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敬、贾赦、贾政三兄弟，体现了不同的人生观和处世态度。分别代表了封建社会末期上层贵族的三种不同类型，窥斑见豹而知所有官场。贾敬，代表的是上层社会逃避现实的退隐者；贾赦，代表的是贵族阶层中的一味享乐者，整日只知吃喝嫖赌且作恶多端的社会蛀虫。作者对这两者的态度是否定的。
　　贾政，代表的是封建社会中正统的士大夫，虽然是有些食古不化。与贾敬、贾赦相比，贾政这样的欲“补天”却“无材补天”者，更多地寄托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真切感悟与反思。封建社会末期，以贾政为代表的正统士大夫们遵守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并用心良苦地试图用这一套规范来挽回当时社会江河日下、大厦将倾的局面。然而，他们已回天无力。在当时的人们眼中，他们是为人称道的正人君子。他们那种力挽狂澜的姿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于今日看来也是可圈可点的。
　　贾敬逃避现实，对家族子弟放任自流，对国事莫不关心；贾赦败坏家风，祸国殃民；贾政食古不化，治家无方、为官无能。从贾敬、贾赦、贾政三兄弟身上，我们可以看出贾氏家族败亡的原因及其必然性。从他们三兄弟所代表的三种类型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社会表面是轰轰烈烈的“康乾盛世”，然而实际上，在整个封建社会已是回光返照的末世阶段。当时末世的征兆无处不显：功名、官职可以用钱粮大肆捐纳，整个官场是“凡清官都犯事，凡污吏尽升迁”的黑白颠倒，整个社会风气是“一日卖了三千假，三日卖不出一个真”、“假作真时真亦假”的真假易位。贵族显宦世家的男主子大都是凭借祖荫或捐纳而得官爵，因此或庸碌无能，或自私贪婪，或残暴荒淫。作者笔下的贾府便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大厦将倾，无论是贾政的力挽狂澜，还是王熙凤的机关算尽、探春一时的兴利除弊都难以挽回局面了。
　　以贾政为代表的正统士大夫们没有认识到社会在不断进步，过时的社会规范已不能适应现时的社会，仍固执地尝试维护正统、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却无济于事。他们努力使自己成为“训子有方”的父亲，“治家有法”的家长，忠心为国的臣子。但结果是，儿子“忤逆”，家业零落，官场失意。他们虽然认识到社会的巨大危机，却又苦于无法解决，与逃避者、享乐者、叛逆者相比，他们更为苦闷。他们还算比较正直，比起逃避的贾敬们、腐朽的贾赦们，还算得上是上层社会的支柱。可叹的是，他们身处封建末世，一切努力均是有所作为的初衷、无所作为的结局，枉费心机，终成泡影。“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肖”，可见作者将“补天”者的失败原因归于“末世”的原因。对于“补天”者本身，作者的态度是肯定的、怜惜的。对于贾政这样封建社会的“末世补天”者，我们可以相信作者的态度一定也是给予肯定、怜惜的。
　　另一方面我们则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末世”是不寄予希望的，靠“补天”来维持已经不可能，那么只有推翻重建了。但是我们客观地讲，作者处于当时社会很难想到用大的社会变革来改变社会，就算是传统的希望用改朝换代来革新，作者也是万万不能也不敢在作品中表露出来的。作者一方面感叹于末世人间的“悲欢离合、兴衰际遇”，一方面又忧心于国家的日益衰败。他预知大厦将倾而又缅怀盛世，他补天无门也无术，苦苦思索而不得解脱，最终只能用虚无的思想来麻醉自己：“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我们假想作者如果是贾敬式的逃避者，那么，他是不会苦闷于社会国家的，他会避而不谈；如果是贾赦式“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乐者，那他想得也不会那么长远；作者的思维也正是站在贾政式“补天”者角度的，而我们可以想象到的贾政于国于家那一份无奈、苦闷，贾政的那种对于清明盛世的缅怀，也是与作者的思想相符合的。人们认为作者是宝玉的原型，这有他的道理，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作者的感情却更与贾政相近。在贾政身上，作者寄托着他对社会人生的认识，表达了他内心复杂的感情，我们可以试着将贾政作为作品中的“自我”，也许会有更多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