口密度（Density of Population），人口密度对人均生态承载力、森林、草地仍有显著负面影响，这可能是人口密度对人均量的负外部性，或者负的溢出效应；对人均建筑承载力影响不显著，原因是高楼集约式居住方式的存在，使得来者不拒，在空间上向上发展，而不占用建筑用地。消费对承载力为负的效应，储蓄为正的效应，这是因为储蓄本来就包含对自然资源的维护与经营，如育苗等，而现代高水平的消费已经触及生态环境的存量本体，而不是再生量可以满足的。
5进一步思考及对中国的启示
鉴于发达国家的人口密度普遍比中国东部地区小，且已基本完成了都市化过程。一般地，其都市人口的比重较大，而人口密度大的发达国家尤其如此。例如2012年，日本的百万都市人口比重已达到50.5%，超过全国人口一半；美国达到48%，韩国47%接近一半；澳大利亚达到60%以上。2013年，中国百万以上都市人口比重约22.4%。
例外的是，在欧洲国家，都市人口比重往往较小，城镇人口比重较大。欧洲在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上仍做得不错。其原因有四：首先，欧洲形成了普遍的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制度。作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地，欧洲历史上饱尝环境污染的教训，养成了注重生态环境的传统。例如，CO2排放量权交易机制便于2011年在欧盟首先通过批准；其次，欧洲技术发达，能源循环利用与垃圾处理效率都很高，客观上缓解了生态环境压力。其三，人口密度较中国中东部低，且生态资源禀赋很好。欧洲生态承载力相对较好，为中国的2到4倍之间，德国与法国的人均生态承载力甚至在过去的30年中呈增加趋势。最后，其小城镇的文明程度极高，排污、垃圾处理、环保意识等各方面都很优胜。虽然，在面板数据回归中，控制这些因素后，都市化仍旧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但其国家优厚的先天禀赋，使得小城镇化也还未威胁其国的可持续发展。总之，欧洲生态环境压力较小的原因并非因城镇化，而是其丰厚的生态承载力、适中的人口密度、先进的技术、文明的环保意识与环保制度一起，可以承载城镇化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
而中国正在实施的城镇化，上述优势并不存在。首先，中国人均生态资源禀赋先天脆弱；另外，基础如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尚未形成，污水处理设施更是缺乏，民众的生态保护意识不强，人口压力较大。实际上，中国可能不具备欧洲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结果伴随中国城镇化过程，难以计数的县城、市镇周边的河流、土壤、森林遭受严重的污染、占用与破坏，甚至在污染的市镇旁出现“癌症村”现象。另外，许多地区的城镇化过程中不太重视对土地的合理、规范的科学规划，使得各地自然资源与耕地流失很多，这无疑加大了生态环境压力。
韩国与日本的人口密度与中国接近，其都市人口比重为中国的两倍多，他们的都市化道路、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垃圾及污水处理、能源循环利用方式等涉及科技、制度、经验的多方面都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另外，美国东部地区大都市群与中国东部地区都市群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作为高度都市化国家，美国在以上方面的经验也值得中国学习。
我们认为，都市化并非仅发展现有的百万人口大城市，而是刺激并合理规划更多百万以上人口大城市形成，积极发展特大城市作为区域经济核心，集聚大量人口，腾出更多生态空间。而对1 000万人口以上的巨大型城市，也须对其规模适当限制。理由有二：其一，居民生活品质需求。特大型城市的确能容纳海量人口，为可持续发展腾出巨大空间，保护其他地区生态环境，但过于密集大规模的城市布局却有可能对本城市居民造成不便，甚至局部性的空气污染。其二，单体过大城市可能引发竞争不平衡，其巨大的经济吸引力可能抑制区域中其他大城市的发展。 6结论与建议
将城市化归纳为城镇化与都市化两种模式，通过实证研究揭示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内在的规律，认为都市化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并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百万人口以上城市的人口聚集带来的都市化，总体上有助于缓解生态环境压力，降低人均生态足迹，并因腾出可观的生态环境资源而倾向于增加人均生态承载力。如此为生态环境减负，有利于培养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通过刺激供给，削减需求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其二，百万以下城镇人口集聚带来的中小城镇化，总体上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一方面遍地开花地占用大量生态环境资源，包括森林、耕地等，进而减少生态承载力供给；另一方面，其城镇低效、分散、粗放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增加了人均生态足迹。
其三，人均固定资本存量、人均储蓄、政府购买都对可持续发展具有潜在的促进作用。
本文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首先，推行都市化战略，充分发挥大都市的规模经济效应；并以人口高度集中的大都市为自然生态资源环境腾出更多保护空间，但同时也注意适当限制1 000万以上人口巨型城市的膨胀。
其次，适度限制城镇化，避免粗放式，大量占用土地的城镇化，尤其在生态环境优良的地区，不适合中小城镇化；对已在扩张的中小城镇，应注意土地的集约使用，保护城镇周围的农田、森林等自然生态资源。
再次，注重发展城市中的公共设施，提高能源利用的集约度，进而以规模经济提高效率；宣传推广节约、文明的生活方式与道德理念；尽快完善全国范围内城市的污水、垃圾分类处理系统，遏制生态环境恶化污染势头。
另外，立法规范城市发展要求，学习国际优秀城市化经验与相关配套制度，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最后，提高政府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循环经济等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公共开支；注重技术创新，提升人均资本存量，发挥高科技带来的效率提升。
（编辑：常勇）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罗淳. 中国“城市化”的认识重构与实践再思[J]. 人口研究， 2013，37（5）：3-15. [Luo Chun. On China’s Urbanization： Knowledge Rebuilding and Practice Rethinking [J]. Population Research， 2013， 37（5）： 3-15.]
[2]李培林，陈光金，张翼，等. 社会蓝皮书：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Li Peilin， Chen Guangjin， Zhang Yi， et al. Blue Book of China’s Society： Society of China Analysis and Forecast（2014） [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3.]
[3]李强， 陈宇琳， 刘精明. 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 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 （7）： 82-100. [Li Qiang， Chen Yulin， Liu Jingming. On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2 ， （7）：82-100.]
[4]王桂新. 城市化基本理论与中国城市化的问题及对策[J]. 人口研究， 2013， 37（6）： 43-51.[Wang Guixin. The Basic Theory of Urbanization and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J]. Population Research， 2013， 37（6）：43-51.]
[5]张健雄. 论我国的生态环境战略和城市化道路[J]. 管理世界， 1989，（2）：177-185.[Zhang Jianxio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trategy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J]. Management World， 1989， （2）： 177-185.]
[6]王放. 论中国可持续的城市化道路：兼论现行城市发展方针的局限性[J]. 人口研究， 1999， （5）： 56-63. [Wan Fang. China’s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Road：The Limitations of the Current Urban Development Policy[J]. Population Research， 1999， （5）： 56-63.]
[7]冯云廷. 从城镇化到城市化： 农村城镇化模式的转换[J]. 中国农村经济， 2006， （4）： 71-74.[Feng Yunting. From Towns to Metropolises in Urbanization： The Conversion Rural Urbanization Mode [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06， （4）： 71-74.]
[8]辜胜阻， 李华， 易善策. 均衡城镇化： 大都市与中小城市协调共进[J]. 人口研究， 2010， （9）： 3-11.[ Gu Shengzu， Li Hua， Yi Shance. Balancing Urbanization b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Megacities and Medium and Small Cities [J]. Population Research， 2010， （9）： 3-11.] [9]秦尊文. 小城镇道路： 中国城市化的妄想症[J]. 中国农村经济， 2001， （12）： 64-69.[Qin Zunwen. Small Towns： Paranoia of China’s Urbanization [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01， （12）： 64-69.]
[10]潘家华. 与承载能力相适应 确保生态安全[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 （5）： 12-17.[Pan Jiahua. Corresponding to the Bearing Capacity to Ensure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3， （5）： 12-17.]
[11]刘耀彬， 陈斐.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消耗 “尾效” 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07， （11）： 48-55. [Liu Yaobin， Chen Fei. Analysis on Resources Consumption Drag of China’s Urbanization [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y， 2007， （11）： 48-55.]
[12]金钟范. 韩国小城镇发展政策实践与启示[J]. 中国农村经济， 2004， （3）： 74-78.[Jin Zhongfan. The Practice and Enlightenment of South Korea’s Small Towns Development Policy [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04， （3）： 74-78.]
[13]陈美球. 小城镇道路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与《小城镇道路： 中国城市化的妄想症》作者商榷[J]. 中国农村经济， 2003， （1）： 72-74.[Chen Meiqiu. Small Towns Is the Indispensable Process in our Urbanization Way：The Discussion with the Author on 〈Small Towns： Paranoia of China’s Urbanization〉 [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03， （1）： 72-74.]
[14]中国金融40人论坛课题组. 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J]. 金融研究， 2013， （5）： 114-125.[40 Person Research Group of Chinese Finance. Land System Reform and the New Urbanization [J].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2013， （5）： 114-125.]
[15]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科学院，全球足迹网络，等.中国生态足迹报告2012[R].2012.[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lobal Footprint Network， et al. China Ecological Footprint Report 2012[R]. 2012.]
在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生态环境脆弱的中国，都市化与中小城镇化何种城市化模式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存在争议。通过对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韩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南非等发达国家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城镇人口比重等宏观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揭示城市化客观规律，并与中国实际结合。研究表明：其一，百万以上人口城市的都市化更符合生态资源的可持续性。其显著降低人均生态足迹与生态环境压力，并倾向于增加人均生态承载力。如此促进生态资源的供给，削减生态资源的人均需求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其二，百万以下人口城市的中小城镇化显著增加生态足迹与生态环境压力。其布局结构松散，倾向于占用大量生态环境资源，减少生态承载力供给；而低效、分散、粗放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增加生态足迹，总体不利可持续发展。其三，人均固定资本存量、人均储蓄、政府购买都对可持续发展具有潜在的促进作用。最后，建议中国推行都市化战略，充分发挥大都市的规模经济效应，提高生态环境资源的利用效率；适度限制城镇化，避免中小城镇遍地开花对资源环境造成显著危害；学习国际优秀城市化经验及相关配套制度，并与中国结合；注重技术创新，发挥高新科技及资本带来的生产方式改进与效率提升。
关键词城市化；城镇化；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2-0047-10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2.007
城市化是由传统的农林牧渔业为主的乡村社会，向以第二、三产业为中心的现代城市社会演变的过程，包括人口分布、产业结构、地域空间等多维转化。罗淳[1]认为城市化为人口聚居城市化、产业发展非农化和社会生活现代化的“三化”合一现象，且往往表现出一个递次演进和逐级提升的过程。城市化是现代人类社会高度发展的体现，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达到了很高的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基本在75%以上。截至2012年，全球50%以上人口生活在城镇，且自1992年起，城镇人口数量上升了45%；美国城市化率达到83%，城市人口2.6亿；而诸多经济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城市或快或慢地进行扩张。中国社科院的《社会蓝皮书：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至2013年底，中国城镇人口超过总人口的54%，预计2018年将达到60%[2]。中国城市化中，政府的宏观规划力量极大。李强等人认为中国城市化模式为政府主导、大范围规划、整体推动，体现了中国的制度创新性及灵活性，但如何更尊重经济规律，规避政策风险，选择科学的发展模式，亦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3]。
与城市化并行，资源日渐枯竭与生态环境恶化则是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威胁。而城市化导致的土地利用形态与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势必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生态环境。集约、细致、文明的城市化使居民的生活与生产效率，文明程度大幅提高，可能使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保护。规划高效合理的城市也可以通过发达集约的公共交通运输系统减少直接碳排放。但粗放的、缺乏长远规划的城市化方式则可能对资源环境施加压力甚至造成毁坏。就人口与土地而言，王桂新指出在1991-2010 年的20年间，中国市镇常住人口增长1.15倍，然而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1.86倍，特别在2001-2010年，二者分别增长45.9%与785%。城镇用地的疯狂扩张，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4]。
在经济总量巨大、人口密集、人均资源存量并不富裕的中国，城市化能否保证经济长久可持续发展，仍须仔细思考。
因城市化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为研究方便，本文将城市化分为“城镇化”与“都市化”两种形态，认为城镇化是以小型地级市、县级市、县城、乡镇等中小型城市的发展扩张为主的城市化过程；而都市化则为以国际大都会、省会城市、大型地级市等超大或大城市的扩张为主的城市化过程。为了方便利用世界银行数据，本文实证中认为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化为都市化，百万以下为城镇化。
我们提出问题：何种类型的城市化不会对可持续发展带来过多压力与挑战，甚至对可持续发展有利？反之，何种城市化方式可能带来生态环境与资源的巨大破坏与浪费，甚至最终威胁经济社会的发展？
对此类问题，张健雄最早撰文指出城市人口规模越大， 土地利用效率越高，为保护与高效利用自然生态资源，走人口高度集中的大城市化是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之下的必由之路[5]。随后，王放分析了1950-1999年间中国各级规模城市的增长状况与新城市的规模及数量，研究表明中国不应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应当充分利用大城市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从追求小城市和城镇的数量扩张转变为增强城市功能、促进城市人口适度集中[6]。冯云廷指出中国传统的农村城镇化战略走的是一条忽略资源有限性的粗放发展的道路，而集约型城市化则要求摆脱这种以小城镇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走要素聚集、结构优化、运行高效、资源低耗、系统平衡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城市化过程中的“聚集经济效应”就是源于资源的集约使用和生产力的集中布局。为此，中国农村城市化战略必须从城镇化战略转变为城市化战略[7]。辜胜阻等也认为必须发挥大都市圈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8]。另外，从人口配置效率、城镇发展资金等方面出发，秦尊文认为城市化的主角应当是城市，小城镇应该退居配角，从主导地位还原为补充地位[9]。
城市的生态可持续发展方面，潘家华认为，构筑生态安全，需从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消耗足迹双方考察。奢华、浪费的消费习惯下，无论生产方式如何改进，生态足迹超越生态系统承载能力亦是必然，生态安全难以实现[10]。刘耀彬与陈斐认为只有依靠科技进步转化生产方式，坚持紧凑集约的城市规划建设方针，倡导并坚持“节约型”的城市化理念，中国城市化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11]。
与此不尽相同，长期以来，也有学者坚持城镇化道路，而非都市化，而其研究视角多为就业、产业、区域经济等，较少考虑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金钟范总结了韩国小城镇化历程的一些经验，建议中国适当采用[12]。陈美球甚至认为小城镇道路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13]。中国金融40人论坛课题组随后也提出较为中道的新型城镇化主张：扩大城镇建设用地供给，改革建设用地供地方式，转变粮食自给观，加强环境保护，尊重特大型城市和功能性城市的自身发展规律；对城镇化不搞一刀切等观点[14]。 那么，究竟城镇化还是以都市化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本文建立较为严格的分析框架，利用世界银行及联合国最新相关数据，试图以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韩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南非等世界上13个具备较长期的稳定发展历程、并具一定经济规模的发达国家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揭示数据背后的隐藏规律，进而结合中国现状给出答案。
1中国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的衡量指标
11中国城市化演变
以城镇与都市的人口比重作为描述城镇化与都市化的指标。图1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为中国自1978年，城镇与都市人口比例演进示意，可见其扩张速度的快慢具有一定互补消长关系，拐点出现在2000年左右，之前都市化快于城镇化，而其后则城镇化加快速度，都市化有所放缓。
1.2生态足迹
当前国内外学者多用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两个指标来量化探讨可持续发展问题，其指标设计也围绕森林、耕地、草地等各类土地、以及海洋等自然生态资源展开。生态足迹衡量的是为“供养”一定居民或单位特定的生活方式，所需的标准化生产型土地面积；一国的生态足迹便为该国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土地与水域的总面积。按照中国目前居民的收入水平与生
活习惯，2008年，人均生态足迹为2.1 hm2，为世界平均水平的80%[15]，排名世界第74位。
图2为中国生态足迹及其分类足迹构成的演变示意。可看出，在2000年左右生态足迹发生了拐点，开始加速增长，尤其是碳足迹，增长非常迅猛；此外，耕地足迹也增长，超过了人均0.5 hm2，即人均所需耕地的面积增加了，这可能是饮食结构更加倾向于肉食带来的。实际上2000年正好是中小城镇化加快实施的时间段，也是城镇化人口比重演进的拐点所在，如前文图1所示。
1.3生态承载力
生态承载力刻画可再生资源的生产潜力，可视为一国的生态资源禀赋。匮乏的生态承载力严重制约居民经济生活，甚至威胁能源、粮食等必需品的供给。图3为中国生态承载力及其分类足迹构成演变示意，可以看出30多年来，人均生态承载力呈现下降趋势，其中农田则呈现出先增长后下降的态势，前期增长的原因应该是耕地承包制的实施与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但1998年后，尤其是2000年后，农田承载力下降明显，这可能与城镇化过程中大量耕地被占用有关。唯一处于增长期的生态承载力分类就是森林承载力，可见中国90年代之后的天保工程、退耕还林等自然保护等措施见效明显。但总体形势并不乐观，以
农田为首的多项生态承载力指标都在下降。
生态环境压力加剧来自两个方面，即生态足迹的增加与生态承载力的退化。如图4，对于中国，生态足迹已经远超过生态承载力，即使除却生态足迹中的碳足迹，其它足迹的总和也早在1998年便超过了承载力。
2城市规模与生态可持续性的关系
2.1城市规模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机制
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即城市规模与生态足迹等变量的动态潜在关系。我们认为在同样的收入及消费水平、文化背景、资源禀赋之下，每个城市的人均生态足迹因人口规模或有差异。
城市规模对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土地占用、人口聚集与居民生活、城市经济、废物处理等。城市的土地占用特征因城市规模大不相同，大城市单体占地多，但占地密度高；小城镇单体占地小，但用地松散，这会对生态足迹中人均建筑足迹产生影响。显然，人口聚集与居民生活直接影响生态足迹，也间接影响生产承载力。因人口集中一处，便腾出其他空间，即以加重局部生态压力而缓解周边大面积生态压力。城市经济一般正相关于城市规模，而生态环境的治理则有赖于城市财力，因此，城市规模通过影响城市对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修复的财力，进而影响生态足迹与承载力。城市废
弃物则通过占用废弃物足迹，污染水域等方式造成生态足迹的加剧与生态承载力的损害。总之，城市规模的诸多效应都构成影响生态环境直接或间接的传导链条。但因结构的复杂性，这些关系并不易，也不需要在微观层面逐一量化，下文建立宏观模型以表明关系。
2.2城市规模与人均生态足迹的若干可能性关系
这里示意性地给出三种假设的城市人均生态足迹关于城市人口规模的函数形态。即当控制了其他因素后，唯独考虑城市化，如果人均生态足迹在城市扩大初期为人口规模的增函数，那么，关于任意城市i的人均生态足迹ef（si）的函数图象最可能为以下三种形态：
如图5，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大，人均生态足迹一直增长，那么超大都市的人均生态足迹必然大于大都市，进而大于中小城镇。根据城市的分布，加总平均后必然对应表1的情形1。
如图6，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大，人均生态足迹先增大再减少，即于s1处达到极值efmax，随后递减，但不会减至0，而是趋于一个正的极限ef∞，并且此极限大于初始农村平均生态足迹，ef∞>efru。
如图7，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大，人均生态足迹先增大再减少，即于s1处达到极值efmax，随后递减，但不会减至0，而是趋于一个正的极限ef∞，并且此极限小于初始农村平均生态足迹，ef∞
将中小城市人口比重变量，即The population proportion
实证数据分析中，需要特别注意两个问题：其一，生态足迹需要用消除净贸易影响后的本土生态足迹数据。理由是净出口中的生态足迹不是本国居民消费的，在考虑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中，我们主要关注本国居民自身生活状态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而净出口生态足迹具有多变性与随机性，在长期的研究中暂不考虑。其二，要注意到碳足迹的均匀性与外部性。碳足迹的均匀性是指，因CO2气体只要排放出去，就会在全球大气层中极其迅速地完成均匀分布，那么其外部性自然是因CO2损害并不局限于其排放国境内，而是均匀散布在全球范围内。 本文的样本数据来自1978-2008年13个国家的扣除贸易后本土的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包括其森林、耕地、建筑用地、草地等分类承载力；核心变量为各国百万以上大城市的人口比重与百万以下中小城镇的人口比重；控制变量分别选择人均消费、人均政府购买、人均储蓄、人均固定资本存量、人口密度、人均CO2排放量等。需要指出，我们考虑了数据潜在的多重共线性，回归时采取分别控制的方式。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的数据来自“环球足迹网络”（http：//www.footprint network.org）；其他宏观经济指标均来自世界银行世界人类发展指标。
4计量结果与分析：都市化优胜城镇化
为了细致且稳健，在实证中，我们从生态环境的总体效应、生态资源消耗、生态资源生产三方面进行回归，并通过选择不同的控制变量，用多种模型和方法，对解释变量
进行面板数据Robust回归。上文所述，由于CO2的外部性，在计算本国的生态环境压力时，予以扣除。定义生态环境压力为：
E=EF-CFBI=ef-cfbi
其中cf为人均碳足迹下文分别实证研究都市化、城镇化对生态环境压力与生态足迹，乃至生态承载力的影响，并分析其原因。
4.1城镇化及都市化对生态环境压力的影响分析
4.1.1回归结果
在表2中，除了模型1b为随机效应稳健性面板数据回归，其他都是固定效应稳健性面板数据回归，其选择理由是国家层面倾向于有系统性的差异，而非随机性差异，而豪斯曼检验也强烈证实这一点。无论是从模型1到模型4，还是加一期因变量滞后的动态面板回归中，城镇化都表现出了显著的加重生态环境压力的效应，并且在模型1a至模型4中，都在0.01的水平上显著，其弹性系数接近于1，即城镇化人口比重的增长率引致几乎生态环境压力同等的增长比率，这是很大的影响；而动态面板0.10水平上的显著是因为一期滞后因变量存在的缘故。截然相反，都市化表现出对生态环境压力显著的缓解作用，模型1a至模型4，前三个均显示出0.01水平的显著性，后两个也显示出0.05水平的显著，即都市化存在显著的降低生态
4.1.2结果解释
一般而言中小城镇无法形成规模经济。因其技术、规模、资金、人才、理念等约束限制，缺乏对土地及生态资源的科学规划与利用，占地松散，公共设施的运行成本较高，能源利用效率受限，往往无法大面积统一实现地铁、甚至公交运输系统，无法普及燃气系统、大范围公共取暖系统、污水处理系统、乃至垃圾处理设施等有规模经济的公共设施。其居民生活方式不及都市文明程度高，生活习惯能耗高、污染大，加重了生态环境压力。尤其山区的小城镇，其生态环境负面效应愈加严峻。因此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在大都市中，空间高度集中的居住与工作环境，错综高效的交通、取暖、燃气、排污、电力等系统大力提高了市民的能源利用效率，如多人乘坐的公交系统甚至地铁，具有非常大的规模经济效应，使得每人的出行能耗降到远远小于自驾；统一的取暖则极大地提高了燃料的利用效率，降低人均能耗。较为文明的生活方式也使得人们生活较为细致，这些都降低了人均生态足迹，此在下文表3中得到佐证；而空间集聚的住所也吸纳了众多周边地区的人口，则为自然界腾出了空间，有望增加人均生态承载力，这在下文的表4中得以证实，因此都市化最终降低了生态环境压力，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4.1.3控制变量的附加说明
选择人均生态承载力作为控制变量是考虑到各国的生态环境资源禀赋差异很大，资源丰富的国家中，人们鉴于宽松的资源约束，或许习惯较高水平的生态能源消耗，而为了提炼出两类城市化的影响，便需要做资源禀赋控制，为此选择人均生态承载力。又考虑到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乃至消费习惯有所差异，发达国家与高消费的习惯往往会拉大人均生态足迹，因此选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y与人均消费水平c作为控制变量，当然考虑二者强烈的相关关系，我们分别将其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并不同时放入模型，分别为模型2与模型4。技术水平的差异或许也需要控制，而技术水平难以直接衡量，考虑到现代技术主要物化于设备中，因此我们用人均固定资本存量作为控制变量，即为模型3。因技术的进步往往使得资源环境的利用效率得到改善，同等收入水平下，人们的生活趋于节能绿色的文明方式，因此为0.01水平非常显著的削减生态环境压力效应。
总之，无论采取何种合理的控制方式，结果都是类似的，这从系数的横向对比可以看出，不仅符号一致，参数估计值大小也是接近的。
4.2城镇化及都市化对生态足迹的影响分析
明确了都市化与城镇化分别对生态环境压力的影响效应后，我们具体从供求两方面再做实证，一看端倪。如表3所示，模型1到模型6为静态面板回归，被解释变量为人均生态足迹的对数。这时，仍旧看出城镇化对人均生态足迹具有显著的拉升作用，6个模型中，第一个为0.01水平显著，其余为0.05水平显著，弹性系数在0.61到0.85之间，可以认为相当大。而都市化则对人均生态足迹表现出了显著的抑制作用，模型1与模型3为0.1水平显著，其余至少为0.05水平显著，其弹性系数为-0.36到-0.51之间，抑制作用相当可观。大致地，城镇化人口比重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人均生态足迹增长大半个百分点；而都市化人口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人均生态足迹下降少半个百分点，并且这种规律是显著存在的。而在动态面板中，因控制了因变量的一期滞后而导致预测性能增强，调整的R2达到0.931的高水平，但也隐藏了部分城市化的显著性，即一期滞后内化了部分效果。即便如此，当期的城镇化仍在0.1水平显著，而都市化在0.05水平显著，
结论依然不变。
控制变量的选择基本与表2类同，只是增加了人均CO2排放量、政府购买与人均储蓄存量。同样考虑了固定资本存量与储蓄存量，消费与产出之间潜在的相关性等问题，我们并不使其同时成为控制变量。 之所以选择人均CO2作为控制变量是因为，生态足迹的统计中包含的碳足迹，表现出对生态足迹非常显著的贡献效应，而我们更加关心对实际本土的足迹影响，鉴于CO2的外部性，将其影响控制起来。政府购买则可能是生态环境等支出的较好的替代变量，因二者常成固定比例。因此政府购买的生态足迹弹性为负值，虽然显著性不强，但也合理；其余控制变量，生态承载力自然给予国家生态足迹消费的资源禀赋支持，故基本为正的显著效应；消费本来与生态占用相关，因此基本也是正的显著效应；固定资本所代表的技术仍旧为显著的削减生态足迹效应，与表2结果一致，原因是蕴含现代技术的固定资本存量可以提高某些流动资本等生态投入的效率，进而避免了刀耕火种式的高消耗、低收获的生产方式。
综上所述，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表1的第6种情况更加接近现实，即控制收入、消费等因素，大都市的人均生态足迹可能小于农村的人均生态足迹，而最大是城镇的人均生态足迹。
4.3关于城镇化及都市化对承载力因素的影响分析
表4列出了从生态供给方面的回归，被解释变量为总人均生态承载力与生态承载力除海洋之外的分类承载力足迹，即森林、耕地、草地与建筑用地。回归结果可以看
出：城镇化除了对草地承载力有正的显著效应，对其余变量都是负的显著效应。换言之，城镇化明显占用了森林、耕地、建筑用地等足迹资源，导致总生态承载力的降低，这非常不利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保持，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都市化除了对草地有显著的保护意义外，对其余分类承载力并没有显著影响；对总的人均生态承载力仍旧是起到促进作用。
上述结果的背后原因为：其一，草原上人口与城市都稀少，无论是城镇化还是都市化都能腾出大片的草原面积，促进草原资源的维护。其二，城镇化因大面积使用土
地，使得遍地开花的市镇挤占诸多森林资源，尤其是山区的小城镇化，同时城镇化占去了大量建筑用地与耕地，耕地的减少弹性较大。其三，都市化因将众多人口集中到有限的大都市之内，反而有利于耕地与林地的整合与保护。因大都市往往远离山区等地，大都市大量吸引市民居住，集约生活的方式，远离对自然界的直接破坏，便缓解了周围的生态环境压力。
对于控制变量，DP表示人口密度（Density of Population），人口密度对人均生态承载力、森林、草地仍有显著负面影响，这可能是人口密度对人均量的负外部性，或者负的溢出效应；对人均建筑承载力影响不显著，原因是高楼集约式居住方式的存在，使得来者不拒，在空间上向上发展，而不占用建筑用地。消费对承载力为负的效应，储蓄为正的效应，这是因为储蓄本来就包含对自然资源的维护与经营，如育苗等，而现代高水平的消费已经触及生态环境的存量本体，而不是再生量可以满足的。
5进一步思考及对中国的启示
鉴于发达国家的人口密度普遍比中国东部地区小，且已基本完成了都市化过程。一般地，其都市人口的比重较大，而人口密度大的发达国家尤其如此。例如2012年，日本的百万都市人口比重已达到50.5%，超过全国人口一半；美国达到48%，韩国47%接近一半；澳大利亚达到60%以上。2013年，中国百万以上都市人口比重约22.4%。
例外的是，在欧洲国家，都市人口比重往往较小，城镇人口比重较大。欧洲在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上仍做得不错。其原因有四：首先，欧洲形成了普遍的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制度。作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地，欧洲历史上饱尝环境污染的教训，养成了注重生态环境的传统。例如，CO2排放量权交易机制便于2011年在欧盟首先通过批准；其次，欧洲技术发达，能源循环利用与垃圾处理效率都很高，客观上缓解了生态环境压力。其三，人口密度较中国中东部低，且生态资源禀赋很好。欧洲生态承载力相对较好，为中国的2到4倍之间，德国与法国的人均生态承载力甚至在过去的30年中呈增加趋势。最后，其小城镇的文明程度极高，排污、垃圾处理、环保意识等各方面都很优胜。虽然，在面板数据回归中，控制这些因素后，都市化仍旧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但其国家优厚的先天禀赋，使得小城镇化也还未威胁其国的可持续发展。总之，欧洲生态环境压力较小的原因并非因城镇化，而是其丰厚的生态承载力、适中的人口密度、先进的技术、文明的环保意识与环保制度一起，可以承载城镇化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
而中国正在实施的城镇化，上述优势并不存在。首先，中国人均生态资源禀赋先天脆弱；另外，基础如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尚未形成，污水处理设施更是缺乏，民众的生态保护意识不强，人口压力较大。实际上，中国可能不具备欧洲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结果伴随中国城镇化过程，难以计数的县城、市镇周边的河流、土壤、森林遭受严重的污染、占用与破坏，甚至在污染的市镇旁出现“癌症村”现象。另外，许多地区的城镇化过程中不太重视对土地的合理、规范的科学规划，使得各地自然资源与耕地流失很多，这无疑加大了生态环境压力。
韩国与日本的人口密度与中国接近，其都市人口比重为中国的两倍多，他们的都市化道路、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垃圾及污水处理、能源循环利用方式等涉及科技、制度、经验的多方面都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另外，美国东部地区大都市群与中国东部地区都市群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作为高度都市化国家，美国在以上方面的经验也值得中国学习。
我们认为，都市化并非仅发展现有的百万人口大城市，而是刺激并合理规划更多百万以上人口大城市形成，积极发展特大城市作为区域经济核心，集聚大量人口，腾出更多生态空间。而对1 000万人口以上的巨大型城市，也须对其规模适当限制。理由有二：其一，居民生活品质需求。特大型城市的确能容纳海量人口，为可持续发展腾出巨大空间，保护其他地区生态环境，但过于密集大规模的城市布局却有可能对本城市居民造成不便，甚至局部性的空气污染。其二，单体过大城市可能引发竞争不平衡，其巨大的经济吸引力可能抑制区域中其他大城市的发展。 6结论与建议
将城市化归纳为城镇化与都市化两种模式，通过实证研究揭示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内在的规律，认为都市化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并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百万人口以上城市的人口聚集带来的都市化，总体上有助于缓解生态环境压力，降低人均生态足迹，并因腾出可观的生态环境资源而倾向于增加人均生态承载力。如此为生态环境减负，有利于培养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通过刺激供给，削减需求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其二，百万以下城镇人口集聚带来的中小城镇化，总体上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一方面遍地开花地占用大量生态环境资源，包括森林、耕地等，进而减少生态承载力供给；另一方面，其城镇低效、分散、粗放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增加了人均生态足迹。
其三，人均固定资本存量、人均储蓄、政府购买都对可持续发展具有潜在的促进作用。
本文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首先，推行都市化战略，充分发挥大都市的规模经济效应；并以人口高度集中的大都市为自然生态资源环境腾出更多保护空间，但同时也注意适当限制1 000万以上人口巨型城市的膨胀。
其次，适度限制城镇化，避免粗放式，大量占用土地的城镇化，尤其在生态环境优良的地区，不适合中小城镇化；对已在扩张的中小城镇，应注意土地的集约使用，保护城镇周围的农田、森林等自然生态资源。
再次，注重发展城市中的公共设施，提高能源利用的集约度，进而以规模经济提高效率；宣传推广节约、文明的生活方式与道德理念；尽快完善全国范围内城市的污水、垃圾分类处理系统，遏制生态环境恶化污染势头。
另外，立法规范城市发展要求，学习国际优秀城市化经验与相关配套制度，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最后，提高政府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循环经济等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公共开支；注重技术创新，提升人均资本存量，发挥高科技带来的效率提升。
（编辑：常勇）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罗淳. 中国“城市化”的认识重构与实践再思[J]. 人口研究， 2013，37（5）：3-15. [Luo Chun. On China’s Urbanization： Knowledge Rebuilding and Practice Rethinking [J]. Population Research， 2013， 37（5）： 3-15.]
[2]李培林，陈光金，张翼，等. 社会蓝皮书：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Li Peilin， Chen Guangjin， Zhang Yi， et al. Blue Book of China’s Society： Society of China Analysis and Forecast（2014） [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3.]
[3]李强， 陈宇琳， 刘精明. 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 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 （7）： 82-100. [Li Qiang， Chen Yulin， Liu Jingming. On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2 ， （7）：82-100.]
[4]王桂新. 城市化基本理论与中国城市化的问题及对策[J]. 人口研究， 2013， 37（6）： 43-51.[Wang Guixin. The Basic Theory of Urbanization and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J]. Population Research， 2013， 37（6）：43-51.]
[5]张健雄. 论我国的生态环境战略和城市化道路[J]. 管理世界， 1989，（2）：177-185.[Zhang Jianxio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trategy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J]. Management World， 1989， （2）： 177-185.]
[6]王放. 论中国可持续的城市化道路：兼论现行城市发展方针的局限性[J]. 人口研究， 1999， （5）： 56-63. [Wan Fang. China’s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Road：The Limitations of the Current Urban Development Policy[J]. Population Research， 1999， （5）： 56-63.]
[7]冯云廷. 从城镇化到城市化： 农村城镇化模式的转换[J]. 中国农村经济， 2006， （4）： 71-74.[Feng Yunting. From Towns to Metropolises in Urbanization： The Conversion Rural Urbanization Mode [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06， （4）： 71-74.]
[8]辜胜阻， 李华， 易善策. 均衡城镇化： 大都市与中小城市协调共进[J]. 人口研究， 2010， （9）： 3-11.[ Gu Shengzu， Li Hua， Yi Shance. Balancing Urbanization b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Megacities and Medium and Small Cities [J]. Population Research， 2010， （9）： 3-11.] [9]秦尊文. 小城镇道路： 中国城市化的妄想症[J]. 中国农村经济， 2001， （12）： 64-69.[Qin Zunwen. Small Towns： Paranoia of China’s Urbanization [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01， （12）： 64-69.]
[10]潘家华. 与承载能力相适应 确保生态安全[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 （5）： 12-17.[Pan Jiahua. Corresponding to the Bearing Capacity to Ensure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3， （5）： 12-17.]
[11]刘耀彬， 陈斐.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消耗 “尾效” 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07， （11）： 48-55. [Liu Yaobin， Chen Fei. Analysis on Resources Consumption Drag of China’s Urbanization [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y， 2007， （11）： 48-55.]
[12]金钟范. 韩国小城镇发展政策实践与启示[J]. 中国农村经济， 2004， （3）： 74-78.[Jin Zhongfan. The Practice and Enlightenment of South Korea’s Small Towns Development Policy [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04， （3）： 74-78.]
[13]陈美球. 小城镇道路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与《小城镇道路： 中国城市化的妄想症》作者商榷[J]. 中国农村经济， 2003， （1）： 72-74.[Chen Meiqiu. Small Towns Is the Indispensable Process in our Urbanization Way：The Discussion with the Author on 〈Small Towns： Paranoia of China’s Urbanization〉 [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03， （1）： 72-74.]
[14]中国金融40人论坛课题组. 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J]. 金融研究， 2013， （5）： 114-125.[40 Person Research Group of Chinese Finance. Land System Reform and the New Urbanization [J].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2013， （5）： 114-125.]
[15]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科学院，全球足迹网络，等.中国生态足迹报告2012[R].2012.[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lobal Footprint Network， et al. China Ecological Footprint Report 2012[R].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