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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管仲是春秋时期的政治家、哲学家，是法家代表人物和思想先驱。以其法家治国理念辅佐齐桓公成功治理齐国，抗衡诸国。后人称其为管子。其治国思想集中体现在《管子》一书中。中国传统文化不乏当代内政外交思想精髓，唯有内儒外法，兼顾国际关系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两极，方可在全球化時代的大国博弈中保持自身的发展。管仲法家思想，虽有与现代民主社会、自由市场理念相抵触之处，然而却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抵御某些大国对别国内政的缓慢渗透方面开出了一剂良药。在全球格局和国际组织中，虽然不同国家的责任性质和大小不同，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这些属性和要素共同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内儒外法的治国理念在当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中的充分展现。
关键词： 管仲; 全球化; 命运共同体; 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 D114.4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9.01.016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9）01-0085-04
一、反全球化浪潮中的大国担当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即宣布废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维系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单方面要求修改，声称退出WTO。由于来自内部的压力，美欧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 TTIP） 谈判中举步维艰。美欧多国领导人从对全球化的一贯支持立场上退回到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将新兴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视为搭便车者。美国声称对中国将征收惩罚性关税，欧盟也在2016年发布《对华新战略要素》，认为中国产能过剩对欧洲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全球化”在这里成为一个贬义词。
西方发达国家的外交政策受到反全球化浪潮的势头影响，政策方向正处于调整和转型时期。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认为，区分政党的标志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左或右，而是开放还是保守，如欢迎移民还是拒之门外、开放贸易还是保护国内产业、支持文化交流还是进行文化保护。[1]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现象都是与全球化紧密相连的。反全球化以社会抗议行动为表现形式，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思潮，社会力量是这一思潮的主要推动力。逆全球化是力图倒转全球化的国家蜕变，若无国家权力介入则失去生命力。这两者总是与全球化如影随形。
关于大国如何在推动国际合作中积极担当，创设国际机制的问题，管仲为此开出了良方：
谨于一家则立于一家，谨于一乡则立于一乡，谨于一国则立于一国，谨于天下则立于天下。是故其所谨者小，则其所立亦小。其所谨者大，则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谨者，不大立。[2]1177
美国一直在贸易问题以及其他国际制度安排上批评中国，认为中国长期存在“搭便车”行为，无偿享受由美国的全球治理成本带来的效用。而美国提供所谓公共产品的性质和方式决定了“搭便车”论调是一个伪命题。
从外溢范围来看，区域性公共产品是指界于国内公共产品和全球公共产品之间的那类产品。[3]中国开展对外援助，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某种程度上便是一种地区性公共产品。而美国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制度扩张和经济本位，实际上是在强行兜售其国内制度，将其国内产业链的低端链条向发展中国家扩散，而由此带来的社会成本和健康成本却是由别国来买单的。因此，认为发展中国家搭美国“便车”这一论调为西方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者推动反全球化浪潮做了铺垫。
随着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收缩，亚太经济事务的变革调整以及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正在向其他国家提供包括“安全”、“制度理念”、“政治认同”等方面的公共产品，从而被认为是“被搭便车者”。
中国在提供安全公共产品时，不能将目光仅局限在安全领域内，不能将供应方式仅拘泥于凭借中国自身去倡导。[4]在为东亚地区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中，正如王毅外长所言，中国秉持的是互利共赢的出发点，不是赢者通吃的思维方式，摒弃了美国式的“领导者”角色。中国既不希望去领导别国，也不希望被别国领导。中国在地区公共产品的提供方面，提到了弥补供应不足的效用。
明主内行其法度，外行其理义。故邻国亲之，与国信之。有患则邻国忧之，有难则邻国救之。乱主内失其百姓，外不信于邻国，故有患则莫之忧也，有难则莫之救也。外内皆失，孤特而无党，故国弱而主辱。故曰：独国之君，卑而不威。[2]1187
大国积极提供公共产品的同时，不能以干涉别国内政作为交换条件。然而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积极介入地区性和国际性协调机制，也是很多国际组织所积极倡导的，比如地区性安全共同体，作为区域公共产品的“安全”要素，这是中国在未来需要积极去建构和主导的，如何体现大国的全球治理担当，是研究大国外交理论的关键所在。一个大国成功的领导作用需要在多边协调过程中创设机制，付出制度成本，既是主导，也是治理。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发展，主导制度变革的不一定就是大国，任何国内制度与国内市场完善的小国家，都可能在软实力上成为“大国”。
中国主持六方会谈、建设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亚太经合组织（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起成立“亚投行”、2016 年还将轮值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会议，这一切其实就是在担当国际领导责任。未来的中国需要在许多全球和地区事务上发挥更多领导作用。[5]
二、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
管仲在《管子·国蓄》一书中说：
利出于一孔，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2]1262 利益的流转途径称为“孔”。意思是通过行政、司法、财政等国家治理手段统筹支配全国资源，掌控好社会财富分配，将国民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集中治理。
后法家两位代表人物商鞅和韩非是这样解释这段话的。管仲此论中，“利出一孔”是指通过农业政策来管理百姓，一切由农业生产而产生出的资财货利均由国家统一管理，避免人民自由经营，即今天所谓的国家垄断经济。
在20世纪80年代，以未来学家著称的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这本书中对全球化时代的未来走向进行了科学预测和论证，其中很多判断后来在现实中也得到了准确的印证。比如书中提到全球化时代经济运行方式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会分散并弱化治理主体的思想，就与《管子》殊途而同归。
全球化要求国家逐步降低直至放开对外经济往来的限制，在制度安排层面还需要把这种限制权转让给国际组织，事实上等同于一国放弃了部分主权。当前国际形势显示出发达国家有意要“收回”在全球化进程中丢失的主权。英国公投脱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众不满本国的经济管理权交给欧盟机构，不愿意继续接受欧盟各种规定的“管辖”，而是要按照自己的国家意志和利益做决策。[6]
在国内治理体系中强化中央的调控力度，“与中央保持一致”有利于形成“全國上下一盘棋”的治理格局，也有利于应对全球化时代带来的国际冲击以及别国的消极介入，有利于应对全球化带来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侵入。而在外交格局中，一国治理能力的强化与全球治理多元化的趋势是一致的，而与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浪潮是对立的。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要求主权国家在实现国内“归于一孔”的有效治理局面的同时，积极介入全球性的功能性国际组织，通过功能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强调“溢出效应”，形成合作型、伙伴型的多元互动局面。
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保护主义不仅在发达国家兴起，在当今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是风风火火。逆全球化浪潮并非发达国家的特有现象，而是全球通病，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仅仅是程度上和形式上的区别。
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报告《全球贸易预警》指出，2008 年11 月至2016 年10 月，二十国集团成员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总计达到创纪录的5560 项，最近一年来新增贸易保护主义措施401 项。如果加上发展中国家同期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相关数据无疑将更加令人紧张。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风潮是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贸易增长缓慢的重要因素。[7]
固然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大势所趋，然而也必须看到作为一把双刃剑的全球化造成了全球经济社会矛盾的加深，成为多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直接或间接诱因。管仲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一孔论”，虽然是在诸侯割据的藩国争战时代中产生的，然而从另一个侧面预示到了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存的今天，巩固国家主权，掌控产业经济与货币经济的调节手段，将考验一个国家治理国内问题与应对全球化问题的重要实力。
维持既有秩序、不试图另起炉灶，但要求全球治理的改革与重建，要求“改革”国际金融机构。[5]如果发起“金砖合作”、“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是中国要增大对“国际公共产品”的贡献，那么同样地，中国也面临着增加联合国会费、提升维和行动的支出等国际责任。
建设“命运共同体”，应该超越“利益共同体”。传统的经济合作模式有很多需要反思和改善的地方，中国对外投资搞基础设施建设，不是昔日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或者“门罗主义”，也不是封建时代的“朝贡体系”。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经济合作的基础之上实现亚洲安全观的全球推广，寻求共同价值、共同理念的最大公约数，才是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弈，古之善射者也，调和其弓矢而坚守之，其操弓也，审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发而多中。明主犹弈也，平和其法，审其废置而坚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举而多当。道者，弈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发矢也。故曰：弈之道，非射也。造父，善驭马者也，善视其马，节其饮食，度量马力，审其足走，故能取远道而马不罢。明主犹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审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伤。故术者，造父之所以取远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驭者，操辔也。故曰：造父之术，非驭也。[2]1176
治国有道，必以其道治之，治民有法，必以其法得人心。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仅仅是经济合作的成功展开，也是获得别国尊重、获得全球认同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积极展现。
三、全球化带来的两极分化
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是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其忠，士不尽其死矣。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2]1264
管仲提到，治理国家要懂得“轻重之术”，否则就无法运用起经济杠杆这一张网来控制市场，从而就无法通过财政支配来实现成功的国家治理。如果一个国家如果出现富可敌国的超级富商，就说明社会资产的大量流失。从而国家在行政能力和军队建设上都会受到削弱。农业和商业都会因市场波动而随之起伏，如果国家无法实现有效的调控，不法商人就会利用这一机会巧取豪夺。在政策方面，如果治理出现偏差，民众会因为先天禀赋的差异而产生贫富分化，造成社会问题，从而进一步削弱国家的治理能力，阻碍法制的建设。
智者赚到了十倍的利润，而愚者却不能保本。这里生动地描绘了公共治理若不能调节好商业投机者引起的市场两极分化，便加剧了贫富差距，最终造成富人不肯在税收调节等诸多财政政策上与政府保持一致，穷人也因对法令失去畏惧而使政府失去威信。 且君引錣量用，耕田发草，上得其数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乎？[2]1266
国家经过度量统筹，国内的耕地面积可以基本满足人民赖以生存的粮食生产，本来是自给自足的。之所以有人民挨饿的情况存在，是因为有囤积粮食的行为。国家发行货币作为民间通货手段，基本上是符合市场需要的，然而却有购买力不足，人均可支配收入捉襟见肘的现象，则是因为货币被囤积。因此，治理好一个国家，应打压囤积行为，调剂短缺，统筹兼顾。在治理农业生产的同时还应加强对市场流通货币的管理，避免通货膨胀，避免“贫富相倾”。
特朗普主义是美国收入差距拉大、产业空心化、移民与恐怖主义威胁和反建制力量崛起的产物，它在实施中具有右翼民粹、强人政治、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以及大政府影子等特点。在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下，特朗普主义在基础设施建设、减税、贸易保护主义和移民政策等问题上都会面临较大的挑战，实施前景与效果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8]
全球化浪潮将与逆全球化浪潮长期并存，因此并不会因特朗普主义的一时狂热而暂缓脚步。美国所面对的时代問题也同样是作为地区性大国的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国内经济的平衡发展、地区经济的协调推动、产业经济和社会分层的统筹兼顾，都需要在全球治理的国际层面得到关注，并且服务于全球经济体系的有效变革，有效解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也将缓解和解决全球性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处于全面深度调整过程中的当代世界经济面临着国家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势头。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作为全球化升级的载体，为新型全球化带来革新、联通、共赢、善治的战略意义，为新型全球化在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构建互联互通网络、形成命运共同体、优化全球治理等方面提供的新机遇。[9]
互利共赢的新型全球化要求全球治理机制的不断完善，基础设施、贸易、产业投资、科技创新和能源开发都朝着普惠、包容、协调的方向发展。中国正逐步接近国际舞台的中心，且中国也是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种种实惠。虽然中国国内反对全球化的呼声与主张自由贸易、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呼声同样高涨，然而准确判断，以中国特有的方式引领全球化才是明智之举！
四、结语
在人们惊呼逆全球化潮流袭来之际，中国政府全力呼吁捍卫全球化的成果，并尽力竭心地为全球化的推进提供中国方案：“一带一路”的设想，达沃斯论坛的吁求，都表现出中国对全球化进程得以持续下去的满心渴望。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化的中坚力量。[10]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尊重他国主权，在不损害他国国内产业利益的前提下，扶持和援助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辅以融资支持，实现互利共赢的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种新型全球化理念，在当今反全球化国际浪潮中推动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的开展。
2017年12月18日美国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年1月19号出台的国防战略报告都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美战略重心也逐步转向大国关系。“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新的道路选择”不等于中美两国存在模式之争。美国目前把俄罗斯视为军事威胁，而将中国此部分看作对美国的经济侵略者，中国的制度和发展模式以及价值观都对美国社会形成了重大挑战，中国威胁论再度抬头。中美两国应在经贸往来上通过各个部门进行对话，就目前来看，在美国，国防部的力量比较强势，国务院、商务部、财政部正在被边缘化，而中国应该更多地和这些部门保持接触，通过这些部门来影响美国当局决策者。美国在东南亚发展同盟关系来应对中国的发展，同样中国也应该在国际上寻求更多的伙伴关系来巩固周边安全。
新时代中国特色外交理念展现出了四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第二，合作共赢的新型合作关系;第三，开放型世界经济;第四，全球伙伴网络。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宏观规划之下，包含了合作共赢的新型合作关系，开放型世界经济与全球伙伴网络后面三个层次的内容。
避免中美两国走向零和博弈，解除修昔底德陷阱的咒语，方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而对发展中国家，中国则秉持正确的义利观，比如中非合作共赢，实现双赢博弈，针对亚太地区与中国周边，开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亚太模式，构建亚洲新安全观。
传统的全球化理论实际上片面地被等同于西方化，从而被打上了西方价值观的烙印，由此带来的全球化分工格局是不平等的，不公正的。而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是以平等，互利作为前提的，因此是共赢的，是开放的，也是“伙伴性质”的。
国家的领土面积有大有小，在全球格局及国际组织中的责任性质和大小也不同，但理应都是平等的，都是伙伴。这些属性和要素共同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也是以管仲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中内儒外法的治国理念在当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中的充分展现。
参考文献：
[1]“Drawbridge up”[J].The Economist，July 30，2016：16.
[2]黎翔凤.管子校注[M].梁运华，整理.中华书局，2004.
[3]丹尼斯·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M].杨春学，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2.
[4]孙云飞.从“搭便车”到“被搭便车”：中国供应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选择[J].太平洋学报，2015（9）.
[5]庞中英.中国外交的“不”与“有”[J].世界知识，2015（13）.
[6]刘明礼.西方国家“反全球化”现象透析[J].现代国际关系，2017.
[7]徐坚.逆全球化风潮与全球化的转型发展[J].国际问题研究，2017.
[8]盛斌，宗伟.特朗普主义与反全球化迷思[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9]辜胜阻，吴沁沁，王建润.新型全球化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17.
[10]任剑涛.逆全球化、民主轴心与全球化重构[J].探索与争鸣，2017：42.
[责任编辑、校对：党 婷]
关键词： 管仲; 全球化; 命运共同体; 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 D114.4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9.01.016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9）01-0085-04
一、反全球化浪潮中的大国担当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即宣布废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维系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单方面要求修改，声称退出WTO。由于来自内部的压力，美欧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 TTIP） 谈判中举步维艰。美欧多国领导人从对全球化的一贯支持立场上退回到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将新兴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视为搭便车者。美国声称对中国将征收惩罚性关税，欧盟也在2016年发布《对华新战略要素》，认为中国产能过剩对欧洲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全球化”在这里成为一个贬义词。
西方发达国家的外交政策受到反全球化浪潮的势头影响，政策方向正处于调整和转型时期。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认为，区分政党的标志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左或右，而是开放还是保守，如欢迎移民还是拒之门外、开放贸易还是保护国内产业、支持文化交流还是进行文化保护。[1]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现象都是与全球化紧密相连的。反全球化以社会抗议行动为表现形式，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思潮，社会力量是这一思潮的主要推动力。逆全球化是力图倒转全球化的国家蜕变，若无国家权力介入则失去生命力。这两者总是与全球化如影随形。
关于大国如何在推动国际合作中积极担当，创设国际机制的问题，管仲为此开出了良方：
谨于一家则立于一家，谨于一乡则立于一乡，谨于一国则立于一国，谨于天下则立于天下。是故其所谨者小，则其所立亦小。其所谨者大，则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谨者，不大立。[2]1177
美国一直在贸易问题以及其他国际制度安排上批评中国，认为中国长期存在“搭便车”行为，无偿享受由美国的全球治理成本带来的效用。而美国提供所谓公共产品的性质和方式决定了“搭便车”论调是一个伪命题。
从外溢范围来看，区域性公共产品是指界于国内公共产品和全球公共产品之间的那类产品。[3]中国开展对外援助，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某种程度上便是一种地区性公共产品。而美国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制度扩张和经济本位，实际上是在强行兜售其国内制度，将其国内产业链的低端链条向发展中国家扩散，而由此带来的社会成本和健康成本却是由别国来买单的。因此，认为发展中国家搭美国“便车”这一论调为西方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者推动反全球化浪潮做了铺垫。
随着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收缩，亚太经济事务的变革调整以及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正在向其他国家提供包括“安全”、“制度理念”、“政治认同”等方面的公共产品，从而被认为是“被搭便车者”。
中国在提供安全公共产品时，不能将目光仅局限在安全领域内，不能将供应方式仅拘泥于凭借中国自身去倡导。[4]在为东亚地区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中，正如王毅外长所言，中国秉持的是互利共赢的出发点，不是赢者通吃的思维方式，摒弃了美国式的“领导者”角色。中国既不希望去领导别国，也不希望被别国领导。中国在地区公共产品的提供方面，提到了弥补供应不足的效用。
明主内行其法度，外行其理义。故邻国亲之，与国信之。有患则邻国忧之，有难则邻国救之。乱主内失其百姓，外不信于邻国，故有患则莫之忧也，有难则莫之救也。外内皆失，孤特而无党，故国弱而主辱。故曰：独国之君，卑而不威。[2]1187
大国积极提供公共产品的同时，不能以干涉别国内政作为交换条件。然而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积极介入地区性和国际性协调机制，也是很多国际组织所积极倡导的，比如地区性安全共同体，作为区域公共产品的“安全”要素，这是中国在未来需要积极去建构和主导的，如何体现大国的全球治理担当，是研究大国外交理论的关键所在。一个大国成功的领导作用需要在多边协调过程中创设机制，付出制度成本，既是主导，也是治理。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发展，主导制度变革的不一定就是大国，任何国内制度与国内市场完善的小国家，都可能在软实力上成为“大国”。
中国主持六方会谈、建设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亚太经合组织（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起成立“亚投行”、2016 年还将轮值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会议，这一切其实就是在担当国际领导责任。未来的中国需要在许多全球和地区事务上发挥更多领导作用。[5]
二、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
管仲在《管子·国蓄》一书中说：
利出于一孔，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2]1262 利益的流转途径称为“孔”。意思是通过行政、司法、财政等国家治理手段统筹支配全国资源，掌控好社会财富分配，将国民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集中治理。
后法家两位代表人物商鞅和韩非是这样解释这段话的。管仲此论中，“利出一孔”是指通过农业政策来管理百姓，一切由农业生产而产生出的资财货利均由国家统一管理，避免人民自由经营，即今天所谓的国家垄断经济。
在20世纪80年代，以未来学家著称的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这本书中对全球化时代的未来走向进行了科学预测和论证，其中很多判断后来在现实中也得到了准确的印证。比如书中提到全球化时代经济运行方式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会分散并弱化治理主体的思想，就与《管子》殊途而同归。
全球化要求国家逐步降低直至放开对外经济往来的限制，在制度安排层面还需要把这种限制权转让给国际组织，事实上等同于一国放弃了部分主权。当前国际形势显示出发达国家有意要“收回”在全球化进程中丢失的主权。英国公投脱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众不满本国的经济管理权交给欧盟机构，不愿意继续接受欧盟各种规定的“管辖”，而是要按照自己的国家意志和利益做决策。[6]
在国内治理体系中强化中央的调控力度，“与中央保持一致”有利于形成“全國上下一盘棋”的治理格局，也有利于应对全球化时代带来的国际冲击以及别国的消极介入，有利于应对全球化带来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侵入。而在外交格局中，一国治理能力的强化与全球治理多元化的趋势是一致的，而与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浪潮是对立的。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要求主权国家在实现国内“归于一孔”的有效治理局面的同时，积极介入全球性的功能性国际组织，通过功能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强调“溢出效应”，形成合作型、伙伴型的多元互动局面。
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保护主义不仅在发达国家兴起，在当今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是风风火火。逆全球化浪潮并非发达国家的特有现象，而是全球通病，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仅仅是程度上和形式上的区别。
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报告《全球贸易预警》指出，2008 年11 月至2016 年10 月，二十国集团成员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总计达到创纪录的5560 项，最近一年来新增贸易保护主义措施401 项。如果加上发展中国家同期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相关数据无疑将更加令人紧张。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风潮是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贸易增长缓慢的重要因素。[7]
固然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大势所趋，然而也必须看到作为一把双刃剑的全球化造成了全球经济社会矛盾的加深，成为多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直接或间接诱因。管仲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一孔论”，虽然是在诸侯割据的藩国争战时代中产生的，然而从另一个侧面预示到了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存的今天，巩固国家主权，掌控产业经济与货币经济的调节手段，将考验一个国家治理国内问题与应对全球化问题的重要实力。
维持既有秩序、不试图另起炉灶，但要求全球治理的改革与重建，要求“改革”国际金融机构。[5]如果发起“金砖合作”、“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是中国要增大对“国际公共产品”的贡献，那么同样地，中国也面临着增加联合国会费、提升维和行动的支出等国际责任。
建设“命运共同体”，应该超越“利益共同体”。传统的经济合作模式有很多需要反思和改善的地方，中国对外投资搞基础设施建设，不是昔日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或者“门罗主义”，也不是封建时代的“朝贡体系”。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经济合作的基础之上实现亚洲安全观的全球推广，寻求共同价值、共同理念的最大公约数，才是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弈，古之善射者也，调和其弓矢而坚守之，其操弓也，审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发而多中。明主犹弈也，平和其法，审其废置而坚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举而多当。道者，弈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发矢也。故曰：弈之道，非射也。造父，善驭马者也，善视其马，节其饮食，度量马力，审其足走，故能取远道而马不罢。明主犹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审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伤。故术者，造父之所以取远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驭者，操辔也。故曰：造父之术，非驭也。[2]1176
治国有道，必以其道治之，治民有法，必以其法得人心。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仅仅是经济合作的成功展开，也是获得别国尊重、获得全球认同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积极展现。
三、全球化带来的两极分化
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是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其忠，士不尽其死矣。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2]1264
管仲提到，治理国家要懂得“轻重之术”，否则就无法运用起经济杠杆这一张网来控制市场，从而就无法通过财政支配来实现成功的国家治理。如果一个国家如果出现富可敌国的超级富商，就说明社会资产的大量流失。从而国家在行政能力和军队建设上都会受到削弱。农业和商业都会因市场波动而随之起伏，如果国家无法实现有效的调控，不法商人就会利用这一机会巧取豪夺。在政策方面，如果治理出现偏差，民众会因为先天禀赋的差异而产生贫富分化，造成社会问题，从而进一步削弱国家的治理能力，阻碍法制的建设。
智者赚到了十倍的利润，而愚者却不能保本。这里生动地描绘了公共治理若不能调节好商业投机者引起的市场两极分化，便加剧了贫富差距，最终造成富人不肯在税收调节等诸多财政政策上与政府保持一致，穷人也因对法令失去畏惧而使政府失去威信。 且君引錣量用，耕田发草，上得其数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乎？[2]1266
国家经过度量统筹，国内的耕地面积可以基本满足人民赖以生存的粮食生产，本来是自给自足的。之所以有人民挨饿的情况存在，是因为有囤积粮食的行为。国家发行货币作为民间通货手段，基本上是符合市场需要的，然而却有购买力不足，人均可支配收入捉襟见肘的现象，则是因为货币被囤积。因此，治理好一个国家，应打压囤积行为，调剂短缺，统筹兼顾。在治理农业生产的同时还应加强对市场流通货币的管理，避免通货膨胀，避免“贫富相倾”。
特朗普主义是美国收入差距拉大、产业空心化、移民与恐怖主义威胁和反建制力量崛起的产物，它在实施中具有右翼民粹、强人政治、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以及大政府影子等特点。在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下，特朗普主义在基础设施建设、减税、贸易保护主义和移民政策等问题上都会面临较大的挑战，实施前景与效果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8]
全球化浪潮将与逆全球化浪潮长期并存，因此并不会因特朗普主义的一时狂热而暂缓脚步。美国所面对的时代問题也同样是作为地区性大国的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国内经济的平衡发展、地区经济的协调推动、产业经济和社会分层的统筹兼顾，都需要在全球治理的国际层面得到关注，并且服务于全球经济体系的有效变革，有效解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也将缓解和解决全球性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处于全面深度调整过程中的当代世界经济面临着国家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势头。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作为全球化升级的载体，为新型全球化带来革新、联通、共赢、善治的战略意义，为新型全球化在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构建互联互通网络、形成命运共同体、优化全球治理等方面提供的新机遇。[9]
互利共赢的新型全球化要求全球治理机制的不断完善，基础设施、贸易、产业投资、科技创新和能源开发都朝着普惠、包容、协调的方向发展。中国正逐步接近国际舞台的中心，且中国也是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种种实惠。虽然中国国内反对全球化的呼声与主张自由贸易、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呼声同样高涨，然而准确判断，以中国特有的方式引领全球化才是明智之举！
四、结语
在人们惊呼逆全球化潮流袭来之际，中国政府全力呼吁捍卫全球化的成果，并尽力竭心地为全球化的推进提供中国方案：“一带一路”的设想，达沃斯论坛的吁求，都表现出中国对全球化进程得以持续下去的满心渴望。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化的中坚力量。[10]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尊重他国主权，在不损害他国国内产业利益的前提下，扶持和援助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辅以融资支持，实现互利共赢的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种新型全球化理念，在当今反全球化国际浪潮中推动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的开展。
2017年12月18日美国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年1月19号出台的国防战略报告都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美战略重心也逐步转向大国关系。“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新的道路选择”不等于中美两国存在模式之争。美国目前把俄罗斯视为军事威胁，而将中国此部分看作对美国的经济侵略者，中国的制度和发展模式以及价值观都对美国社会形成了重大挑战，中国威胁论再度抬头。中美两国应在经贸往来上通过各个部门进行对话，就目前来看，在美国，国防部的力量比较强势，国务院、商务部、财政部正在被边缘化，而中国应该更多地和这些部门保持接触，通过这些部门来影响美国当局决策者。美国在东南亚发展同盟关系来应对中国的发展，同样中国也应该在国际上寻求更多的伙伴关系来巩固周边安全。
新时代中国特色外交理念展现出了四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第二，合作共赢的新型合作关系;第三，开放型世界经济;第四，全球伙伴网络。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宏观规划之下，包含了合作共赢的新型合作关系，开放型世界经济与全球伙伴网络后面三个层次的内容。
避免中美两国走向零和博弈，解除修昔底德陷阱的咒语，方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而对发展中国家，中国则秉持正确的义利观，比如中非合作共赢，实现双赢博弈，针对亚太地区与中国周边，开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亚太模式，构建亚洲新安全观。
传统的全球化理论实际上片面地被等同于西方化，从而被打上了西方价值观的烙印，由此带来的全球化分工格局是不平等的，不公正的。而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是以平等，互利作为前提的，因此是共赢的，是开放的，也是“伙伴性质”的。
国家的领土面积有大有小，在全球格局及国际组织中的责任性质和大小也不同，但理应都是平等的，都是伙伴。这些属性和要素共同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也是以管仲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中内儒外法的治国理念在当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中的充分展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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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云飞.从“搭便车”到“被搭便车”：中国供应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选择[J].太平洋学报，2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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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盛斌，宗伟.特朗普主义与反全球化迷思[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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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任剑涛.逆全球化、民主轴心与全球化重构[J].探索与争鸣，2017：42.
[责任编辑、校对：党 婷]